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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故作高人一等地宣称我赞成学问，或是赞成牧师受更好的教育，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掩盖真理的方法，会鼓励那些学养丰富的牧师们站出来宣称，反对他们的人等同于主张无知才是好的，无知才会带来虔敬。我们看看这些饱学的牧师，他们把神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对这个世界有何帮助？让我们回顾一下宣教的历史吧！我们看到，人是很容易骄傲的，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就是因为学历高而为人傲慢，导致他们自己无法成为宣扬福音的好牧师。但我不会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还是要感谢上帝让我们接受教育，赐予我们有教养、有资质、有精神的牧师。但是在主张教育的人看来，成百上千没受过太多神学教育的牧师会对我们推行的教育做何感想呢？没错，我们之中很多主张牧师接受教育的人都会高度赞扬早年建立卫理公会的那些不太有知识的旧式布道者，但我不会对这些昧着良心的人阿谀奉承，对于这些处于天龙国度的人，我认为他们心里真实的感受，其实是多亏有了那些无知的人，他们才能有今天的成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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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巡回布道者的人想表达的无疑正是这种感受，但是卡特赖特应该要承认他们并不是完全没道理。不是所有的福音派牧师都拒绝承认此事实。在芬尼之前，有一群福音派人士就曾这样说：“与未受过教育者相比，跟受过教育的人一起工作比较困难，这些人有世故复杂的心思，又喜欢质疑任何事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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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浸信会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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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在许多方面的历史都与卫理公会相仿，但因为浸信会的组织没那么集权化，更为坚持传统，支持牧师不需接受特别好的教育，甚至主张不支付牧师薪水，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转变较缓慢，不像卫理公会那么剧烈。威廉·沃伦·斯威特（William Warren Sweet）观察到：“没有任何其他教会像浸信会一般，对于受高等教育与领薪水的牧师那么反感。19世纪初期，这种偏见不但存在于在边区拓荒的团体中，甚至还存在于整个浸信会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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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曾受到有良好教育的牧师及传统优势教会的鄙视，尤其是在公理会当道的马萨诸塞州及遍布圣公会的弗吉尼亚州，他们常受迫害。他们习惯于选用一些教友来担任牧师，这些牧师可能是耕田的农夫或是制作板凳的木匠，就像任何一位教友一般，平常从事维持生计的工作，到了周日或是举办受洗礼与丧礼时，他们就摇身一变成了牧师。他们忙于营生，当然没时间念书，也不喜欢其他的牧师与他们在布道上竞争，更是坚决反对那些从新英格兰家庭传道协会来的牧师跟他们一起传道。他们借着抗拒“外来”影响与集权控制，建立起自己的信友团体。浸信会内甚至还有一种传说，谁跟传教协会有关系，就不欢迎他到浸信会来。一个肯塔基州的浸信会团体说：“我们不接受来自这些背离《圣经》精神的传道协会的个人或是团体加入我们。”伊利诺伊州有一个团体，在一封公开信中以极度怀疑任何权威的口气说：“我们宣布，我们跟《圣经》协会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认为任命一小群人来翻译神圣的《圣经》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守住自由，因为是耶稣让我们获得自由的，不要被束缚住了。”[43]的确，《圣经》的翻译被一个机构垄断的确可疑，而且要记住，浸信会对此的怀疑与不信任感，源自早年他们受到的迫害与嘲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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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反对传道协会派牧师来，那是因为他们反对集权式的领导。他们觉得，向教会中央机构让步就是让领导机构变成“罗马教宗与邪恶宗教”。浸信会中那些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支薪的外行牧师当然会痛恨受过良好教育、领高薪的牧师接近他们的信友。他们很自然地相信，这些受过教育、从东部来的牧师其实是为了钱才做此工作。[45]当时一位观察者认为，未受教育的牧师知道自己弱点何在，但是他们非但“不欢迎上帝派来更好的人推进这项事业，反而觉得自尊受损，这是心灵狭隘且懦弱之人常有的毛病”。一位浸信会牧师在反驳某个出来打圆场的人时说了一番话，证实上述对浸信会牧师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个打圆场的人说，没人强迫信友去听那些外来牧师宣道，而他们也没有要求金钱回报，除非本地教友自愿给他们。但是这位浸信会牧师反驳道：“出来打圆场的这位好弟兄，你要知道，森林里的大树会挡住小树的阳光，而这些外来牧师未来都会成为大人物，人们都会去听他们布道，就没人理会我们了。所以我们反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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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会友们和老派的卫理公会成员一样，无法理直气壮地完全抵挡要求牧师受教育的潮流。于是他们想在尊重他人的通过时保全自尊。弗吉尼亚州一个早在1789年就尝试创设神学院的浸信会组织是这么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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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周遭其他教会的弟兄们再也不能嘲笑我们不懂教会仪规了，也不能因为不习惯我们日常使用的宣道语言就忽视我们布道的内涵，如果我们这样做（其他事也一样）是为了主的荣耀，是为了拯救灵魂，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上天会赞成我们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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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会友们对此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应该获得其他教会的尊敬，也有人喜欢原来那种亲切、经济的布道方式。到了1830年，浸信会的领袖们已经在提供专业和支薪牧师、提升普通信徒的教育水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浸信会长期以来对于智识的偏见是不易立刻改变的，这需要日后不断地与奋兴派的影响做斗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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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布道家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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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内战之后，教会的社会地位有了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城市逐渐发展，于是向都市中的居民宣教便成了紧迫之事。当然这很困难，因为教会必须了解都市劳动者的心声，帮他们应对贫穷，还要尽量照顾从乡下移居城里的人。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奋兴派在都市中的利益发展得很迅速，因此成为迫切的问题。从穆迪时代到葛培理时代，福音派宣道者在大城市——而且是国际大都市——感化人数的多少成了他是否成功的最终指标。只能在乡间与小城镇布道的人被视为三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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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可说是介于芬尼与森戴间最出名的布道家。他父亲是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Northfield）的一个穷困泥瓦匠，而且在他幼时就过世了，他十八岁时受到一位曾在福音派做过巡回布道的公理会牧师感召而皈依。内战前夕，他正好二十岁出头，但已经开始参与教会在大城市中的宣教与慈善活动。他在芝加哥从事鞋类批发生意，事业颇为成功，但是1860年时决定弃商入教，成为独立布道者。内战时他活跃于基督教青年会，战后成为该会的芝加哥分会会长。穆迪自十三岁起失学，因此他从未寻求接受按立，成为正式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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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7年前，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基督教青年会与兴办主日学校，但出于好奇与宗教上的雄心壮志，他两次造访英国，观察那边的教会领袖如何领导。1837年，他应邀到英国开展一系列福音布道演讲，获得了生涯第一次重大成功。从1837年夏天开始，他带着自己的风琴师与唱诗人艾拉·D. 桑基（Ira D. Sankey）在两年间巡回于英国各大城市，包括约克（York）、爱丁堡（Edinburg）、格拉斯哥（Glasgow）、贝尔法斯特（Belfast）、都柏林（Dublin）、曼彻斯特（Manchester）、谢菲尔德（Sheffield）、伯明翰（Birmingham）、利物浦与伦敦等。光是在伦敦就有约两百五十万人听过他布道。自从卫斯理与怀特腓德之后，英国就没有出现过这么精彩的布道了。他离开美国时默默无闻，但回来时已是光芒万丈；从1875年到1899年过世为止，他不但被公认为美国福音派的布道第一人，也被奉为美国新教最伟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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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与芬尼很不同。芬尼用近乎可怕的力量震慑听众，但是穆迪却是和蔼可亲令人喜爱，用进入天堂的应允代替入地狱受苦的警告。他像曾出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一样身材矮胖，留着大胡子，但是他们俩不只是外貌体型相似而已。穆迪像格兰特一般是个单纯的人，但是有着坚强的意志力，他组织群众的力量就如同格兰特将军在攻克维克斯堡（Vicksburg）的著名战役中所展现的一般。他们两人都善于集中优势力量，进攻敌人最薄弱之处，使敌人的抵抗瓦解。他们都把真正的意图藏在诚恳的面容后。但他们也有差异。即使没有自信，格兰特仍会对他应做之事全力以赴；他在战前做生意失败，后来从政，虽然当上了总统，却未能留下好名声。而穆迪则是一个自信满满的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做生意成功，然后突然转向宗教；在任何需要毅力、精明、决断、魄力与人情味的现实生活领域中，他都能成功。他完全没什么知识，甚至连语法也不通，常因此受人批评。但是他熟谙《圣经》，了解他的听众。他布道时冷静镇定，不知疲倦，会反复问他的听众：“你是基督徒吗？”然后用口若悬河的语言劝勉众人，声音响彻整个讲堂，让人无所逃遁，最后大家终于被他鼓舞而走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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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讲话很概括，而且不拘泥于某个宗派，所以几乎所有宗派都欢迎他讲道，除了天主教与唯一神教派（Unitarians）、普救派（Universalists）等。[49]他也不屑于对神学做正式的讨论（我的神学！我不知道我还有神学！请你告诉我，我的神学是什么吧！）。[50]当时的知识、文化与科学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毫不掩饰对它们的不屑。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与主流的福音派传统一致的。虽然他并未攻击传统的牧师与他们所受的训练，但是他热烈主张一般信友参与布道的工作，并且认为那些受过正式训练的牧师“因为受教育而离信友越来越远”[51]。他认为任何教育只要不能满足宗教的需要，就都是无用的。他说，世俗的教育非但不会告诉我们人生是多么坎坷，反而哄骗他们“人受了教育就跟天使一样”，“但是受了教育的流氓会是流氓中最坏的一种”。除了《圣经》外，他几乎不读任何书。“对于书，我只有一个原则。我只读能帮我更了解《圣经》的书。”小说吗？“言辞太华丽……不合我胃口，不想读。即使合我的胃口，我也不会去读的。”戏剧？“人们说有教养的人应多看好的戏剧。算了吧！让那种教养随风飘散吧……”文化？“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是很好，但是把它看得比上帝还重要就是极度癫狂了。”学识？对寻求信仰的人来说毋宁是一种累赘：“我宁可有信仰热情而无学识，现在世间有很多学识是不含信仰热情的。”科学？在穆迪的时代，科学已经成为信仰的威胁，而不是帮助我们发现或赞美神的手段，“其实相信人是上帝造的要比相信科学、相信人是猴子变得容易多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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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对于智识与文化的态度完全符合福音派的一贯立场，但是他还是在那一代的奋兴运动中开启了新的一页，这种“新”不是在目标或是态度上的，而是方法上的。在爱德华兹时代，大家都把奋兴运动看成神意降临的结果。爱德华兹在他的知名著作中把北安普顿那次众多信友受感召的重生事件，看成“令人惊喜的神的事功”。他用“令人惊喜”来形容，就表示那次事件并不在牧师意志的控制之中。我们可推测怀特腓德对这种事情了解更多，作为一个老练的奋兴运动推手，他一定知道通常人的意志在这件事中会扮演一些角色。不过，大家宁愿认为：神的旨意才是关键的，而人的意志是相对被动的。但是到了芬尼的时代，这样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美国福音派传统特有的强调人类意志的唯意志论从此日益受到欢迎。芬尼强调“宗教系乎人的作为”。他固然承认神使人遵行他的旨意而行，但神的旨意永远都存在，犹如数学中的常数，人对神意的反应才是变量。奋兴重生因人的意志响应呼召而发生。芬尼主张，人在信仰上的重生“绝不是奇迹，也不依赖奇迹而生，完全是各种要素与方法齐备后在逻辑上的结果”。因此，坐着等待奋兴重生像奇迹般到来是错谬可鄙的。“为何奋兴重生的现象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根本不想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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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的《论宗教奋兴演讲集》（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就是专门谈论如何依着意志促成信友的奋兴重生。但此处要注意的是，芬尼谈的不只是用什么程序方法这类技术性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将人的头脑、心灵与意志一齐引导向复兴宗教的伟大目标。而穆迪与他那个时代的人要让奋兴运动适应新的工业时代，因此运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不能说穆迪这样充满动力与虔敬的人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来感化人，只好发明新方法，但是他的确在一般福音派牧师使用的方法外加上了新的元素：商业组织的技巧。芬尼的奋兴布道属于杰克逊总统和莱曼·比彻那个时代，但是穆迪不同，他属于实业巨子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与P. T. 巴纳姆（P. T. Barnum）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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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的奋兴布道虽曾经过精心策划，但是没有借助太多的工具。而穆迪则依赖了一个有力的机制。[54]首先是派人取得地方牧师对他们布道的邀请，然后就是大力进行广告宣传，包括海报与报纸（报纸的宣传竟然是放在娱乐版）。因为连最大的教堂也容不下参加布道的听众，所以必须借用体育馆或是大型演讲厅，如果没有这些场所，他们就临时盖一个。布道结束后，再把这些临时盖出来的场所变卖出去，换取现金。穆迪在波士顿修建的布道场花了三万两千美元，而为了解决布道的支出（在大城市做系列布道的花费从在纽约的三万美元到在伦敦的十四万美元不等），他成立了财务委员会，透过委员会可吸收一些地方企业家的捐款。穆迪不只依赖中小企业家的捐款，还有大企业家的资助，例如在芝加哥有塞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与乔治·阿穆尔（George Armour），纽约有J. P. 摩根（J. P. Morgan），在费城有杰伊·库克（Jay Cooke）、科内利尔斯·范德比尔特二世（Cornelius Vanderbilt II）与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布道会需要很多人手，包括带群众入场的引导员，紧接着布道后举行“意愿调查座谈”的协助人员等。当然也需要负责音乐的人，例如唱诗和弹风琴的桑基，或者当地的合唱团（人数从六百到一千不等）。就像任何一宗生意般，在布道之后参加穆迪“意愿调查座谈”、决志归主的人数是评估成败的指标。起初穆迪本人反对这种估算拯救了多少灵魂（例如有人指出伦敦有三千人归主，芝加哥两千五百人、纽约三千五百人）的做法，但是后来他也开始系统记录参加座谈、决志归主之人的姓名与住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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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芬尼自己对于可以把他受过的法律训练应用到讲道中感到非常自豪，而穆迪也同样不自觉地在布道时用到他早期做生意的经验。有的时候，他听起来就像是一位专门推销“救赎”的业务员一样；而他在“意愿调查座谈”期间站在椅子上高声问大家的模样，更像在卖一项产品。他问：“现在，谁要接受主？你只需要主！有了基督，就有了永生与一切。没有他，就只有毁灭。他主动来到你身边了。现在，谁要接受他？”[55]有时他会对人说：“如果有人要买外套，他一定会买最物超所值的那件，这是世间不变的道理。如果我们能证明信仰是世间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就能赢得整个世界。”加梅利尔·布拉德福德（Gamaliel Bradford）说得有道理，这简直像“卖鞋的人所讲的话语”[56]。他同时代的人也看出这点来了，莱曼·阿博特（Lyman Abbott）如此描述穆迪：“他长得像个生意人，穿得像个生意人，还把布道会弄得像做生意，连说话都用生意人的口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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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至少曾在一项社会议题上是激进的，那就是奴隶问题，但是穆迪却始终是保守的；而此后奋兴运动产生的福音思想能与企业精神结合，主要归功于穆迪。他的政治立场与支持他的共和党企业家是一样的，而且他从来不讳言福音思想如何有助于有产阶级。“我告诉芝加哥的有钱人，如果共产主义或是无神论来了，他们的财产都会消失。”他还说，“对芝加哥的资本家来说，没有比投资在福音上更能保护他们的豪宅与财产了……”但是他并不是在投富人所好。他的保守立场反映了他的千禧年主义观念，他对世间有一种深沉的悲观心态。他认为人生来就是堕落的，无可期待；“我曾反复听人说悔改、悔改，到最后我已经把这个词听烦了。我们需要的是借助圣灵的力量来重生。”因此，穆迪对于任何社会改革思想都没有兴趣。[58]对他来说，人永远无法成就任何事情。世界就是一艘将要沉没的船，真正重要的事是在它沉入水中之前尽可能拯救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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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布道家森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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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一方面来说，穆迪那时代的奋兴派宣道要比前面的人更收敛。早期奋兴派那种“狂热”的呼喊、呻吟、晕厥、大吼等现象现在都不适宜了。不只是表达虔敬的方式要更收敛，在城市中的奋兴布道都在媒体的关注下进行，所以任何会触怒大众的事情都不能做。在乡村的教堂与拓荒者营地中，可以有失控的激情表演，但是如果在城市演讲厅举行的大型布道会也这样干，便可能引发危险。同情奋兴运动的人之中较有智慧者可能会为布道会的激情场面感到尴尬。芬尼虽然常常激发信友的激情，却认为这样做是不好的。穆迪根本就不喜欢这样，所以他有时会请工作人员将某位太激动的听众请出场。当听众们喊出太多的“阿门”或是“哈利路亚”时，他会说：“你们别这样，我可以自己来呼喊。”[59]他的后继者森戴相信，不必借助激情就可以感动信友，他对听众要求很严，也会请服务人员把太激动的听众赶出去。有一次，他曾大喊：“不用两个人一起叫喊，兄弟，我来喊就可以了。”还有一次，他说：“等一等，这位姊妹，不要一直发声，省点力气。”[60]他也很注重礼仪，在他讲道时，别人是不可以打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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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城市布道需要让听众保持镇静，但是讲道者可不是如此。对福音宣教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福音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最引人注意的方面就是它的宣教从非常浅白的口语化堕落到最后竟然有些粗俗。对虔敬派的人来说，布道就是要浅显、真诚、不掉书袋、不加修饰，这样才能感动质朴的老百姓。芬尼就曾说，好的布道就要像好的生活一般，没有虚矫文饰。他布道用简单的口语就能打动人心，也从不事先准备讲稿，因为他认为即兴想出来的话才最直接、最有效果。他说，人在极为诚挚的时候，“他的话语是切中要害的，是直接而简单的。他会使用简短、清楚、有力的句子”。这些话语激发行动，产生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之前那些没什么知识的卫理公会牧师与态度诚恳的浸信会牧师比博学的神学家们更能感化人。他们现在还是这样。”[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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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反驳芬尼关于口语化布道的呼吁。毕竟，所有好的布道不是都有口语化的痕迹吗？例如，马丁·路德当初就是用非常直接与亲切的方式和他的信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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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一个刚结婚一年的怀孕少妇，不能待在拿撒勒[‡]的家中生产，却需要大腹便便地走三天的路逃到外地去……生产的过程尤其可怜，没有人知道其实她是生第一胎。没人怜悯她的状况……她一点也没有生产应有的准备：没有灯光、没有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认为，当初如果约瑟夫与玛利亚知道她快要生了，她可能会被留在拿撒勒……没有人告诉这个可怜的少妇应该怎么做。她从未生产过。我很惊讶这个婴儿竟然没有受冻。[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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