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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成立之初，居高位的人可以轻易任命有才干的人担任某些职位，但这并非如表面看来这么不民主，因为被任用者常常出身低微，所以也符合社会公平。例如在1808年杰斐逊总统写信给一位叫威廉·沃特（William Wirt）的人——他是一位律师及散文作家，父母是开小客栈的移民——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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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的目的是……想请你来国会工作。国会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舞台，也是获取政府职位的敲门砖。以你拥有的名声、才智与正确的观念，只要小心审慎，你就可以成为众议院的共和派领袖。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你可以选择进入军事、司法、外交或是其他政府体系工作，只要是你喜欢的地方，都可以去。作为我们国家的最优秀人才，你肯定可以获得最好的工作。[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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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杰斐逊过世，这封信展现出的自信已不可想象。在政界寻求发展的方式已有所改变。政治人物面对群众时能展现的魅力，远比他的才能能否折服同僚或长官更重要。许多人是因为由下到上的选举出头的，而非经由从上到下的政治甄拔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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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举出身者的素质要求与担任公职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美国公务员的任用规范是由华盛顿代表联邦党人建立的，由联邦党人与杰斐逊派共同支持施行到1829年为止，代表着一种“由绅士管理政府”的传统。[39]若按当时欧洲政府行政的标准来看，华盛顿的用人标准虽然有失偏袒，但要求算是高的。他要求能力，也重视个人的人品与名声，“希望所用之人都能增加联邦政府的声誉与荣耀”。从一开始，政府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强调区域平衡的非个人化原则，也避免裙带关系。到1792年时，忠诚开始成为选拔人才的考量因素，但尚非关键因素，正如华盛顿的继任者亚当斯所言，“华盛顿总统任命了许多旗帜鲜明的民主派与革命派人士” [40]。选拔人才进入联邦政府服务，最大的障碍在于薪资太低，这是应乡间民意要求的结果，加之政府公务员起初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即使被选中担任内阁阁员也一样，对就业者吸引力不大。杰斐逊取代联邦党人入主白宫后，为了给选举时期引发的激情与动荡降温，避免当选后的大规模人事改组致使人心不安，便尽可能让联邦政府不要大换血。因此，除了那些最激昂、最敢言的联邦党人被换掉之外，其他人只要保持缄默，都可以保住工作。虽然杰斐逊的用人理念是在各党派间平均分配职位，但是公共官员的素质并未因此发生变化。过去要求品德与操守的选才标准保留了下来，杰斐逊带来的所谓“1800年革命”并未在行政上做出什么改变。实际上，选拔人才的标准维持不变才是了不起的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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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同时，在某些州，尤其是宾州与纽约州，党派恩庇开始成为用人的标准。职位轮替的概念开始从选举制的职位蔓延到任命制的职位。由于选举权的普及与平等主义的热潮，旧的行政传统被公然的党派恩庇与分赃所替代。“谁胜选谁当职”的职位轮替原则被认为符合民主信条，杰克逊派非但不认为它会损害行政效率，反而视其为一种社会改革。他们更是把进入政府任职看成开放社会下的平常百姓可以争取的社会流动机会。他们认为，选举推动的职位轮替可以避免形成一个不民主的、长久替换不掉的官僚阶级。他们认为官员轻易去职、平民轻易补缺并非行政弊病，而是民主的优点。1829年，杰克逊总统在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就十分正式地表达了这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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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认为，即使个人拥有正直的品格，可以避免腐化，长久在位也容易使人产生不良心态或习性，有损公益。长久在位的人“会把职位看成财产的一部分，也会把政府看成他个人利益的来源，而非服务民众的工具”。不论是明目张胆的腐化，或是正确观念逐渐变质，都迟早会令政府的目标失去正当性，变为假公济私，服务少数人的利益。杰克逊并不担心新换上来的人经验不足，“所有政府职位的职责都是（至少是被设计成）浅显简单的工作，任何有脑筋的人都可以很快上手”；让人久居其位的弊病要大于任用有经验者的益处。我们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杰克逊决意要把向新选上来的人开放政府职位视为民主机制的一部分，也要打破政府职位被视为财产的旧习。他把政府职位轮替看成“共和政治的首要原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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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政府职位以往被大家看成一种私人财产，而杰克逊派认为这种财产应该为人所共享。他们对于政府职位的看法正符合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反垄断立场。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政治或经济资源之分配决定了这社会的活力或发展潜力，那么杰克逊的敌人们可能没有看到一些隐性的潜在人力资源。但是，杰克逊认为政府职责清楚单纯，任何人都可以很快上手，则会使我们忽视专家与经验在某些复杂公共事务中的重要性。[43]绅士与绅士风范被朴素的美国选举淘汰的同时，专家们，甚至包括那些称不上专家的干练之人，他们在政府中的空间也因党派竞争与职位轮替而遭到限制。训练与智识已被彻底从决策与管理权力中清除了出去，而智识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本就不幸地取决于绅士阶层对教育与训练的重视，与绅士阶层的政治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随着绅士没落，专家也一并遭了殃。在19世纪的美国，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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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杰克逊在军中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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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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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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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涵优雅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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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中叶时，无论是在选举制还是任命制的职位上，绅士都已经被边缘化，在美国政坛可以说是没落了。内战一度掩盖了他们的不满，让文化差异暂时被放在一边。这场战争是一场事业，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这个任务急需完成，北方的上流阶级因此团结起来维系这个国家的存在，不问他们意欲拯救的这种政治文化是否值得拯救。林肯总统似乎认为它值得，他做了一件让这些北方绅士很高兴的事：任命大量学者文人担任驻外大使，例如老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Sr.）、约翰·比奇洛（John Bigelow）、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和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等人。如果美国的民主文化可以产生像林肯这样的人，也许是绅士们小看了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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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战争结束后，整个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很明显地被暴露了出来。政治制度在战前的运作失败引发了战争，致使数十万人丧命，而战后的重建工作基本上也是一场大失败，所以这整场内战除了挽救国家免于分裂这个最起码的目标外，没有起到任何其他作用，也没有让这个国家吸取任何教训。战后的新一代企业家比战前的更贪婪，政治沦落为煽动与复仇的戏码，国家的公共利益被出卖给铁路大亨和关税诈骗集团。1856年抱持理想主义成立的共和党此时已是像本杰明·F. 巴特勒（Benjamin F. Butler）与本·韦德（Ben Wade）这类货色的党派，成了丑闻缠身的格兰特政府一手造就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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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想改革的人早在1868年就已发现这种堕落趋势，例如小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 Jr.）就站出来挑战巴特勒代表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席位。对这些改革者而言，事情很清楚：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美国特权阶级的心脏地区与贵族的智识发源地，他们自己中间有一个人要出来把那个公然以权谋私之举的代表人物赶出政坛。《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一场对抗竞争，一边是头脑清楚、会思考的智识者，一边是不思考、鲁莽、喧闹、满不在乎的群众。”[1]同时这也是一小群精英对抗一大群移民与工人的竞争，这从达纳笨拙的选举文宣与策略可见一斑。[2]但选举结果让达纳这个群体的人立即看到了他们暗淡的未来：他只获得了不到10%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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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惨败其实只是后续一连串事件的开端。改革者在各处都遭受挫折。莫特利因为一起流言而被杰克逊总统解除了大使职务；虽然之后他又被格兰特总统起用，却再度被解职，因为格兰特想要借着解聘他来打击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埃比尼泽·R.霍尔（Ebenezer R. Hoar）的大法官提名被驳回，因为政客们都不喜欢他——参议员西蒙·卡梅伦（Simon Cameron）曾说：“他得罪了七十位参议员，这样的人能指望他干什么？”杰出的经济学家戴维·A. 韦尔斯（David A. Wells）因为他的自由贸易观点而被解除了税务专员的职务，领导公务员改革的雅各布·多尔森·考克斯（Jacob Dolson Cox）也因得不到总统的支持而辞去内政部部长一职。到了1870年时，查理斯·亚当斯之子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离开华盛顿回哈佛教书，他说：“我所有的朋友不是已经被踢出政府，就是快要被踢出政府，我就要没有伙伴或是信息来源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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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期待林肯与格兰特政府能带来改革的若干年轻人现在已经不抱希望了。当美国从内战的硝烟中颤巍巍地站起来时，一个不得志的贵族阶级也相随出现了，他们是一群内涵优雅的改革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教育与智识为政治与经济权力中心所疏远。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最在意的就是公职人员的素质，他们很想改革公务员制度，他们的理论代言人是《国家》杂志的E. L. 戈德金（E. L. Godkin），他们的政治英雄是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最能够表达他们的心声的是亨利·亚当斯所写的自哀自怜的自传：《教育》（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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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现在回顾当初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的作为，发现他们的确很少讨论某些重要的议题，很多问题他们甚至都没有碰触到。大家倾向于觉得他们力有未逮，因而就很欣赏他们之中随后出现的像约翰·杰伊·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这样能够勇往直前的人。但是这个阶级基本上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然而在美国政治中，头脑是否可以发挥作用端看运气好坏。他们也了解此点，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曾要求戈德金在《国家》杂志中抗议有人认为“共和党人不用思考就能做事”，说的就是这个；而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也曾说过：“《国家》、哈佛与耶鲁在我看来乃是抵御现代野蛮与粗俗潮流的最终堡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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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并非遍布全国，也不具有代表性。他们一般出生在东北部，主要在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及宾州，只有一小撮人分布在扬基人和纽约人曾待过的中西部。这些人的道德观及智识都承继自新英格兰，确切地说，大部分人就是新英格兰人的后裔。他们传承了上帝一位论与超验主义的哲学理念、清教主义的道德观、废奴运动的精神、新英格兰对教育与智识的崇敬，以及扬基人对于公共责任与市政改革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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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扬基人的自信与自负精神行事，大多数内涵优雅的改革者对于自身道德之纯净确信无疑。出版商乔治·黑文·帕特南（George Haven Putnam）在他的自传里说：“每个世代都会有一些无私的人，抱持着对社会的责任感，随时准备全力为这个社会与同胞效命。”[5]这种无私奉献的能力源自经济上的保障与家庭教育的传统。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并非都很富裕，但一定有小康以上的背景。几乎没有人出身寒微，靠苦学成功，他们都是商人、实业家、律师、牧师、医生、教育家、编辑、记者、出版商的后代，且子承父业。他们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好很多，在大学生尚属稀少的年代，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有文学学士文凭了，没有的也多半有法律学位。有些人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或收藏家，此外还有诗人、小说家或评论家等。这些上过大学的人大部分读的是哈佛、耶鲁，要不就是像阿默斯特、布朗、威廉姆斯、达特茅斯或是奥伯林等新英格兰有名的贵族学校。他们在宗教上大多信仰上流阶层的教派，尤其是与新英格兰传统或是商业富豪有关的，例如公理会、上帝一位论派或是圣公会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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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曾剀切地指出，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在政治上与道德上其实是无根的漂泊者，他们没有朋友或是盟友，在美国的经济或政治生活中，一群狡黠粗俗的人已经占据了整个舞台。内战后，从英国回到华盛顿的亨利·亚当斯观察到了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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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跟格兰特不同的人出现了，他们代表着现在的主流。他们充满活力，不太思考，多半是农民出身，不信任自己和他人，胆小怕事，嫉妒心重，报复心强，外表看上去有些迟钝，总是需要别人指引提点，但行动永远是最能刺激他们的——他们天生好斗。这类人循着直觉做事，照本能的冲动而行，却能轻易摆平学者。许多人们都追随他们的脚步，除了追随者，他们谁也不认。所以现在在公共事务中，讨论与智识显然已经无用武之地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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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养的人纷纷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股敌视他们的力量与一种陌生的心态。一群暴发户与新贵逐渐占领了商业与政治圈，他们在社会层面上是危险的，在个人层面上既粗俗又爱装阔气。小查尔斯·亚当斯说，对于这些暴发户，他根本不想见第二面，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幽默感、思想与气质”[8]。而政客们也不遑多让——戈德金称他们是“一群人格卑下之徒”[9]，粗鄙、无知、低效、腐败。亨利·亚当斯回到华盛顿不久后，一位内阁阁员告诉他，跟这些国会议员打交道，再有耐性也没用：“不能待他们以礼，他们是一群猪，一定要用棍子敲他们的鼻子才行。”所有波士顿、新英格兰与纽约的人都警告亨利·亚当斯，“华盛顿不是体面的年轻人待的地方”，他自己之后也发现这地方没有文明法理，不成社会，即使有教养的人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影响这些人的行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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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似乎并不比他自在多少，行政机关与国会对此都避而不谈。社会中没有人愿意听政府人士的说法。政府人士也不顾社会上的人如何想。整个世界都脱离了政治的常轨，而政治也脱离了社会。像班克罗夫特与约翰·海（John Hay）等内战的幸存者都想要出手解决问题，却都遭遇失败。他们大可以说他们想说的，做他们想做的，却无人理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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