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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那些高端宗派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说什么，巡回牧师们知道自己的方式是有效的。他们自己发展出了一套原始的宗教实用主义，只遵奉一个基本信条：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最短时间内拯救最多的灵魂。如果以达成此目标为务，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所宣讲的教义就不仅只是花拳绣腿而已，甚至可能成为障碍。这些巡回牧师虽然没有多少知识和思想，但他们有且仅有一个充分的辩护理由：他们有成果，这个成果可以借归主人数来衡量。面对这个辩护理由，几乎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反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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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的领袖们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清楚，他们主要的宣教对象是穷人与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认为这是好事。有一次，阿斯伯里认为耶鲁大学的若干学生冒犯了他，因为他们“太有绅士派头”了，他觉得连贵格派的人举止都过于“体面”——“啊，体面这个词里包含着死亡。”[29]就全国而言，卫理公会在吸收教友这件事上轻易超越了其他宗派。新英格兰因为经济较优渥，故民众比较认同受过良好训练的牧师，因而此地对他们来说很难攻克，吸收教友的成就最小。但到了19世纪初，卫理公会还是在此地有所开拓。他们先是在这里打出类似新英格兰大觉醒运动的旗帜：“我们一直以来都着重于保存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而不是一群有学问的牧师。”[30]杰西·李（Jesse Lee）是新英格兰卫理公会的领袖，当有人质疑他受过的教育时（这现象在那儿很常见，因为卫理公会牧师必须与其他教会竞争），他仅简单回答说他受的教育足以让他周游全国。[31]渐渐地，新英格兰变成了测试卫理公会能否存活的理想场所，且测试结果喜人。他们为了适应环境，在各方面都做了调整，让人觉得他们可敬、文雅与受过教育，为日后适应其他地方而做出（幅度较小的）调整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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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康涅狄格州的诺威奇（Norwich），1800年时曾有人写文章形容卫理公会的成员是“一群懦弱、没学问、没知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32]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一位公理会成员用一段可以代表各地卫理公会的话来形容他们所做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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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起初是由社会底层人士组成，但现在他们的成员已和其他教会成员一样值得尊敬了。他们集会的时候已经不再选择谷仓、学校或是什么偏僻角落了，也不再以一副瘦弱的身躯、消瘦的脸庞与一头散乱的头发来集会，或是讲话不合文法、用词低俗，牧师都受过教育，举止优雅得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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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卫理公会散布于全国各地，流行于边区和南方，这些地方对牧师的受教育水平都没什么要求，故而它起初虽与体面的、学院的、传统的主流意见不合，但反而易于在这些地区立足，但是当它取得成功后，就不得不站在中下阶层的立场来面对其他优雅高贵的教会的挑战。一般来说，在去中心化分权制的教会里，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可以自行决定风格，但是在像卫理公会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里，决定全教会文化基调的辩论就会异常频繁。我们从该教会的一份走高贵路线的刊物中就可看出其立场的反复变化，这就是《卫理杂志与季刊》（The Methodist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1841年后改称《卫理季刊》（The Methodist Quarterly Review）。在19世纪30年代初，卫理福音主义与奋兴派明显知道他们是传统教会攻击的对象；他们内部有着路线上的困扰，一边是赞成巡回牧师风格的人，另一边则是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教友与受过教育的牧师。[34]1834年，这个争议被拉·罗伊·森德兰牧师（La Roy Sunderland）的一篇文章带到台面上，文章提议废除巡回牧师制度，要求所有卫理公会牧师都接受良好教育。他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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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会中可有任何部门的任何一个章程中明确说明，要成为牧师需先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训练吗？没有！我们的许多规定或是传统岂不是故意要让人以为牧师教育根本不必要？我们内部的会议中不是多次提及，如果有天赋及神恩与智慧，就够资格成为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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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旧派的代表站出来反驳森德兰，他说主张严谨精致的神学训练其实是将布道看成“像法律及医药一样的‘专业’，需要‘专业训练’”。但是我们现有的牧师群并非无知之人，如果要这样说他们，则不啻“落实了我们敌人的指控”。卫理公会不是早就有自己的学院与大学了吗？“我们的年轻人现在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的道德不会被那些缺乏虔敬感的牧师败坏，也不会因为教授或校长的嘲笑而放弃他们相信的卫理公会。”[35]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可以从这个期刊中看出改革派战胜了守旧者：因为关于旧式巡回牧师的报道越来越少了，在以往这应是期刊的主要内容；而关于基本神学与智识问题的讨论则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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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卫理公会在19世纪30年代与19世纪40年代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大家都开始设法提升格调以赢得尊重，之前巡回布道时代的福音运动方式、反智的传统渐渐褪去。同理，他们现在也开始注重对信友与牧师的教育。以前卫理公会对于教育实在是欠缺重视。[36]在最早期，不但教会内受过教育的人很少，且从阿斯伯里自己到基层，上上下下都不重视教育。[37]多数的卫理公会成员承担不起教育费用，而牧师的良好神学训练看起来也是种浪费，因为他只需要把简单的福音告诉单纯的民众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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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即使广设学校，迟早也会失败，因为得不到财务支持。直到1816年阿斯伯里过世，一群来自新英格兰的改革者坚定寻求提升教育程度，开始针对人数渐多、素质渐高的信友宣扬教育的重要性。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期，他们的努力开花结果，卫理公会开始赞助几所学院与一些大学。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学院于1831年设立，接着又设立狄金森学院，这是从长老会接收来的，然后在1833年时设立了阿勒格尼学院与印第安纳阿斯伯里学院，1842年设立了俄亥俄州卫斯理学院，这些都还是最为人知的。从1835年到1860年间，卫理公会设立了超过二百所学校与学院，但是都像以前一样经营维持得不甚好，因为他们认为教育只是工具性的；虽如此，这也已经比以前好多了，过去甚至认为教育对宗教来说没有助益。卫理公会开始重视牧师的教育训练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领导人真的很重视牧师的养成训练；第二就是教派之间有时候发生的教义争论使他们不得不开始重视神学。[38]但是他们对神学院还不是完全信任，被怀疑是异端的发源地，所以卫理公会前两所神学院都取名为“圣经研究所”。而这些机构的领导者都从新英格兰来，反而不是从卫理公会势力最大的区域来，这是因为新英格兰的教育学术水准最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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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派的卫理公会人士并不愿意向设置学院、大学、神学院与期刊等新趋势妥协。巡回布道家中最有名的卡特赖特在1856年写下的著名自传中，发表了旧式福音派人士对牧师一职的看法。因为这个看法完全代表反智的立场，所以值得完整地摘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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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卫斯理先生在开始新一天的布道前，必须先集合一群饱读诗书与受过良好神学熏陶的牧师才能开始他的拯救灵魂工作，那卫理公会今天会变成什么样的教会呢？……再假设阿斯伯里先生必须借助一群充满文学素养的牧师才能宣教，则现今全美国境内大概就很难有诚心侍奉上帝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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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会及其他新教的加尔文宗分支经常会提倡牧师应该受完整训练，教会要有美观的座席，唱诗时要有乐器伴奏，牧师要有固定薪资等。但是卫理公会的人普遍反对这些，因为那些不识字的卫理公会牧师能大大地感动信友，声势如同烈火，而其他牧师感动信友的能力相比之下只像在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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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贬低教育，但是我见过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牧师就如同长在桃树荫里的莴苣菜一样毫无挑战风雨的能力，像小鹅在露水中迈着大步自以为是，我实在看不下去。现在这些教育牧师的计划与神学训练都算不上是实验了，因为其他教派早已试过，而且完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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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为心爱的卫理公会担心。如果广设大学与神学院，发行杂志，扩大组织，然后让我们最优秀的牧师在这些机构中任职，那就等于把他们限定在一个地方，让他们世俗化，不再巡回布道。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沦落为公理会那个样子，陷入别人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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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看不出来？正是因为很多牧师在这些机构与学校担任职务，才导致平时布道的牧师人手短缺。更且，这些非布道牧师的职务提供的薪俸很高，而那些辛苦周游各地布道的牧师，顶着风雪四处奔波，所得的微薄薪俸却经常入不敷出。因此，很多人受到这些非布道职位的高薪诱惑，不愿再去从事拯救灵魂的一般布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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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致力于拯救灵魂、建设卫理公会的成千名巡回和在地牧师中，只有不超过五十个人曾接受过比正式英语教育还高级的教育，多数则没有；而没有任何人曾经在神学院或是圣经研究所就读过，但是他们之中很多人在宣扬福音方面成果丰硕，拯救的灵魂远比现代的那些高人一等的聪慧牧师更多，因为后者纷纷投入各类机构的管理、教学或是期刊的编辑工作，抑或任何待遇丰厚的职务中，不愿意布道以拯救灵魂。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机构与职位，以便领取高薪，享受好生活，却忍心让数以百万计的穷困、濒死的罪人因为无法接触上帝、听到福音而被投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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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故作高人一等地宣称我赞成学问，或是赞成牧师受更好的教育，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掩盖真理的方法，会鼓励那些学养丰富的牧师们站出来宣称，反对他们的人等同于主张无知才是好的，无知才会带来虔敬。我们看看这些饱学的牧师，他们把神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对这个世界有何帮助？让我们回顾一下宣教的历史吧！我们看到，人是很容易骄傲的，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就是因为学历高而为人傲慢，导致他们自己无法成为宣扬福音的好牧师。但我不会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还是要感谢上帝让我们接受教育，赐予我们有教养、有资质、有精神的牧师。但是在主张教育的人看来，成百上千没受过太多神学教育的牧师会对我们推行的教育做何感想呢？没错，我们之中很多主张牧师接受教育的人都会高度赞扬早年建立卫理公会的那些不太有知识的旧式布道者，但我不会对这些昧着良心的人阿谀奉承，对于这些处于天龙国度的人，我认为他们心里真实的感受，其实是多亏有了那些无知的人，他们才能有今天的成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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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巡回布道者的人想表达的无疑正是这种感受，但是卡特赖特应该要承认他们并不是完全没道理。不是所有的福音派牧师都拒绝承认此事实。在芬尼之前，有一群福音派人士就曾这样说：“与未受过教育者相比，跟受过教育的人一起工作比较困难，这些人有世故复杂的心思，又喜欢质疑任何事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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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浸信会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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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在许多方面的历史都与卫理公会相仿，但因为浸信会的组织没那么集权化，更为坚持传统，支持牧师不需接受特别好的教育，甚至主张不支付牧师薪水，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转变较缓慢，不像卫理公会那么剧烈。威廉·沃伦·斯威特（William Warren Sweet）观察到：“没有任何其他教会像浸信会一般，对于受高等教育与领薪水的牧师那么反感。19世纪初期，这种偏见不但存在于在边区拓荒的团体中，甚至还存在于整个浸信会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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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曾受到有良好教育的牧师及传统优势教会的鄙视，尤其是在公理会当道的马萨诸塞州及遍布圣公会的弗吉尼亚州，他们常受迫害。他们习惯于选用一些教友来担任牧师，这些牧师可能是耕田的农夫或是制作板凳的木匠，就像任何一位教友一般，平常从事维持生计的工作，到了周日或是举办受洗礼与丧礼时，他们就摇身一变成了牧师。他们忙于营生，当然没时间念书，也不喜欢其他的牧师与他们在布道上竞争，更是坚决反对那些从新英格兰家庭传道协会来的牧师跟他们一起传道。他们借着抗拒“外来”影响与集权控制，建立起自己的信友团体。浸信会内甚至还有一种传说，谁跟传教协会有关系，就不欢迎他到浸信会来。一个肯塔基州的浸信会团体说：“我们不接受来自这些背离《圣经》精神的传道协会的个人或是团体加入我们。”伊利诺伊州有一个团体，在一封公开信中以极度怀疑任何权威的口气说：“我们宣布，我们跟《圣经》协会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认为任命一小群人来翻译神圣的《圣经》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守住自由，因为是耶稣让我们获得自由的，不要被束缚住了。”[43]的确，《圣经》的翻译被一个机构垄断的确可疑，而且要记住，浸信会对此的怀疑与不信任感，源自早年他们受到的迫害与嘲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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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反对传道协会派牧师来，那是因为他们反对集权式的领导。他们觉得，向教会中央机构让步就是让领导机构变成“罗马教宗与邪恶宗教”。浸信会中那些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支薪的外行牧师当然会痛恨受过良好教育、领高薪的牧师接近他们的信友。他们很自然地相信，这些受过教育、从东部来的牧师其实是为了钱才做此工作。[45]当时一位观察者认为，未受教育的牧师知道自己弱点何在，但是他们非但“不欢迎上帝派来更好的人推进这项事业，反而觉得自尊受损，这是心灵狭隘且懦弱之人常有的毛病”。一位浸信会牧师在反驳某个出来打圆场的人时说了一番话，证实上述对浸信会牧师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个打圆场的人说，没人强迫信友去听那些外来牧师宣道，而他们也没有要求金钱回报，除非本地教友自愿给他们。但是这位浸信会牧师反驳道：“出来打圆场的这位好弟兄，你要知道，森林里的大树会挡住小树的阳光，而这些外来牧师未来都会成为大人物，人们都会去听他们布道，就没人理会我们了。所以我们反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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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会友们和老派的卫理公会成员一样，无法理直气壮地完全抵挡要求牧师受教育的潮流。于是他们想在尊重他人的通过时保全自尊。弗吉尼亚州一个早在1789年就尝试创设神学院的浸信会组织是这么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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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周遭其他教会的弟兄们再也不能嘲笑我们不懂教会仪规了，也不能因为不习惯我们日常使用的宣道语言就忽视我们布道的内涵，如果我们这样做（其他事也一样）是为了主的荣耀，是为了拯救灵魂，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上天会赞成我们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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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会会友们对此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应该获得其他教会的尊敬，也有人喜欢原来那种亲切、经济的布道方式。到了1830年，浸信会的领袖们已经在提供专业和支薪牧师、提升普通信徒的教育水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浸信会长期以来对于智识的偏见是不易立刻改变的，这需要日后不断地与奋兴派的影响做斗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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