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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51 当然，我们的特点也是缺点。它让人觉得我们的成员多是“乡巴佬”“粗人”以及“开二手福特车的中下阶层”。没有错，是这样。可比这更糟的是，我们没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所以我们连把我们的目标与理由好好说清楚的办法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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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53 每个草根运动都有此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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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55 我们并不认为，从情感上与直觉上判断事物是什么缺点，人不是凡事都要依靠冷冰冰的理性。所有的行动不都是因情感发动的吗？我们的情感与激发情感的直觉是千百年留传下来的传统，它们的历史比理性占据人类大脑的历史久得多……它们是美国文明的基石，甚至比一些伟大的历史性文献还重要。它们是可靠的，而那些违反自然的知识分子所做的精细理性思考则无法让人信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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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57 这样的说辞不无道理，也不算粗鄙。但是要找到不粗鄙的方式来实践它却很难，对于这一点，看看三K党人过去的不良记录就能明白，基要派的恐慌也能说明问题。佐治亚州的一位州议员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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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59 读读《圣经》吧！它能教你如何做人做事。读读赞美诗集吧！它里面收录了历史上最美的诗歌。读读历书年鉴吧！它能告诉你天候与自然变化。其他的书都不用读，所以我反对兴建任何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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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61 以这位议员的地位来说，他的话也许不值一顾，但如果一位三度竞选总统的联邦政府前任国务卿也这样讲，就值得注意了——1942年，布莱恩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上说：“美国的所有问题都源自进化论。干脆把所有的书籍都烧掉算了，只留《创世记》的前三段即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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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63 基要派在对抗进化论时气势达到了最高峰，而在斯科普斯案时则表达出了最坚定的立场。本案可视为代表基要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之间一切价值冲突与立场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这件案子是关于高中课程可否教授进化论，这个问题的出现表明现代主义思维已经从精英知识分子圈扩展到了一般人民的生活中。学校应不应教进化论？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在大学中讨论过，保守派人士曾经在1860年后花了三十年时间力图阻挡达尔文主义的浪潮。当初这场辩论发生在精英阶层间，因此保守派人士虽然输掉此战役，可是其结果对于基要派的核心阵地影响不大。因为那时虔敬信徒上大学的不多，即使有，也可以选择那些不受《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影响的落后学校就读。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进化论已经在高中教授，而大部分的人也都有高中学历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五年里，高中的数量倍增，战后这种增长趋势还在持续。高中文凭已经变成美国的小孩子必须具备的教育程度证明，尤其是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的话。许多虔敬且上进的教友开始觉得他们的小孩应该要上高中，但他们也知道上了高中以后这些小孩会受进化论的影响。斯科普斯先生正是因为采用一位进化论主义者乔治·亨特（George Hunt）编写的教科书——《市民生物学》（Civic Biology）上课才被田纳西州政府控告。该州教育委员会早在1919年就采用这本书作为官方教科书，而某些学校甚至在1909年就开始使用了，但是当时大家都不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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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65 对该州及其他地方的基要派来说，阻止学校教授进化论就等于挽救孩子们的信仰，甚至是全家人的信仰，使他们免于受进化论者、知识分子与国际化人士的影响。[15]如果说这些基要派值得任何同情的话——我认为他们值得——那就是因为此点。他们的愤怒与顽抗完全是由于他们将与进化论之争视为对其家园幸福与家人的保护，而且至今依然如此。田纳西州议员、原始浸信会（Primitive Baptist）会友约翰·华盛顿·巴特勒（John Washington Butler）之所以主张立法阻止该州教授进化论，就是因为他听说家乡有一位年轻人进城读大学之后回来就变成了一位进化论的支持者。因此他担心他的五个小孩也会这样。1925年，他终于成功推动该项法律通过。在州议会为此法案辩论时，有一位州议员提出这样的口号：“让我们帮上帝拯救我们的小孩。”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在斯科普斯案中陈述说：“每位小孩都应该比他的父母亲更有智慧。”而这正是基要派最为恐惧的事情。如果所谓更有智慧指的是抛弃父母拥有的旧观念与生活方式，那这绝不是这些父母亲所愿意见到的。布莱恩在案件审理时提出证词：“这些接受新教育的小孩回家后就会嘲笑他们的父母亲，各位，我们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些父母亲当然有权利主张，收了他们学费的老师们不应剥夺小孩子对上帝的信仰，让他们回家后变得不信神、不虔敬，或是成为无神论者。”他在审判开始前对外宣称：“我们在此案中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捍卫父母亲保护其子女之信仰的权利……”[16]对布莱恩与他的支持者而言，“达罗很明显是要摧毁宗教与家庭”。有一位田纳西州居民甚至在达罗面前挥舞拳头，说道：“去死吧！你别想曲解我妈妈的《圣经》！如果你敢，我会把你撕成碎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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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67 全美反进化论运动的领导角色最后会落在布莱恩这样的一位普通教友身上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身上有着这个民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两种“神圣”传统：福音派思想与平民式民主。在他的脑海中，信仰与民主共同形成了一个反智识的理由。一边是人民的声音与内心的信仰，另一边则是一小撮被伪科学与偏狭的理性主义所误导的、傲慢的知识分子精英。他称他们为“科学苏维埃”和“一群自命为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寡头团体”。[18]他认为，宗教从来就不只属于精英，“基督教是为所有人出现的，不是为了那些所谓的‘思想家’而生”。思想是机械的，需要靠心灵来引导。思想既可能规划作恶的手段，也可能思考有利于社会的作为。“单单崇尚思想的能力，这就是今日知识性社会最大的罪过。”只有心灵可以将心智导向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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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69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平民式民主结合旧式宗教。一般人所应该做的事，就是遵循他们心灵之所向，而一般人的心灵在宗教方面的直觉跟知识分子一样好，甚至更好，因此在宗教事务上应该遵循一般人的判断。于是当宗教与科学有冲突时，应该由公众而非精英——他们看待人只是以文凭与学历来论高低——来做决定。社会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所谓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这个信念，在布莱恩那里被变成：在田纳西州的选票箱前，所有人都是一样优秀的生物学家。事实上，布莱恩提议把进化论的问题交由基督徒投票表决，于是这个争议就变成了一个关乎多数人权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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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71 如果依据基督徒对于《圣经》的诠释，则《圣经》是不承认进化论、有神进化论与任何唯物的进化思想的。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人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相信人是经由进化而来。所以除非这么少的人有什么方法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改变他们的信念，否则进化论必须被视为有违上帝旨意的学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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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73 在布莱恩的心中，试图在学校教授进化论简直就是在挑衅平民式民主制度。“只占一小部分的进化论信徒凭什么可以花公家的钱去用所谓的科学来批判《圣经》，而占绝大多数的正统基督徒却无法让学校教授对《圣经》的正统诠释？”布莱恩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进化论者的科学说法是对的；他说，就算他们是对的，他们也不能无视“政治的科学”，那就是“权利是由多数人决定的”，除非宪法对于少数人的某些权利有特别的保障。不让公立学校教授少数人的看法并没有侵犯他们的权利。“教授进化论的老师没有权利要求学校付他们薪水，因为他们教的内容并未经过家长与纳税人的同意。谁为学校提供经费，谁就是学校的管理者。”以前基督徒不得已修建了自己的学校与大学来教授基督教理论，“那么那些无神论者与不可知论者为什么就不应该去盖他们自己的学校，教他们自己的理论呢？”[20]因此，如果当初布莱恩获胜，现在的公立学校大概就都不能教授进化论了，现代科学的教授只能限于一些私立的世俗化学校。这对于美国的教育当然是大灾难，但是布莱恩执意如此，因为他不认为教育与纯正的信仰间有任何冲突。他认为没有信仰的人好比一艘无人驾驶的船，“如果要在宗教与教育二者中择其一，我们应该放弃教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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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75 三　宗教基要主义与政治极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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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77 到了今日，进化论的争议已经远去，就如同荷马的世界之于东方的知识分子一样遥远，我们可能会感觉当时的双方都很可笑。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或是其他领域中，这种争议仍然存在。斯科普斯案在数年前被改编成戏剧作品《风的传人》（Inherit the Wind）搬上舞台，这出剧在百老汇演出时，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精巧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宣扬思想自由的剧作。但是当同样的剧本由剧团带到蒙大拿州的一座小镇演出，扮演布莱恩的演员在发表演说时，观众中有人突然朝着他大喊“阿门”。今天，知识分子在校园中面临着比基要主义者更可怕的威胁，但是我们不可忘记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多么害怕这些宗教基要主义者，也许并没有麦卡锡时期的知识分子那么提心吊胆，但是那种压迫的危机感却是同样真切。我们在梅纳德·希普利（Maynard Shipley）描绘当时状况的书《向现代科学宣战》（The War on Modern Science）中，可以看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是真的陷于恐慌之中的。斯科普斯案就像是三十年后的麦卡锡时代一样，使得大家可以好好认清这种狂热心态，同时把这些激进与狂乱扫除干净，彻底解决。所以当案子结束后，我们看到反进化论运动被遏制住了，人们开始觉得对知识分子的恐惧可能太过度了。但是在斯科普斯案子审判前，这场运动在很多州都获得了强烈支持，甚至还有几个并不是南方的州。W. J. 卡什（W. J. Cash）亲身观察到，在南方，这场运动与三K党这种草根运动一样，获得了“绝大部分南方百姓的极力支持”，甚至包括教会、政治领袖们在内。[22]虽然知识分子待在学院或研究所这些场所时是用不着害怕的，但是他们非常担心这个国家的正常中学教育会因这个问题被毁。他们为中学应当教授进化论所做的辩护并不完全顺利。即使到目前为止，中学课本上谈到进化论时所用的语言都很小心，许多地方的学校在讲授进化论时也只是用间接与模糊的方式。就在几年前，一项对高中生的意见调查显示，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很明确地说：“我相信人是从低等生物进化而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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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79 进化论与斯科普斯案大大加速了反智的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与专家头一次被民间领袖们公开批评为社会的敌人。虽然这些好战的基要派在全国来说属于少数，但是他们可是重要的少数；他们其实反映了很多人的感觉，这些人虽未必愿意和他们一起走到前台进行激烈的抗议，却一样忧心时代的走向对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对若干事物带来的影响心怀畏惧，例如世界主义心态、批判性智识、道德与文学上的实验主义等。[24]布莱恩对所谓“专家”进行的异常激烈的攻击，显示出双方的立场有极大差异。但是以往并非如此。过去在进步时代，知识分子们觉得他们与民众的基本利益和期待是相和谐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和谐并非一定会出现。大众在宗教上越是虔敬，他们跟大多数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就越大。至于那些基要派，虽然他们在主要的论争战场上被击溃，但是他们并未被歼灭或消失，一些人耿耿于怀地转往其他领域继续战斗，寻找现代主义势力较为脆弱的地方下手。他们无法在有关宗教的争议中战胜现代主义或是世俗主义，就积极寻找其他地方，以图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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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81 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大萧条中找到了机会。他们在教义上的偏激使他们自绝于大部分的主流福音教会，而大萧条使得大部分福音派牧师变得倾向自由派或者左倾。[25]然而，教友的转变却不像牧师一般大，许多保守的教友觉得现在这个有些左倾的社会福音运动已经创造出了一个（教会右派人士称之为）“牧师阶级”，这个阶级已经跟大部分教友的价值观有些隔阂了。其中信奉基要主义的人数虽然日益减少，但还是拥有不可轻忽的规模，由于他们日渐感到孤立与无力，所以就纷纷加入了反对新政的极右翼行列。于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宗教上的基要主义与政治上的极右翼合流。从20世纪30年代起，基要主义就成为美国政治极右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右思想处处显露出与宗教基要主义的血缘关系。[26]这种政治基要主义潮流的代表人物挑动了寻常百姓在进化论争论中的反智心态。他们的一位领袖说：“我无法从政治学专业的立场谈论政治，我也不懂那些欧洲艺术大师的作品，但是我要说，我了解一般美国人民在想什么。”他接着声讨了他们之中的叛徒：“他们如同20世纪的文士与法利赛人……对整个民族传播某种特定思想，包括政治上的新花样、宗教态度、虚假的道德观与败德的想法等。”自古以来一直有这样的抱怨，而另一位反知识分子的人把它用最简单的话说了出来：“我们要将国家从这些城市滑头的手中夺回，还给仍然相信二加二等于四的纯朴人民，天堂有上帝，《圣经》是真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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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83 虽然没有人追索过20世纪20年代的基要派与大萧条前后的极右思想间的关联，但是这些运动的领导者之间却有传承关系。很多右翼的领袖都是牧师，或曾经做过牧师，要不就是出身于有严谨宗教氛围的牧师家庭。一些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与森戴有关系的人后来成了美国右派或是类法西斯的煽动者。堪萨斯州的杰拉尔德·温罗德（Gerald Winrod）是当时著名的右派领袖，他最早是反进化论运动的大将，从此开启了煽动生涯。另一员大将杰拉尔德·L. K. 史密斯（Gerald L. K. Smith）是牧师之子，他本身也成为基督会（Disciples of Christ）的牧师。已故的J. 弗兰克·诺里斯（J. Frank Norris）是反进化论运动最前线的得州浸信会牧师，后来成了最著名的极右派领袖之一。卡尔·麦金太尔（Carl McIntire）是右派反现代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学院基要派领袖J.格雷沙姆·梅琴（J. Gresham Machen）的爱徒。[28]近年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与若干基督徒护教团体（Christian Crusades）中的右派力量兴起，证明基要主义思想与政治右派间的关联较往昔日趋明显。我们甚至可以说，右派运动乃是由牧师或前牧师领导的。极右翼的著作也透露出一种一致的风格——宗教上的基要主义已经与激进民族主义合流，因此史密斯才将他的文章标题取为《十字架与国旗》（The Cross and the 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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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85 具有政治头脑的基要主义者走向政治极右并非全然是机会主义心理使然。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世界观，当他们在宗教上的厌恶情绪能与政治上的厌恶情绪相联结时，他们的思想更能得到满足。他们常能将若干原本不相干的敌意联系起来，使彼此得到强化。例如，当代某些基要派将他们的宗教态度与冷战相联系，就像20世纪20年代，有些基要派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反德国情结与宗教联结在一起。他们与现代主义者辩论时，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19世纪的德国学者对《圣经》高等批判的影响贡献最大。因此他们就把德国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残暴与《圣经》批判联系在一起，说它对道德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此看法，其中最直接通俗的就是森戴所言：“1895年，德皇在波茨坦宫召集大臣商议征服世界的谋略，有人告诉他，德国人民信仰马丁·路德的思想，所以不会赞成此想法，皇帝愤怒地回答：‘那就让我们改变德国的宗教信仰吧！’于是就有了高等批判这种东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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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87 这世界似乎确实存在普遍偏见心态这种东西。一些针对政治不宽容与种族歧视的研究指出，政治上与种族上的敌视与歧视经常和宗教信仰上的偏执与激进相关。[30]就是这种心态造就了所谓的“绝对如此”，促成了右翼与宗教基要派在行事风格上的高度相似。事实上，冷战与持续不断的反共产主义斗争延长和繁荣了基要主义思想的生命。就像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般，基要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此过程催生出一种伪政治心态，这种心态的思维方式可以经由过去奋兴派牧师与其主持的集会的历史背景得到理解。基要派往昔在道德与言论审查的战场上屡屡战败，在禁止进化论一事上亦然，因此他们深深觉得社会上的主流媒体一直在忽视或是打压他们的价值观。在这个充满实验性的复杂现代社会里，他们一直被排挤在一旁，饱受讪笑，即使当今那些所谓奋兴派也改用往昔宗教基要派无法接受的低调方式宣教。可是在政治领域内，这些基要主义者找到了出口。二战后的反共政治氛围使得基要派在“绝对如此”之外找到了有力联盟：一是某些有钱人，尤其是小时候受过基要主义洗礼的人，他们痛恨联邦所得税，更厌恶所谓的新政与其社会改革方案；二是美国孤立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三是天主教基要派，这是他们第一次与曾迫害他们的人联手反对“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四是南方那些近来被反种族隔离运动惹恼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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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89 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智慧对于右翼人士一直欠缺理解的原因，是没有将他们的世界观蕴含的宗教因素纳入考量。政治智慧如果要成为可以解决公共问题的力量，而非专务一己之私利繁荣的手腕，就必须有自己的一套应对生活事实和形成策略的方法。要将冲突视为一种重要的、持续的现实，认识到人类社会基于不断妥协才得以存在。凡事不应该追求最终输赢，不追求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因为它破坏了有益于社会的平衡。要对细微差别保持敏感，看到事物存在各种层次，并不是非黑即白。世界上很多事本是相对的，没有一定标准，这样才符合人应有的谨言慎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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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91 但是基要主义者完全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世界非善即恶，两者处于永恒的对抗之中。因此他们完全不接受妥协这个概念（谁愿意与撒旦妥协？），也不容忍立场模糊。他们常分辨不清事物间的细微差异，因而认为这些差异丝毫不重要。例如他们认为，自由派赞同的错失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支；而人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无神论者。杰出的政治头脑认为政治现实很重要，会尝试在各种正负因素的平衡中估计某些政策目标能否达成；但是基要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首先定义什么是对的，认为所谓政治就是不计代价地实现正确之事的领域。例如他们不认为冷战是世俗政治的结果——也就是两股为了生存而被迫彼此妥协的国际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以为那是信仰上的冲突。所以他们不关心现实力量，例如苏联拥有核武，而是一心想要在精神上对抗共产党人，尤其是国内的共产党人，他们不管这些共产党人做了什么事，甚至不管他们是否存在，只是一心一意要将他们树立为精神上的不共戴天之敌；可这敌人完全就是假想出来的，因为他们从未亲眼见过任何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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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93 因此，现实世界中的对抗变成了一场精神末日的最后斗争，一种终极现实，即使一个日常事件也会被赋予无比关键的意义，而不是被用正常的俗世眼光看待。所以当某位右翼领袖指控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啻是国际共产阴谋的代理人时，以通常的政治智慧而言，我们会认为这位领袖是在胡言乱语；但我认为，更准确地说，他的思想其实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范畴内了。他想要评论的已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所谓艾森豪威尔的实际政治行为，而是艾森豪威尔在他眼中所代表的象征意义：艾森豪威尔在终极的道德和精神价值领域中被视为某种堕落天使，而这对于这位右翼领袖来说比平庸的政治更具伟大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把握此点，就会明白这位领袖所言并不是在故意唱反调，而是一种令人赞叹的谬论。古罗马有句谚语：因为它太荒谬了，所以我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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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95 四　关于美国天主教的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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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97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在讨论新教的福音派与美国反智思想间的关系，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基督新教形塑了这个国家的典章制度。但是如果不论及美国的天主教传统也不行，因为它也对美国的反智传统起了重要影响。尽管美国天主教徒的人数在当今这两三个世代里急剧下跌，政治影响力与人们对它的接受度也大不如前，但是在19世纪中叶，虽然它属于少数信仰，且这个国家有反天主教情结，它却曾是美国最大的单一教会，地位逐步得到巩固。今天天主教宣称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信仰它，这么高的接受程度即使在三十年前也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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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6099 大家可能会认为天主教会在美国的智识历史上扮演过一些角色，带来了不同的历史观与世界观，对人性与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它在美国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智识传统，也没有培养出一批领导自身教友或是能与较具俗世色彩的新教徒对话的知识分子。美国的天主教会一直都在抨击和接受美国生活之间摇摆，它批判那些它无法接受的面向，同时接纳和模仿另外一些较能接受的部分，以便克服作为少数信仰的相关问题，让自己“美国化”。结果，美国的天主教会是全世界除了巴西与意大利以外吸引入教人数最多同时组织也最健全的，但是一直没能够建立起它的智识文化。D. W. 布罗根（D. W. Brogan）对此现象曾说：“在西方社会里，从来未发生过天主教的文化声誉与智识形象低于所在国家的平均水准的。”在过去二十年内，我们看到天主教在美国中产阶级间的显著成长，因而天主教的领袖们不得不正视此问题。所以数年前约翰·特雷西·埃利斯蒙席（Monsignor John Tracy Ellis）[*]对于美国天主教的没落智识形象发表了一番犀利的评论后，获得了天主教媒体一致的好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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