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6100
1704906101
美国天主教早期发展历史中有两个因素造成了它一向不重视智识生活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在19世纪发展时期所塑造的“一无所知”心态。当时宣教环境不利，天主教被视为应被驱逐出去的外来信仰和敌对国家的潜在工具，因此天主教极力美国化，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许多以自己信仰为荣的教友在当时的状况下以主动激进的态度来面对这不利的大环境，教会的领导者也觉得当时需要的是辩驳敌视者而非发展学术。[32]于是教会错误地决定采取这种对抗的态度来发展宣教，到了今天，即使当时这种对它的偏见歧视已不存在，教会成员还是怀抱着埃利斯蒙席所形容的“自闭一隅心态”（self-imposed ghetto mentality）。第二个因素就是长久以来，教会的资源一直用在发展组织及扩大教堂教区等方面，以应付源源不断涌入的天主教移民（在1820年到1920年间约有一千万人），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天主教权式与教导。这几乎耗尽了教会方面的所有资源，即使教会内有任何人重视智识与学术文化，也无力支持。
1704906102
1704906103
更重要的是，天主教在美国是移民者的信仰。[33]对美国的天主教徒而言，他们真正的教会在欧洲，他们也愿意接受“只有欧洲人才有天主教的智识修养与文化”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无缘由地、过度狂热地崇拜像贝洛克（Belloc）与切斯特顿（Chesterton）这类天主教作家。这些非英语系的移民对神职人员，甚至整个美国社会都显得非常被动与消极。但其实最重要，却被天主教的研究者统一忽略的原因是爱尔兰人在移民与美国社会间扮演了中介的角色。由于他们说英文，来美国也较早，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教会与政治动员机制，其他的天主教移民通常经由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美国天主教会内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爱尔兰裔，也因此美国天主教会就较少吸取德国天主教的优秀宗教学术传统或是法国教会热爱智识探讨的传统，而爱尔兰教士常会有的严厉清教徒气息与好战性格则成为美国天主教的主要特色。
1704906104
1704906105
天主教的移民多半是劳动阶级，在语言与社会地位上都与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不同，也无法融入他们，因此更无法产生智识阶层为其发声。反而教会中存在的智识分子领袖通常是英国移民后代转信天主教而来，例如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与艾萨克·海克神父（Father Isaac Hecker），他们因此与大部分的教友出身不同。关于美国天主教会高阶神职人员的家庭出身与文化程度并不高的问题，1947年时大主教库欣（Archbishop Cushing）说得好：“美国公民出身的高阶神职人员，没有一个主教、大主教或是枢机的父母亲是大学毕业的。我们的主教或是大主教都是劳动阶级的小孩。”从这样文化程度不高的家庭出身的高阶神职人员固然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但是大抵是职业教育。斯波尔丁主教（Bishop Spalding）曾在巴尔的摩的教会会议上说：“不管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认为教会的神学院是要训练出高级文化知识分子的想法都是幻想。”所以，即使天主教作为基督教世界中历史最久的教会，到了美国后其体质与氛围还是受到美国当地环境的巨大影响，因此它的智识文化几乎得重新建立。1889年美国天主教会领导阶层决定改善此问题。而创建美国天主教大学时，最初的八位教授中的六位都是从欧洲延聘而来，剩下的两位美国人也是在教会外受教育，后来才皈依天主教的。
1704906106
1704906107
与其他教会或宗教比起来，长久以来天主教信友中有能力捐款相当数额给教会的只占非常少数。当然，近代以来有一些发迹新贵是天主教徒，但是这情况也没有改善多少。埃利斯蒙席说，美国天主教大学在它成立的前六十六年中，大约只收到过十笔数额超过十万美元的遗赠捐款，而且其中只有一笔慷慨的善款接近通常支持一所私立大学所需的数额。由于后来天主教友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他们之中像新教徒般把自己小孩送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渐增。但是无论是天主教的教育家或是像罗伯特·M. 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这种同情他们的教外教育界人士，都一致认为天主教学校还是在培养职业人才或是运动人才，他们相当惋惜这种反智传统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中的普遍延续。不论是科学或是人文方面，天主教大学的学术水准始终低到令人惊讶。罗伯特·H. 纳普（Robert H. Knapp）与其团队在1952年对美国科学家曾接受的大学教育背景所做的调查显示，“天主教大学是素质最差的”。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甚至在人文方面的表现更差：“虽然天主教学校在各方面都很不行，但是在科学方面的表现却是最好的。”[34]
1704906108
1704906109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天主教界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是非常艰困的。他不但需要与新教徒学者及学界同僚竞争，也要向教内信友证明他作为天主教的知识分子是有功用的，因为天主教的人比一般美国大众更质疑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通常，天主教的学者与作家即便能得到教会的认可，也是迟来的。[35]
1704906110
1704906111
与其说这些显示的是美国天主教人士反智，不如说是他们缺乏文化与智识。但这一切更加证明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国许多天主教徒跟新教徒基要派一样反对现代主义，他们和美国社会“绝对如此”心态的出现也脱离不了干系。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天主教内的知识分子——现在人数多了，影响力也大了——当时还未有足够的力量，去制止这种心态的最糟糕发展可能，包括对心智生活的不信任与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天主教内的神职人员将很多精力用于矫正思想言论，处理离婚、节育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频频与俗世及新教徒起冲突的议题之上。甚至有些人会卷入政治极右翼的活动中，这样一来又正好与知识分子陷入敌对。一般而言，天主教内的知识分子并不乐见此情况，但是他们无力阻止。[36]
1704906112
1704906113
当今世界最奇特的现象之一，就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二者的基要派间的联合，他们用清教徒的积极情怀、坚毅卓绝的精神但缺乏思考的莽撞去反对某些事物：首先是无端视其为政治问题，然后便联合起来为之贴上无神论共产主义的标签予以打击。我们认为天主教徒对于曾经反叛侮辱其先人的新教徒一定不具好感，但是现在许多人却能不顾此嫌隙与后者联手。说来的确讽刺，以往一直无法达成的基督教内兄弟姊妹间的团结，现在竟然由对共同敌人的恨意而促成。在麦卡锡时代，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得到了右翼新教徒与许多天主教徒的广泛支持，后者竟然几乎相信他的政策不是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受天主教会的教条指引。即使天主教会内部的知识分子群体，例如《同福》（Commenweal）杂志与耶稣会的《亚美利加》（America）杂志都极力谴责他，但也起不了作用。稍后，充满新教基要派色彩的约翰·伯奇协会竟然也吸收了许多天主教友，以致至少有一位教内高层对他们提出警告。对天主教徒来说，全国大肆反共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危险的满足感。他们曾被新教徒迫害了一百年之久，现在一定对于没有人再质疑他们的“美国化”感到喜悦，也很高兴能跟当初迫害他们的人一起追剿这个新的“国际的、充满阴谋的、非美国的”敌人，这个敌人与外国势力勾结，此时外国势力不再是罗马，而是莫斯科。这种追剿令人兴奋愉快，所以即使国内已没有共产党人，他们也停不下来。这些天主教徒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建议而停手，包括教内的思想家们，因为任何理由对他们来说都已是不相关的阻挠，此时他们仿佛觉得已回到了当初在英国迫害清教徒、沿路追杀克伦威尔手下的时代……
1704906114
1704906115
[*]“蒙席”是意大利语中对主教等罗马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尊称。
1704906116
1704906117
1704906118
1704906119
1704906120
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三部分
1704906121
1704906123
民主政治
1704906124
1704906126
第六章
1704906127
1704906128
绅士的没落
1704906129
1704906130
一 对杰斐逊的攻击
1704906131
1704906132
当美国独立时，知识分子与权力间的关系并不是个问题。开国元勋们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国体是朝向民主发展，但是治国者都是上层阶级精英：在这个精英群体中，知识分子可以大展身手，很具权力。不过，当时的社会还不像今天一般科技化与专业化，所以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尚无法成为气候；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绅士的知识分子却在社会各个部门占据鳌头，例如律师界、职业人士界、企业界与政界。国父们是一群圣贤、科学家，富有教养。他们中很多人受过良好的古典博雅教育，在历史、政治与法律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足以解决时局中出现的问题。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再也没有一个时期像当时一样，产生那么多充满智识的政治领导者，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狄金森（John Dickinson）、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乔治·梅森（George Mason）、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与乔治·威思（George Wythe）等人。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贡献良多，打下了美国立国的重要基础，因此永久鲜明地树立了这样一个典范：有学问与智识的人，大可以不需要借助草莽的姿态来担任政治领袖。
1704906133
1704906134
美国竟然是由知识分子立国的，现在看来真是讽刺，因为在这个国家随后的政治史上，知识分子不是局外人、被人使唤，就是替罪羊。美国开国之初曾经有一群被杜马·马隆（Dumas Malone）称为“伟大世代”（Great Generation）的人，他们带领大家完成独立革命、制定宪法，历史上的美国百姓一向对“伟大世代”怀着极高的崇敬，地位也许仅次于林肯总统。我们当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没过多久，百姓就突然忘记了思想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呢？为什么这些国父还在世时，在智识方面的声誉就成了政治劣势呢？
1704906135
1704906136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来，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政治渐渐民主化，统治精英的角色慢慢就被取代了。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智识的重要性之所以下降，完全是因为政治民主化的浪潮。在一场政党分裂发生后不久，精英阶层的内部显现出龃龉不和，并且行事开始不择手段。这批品德高尚、充满勇气、带领民众成功革命、顺利立宪的人，竟然在1796年因利益纷争而走上无可挽回的分裂之途，加之他们对法国大革命激起的波涛有着不同反应，为此吵得天翻地覆，各行其是。[1]没想到，这个当初草拟《独立宣言》与宪法的世代，稍后竟然立下了《外侨与惩治煽动叛乱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这样保守反动的法律。“伟大世代”的领袖们不再团结，失去了他们的风范。尽管当初他们同属上流阶层，一起领导了这个国家的诞生，有共同的理念与学养，但是现在却陷溺于不顾风度、甚至失去常识的政争中。许多政治上的争议，若不幸夹杂了某些夸张的指控，例如阴谋串通法国间谍、颠覆基督教、图谋君主制复辟以使美国回归英国统治等，就会演变成竞相煽动群众的勾当，简直令人不忍卒睹。国父们不了解政党政治该如何运作，也不知道忠诚反对派的作用，为自身的政治激情所驱使，陷入唇枪舌剑、彼此攻讦的斗争之中。
1704906137
1704906138
连国父华盛顿都无法免于这种滥肆的攻击。但是第一位深受反智之苦的受害者却是杰斐逊，攻击他的人是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的牧师们。这些批评很具有代表性，因为它们含有对手们对杰斐逊的人身攻击，为此后美国政治的反智现象开了先河。1796年，杰斐逊有望接任华盛顿出任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众议员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发布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攻击他，指出他不具当总统的资格。史密斯企图向人们展现，杰斐逊的教条式领导风格令人不安，甚至是危险的。他认为，杰斐逊是个哲学家，而哲学家在政治上向来有僵化教条的作风，试看洛克为卡罗来纳州起草的宪法有多么不实际，孔多塞的“政治愚行”，以及戴维·里滕豪斯（David Rittenhouse）具名参与费城民主协会（Democratic Society Philadelphia）等事，皆是例证。史密斯还说：
1704906139
1704906140
当哲学家成为政治人物时，通常会显现以下几种特点：胆小、异想天开，固守某些原则下的理性思考，不能虑及人的真实本性；一意执迷于不切实际的理论，闭门造车，而非基于事物环境的既有状况采取符合实际的措施；思维迟钝，用到政府治理上的时候便优柔寡断，在情况急迫紧要、须果断决定迅速行动时往往犹疑不决。[2]
1704906141
1704906142
他认为，政治需要的不是智识，而是品格，杰斐逊缺的正是这个。史密斯认为，哲学家在乎人们怎么称赞与评价他，视名誉为一切，而杰斐逊的能力“更适合以笔耕赢得文名而非治国”。至于华盛顿——没有人能找出这个人的缺点：“伟大的华盛顿，感谢上天，他不是哲学家。如果他是的话，我们绝对见不到他在军事上的显赫功勋，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在他的睿智领导下茁壮繁荣。”史密斯找出了一个日后在政治事务上批评智识主义的标准借口：只要是会思考的人，在面临重要决定时就一定趋于关注琐碎之事，不切实际。史密斯嘲笑杰斐逊，说他善于“把蝴蝶与昆虫钉在木板上制作标本，以及设计旋转椅”，史密斯还说，真为他或是这个国家着想的人，“不会把这位冷静的哲学家从如此优雅的生活中推入政治事务的火坑内”。一个世代后，有人用几乎完全相同的语言羞辱亚当斯总统，我们可发现他所用的话正是史密斯用以羞辱杰斐逊的言辞：杰斐逊的某些优点“可能让他很适合出任大学教授，但绝不适合当总统和军队统帅”[3]。
1704906143
1704906144
在史密斯的攻讦中，还有另外一些关注点影响了后来的政治文献。其中之一与军事能力和政治领导能力相关。论者认为，大部分公民德行都在于军事德行之中，即使在今天，从政的知识分子有时还得借助服役的记录来洗刷书呆子的形象。
1704906145
1704906146
在1800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所有的规范与禁忌都瓦解了。有人攻击杰斐逊是只能空谈的书生，当然这只是对他的思想与人格做全面攻击的一小部分，这种全面攻击旨在表明他是一个没有信仰与道德观的危险煽动者，一个如某位批评者所言的“没有良知、信仰或仁慈心的人”。有人指控他养了一个黑人少女，还和她生了混血小孩；有人指控他在美国独立革命期间其实是贪生怕死的懦夫；有人说法国大革命是他一手鼓动的；有人说他曾毁谤华盛顿；有人说他有学拿破仑当独裁者的野心；还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家与不知变通的教条主义者；更有甚者说他是一个法国教条主义者。[4]
1704906147
1704906148
这些人在攻击杰斐逊的同时，也想将心智视为极端邪恶之物。杰斐逊的学问与思考此时竟成为指控他是无神论者的借口，这些人说，正是这两样东西让他在地球的历史一事上怀着与神学家不同的看法，还反对小孩在学校里读《圣经》。如果只是一个哲学家，杰斐逊有这些特质无伤大雅，但若是当上总统，则对国家或是宗教都大有伤害。[5]他善于抽象思考、他的文艺情怀，都使得他不适合从事实务性工作。谈到治国，他总是会搬出大套理论：“只要是本自经验的想法，他都会嗤之以鼻。”[6]有一个联邦党人曾说：“他的确是才华横溢的人，满腹学问，且精通写作。”此人接着说：
1704906149
[
上一页 ]
[ :1.70490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