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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牧师，甚至包括那些深深同情福音思想的人都变得开明了起来。[7]也即是说，他们现在不再觉得自己必须与一小撮怀疑宗教的理性主义者共处同一个世界，或是看见信友们不断质疑基督教义，转而拥抱现代主义——从全然关怀永恒救赎问题的基督徒，变成了忙于世俗事务，例如关注工会、社会福利，甚至推动社会主义之人——他们不再为这种境况感到担忧。到了19世纪末，基要主义者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再受人尊敬，也失去了往昔的影响力。于是他们之间很自然地兴起了一股主张反击一切现代之物——诸如《圣经》考据学、进化论、社会福音思想，以及各类理性批评的活动——的风潮，这就是日后“绝对如此”心态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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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场上的逐渐强硬可以通过比较穆迪与他的接班人看出。穆迪的立场接近基要主义者，但是他的风格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已形成，只不过那时现代主义的影响只限于知识分子圈。他每次提及基要主义与现代主义间日渐激烈的冲突，多是从个人立场出发的善意提醒，或是由于他早年感受到两者间存在水火之势。他一直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内容必定是好的，任何想诋毁《圣经》的企图都是撒旦的诡计。“如果《圣经》中有哪一个部分不对，那整本《圣经》就都没有价值了。”那时，人们还可以径行忽视用科学与理性来理解《圣经》的行为，因为“《圣经》不是用来给人理解的”。他对于详加分析与探究式阅读《圣经》的做法是不耐烦的，“现在大家都这样读，可是这样读会错失《圣经》的真义”。[8]虽如此，穆迪的思想中却显然有开明的一面。他倾向于与他尊敬的宗教自由派保持和平，并邀请他们来参加他的布道大会，他不喜欢保守派称呼他们是背弃信仰的人。他的思想中自由包容的部分可从他创立的神学院看出，这两所神学院后来都走向了现代主义，一所是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另一所是马萨诸塞州的诺斯菲尔德神学院。它们都自认为是穆迪精神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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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森戴，就很不同了。他坚信基要主义者必须强硬、彻底与毫不妥协。他会毫不留情地谩骂那些《圣经》考据研究与进化论，就如同他谩骂所有不喜欢的事物一般。“《圣经》说有地狱，你们不能黑心下作到说你们不信《圣经》，你们这些笨蛋！”又说：“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正快速走向死亡，如果我有一百万元，我会通通捐给教会，只捐一元给大学。”“当上帝这样说而学者那样说时，这些学者就应该下地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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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达尔文进化论与斯科普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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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速度越来越惊人。对传统的挑战来势汹汹，已经进入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再被忽视了。一般而言，宗教基要主义者自己偶尔也会怀疑他信仰的宗教是否完全无误，但是现在情况不同：整个社会都在提出这样的怀疑了。如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说：“极端的基要主义正因为如此狂热，反而暴露出一个事实，就是怀疑论已经进入教会的核心了；当人们的信仰受到挑战时，他们反而会特别坚持原有的信念。狂热的基要主义是一种克服怀疑的解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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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派生怕用辩论的方式无法抵挡理性主义与现代主义，所以就诉诸激烈的言语暴力来压制它们，最后变成了以迫害及恐吓的方式来对付敌人，这一现象发展到极致，就有了20世纪20年代的“反进化论运动”。森戴在当时的一次讲道中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把这些异端人士驱逐出美国。”[11]但不幸的是，成为异端的人是他们：他们缺乏能力恐吓与镇压反对他们的人，他们与历史的潮流相违逆。即使在广大的福音派成员中，他们也没有得到支持。许多卫理公会与北方的浸信会会友对此问题开始采取开明的立场。失去了福音派多数人的支持后，很多基要主义者开始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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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新教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文化斗争”（Kulturkampf）最激烈的时期，在许多广告宣传、广播、杂志与大众教育中，新旧立场无可避免地直接冲突起来。传统的、乡村的与小镇式的美国与现代生活发生了全面对抗，坚决反对世界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怀疑主义与道德解放浪潮。这些对抗包括三K党运动的兴起、对于禁酒令的维护、对于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在课堂教授进化论的法律审判，以及反对19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Al Smith）的运动等，它们都显示出“旧美国”还在徒劳地捍卫自己的权威；其中唯一成功的是阻止史密斯当选，但是史密斯却成功将民主党改造成一个城市型政党，让之后的民主党在选举中频频胜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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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传统派的焦虑呼号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旧美国”即将成为过去，他们认为，是知识分子想要置“旧美国”于死地。1926年，三K党的领袖海勒姆·W. 埃文斯（Hiram W. Evans）写了一篇令人动容的文章，陈述了他们组织的目的，他认为当时整个社会主要的问题是一场“具有西部拓荒精神的美国平民大众”与“自由派知识分子”间的战斗。他还认为，美洲白人原本的道德与宗教情怀一方面被不断迁移入美国的其他人种破坏，另一方面还遭到自由派知识分子讪笑。所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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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掀起的是一场普通人的运动，我们没有高深的文化涵养，没有智识上的理论支持，也没有训练有素的领导阶层。我们期待普通人重掌社会的主导力量，我希望我们能成功。所谓普通人就是过着寻常日子的大众，不怎么有文化，不怎么有智识，不骄纵自满，也不整天想着要改变美国，是很寻常的传统美国人。我们的成员与领袖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很自然就会反对那些长期占据这个社会的领导权，却背叛美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与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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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特点也是缺点。它让人觉得我们的成员多是“乡巴佬”“粗人”以及“开二手福特车的中下阶层”。没有错，是这样。可比这更糟的是，我们没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所以我们连把我们的目标与理由好好说清楚的办法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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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草根运动都有此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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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认为，从情感上与直觉上判断事物是什么缺点，人不是凡事都要依靠冷冰冰的理性。所有的行动不都是因情感发动的吗？我们的情感与激发情感的直觉是千百年留传下来的传统，它们的历史比理性占据人类大脑的历史久得多……它们是美国文明的基石，甚至比一些伟大的历史性文献还重要。它们是可靠的，而那些违反自然的知识分子所做的精细理性思考则无法让人信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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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辞不无道理，也不算粗鄙。但是要找到不粗鄙的方式来实践它却很难，对于这一点，看看三K党人过去的不良记录就能明白，基要派的恐慌也能说明问题。佐治亚州的一位州议员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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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圣经》吧！它能教你如何做人做事。读读赞美诗集吧！它里面收录了历史上最美的诗歌。读读历书年鉴吧！它能告诉你天候与自然变化。其他的书都不用读，所以我反对兴建任何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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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位议员的地位来说，他的话也许不值一顾，但如果一位三度竞选总统的联邦政府前任国务卿也这样讲，就值得注意了——1942年，布莱恩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上说：“美国的所有问题都源自进化论。干脆把所有的书籍都烧掉算了，只留《创世记》的前三段即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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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派在对抗进化论时气势达到了最高峰，而在斯科普斯案时则表达出了最坚定的立场。本案可视为代表基要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之间一切价值冲突与立场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这件案子是关于高中课程可否教授进化论，这个问题的出现表明现代主义思维已经从精英知识分子圈扩展到了一般人民的生活中。学校应不应教进化论？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在大学中讨论过，保守派人士曾经在1860年后花了三十年时间力图阻挡达尔文主义的浪潮。当初这场辩论发生在精英阶层间，因此保守派人士虽然输掉此战役，可是其结果对于基要派的核心阵地影响不大。因为那时虔敬信徒上大学的不多，即使有，也可以选择那些不受《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影响的落后学校就读。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进化论已经在高中教授，而大部分的人也都有高中学历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五年里，高中的数量倍增，战后这种增长趋势还在持续。高中文凭已经变成美国的小孩子必须具备的教育程度证明，尤其是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的话。许多虔敬且上进的教友开始觉得他们的小孩应该要上高中，但他们也知道上了高中以后这些小孩会受进化论的影响。斯科普斯先生正是因为采用一位进化论主义者乔治·亨特（George Hunt）编写的教科书——《市民生物学》（Civic Biology）上课才被田纳西州政府控告。该州教育委员会早在1919年就采用这本书作为官方教科书，而某些学校甚至在1909年就开始使用了，但是当时大家都不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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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州及其他地方的基要派来说，阻止学校教授进化论就等于挽救孩子们的信仰，甚至是全家人的信仰，使他们免于受进化论者、知识分子与国际化人士的影响。[15]如果说这些基要派值得任何同情的话——我认为他们值得——那就是因为此点。他们的愤怒与顽抗完全是由于他们将与进化论之争视为对其家园幸福与家人的保护，而且至今依然如此。田纳西州议员、原始浸信会（Primitive Baptist）会友约翰·华盛顿·巴特勒（John Washington Butler）之所以主张立法阻止该州教授进化论，就是因为他听说家乡有一位年轻人进城读大学之后回来就变成了一位进化论的支持者。因此他担心他的五个小孩也会这样。1925年，他终于成功推动该项法律通过。在州议会为此法案辩论时，有一位州议员提出这样的口号：“让我们帮上帝拯救我们的小孩。”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在斯科普斯案中陈述说：“每位小孩都应该比他的父母亲更有智慧。”而这正是基要派最为恐惧的事情。如果所谓更有智慧指的是抛弃父母拥有的旧观念与生活方式，那这绝不是这些父母亲所愿意见到的。布莱恩在案件审理时提出证词：“这些接受新教育的小孩回家后就会嘲笑他们的父母亲，各位，我们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些父母亲当然有权利主张，收了他们学费的老师们不应剥夺小孩子对上帝的信仰，让他们回家后变得不信神、不虔敬，或是成为无神论者。”他在审判开始前对外宣称：“我们在此案中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捍卫父母亲保护其子女之信仰的权利……”[16]对布莱恩与他的支持者而言，“达罗很明显是要摧毁宗教与家庭”。有一位田纳西州居民甚至在达罗面前挥舞拳头，说道：“去死吧！你别想曲解我妈妈的《圣经》！如果你敢，我会把你撕成碎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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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反进化论运动的领导角色最后会落在布莱恩这样的一位普通教友身上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身上有着这个民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两种“神圣”传统：福音派思想与平民式民主。在他的脑海中，信仰与民主共同形成了一个反智识的理由。一边是人民的声音与内心的信仰，另一边则是一小撮被伪科学与偏狭的理性主义所误导的、傲慢的知识分子精英。他称他们为“科学苏维埃”和“一群自命为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寡头团体”。[18]他认为，宗教从来就不只属于精英，“基督教是为所有人出现的，不是为了那些所谓的‘思想家’而生”。思想是机械的，需要靠心灵来引导。思想既可能规划作恶的手段，也可能思考有利于社会的作为。“单单崇尚思想的能力，这就是今日知识性社会最大的罪过。”只有心灵可以将心智导向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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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平民式民主结合旧式宗教。一般人所应该做的事，就是遵循他们心灵之所向，而一般人的心灵在宗教方面的直觉跟知识分子一样好，甚至更好，因此在宗教事务上应该遵循一般人的判断。于是当宗教与科学有冲突时，应该由公众而非精英——他们看待人只是以文凭与学历来论高低——来做决定。社会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所谓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这个信念，在布莱恩那里被变成：在田纳西州的选票箱前，所有人都是一样优秀的生物学家。事实上，布莱恩提议把进化论的问题交由基督徒投票表决，于是这个争议就变成了一个关乎多数人权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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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据基督徒对于《圣经》的诠释，则《圣经》是不承认进化论、有神进化论与任何唯物的进化思想的。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人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相信人是经由进化而来。所以除非这么少的人有什么方法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改变他们的信念，否则进化论必须被视为有违上帝旨意的学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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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莱恩的心中，试图在学校教授进化论简直就是在挑衅平民式民主制度。“只占一小部分的进化论信徒凭什么可以花公家的钱去用所谓的科学来批判《圣经》，而占绝大多数的正统基督徒却无法让学校教授对《圣经》的正统诠释？”布莱恩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进化论者的科学说法是对的；他说，就算他们是对的，他们也不能无视“政治的科学”，那就是“权利是由多数人决定的”，除非宪法对于少数人的某些权利有特别的保障。不让公立学校教授少数人的看法并没有侵犯他们的权利。“教授进化论的老师没有权利要求学校付他们薪水，因为他们教的内容并未经过家长与纳税人的同意。谁为学校提供经费，谁就是学校的管理者。”以前基督徒不得已修建了自己的学校与大学来教授基督教理论，“那么那些无神论者与不可知论者为什么就不应该去盖他们自己的学校，教他们自己的理论呢？”[20]因此，如果当初布莱恩获胜，现在的公立学校大概就都不能教授进化论了，现代科学的教授只能限于一些私立的世俗化学校。这对于美国的教育当然是大灾难，但是布莱恩执意如此，因为他不认为教育与纯正的信仰间有任何冲突。他认为没有信仰的人好比一艘无人驾驶的船，“如果要在宗教与教育二者中择其一，我们应该放弃教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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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宗教基要主义与政治极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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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日，进化论的争议已经远去，就如同荷马的世界之于东方的知识分子一样遥远，我们可能会感觉当时的双方都很可笑。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或是其他领域中，这种争议仍然存在。斯科普斯案在数年前被改编成戏剧作品《风的传人》（Inherit the Wind）搬上舞台，这出剧在百老汇演出时，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精巧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宣扬思想自由的剧作。但是当同样的剧本由剧团带到蒙大拿州的一座小镇演出，扮演布莱恩的演员在发表演说时，观众中有人突然朝着他大喊“阿门”。今天，知识分子在校园中面临着比基要主义者更可怕的威胁，但是我们不可忘记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多么害怕这些宗教基要主义者，也许并没有麦卡锡时期的知识分子那么提心吊胆，但是那种压迫的危机感却是同样真切。我们在梅纳德·希普利（Maynard Shipley）描绘当时状况的书《向现代科学宣战》（The War on Modern Science）中，可以看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是真的陷于恐慌之中的。斯科普斯案就像是三十年后的麦卡锡时代一样，使得大家可以好好认清这种狂热心态，同时把这些激进与狂乱扫除干净，彻底解决。所以当案子结束后，我们看到反进化论运动被遏制住了，人们开始觉得对知识分子的恐惧可能太过度了。但是在斯科普斯案子审判前，这场运动在很多州都获得了强烈支持，甚至还有几个并不是南方的州。W. J. 卡什（W. J. Cash）亲身观察到，在南方，这场运动与三K党这种草根运动一样，获得了“绝大部分南方百姓的极力支持”，甚至包括教会、政治领袖们在内。[22]虽然知识分子待在学院或研究所这些场所时是用不着害怕的，但是他们非常担心这个国家的正常中学教育会因这个问题被毁。他们为中学应当教授进化论所做的辩护并不完全顺利。即使到目前为止，中学课本上谈到进化论时所用的语言都很小心，许多地方的学校在讲授进化论时也只是用间接与模糊的方式。就在几年前，一项对高中生的意见调查显示，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很明确地说：“我相信人是从低等生物进化而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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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与斯科普斯案大大加速了反智的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与专家头一次被民间领袖们公开批评为社会的敌人。虽然这些好战的基要派在全国来说属于少数，但是他们可是重要的少数；他们其实反映了很多人的感觉，这些人虽未必愿意和他们一起走到前台进行激烈的抗议，却一样忧心时代的走向对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对若干事物带来的影响心怀畏惧，例如世界主义心态、批判性智识、道德与文学上的实验主义等。[24]布莱恩对所谓“专家”进行的异常激烈的攻击，显示出双方的立场有极大差异。但是以往并非如此。过去在进步时代，知识分子们觉得他们与民众的基本利益和期待是相和谐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和谐并非一定会出现。大众在宗教上越是虔敬，他们跟大多数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就越大。至于那些基要派，虽然他们在主要的论争战场上被击溃，但是他们并未被歼灭或消失，一些人耿耿于怀地转往其他领域继续战斗，寻找现代主义势力较为脆弱的地方下手。他们无法在有关宗教的争议中战胜现代主义或是世俗主义，就积极寻找其他地方，以图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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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大萧条中找到了机会。他们在教义上的偏激使他们自绝于大部分的主流福音教会，而大萧条使得大部分福音派牧师变得倾向自由派或者左倾。[25]然而，教友的转变却不像牧师一般大，许多保守的教友觉得现在这个有些左倾的社会福音运动已经创造出了一个（教会右派人士称之为）“牧师阶级”，这个阶级已经跟大部分教友的价值观有些隔阂了。其中信奉基要主义的人数虽然日益减少，但还是拥有不可轻忽的规模，由于他们日渐感到孤立与无力，所以就纷纷加入了反对新政的极右翼行列。于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宗教上的基要主义与政治上的极右翼合流。从20世纪30年代起，基要主义就成为美国政治极右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右思想处处显露出与宗教基要主义的血缘关系。[26]这种政治基要主义潮流的代表人物挑动了寻常百姓在进化论争论中的反智心态。他们的一位领袖说：“我无法从政治学专业的立场谈论政治，我也不懂那些欧洲艺术大师的作品，但是我要说，我了解一般美国人民在想什么。”他接着声讨了他们之中的叛徒：“他们如同20世纪的文士与法利赛人……对整个民族传播某种特定思想，包括政治上的新花样、宗教态度、虚假的道德观与败德的想法等。”自古以来一直有这样的抱怨，而另一位反知识分子的人把它用最简单的话说了出来：“我们要将国家从这些城市滑头的手中夺回，还给仍然相信二加二等于四的纯朴人民，天堂有上帝，《圣经》是真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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