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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人追索过20世纪20年代的基要派与大萧条前后的极右思想间的关联，但是这些运动的领导者之间却有传承关系。很多右翼的领袖都是牧师，或曾经做过牧师，要不就是出身于有严谨宗教氛围的牧师家庭。一些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与森戴有关系的人后来成了美国右派或是类法西斯的煽动者。堪萨斯州的杰拉尔德·温罗德（Gerald Winrod）是当时著名的右派领袖，他最早是反进化论运动的大将，从此开启了煽动生涯。另一员大将杰拉尔德·L. K. 史密斯（Gerald L. K. Smith）是牧师之子，他本身也成为基督会（Disciples of Christ）的牧师。已故的J. 弗兰克·诺里斯（J. Frank Norris）是反进化论运动最前线的得州浸信会牧师，后来成了最著名的极右派领袖之一。卡尔·麦金太尔（Carl McIntire）是右派反现代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学院基要派领袖J.格雷沙姆·梅琴（J. Gresham Machen）的爱徒。[28]近年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与若干基督徒护教团体（Christian Crusades）中的右派力量兴起，证明基要主义思想与政治右派间的关联较往昔日趋明显。我们甚至可以说，右派运动乃是由牧师或前牧师领导的。极右翼的著作也透露出一种一致的风格——宗教上的基要主义已经与激进民族主义合流，因此史密斯才将他的文章标题取为《十字架与国旗》（The Cross and the 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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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政治头脑的基要主义者走向政治极右并非全然是机会主义心理使然。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世界观，当他们在宗教上的厌恶情绪能与政治上的厌恶情绪相联结时，他们的思想更能得到满足。他们常能将若干原本不相干的敌意联系起来，使彼此得到强化。例如，当代某些基要派将他们的宗教态度与冷战相联系，就像20世纪20年代，有些基要派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反德国情结与宗教联结在一起。他们与现代主义者辩论时，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19世纪的德国学者对《圣经》高等批判的影响贡献最大。因此他们就把德国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残暴与《圣经》批判联系在一起，说它对道德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此看法，其中最直接通俗的就是森戴所言：“1895年，德皇在波茨坦宫召集大臣商议征服世界的谋略，有人告诉他，德国人民信仰马丁·路德的思想，所以不会赞成此想法，皇帝愤怒地回答：‘那就让我们改变德国的宗教信仰吧！’于是就有了高等批判这种东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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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似乎确实存在普遍偏见心态这种东西。一些针对政治不宽容与种族歧视的研究指出，政治上与种族上的敌视与歧视经常和宗教信仰上的偏执与激进相关。[30]就是这种心态造就了所谓的“绝对如此”，促成了右翼与宗教基要派在行事风格上的高度相似。事实上，冷战与持续不断的反共产主义斗争延长和繁荣了基要主义思想的生命。就像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般，基要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此过程催生出一种伪政治心态，这种心态的思维方式可以经由过去奋兴派牧师与其主持的集会的历史背景得到理解。基要派往昔在道德与言论审查的战场上屡屡战败，在禁止进化论一事上亦然，因此他们深深觉得社会上的主流媒体一直在忽视或是打压他们的价值观。在这个充满实验性的复杂现代社会里，他们一直被排挤在一旁，饱受讪笑，即使当今那些所谓奋兴派也改用往昔宗教基要派无法接受的低调方式宣教。可是在政治领域内，这些基要主义者找到了出口。二战后的反共政治氛围使得基要派在“绝对如此”之外找到了有力联盟：一是某些有钱人，尤其是小时候受过基要主义洗礼的人，他们痛恨联邦所得税，更厌恶所谓的新政与其社会改革方案；二是美国孤立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三是天主教基要派，这是他们第一次与曾迫害他们的人联手反对“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四是南方那些近来被反种族隔离运动惹恼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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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智慧对于右翼人士一直欠缺理解的原因，是没有将他们的世界观蕴含的宗教因素纳入考量。政治智慧如果要成为可以解决公共问题的力量，而非专务一己之私利繁荣的手腕，就必须有自己的一套应对生活事实和形成策略的方法。要将冲突视为一种重要的、持续的现实，认识到人类社会基于不断妥协才得以存在。凡事不应该追求最终输赢，不追求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因为它破坏了有益于社会的平衡。要对细微差别保持敏感，看到事物存在各种层次，并不是非黑即白。世界上很多事本是相对的，没有一定标准，这样才符合人应有的谨言慎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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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要主义者完全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世界非善即恶，两者处于永恒的对抗之中。因此他们完全不接受妥协这个概念（谁愿意与撒旦妥协？），也不容忍立场模糊。他们常分辨不清事物间的细微差异，因而认为这些差异丝毫不重要。例如他们认为，自由派赞同的错失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支；而人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无神论者。杰出的政治头脑认为政治现实很重要，会尝试在各种正负因素的平衡中估计某些政策目标能否达成；但是基要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首先定义什么是对的，认为所谓政治就是不计代价地实现正确之事的领域。例如他们不认为冷战是世俗政治的结果——也就是两股为了生存而被迫彼此妥协的国际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以为那是信仰上的冲突。所以他们不关心现实力量，例如苏联拥有核武，而是一心想要在精神上对抗共产党人，尤其是国内的共产党人，他们不管这些共产党人做了什么事，甚至不管他们是否存在，只是一心一意要将他们树立为精神上的不共戴天之敌；可这敌人完全就是假想出来的，因为他们从未亲眼见过任何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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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实世界中的对抗变成了一场精神末日的最后斗争，一种终极现实，即使一个日常事件也会被赋予无比关键的意义，而不是被用正常的俗世眼光看待。所以当某位右翼领袖指控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啻是国际共产阴谋的代理人时，以通常的政治智慧而言，我们会认为这位领袖是在胡言乱语；但我认为，更准确地说，他的思想其实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的范畴内了。他想要评论的已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所谓艾森豪威尔的实际政治行为，而是艾森豪威尔在他眼中所代表的象征意义：艾森豪威尔在终极的道德和精神价值领域中被视为某种堕落天使，而这对于这位右翼领袖来说比平庸的政治更具伟大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把握此点，就会明白这位领袖所言并不是在故意唱反调，而是一种令人赞叹的谬论。古罗马有句谚语：因为它太荒谬了，所以我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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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美国天主教的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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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在讨论新教的福音派与美国反智思想间的关系，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基督新教形塑了这个国家的典章制度。但是如果不论及美国的天主教传统也不行，因为它也对美国的反智传统起了重要影响。尽管美国天主教徒的人数在当今这两三个世代里急剧下跌，政治影响力与人们对它的接受度也大不如前，但是在19世纪中叶，虽然它属于少数信仰，且这个国家有反天主教情结，它却曾是美国最大的单一教会，地位逐步得到巩固。今天天主教宣称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信仰它，这么高的接受程度即使在三十年前也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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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会认为天主教会在美国的智识历史上扮演过一些角色，带来了不同的历史观与世界观，对人性与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它在美国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智识传统，也没有培养出一批领导自身教友或是能与较具俗世色彩的新教徒对话的知识分子。美国的天主教会一直都在抨击和接受美国生活之间摇摆，它批判那些它无法接受的面向，同时接纳和模仿另外一些较能接受的部分，以便克服作为少数信仰的相关问题，让自己“美国化”。结果，美国的天主教会是全世界除了巴西与意大利以外吸引入教人数最多同时组织也最健全的，但是一直没能够建立起它的智识文化。D. W. 布罗根（D. W. Brogan）对此现象曾说：“在西方社会里，从来未发生过天主教的文化声誉与智识形象低于所在国家的平均水准的。”在过去二十年内，我们看到天主教在美国中产阶级间的显著成长，因而天主教的领袖们不得不正视此问题。所以数年前约翰·特雷西·埃利斯蒙席（Monsignor John Tracy Ellis）[*]对于美国天主教的没落智识形象发表了一番犀利的评论后，获得了天主教媒体一致的好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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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天主教早期发展历史中有两个因素造成了它一向不重视智识生活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在19世纪发展时期所塑造的“一无所知”心态。当时宣教环境不利，天主教被视为应被驱逐出去的外来信仰和敌对国家的潜在工具，因此天主教极力美国化，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许多以自己信仰为荣的教友在当时的状况下以主动激进的态度来面对这不利的大环境，教会的领导者也觉得当时需要的是辩驳敌视者而非发展学术。[32]于是教会错误地决定采取这种对抗的态度来发展宣教，到了今天，即使当时这种对它的偏见歧视已不存在，教会成员还是怀抱着埃利斯蒙席所形容的“自闭一隅心态”（self-imposed ghetto mentality）。第二个因素就是长久以来，教会的资源一直用在发展组织及扩大教堂教区等方面，以应付源源不断涌入的天主教移民（在1820年到1920年间约有一千万人），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天主教权式与教导。这几乎耗尽了教会方面的所有资源，即使教会内有任何人重视智识与学术文化，也无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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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天主教在美国是移民者的信仰。[33]对美国的天主教徒而言，他们真正的教会在欧洲，他们也愿意接受“只有欧洲人才有天主教的智识修养与文化”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无缘由地、过度狂热地崇拜像贝洛克（Belloc）与切斯特顿（Chesterton）这类天主教作家。这些非英语系的移民对神职人员，甚至整个美国社会都显得非常被动与消极。但其实最重要，却被天主教的研究者统一忽略的原因是爱尔兰人在移民与美国社会间扮演了中介的角色。由于他们说英文，来美国也较早，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教会与政治动员机制，其他的天主教移民通常经由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美国天主教会内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爱尔兰裔，也因此美国天主教会就较少吸取德国天主教的优秀宗教学术传统或是法国教会热爱智识探讨的传统，而爱尔兰教士常会有的严厉清教徒气息与好战性格则成为美国天主教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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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移民多半是劳动阶级，在语言与社会地位上都与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不同，也无法融入他们，因此更无法产生智识阶层为其发声。反而教会中存在的智识分子领袖通常是英国移民后代转信天主教而来，例如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与艾萨克·海克神父（Father Isaac Hecker），他们因此与大部分的教友出身不同。关于美国天主教会高阶神职人员的家庭出身与文化程度并不高的问题，1947年时大主教库欣（Archbishop Cushing）说得好：“美国公民出身的高阶神职人员，没有一个主教、大主教或是枢机的父母亲是大学毕业的。我们的主教或是大主教都是劳动阶级的小孩。”从这样文化程度不高的家庭出身的高阶神职人员固然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但是大抵是职业教育。斯波尔丁主教（Bishop Spalding）曾在巴尔的摩的教会会议上说：“不管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认为教会的神学院是要训练出高级文化知识分子的想法都是幻想。”所以，即使天主教作为基督教世界中历史最久的教会，到了美国后其体质与氛围还是受到美国当地环境的巨大影响，因此它的智识文化几乎得重新建立。1889年美国天主教会领导阶层决定改善此问题。而创建美国天主教大学时，最初的八位教授中的六位都是从欧洲延聘而来，剩下的两位美国人也是在教会外受教育，后来才皈依天主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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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教会或宗教比起来，长久以来天主教信友中有能力捐款相当数额给教会的只占非常少数。当然，近代以来有一些发迹新贵是天主教徒，但是这情况也没有改善多少。埃利斯蒙席说，美国天主教大学在它成立的前六十六年中，大约只收到过十笔数额超过十万美元的遗赠捐款，而且其中只有一笔慷慨的善款接近通常支持一所私立大学所需的数额。由于后来天主教友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他们之中像新教徒般把自己小孩送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渐增。但是无论是天主教的教育家或是像罗伯特·M. 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这种同情他们的教外教育界人士，都一致认为天主教学校还是在培养职业人才或是运动人才，他们相当惋惜这种反智传统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中的普遍延续。不论是科学或是人文方面，天主教大学的学术水准始终低到令人惊讶。罗伯特·H. 纳普（Robert H. Knapp）与其团队在1952年对美国科学家曾接受的大学教育背景所做的调查显示，“天主教大学是素质最差的”。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甚至在人文方面的表现更差：“虽然天主教学校在各方面都很不行，但是在科学方面的表现却是最好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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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天主教界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是非常艰困的。他不但需要与新教徒学者及学界同僚竞争，也要向教内信友证明他作为天主教的知识分子是有功用的，因为天主教的人比一般美国大众更质疑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通常，天主教的学者与作家即便能得到教会的认可，也是迟来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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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这些显示的是美国天主教人士反智，不如说是他们缺乏文化与智识。但这一切更加证明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国许多天主教徒跟新教徒基要派一样反对现代主义，他们和美国社会“绝对如此”心态的出现也脱离不了干系。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天主教内的知识分子——现在人数多了，影响力也大了——当时还未有足够的力量，去制止这种心态的最糟糕发展可能，包括对心智生活的不信任与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天主教内的神职人员将很多精力用于矫正思想言论，处理离婚、节育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频频与俗世及新教徒起冲突的议题之上。甚至有些人会卷入政治极右翼的活动中，这样一来又正好与知识分子陷入敌对。一般而言，天主教内的知识分子并不乐见此情况，但是他们无力阻止。[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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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最奇特的现象之一，就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二者的基要派间的联合，他们用清教徒的积极情怀、坚毅卓绝的精神但缺乏思考的莽撞去反对某些事物：首先是无端视其为政治问题，然后便联合起来为之贴上无神论共产主义的标签予以打击。我们认为天主教徒对于曾经反叛侮辱其先人的新教徒一定不具好感，但是现在许多人却能不顾此嫌隙与后者联手。说来的确讽刺，以往一直无法达成的基督教内兄弟姊妹间的团结，现在竟然由对共同敌人的恨意而促成。在麦卡锡时代，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得到了右翼新教徒与许多天主教徒的广泛支持，后者竟然几乎相信他的政策不是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受天主教会的教条指引。即使天主教会内部的知识分子群体，例如《同福》（Commenweal）杂志与耶稣会的《亚美利加》（America）杂志都极力谴责他，但也起不了作用。稍后，充满新教基要派色彩的约翰·伯奇协会竟然也吸收了许多天主教友，以致至少有一位教内高层对他们提出警告。对天主教徒来说，全国大肆反共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危险的满足感。他们曾被新教徒迫害了一百年之久，现在一定对于没有人再质疑他们的“美国化”感到喜悦，也很高兴能跟当初迫害他们的人一起追剿这个新的“国际的、充满阴谋的、非美国的”敌人，这个敌人与外国势力勾结，此时外国势力不再是罗马，而是莫斯科。这种追剿令人兴奋愉快，所以即使国内已没有共产党人，他们也停不下来。这些天主教徒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建议而停手，包括教内的思想家们，因为任何理由对他们来说都已是不相关的阻挠，此时他们仿佛觉得已回到了当初在英国迫害清教徒、沿路追杀克伦威尔手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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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席”是意大利语中对主教等罗马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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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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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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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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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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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杰斐逊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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