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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并不是说宗教不可能从世俗文化的思想环境中悄然撤离，但是某些强硬的宗派不愿意这样做。对很多人或很多团体而言，宗教表达了平和的信仰、个人的宁静与心灵的慈悲。但对于强硬派的人来说，它可能成为敌意与愤怒的来源或是出口。有一种人在思想上就是好斗，任何涉及敌对仇恨的人类活动对他们而言就是最有趣、最有价值的；有一些人把仇恨当作一种人生信条，我们可以在某些好战的反天主教运动、反共济会活动与各种激进组织中看到这种情况。宗教基要主义有温和派，有激进派，很难说哪种人数较多。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激进的那一派，他们普遍在宗教上反对现代主义，在文化上反对现代性。这一派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是在整个福音运动中绝非小众，他们认为，人数上的萎缩可以用狂热与勤奋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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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戴的讲道词有两个最明显的特色，一个是强硬，另一个是嘲讽批评，这两个特色可以象征性地反映一种新的大众心态。我们在森戴的语言中可看出一种“绝对如此”（one-hundred percent mentality）的心态，也就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反对我”。这种心态是最近才由宗教基要主义思想与“美国至上”思想混合产生的，有着非常明显和浓厚的激进色彩。[1]这些抱持着“我绝对正确”心态的人不容忍任何立场模糊、语意暧昧或是意志犹疑不决的情况，更不容许批评，他们认为坚定的气魄是强悍与男子气概的表现。有人说，与森戴同时代的人中，“连罗斯福总统都不像他那样刻意要显现男子气魄”。森戴宣称耶稣是个能打的硬汉，而作为他的弟子，森戴自己将打破基督徒必须“能任人欺压，优柔寡断，性格柔弱到打不还手”的传统形象。他认为，“神要让我们基督徒摆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有气魄、没有勇气的柔弱女性形象”。也就是说，森戴致力于改变“基督徒不应过问世事，尽可能温良恭俭让”的刻板形象。他会用老罗斯福总统的语气说：“道德战争让人坚强，虚假的和平使人懦弱。”他自己也承认，他就是强硬好战：“我不会崇拜一个没有震慑威势、不敢打击恶人的上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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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种逐渐滋长的好战心态为何重要，我们必须回顾福音运动的历史。米德曾说，自从1800年以后，“美国就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抉择：是根据智识界的标准来过理性的生活，还是根据教会的要求过富有宗教色彩的生活？”[3]但这个抉择在1800年时并未像在1860年以后，尤其是1900年以后那么严峻。米德指出，在1800年以前，虔敬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之间对此仿佛有某种默契，大家基于博爱情怀与宗教自由，并不特别坚持什么严格的界线。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费城听了怀特腓德的讲道后，捐了不少钱，而当其他传统牧师拒绝怀特腓德登台讲道时，富兰克林竟然捐钱盖了一座布道馆，供任何前来讲道的牧师使用。在杰斐逊总统任期内，虔敬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的互相尊重达到顶峰，例如像浸信会这样的激进团体就会支持任何声援宗教自由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理性主义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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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90年，美国的唯物主义自然神论的影响达到顶峰，很多人开始谈到失去信仰的可怕。这种担忧主要影响了传统教会所设立的学院与教会中若干接纳自然神论的教友。[5]另外，1795年后奋兴运动风潮下的牧师常会拿伏尔泰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当作替罪羊来斥责。[6]但是福音运动早期的牧师还远没有现实到臆测智识上有意识的怀疑心态是对纯朴的一般大众最大的威胁。他们只知道，主要的敌人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对宗教的冷淡，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不是反驳潘恩攻击《圣经》的言论，而是如何让根本没读过《圣经》的人产生信仰。从1795年到1835年，福音运动快速发展，而自然神论此时恰好陷入消沉，这时虔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战争就退到了幕后。福音派的人们变得更为重视如何在美国广大内陆击败天主教，克服人们对宗教的冷淡，而不是如何驱赶现在已经式微的启蒙理性主义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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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美国内战后，这些状况改变了。理性主义又变成了福音派的主要敌人。达尔文进化论深远地影响了每一个思想领域，让正统基督教陷入需要不断为自身辩护的尴尬境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又因为受过现代教育的牧师与信友们对《圣经》的新解读而被强化。到了19世纪末时，由于工业化与都市教会的兴起，主张平等与社会改革的福音观念广为兴起，这又是另一种现代趋势。牧师与信友们此时都需要在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间、在传统保守的基督教与主张社会改革的福音思想中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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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牧师，甚至包括那些深深同情福音思想的人都变得开明了起来。[7]也即是说，他们现在不再觉得自己必须与一小撮怀疑宗教的理性主义者共处同一个世界，或是看见信友们不断质疑基督教义，转而拥抱现代主义——从全然关怀永恒救赎问题的基督徒，变成了忙于世俗事务，例如关注工会、社会福利，甚至推动社会主义之人——他们不再为这种境况感到担忧。到了19世纪末，基要主义者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再受人尊敬，也失去了往昔的影响力。于是他们之间很自然地兴起了一股主张反击一切现代之物——诸如《圣经》考据学、进化论、社会福音思想，以及各类理性批评的活动——的风潮，这就是日后“绝对如此”心态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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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场上的逐渐强硬可以通过比较穆迪与他的接班人看出。穆迪的立场接近基要主义者，但是他的风格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已形成，只不过那时现代主义的影响只限于知识分子圈。他每次提及基要主义与现代主义间日渐激烈的冲突，多是从个人立场出发的善意提醒，或是由于他早年感受到两者间存在水火之势。他一直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内容必定是好的，任何想诋毁《圣经》的企图都是撒旦的诡计。“如果《圣经》中有哪一个部分不对，那整本《圣经》就都没有价值了。”那时，人们还可以径行忽视用科学与理性来理解《圣经》的行为，因为“《圣经》不是用来给人理解的”。他对于详加分析与探究式阅读《圣经》的做法是不耐烦的，“现在大家都这样读，可是这样读会错失《圣经》的真义”。[8]虽如此，穆迪的思想中却显然有开明的一面。他倾向于与他尊敬的宗教自由派保持和平，并邀请他们来参加他的布道大会，他不喜欢保守派称呼他们是背弃信仰的人。他的思想中自由包容的部分可从他创立的神学院看出，这两所神学院后来都走向了现代主义，一所是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另一所是马萨诸塞州的诺斯菲尔德神学院。它们都自认为是穆迪精神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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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森戴，就很不同了。他坚信基要主义者必须强硬、彻底与毫不妥协。他会毫不留情地谩骂那些《圣经》考据研究与进化论，就如同他谩骂所有不喜欢的事物一般。“《圣经》说有地狱，你们不能黑心下作到说你们不信《圣经》，你们这些笨蛋！”又说：“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正快速走向死亡，如果我有一百万元，我会通通捐给教会，只捐一元给大学。”“当上帝这样说而学者那样说时，这些学者就应该下地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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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达尔文进化论与斯科普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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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速度越来越惊人。对传统的挑战来势汹汹，已经进入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再被忽视了。一般而言，宗教基要主义者自己偶尔也会怀疑他信仰的宗教是否完全无误，但是现在情况不同：整个社会都在提出这样的怀疑了。如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说：“极端的基要主义正因为如此狂热，反而暴露出一个事实，就是怀疑论已经进入教会的核心了；当人们的信仰受到挑战时，他们反而会特别坚持原有的信念。狂热的基要主义是一种克服怀疑的解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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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派生怕用辩论的方式无法抵挡理性主义与现代主义，所以就诉诸激烈的言语暴力来压制它们，最后变成了以迫害及恐吓的方式来对付敌人，这一现象发展到极致，就有了20世纪20年代的“反进化论运动”。森戴在当时的一次讲道中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把这些异端人士驱逐出美国。”[11]但不幸的是，成为异端的人是他们：他们缺乏能力恐吓与镇压反对他们的人，他们与历史的潮流相违逆。即使在广大的福音派成员中，他们也没有得到支持。许多卫理公会与北方的浸信会会友对此问题开始采取开明的立场。失去了福音派多数人的支持后，很多基要主义者开始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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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新教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文化斗争”（Kulturkampf）最激烈的时期，在许多广告宣传、广播、杂志与大众教育中，新旧立场无可避免地直接冲突起来。传统的、乡村的与小镇式的美国与现代生活发生了全面对抗，坚决反对世界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怀疑主义与道德解放浪潮。这些对抗包括三K党运动的兴起、对于禁酒令的维护、对于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在课堂教授进化论的法律审判，以及反对19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Al Smith）的运动等，它们都显示出“旧美国”还在徒劳地捍卫自己的权威；其中唯一成功的是阻止史密斯当选，但是史密斯却成功将民主党改造成一个城市型政党，让之后的民主党在选举中频频胜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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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传统派的焦虑呼号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旧美国”即将成为过去，他们认为，是知识分子想要置“旧美国”于死地。1926年，三K党的领袖海勒姆·W. 埃文斯（Hiram W. Evans）写了一篇令人动容的文章，陈述了他们组织的目的，他认为当时整个社会主要的问题是一场“具有西部拓荒精神的美国平民大众”与“自由派知识分子”间的战斗。他还认为，美洲白人原本的道德与宗教情怀一方面被不断迁移入美国的其他人种破坏，另一方面还遭到自由派知识分子讪笑。所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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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掀起的是一场普通人的运动，我们没有高深的文化涵养，没有智识上的理论支持，也没有训练有素的领导阶层。我们期待普通人重掌社会的主导力量，我希望我们能成功。所谓普通人就是过着寻常日子的大众，不怎么有文化，不怎么有智识，不骄纵自满，也不整天想着要改变美国，是很寻常的传统美国人。我们的成员与领袖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很自然就会反对那些长期占据这个社会的领导权，却背叛美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与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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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特点也是缺点。它让人觉得我们的成员多是“乡巴佬”“粗人”以及“开二手福特车的中下阶层”。没有错，是这样。可比这更糟的是，我们没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所以我们连把我们的目标与理由好好说清楚的办法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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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草根运动都有此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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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认为，从情感上与直觉上判断事物是什么缺点，人不是凡事都要依靠冷冰冰的理性。所有的行动不都是因情感发动的吗？我们的情感与激发情感的直觉是千百年留传下来的传统，它们的历史比理性占据人类大脑的历史久得多……它们是美国文明的基石，甚至比一些伟大的历史性文献还重要。它们是可靠的，而那些违反自然的知识分子所做的精细理性思考则无法让人信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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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辞不无道理，也不算粗鄙。但是要找到不粗鄙的方式来实践它却很难，对于这一点，看看三K党人过去的不良记录就能明白，基要派的恐慌也能说明问题。佐治亚州的一位州议员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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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圣经》吧！它能教你如何做人做事。读读赞美诗集吧！它里面收录了历史上最美的诗歌。读读历书年鉴吧！它能告诉你天候与自然变化。其他的书都不用读，所以我反对兴建任何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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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位议员的地位来说，他的话也许不值一顾，但如果一位三度竞选总统的联邦政府前任国务卿也这样讲，就值得注意了——1942年，布莱恩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上说：“美国的所有问题都源自进化论。干脆把所有的书籍都烧掉算了，只留《创世记》的前三段即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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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派在对抗进化论时气势达到了最高峰，而在斯科普斯案时则表达出了最坚定的立场。本案可视为代表基要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之间一切价值冲突与立场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这件案子是关于高中课程可否教授进化论，这个问题的出现表明现代主义思维已经从精英知识分子圈扩展到了一般人民的生活中。学校应不应教进化论？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在大学中讨论过，保守派人士曾经在1860年后花了三十年时间力图阻挡达尔文主义的浪潮。当初这场辩论发生在精英阶层间，因此保守派人士虽然输掉此战役，可是其结果对于基要派的核心阵地影响不大。因为那时虔敬信徒上大学的不多，即使有，也可以选择那些不受《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影响的落后学校就读。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进化论已经在高中教授，而大部分的人也都有高中学历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五年里，高中的数量倍增，战后这种增长趋势还在持续。高中文凭已经变成美国的小孩子必须具备的教育程度证明，尤其是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的话。许多虔敬且上进的教友开始觉得他们的小孩应该要上高中，但他们也知道上了高中以后这些小孩会受进化论的影响。斯科普斯先生正是因为采用一位进化论主义者乔治·亨特（George Hunt）编写的教科书——《市民生物学》（Civic Biology）上课才被田纳西州政府控告。该州教育委员会早在1919年就采用这本书作为官方教科书，而某些学校甚至在1909年就开始使用了，但是当时大家都不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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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州及其他地方的基要派来说，阻止学校教授进化论就等于挽救孩子们的信仰，甚至是全家人的信仰，使他们免于受进化论者、知识分子与国际化人士的影响。[15]如果说这些基要派值得任何同情的话——我认为他们值得——那就是因为此点。他们的愤怒与顽抗完全是由于他们将与进化论之争视为对其家园幸福与家人的保护，而且至今依然如此。田纳西州议员、原始浸信会（Primitive Baptist）会友约翰·华盛顿·巴特勒（John Washington Butler）之所以主张立法阻止该州教授进化论，就是因为他听说家乡有一位年轻人进城读大学之后回来就变成了一位进化论的支持者。因此他担心他的五个小孩也会这样。1925年，他终于成功推动该项法律通过。在州议会为此法案辩论时，有一位州议员提出这样的口号：“让我们帮上帝拯救我们的小孩。”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在斯科普斯案中陈述说：“每位小孩都应该比他的父母亲更有智慧。”而这正是基要派最为恐惧的事情。如果所谓更有智慧指的是抛弃父母拥有的旧观念与生活方式，那这绝不是这些父母亲所愿意见到的。布莱恩在案件审理时提出证词：“这些接受新教育的小孩回家后就会嘲笑他们的父母亲，各位，我们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些父母亲当然有权利主张，收了他们学费的老师们不应剥夺小孩子对上帝的信仰，让他们回家后变得不信神、不虔敬，或是成为无神论者。”他在审判开始前对外宣称：“我们在此案中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捍卫父母亲保护其子女之信仰的权利……”[16]对布莱恩与他的支持者而言，“达罗很明显是要摧毁宗教与家庭”。有一位田纳西州居民甚至在达罗面前挥舞拳头，说道：“去死吧！你别想曲解我妈妈的《圣经》！如果你敢，我会把你撕成碎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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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反进化论运动的领导角色最后会落在布莱恩这样的一位普通教友身上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身上有着这个民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两种“神圣”传统：福音派思想与平民式民主。在他的脑海中，信仰与民主共同形成了一个反智识的理由。一边是人民的声音与内心的信仰，另一边则是一小撮被伪科学与偏狭的理性主义所误导的、傲慢的知识分子精英。他称他们为“科学苏维埃”和“一群自命为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寡头团体”。[18]他认为，宗教从来就不只属于精英，“基督教是为所有人出现的，不是为了那些所谓的‘思想家’而生”。思想是机械的，需要靠心灵来引导。思想既可能规划作恶的手段，也可能思考有利于社会的作为。“单单崇尚思想的能力，这就是今日知识性社会最大的罪过。”只有心灵可以将心智导向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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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平民式民主结合旧式宗教。一般人所应该做的事，就是遵循他们心灵之所向，而一般人的心灵在宗教方面的直觉跟知识分子一样好，甚至更好，因此在宗教事务上应该遵循一般人的判断。于是当宗教与科学有冲突时，应该由公众而非精英——他们看待人只是以文凭与学历来论高低——来做决定。社会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所谓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这个信念，在布莱恩那里被变成：在田纳西州的选票箱前，所有人都是一样优秀的生物学家。事实上，布莱恩提议把进化论的问题交由基督徒投票表决，于是这个争议就变成了一个关乎多数人权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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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据基督徒对于《圣经》的诠释，则《圣经》是不承认进化论、有神进化论与任何唯物的进化思想的。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人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相信人是经由进化而来。所以除非这么少的人有什么方法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改变他们的信念，否则进化论必须被视为有违上帝旨意的学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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