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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布道家森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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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一方面来说，穆迪那时代的奋兴派宣道要比前面的人更收敛。早期奋兴派那种“狂热”的呼喊、呻吟、晕厥、大吼等现象现在都不适宜了。不只是表达虔敬的方式要更收敛，在城市中的奋兴布道都在媒体的关注下进行，所以任何会触怒大众的事情都不能做。在乡村的教堂与拓荒者营地中，可以有失控的激情表演，但是如果在城市演讲厅举行的大型布道会也这样干，便可能引发危险。同情奋兴运动的人之中较有智慧者可能会为布道会的激情场面感到尴尬。芬尼虽然常常激发信友的激情，却认为这样做是不好的。穆迪根本就不喜欢这样，所以他有时会请工作人员将某位太激动的听众请出场。当听众们喊出太多的“阿门”或是“哈利路亚”时，他会说：“你们别这样，我可以自己来呼喊。”[59]他的后继者森戴相信，不必借助激情就可以感动信友，他对听众要求很严，也会请服务人员把太激动的听众赶出去。有一次，他曾大喊：“不用两个人一起叫喊，兄弟，我来喊就可以了。”还有一次，他说：“等一等，这位姊妹，不要一直发声，省点力气。”[60]他也很注重礼仪，在他讲道时，别人是不可以打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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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城市布道需要让听众保持镇静，但是讲道者可不是如此。对福音宣教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福音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最引人注意的方面就是它的宣教从非常浅白的口语化堕落到最后竟然有些粗俗。对虔敬派的人来说，布道就是要浅显、真诚、不掉书袋、不加修饰，这样才能感动质朴的老百姓。芬尼就曾说，好的布道就要像好的生活一般，没有虚矫文饰。他布道用简单的口语就能打动人心，也从不事先准备讲稿，因为他认为即兴想出来的话才最直接、最有效果。他说，人在极为诚挚的时候，“他的话语是切中要害的，是直接而简单的。他会使用简短、清楚、有力的句子”。这些话语激发行动，产生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之前那些没什么知识的卫理公会牧师与态度诚恳的浸信会牧师比博学的神学家们更能感化人。他们现在还是这样。”[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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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反驳芬尼关于口语化布道的呼吁。毕竟，所有好的布道不是都有口语化的痕迹吗？例如，马丁·路德当初就是用非常直接与亲切的方式和他的信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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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一个刚结婚一年的怀孕少妇，不能待在拿撒勒[‡]的家中生产，却需要大腹便便地走三天的路逃到外地去……生产的过程尤其可怜，没有人知道其实她是生第一胎。没人怜悯她的状况……她一点也没有生产应有的准备：没有灯光、没有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认为，当初如果约瑟夫与玛利亚知道她快要生了，她可能会被留在拿撒勒……没有人告诉这个可怜的少妇应该怎么做。她从未生产过。我很惊讶这个婴儿竟然没有受冻。[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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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芬尼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正是继承自清教徒的最佳布道传统。当然，美国布道历史上最伟大的意象，乃是爱德华兹将灵魂比喻为一只蜘蛛以一根丝悬吊在厨房的火焰上，是死是活，完全看神恩。不正是这样的平白比喻给了美国文学丰富的原创性与特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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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对自己布道风格的想法的确是有道理的。而后来福音布道家的问题乃在于如何使得这种风格不致太过粗俗，成了坐实乃至夸大听众感情粗糙的证据。与芬尼同时代的牧师杰贝兹·斯旺（Jabez Swan）在讲到约拿被鱼吞吃那一幕时，无疑加入了更生动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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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上下跳跃，溅起水花，激起泡沫，到处翻腾，想要吐出约拿。最后，它越来越累，终于抵达岸边，把约拿从嘴里吐了出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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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穆迪习惯于用芬尼可能觉得太过激情的方式来表达，但他的讲道方式平白却不粗俗，且说话速度可以快到每分钟两百二十字。像芬尼一样，穆迪也不喜欢“文章式”的宣道，因为他认为“讲道时采用文雅雄浑的语言是愚蠢的”。[64]传统的听众可能不喜欢他通俗随意的风格，伦敦的《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认为他“只是个最粗俗的浮嚣派而已”。[65]但总的来说，他的讲道并不低俗，而年轻一代的福音派像是萨姆·琼斯（Sam Jones）对传统派的攻击更是尖锐：“这城里有一半文绉绉的牧师拥有漂亮的学历：学士、哲学博士、神学博士、文学博士等。”“如果有谁受不了我们用简单的话语道出真理，那就请到别处去吧！”[66]后来森戴仿效的正是琼斯这样的风格，而非穆迪那种较温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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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戴一出现，福音派宣教的语汇便达到了最粗俗的地步。森戴是在1896年到1935年间从事宣道工作的。就连我们今天的葛培理牧师与他比起来，也简直可以说是温文尔雅了。森戴的宣道生涯与穆迪有些类似，他父亲是艾奥瓦州的砌砖匠，但是在1862年的内战中阵亡，他童年时期在贫困的乡下度过，高中未读完就被职业棒球球探相中，加入了芝加哥白袜队，从1883年到1891年以做职业球员为生。就像小说里的情节一般，一个狂妄自大的棒球员突然有一天转向了宗教的灵性生活，相信了福音。与穆迪一样，森戴是经由基督教青年会接触福音宣道工作的。他在1886年归主，逐渐开始在基督教青年会的集会上演讲，离开棒球赛场后，他当了基督教青年会里的秘书，1896年正式开始讲道。穆迪认为，未受牧师训练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森戴却渴望能接受教会的正式按立，于是在1903年接受了一组芝加哥教会长老的面试。虽然对于很多的问题他都只能回答“这对我而言太深奥了”，但是最后长老们考虑到受他感化而归主的教友比在座的任何一位面试官感化的人都多，因此不再问他问题，决定破格授予他牧师资格，准许他登台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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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以后，森戴离开了他赖以发迹的中西部小镇，到大一些的城市发展。到了1909年时，他已是大城市的重要布道家，俨然是穆迪的传人了。像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与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著名政治人物都曾以各种方式祝福他的布道事业取得成功。商业大亨们纷纷向他捐款，如同对待穆迪一般。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听他布道。1914年《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调查谁是美国最伟大的人，他竟然与实业巨子卡耐基并列第八。他的布道事业在外部形态上与穆迪非常相似，只有两点差异。穆迪希望地方牧师邀请他前去讲道，森戴也需要，但他的态度更为强硬，常常逼迫本不情愿的牧师勉强同意。穆迪虽没累积什么财富，但也足以过上舒服的日子，而森戴则成了百万富翁。有人质疑他每场布道会花费太多，他反驳道：“平均下来，我每拯救一个灵魂只花两美元，按此标准计算，我比其他福音派牧师花费得还要少。”他与穆迪都像个生意人，但是穆迪喜欢吃大餐，森戴却酷爱华丽招摇的衣服。他身着条纹西装、硬领衬衫，戴着钻石胸针和饰钉，靴子擦得锃亮，还爱吐痰，简直就像个要去跟女孩约会的鼓手。像穆迪一样，他也有自己的音乐伴奏与唱诗人，名叫霍默·A. 罗德黑弗（Homer A. Rodeheaver），但是穆迪的伴奏与唱诗人桑基嗓音甜美，而罗德黑弗却是以爵士乐的风格来演唱诗歌。[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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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如果在世，一定会惊讶于森戴的风格和福音布道会上的娱乐元素。森戴请一位马戏团的巨人站在布道会门口，他绝不模仿当时其他人的布道方式（但芬尼曾经郑重地训示众人，布道不可轻率），他在布道讲到高潮时会当众脱下外套与背心，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中穿插一阵阵敏捷快速的舞台肢体动作。森戴对于他自己的粗俗风格颇为自豪，他说：“我为什么要在乎那些长着金鱼眼的牧师在旁边嘀咕，就因为我说的是很平易浅白的英文？我要让人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努力贴近他们的生活。”他认为用词文绉绉的牧师“只是想要讨好那些知识分子，却忽略了一般大众”。森戴认为，穆迪的语言虽然平易近人，但是还不够辛辣。穆迪曾说：“教会对虔敬的标准太低，以致失去了意义。”森戴则说：“教会设的门槛太低，只要一只猪穿上西装，手里有点钱，就可以进来。”穆迪曾很骄傲地说：“我们不需要智识与钱，我们只需要神的话语。”而森戴加以引申：“美国的教会如果只有百万富翁与大学生，很快就会腐烂透顶，坠入四十九层地狱。”[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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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贴近平民的布道方式必然会把《圣经》的故事日常生活化。森戴就是有办法采用小镇人喜爱的表达方式传达宣教的旨意。例如他说魔鬼曾这样引诱耶稣：“请你把石头变成面包，让人饱餐一顿。”然后他这样形容耶稣这次变面包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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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看看四周，发现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给了他五块饼与一些鱼作为午餐，耶稣对他说：“孩子，来这儿，神需要你。”然后耶稣告诉男孩他需要的东西，男孩就说：“耶稣，我有的不多，但是如果你要，就全部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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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被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的《谁也不认识的人》（The Man Nobody Knows）一书中的粗俗吓到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巴顿将耶稣描绘成一个极为能干的人，其实是受森戴的影响。森戴说：“耶稣很能干，他就像是一台六缸引擎，非常有力，所以你如果以为耶稣是温和柔弱的，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也认为强调耶稣并不是好好先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耶稣是“史上最会战斗的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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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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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基督教出现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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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成长的家乡，“怀孕少妇”即圣母玛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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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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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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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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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戴语言粗俗只是个表面的现象，它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透露出的福音派立场。在粗俗的词汇后面的其实是芬尼与穆迪两人都不知道的一种对抗情怀。早期的福音派牧师当然有所对抗目标——与地狱的力量对抗，为争取拯救更多的灵魂而奋斗。但是森戴要对抗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甚至是他最主要的对抗——现代主义。当然其中有他个人出身背景的因素，但是也和时代的氛围有关，那就是基要主义的精神正在逐渐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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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20世纪，就会发现福音派传统正面临危机。这危机的第一部分是内在的：旧的宗教观念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扞格愈来愈大，快要无法共存了。不管是信友或是牧师，只要是持基要主义立场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福音派中最主要的卫理公会与浸信会屈服于现代主义观念，而他们个人对于屈服者心怀的厌恶更加深了这种敌视现代主义的情绪。第二个部分是外来的：世俗观念挑战宗教的历史远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久远，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加上新兴都市的生活氛围令这种挑战越发严峻。此外，教育普及、人口快速迁徙与全国性的思想交流，使得知识分子传达的世俗理念日益难以避免与基要主义者信奉的《圣经》教条发生冲突。只要某些世俗观念只存在于少数精英身上，基要主义者就可以无视它，或者也可以在激进的布道中把它当作好使的靶子。但是现在这些世俗观念慢慢得到了普及，成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大众文化，科学文明与教义间的扞格就越来越频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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