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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不但离社会大众很远，离政治与经济的权力核心也很远。他们如果发动激进社会改革，会付出太多成本，但是如果要与其他改革者结盟，他们又看不起后者。不满的农民心怀古怪的热情，觉得钱可以解决很多事，只会让他们反感。他们特有的优越感、与平民格格不入的气质，加上阶级利益的考量，使他们与劳动阶级或移民相疏离。小查尔斯·亚当斯曾说“我不与劳工往来”。他还说这样的往来“让双方都不舒服”[11]。至于移民，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好好安排他们，使得各地滋生出许多政治掮客。他们又常常怀疑无限制扩大民主与普遍选举权，也尝试想要用教育程度测验与缴税记录等手段剥夺最底层民众的选民资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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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的诉求不符合社会主流的需求与利益，所以他们无法赢得盟友，因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他们希望偶尔可以“得到少数智识人士与富裕者的赞同”[13]，借此获得些许自我满足。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在1874年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让本国最优秀的人引以为荣的政府。”[14]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受过教育、熟悉公共事务之人的领导——领导一个各种精英都无用武之地、受教育人士更是毫无用处的国家。但是现在，“最优秀的人”竟然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他们的崇高社会地位和良好的教育背景此时反而成了不利因素。在1888年，洛厄尔曾经如此感叹：“我们很多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与报纸相信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就是那些书呆子学究们理应被排除在公共事务外，以免他们不知好歹，大放厥词……至少一定不能让其他公民受他们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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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优雅的改革者深知自己并未得到一般人的普遍支持，所以也就不敢贸然批评或攻击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行政单位。他们被迫采取独立自主的策略。因为两大政党的席次差异往往很小，他们有可能在中间左右局面，借此赢得与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力。[16]曾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他们眼看着就要获得真正的影响力了。起初，他们自以为可以在格兰特的政府中有话语权，然而当格兰特让他们失望后，他们便在1872年转向命运多舛的自由派共和党。继任的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殷勤善待他们，让他们又燃起希望，但最终还是失望而去了。大致上来说，他们只能获取一些小小的胜利，像是邮局与纽约州关税局的改革，又如像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霍尔、威廉·M. 埃瓦茨（William M. Evarts）、舒尔茨或是韦恩·麦克维（Wayne MacVeagh）这些人进入内阁这种事情。1884年的选举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刻，因为他们相信，代表他们的巨头（Mugwump）脱离共和党之后，纽约州便从支持共和党的詹姆斯·G. 布莱恩（James G. Blaine）倒向了民主党的克利夫兰。但其实他们最显著的立法成功在于公务员改革，也就是1883年通过的《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这点需要特别说明，因为公务员改革，也就是绅士的阶级问题，是美国政治文化发生变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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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务员改革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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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核心理念——他们一致同意也深受其鼓舞的理念乃是公务员改革，他们都认为，若不先改革公务员制度，则后续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成功。[17]这种公务员改革的观念与政客们的信念产生了直接冲突。政客坚持主张政党组织、酬庸机制，以及政党轮替则官职亦应轮替的制度，而改革者则强调公共行政的能力、效率与经济性，公务员职位应公开竞争、采取绩效制进行奖惩与保障任期等。改革者提出好几种模式作为设计公务员制度的参考，例如美国的军事服役制度、普鲁士甚至中国的官僚制度，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因为具有浓厚的英国气息，所以唯英国的制度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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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54年的《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发表后，英国就开始了公务员制度的持续变革。英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设计者非常看重公务员与阶层结构或教育间的有机联系。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指出，他们的制度将高级公务员职位给予绅士阶层，而较低层的事务性职位或不需太多训练的位置则给予较低阶层者。[18]这样的规划主要是受麦考莱男爵（Lord Macaulay）的观念影响，他认为“高等公务员的职位应该限于有教养和文化的绅士阶级中的高级人才，经由文化考试的竞争遴选而出”。高级职位由在著名大学受过严谨古典与博雅教育的绅士来担任，而较低的职位则由不具备显赫教育经历者出任，两种公务员都经由考试来举才。到了1877年时，身为主要改革者之一的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告诉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英国所做的改革不但获得了成功，且广受好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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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受益于之前的恩庇制度，但是还有更多人没有受到恩庇制度之惠，其中包括一些最优秀的人——他们都是各类辛劳的专业人士，如律师、各教派的牧师、学校校长、农民、商店店主等。在公务员职位上，他们很快就领悟了这种新制度的理念，也视其为一种额外的殊荣，对之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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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维廉爵士还说，这次改革不仅提高了公务员与军人的效率，“还显著刺激了教育部门”。之前，欲进入政府部门的上流社会子弟并不会在意自己的学业表现，因为他们一定可以获得任用；但现在，他们知道他们在学业上的实力会影响他们的机会，“所以大家开始努力学习。也就是说，公务员与军队职位开放竞争对教育的影响实在胜过千万个奖学金名额或是表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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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改革者会影响美国改革者是很容易理解的。美国改革领袖关心的不是自身利益，他们并不贪图政府里的职位，因为只要是须经考试选拔人才的职位，都不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20]但是美国社会表现出来的态度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社会觉得他们不应该出任政府职务，也不应该帮助他们的友人出任。[21]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一种文化及政治理念：把他们关于公正与能力的标准应用在政府中。这整件事牵涉“国民性格”的问题。他们在古典经济学课堂上学到的自由竞争已经被应用在关税问题上，它也应该被用在政府职位上：公务员选拔应该实行基于才能的公开竞争，就像工业生产中的公平竞争一样。[22]但对于职业政客来说，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就意味着会出现明星学校的光环问题，这马上引发了他们对于智识、教育与训练等一连串事物的敌视。他们说，这就变成了“教师测验”一般。这无疑触动了政客们最敏感的神经，于是反智风潮的潘多拉之盒被打开了。政客们抨击以考试选拔人才、保障官员任期的方式是贵族作风，是在仿效英国、普鲁士与中国的做法；它完全是君主制那一套，会威胁共和体制；它还是军国主义，因为它的考选制度仿效的是军队选才方式。改革方法刚提出，就激发了人们对智识的不信任感。1868年，罗德岛众议员托马斯·A. 詹克斯（Thomas A. Jenckes）提出改革公务员选才方式的法案时，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约翰·A. 洛根（John A. Logan）就加以抨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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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案是为了本国的贵族而设……它会导致这个国家最后只剩下两种学校：军校与公务员学校。这些学校会垄断一切进入政府的途径。一个人除非进入这两种学校并顺利毕业，否则无论他能力多强，或是资历多优秀，都没有机会到政府工作。而一旦他自己从这种学校毕业，进入政府，并获得终生工作保障后，他的下一步就会是想法让他的小孩也如法炮制。要不了多久，这些学校出来的人就会认为，只有他们有资格进入政府，政府应该由他们管理，而非其他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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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个争议不断蔓延，政客们显然已将注重能力与学历的公务员选才办法看成对美国基本政治理念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他们决定无上限地动员群众反对。一位印第安纳的众议员警告说，这样干可能会引发这样一种情况：假设现在有一个人，他毕业于由南方军的李将军（Robert E. Lee）担任校长的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学院，他来参加公务员考试，另外有一位北方军的西部残疾士兵，没受过多少教育，而且还在战争中伤了一只臂膀，也来参加考试。那么第一个人可能会比第二个人考得更好。但现在美国的人民“不会允许叛乱的南方所办学院的毕业生，因为在公务员考试中有着较优越的表现，就抢走为保卫联邦而落下伤残的士兵为政府工作的机会；这位士兵虽然没有教育上的优势，却有很好的实际经验，因此应该更胜任这个职位才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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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马修·H. 卡彭特（Matthew H. Carpenter）以同样的语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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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那段时间，当这个国家的命运正遭受试炼、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正承受战争的洗礼时，没有参与战争的子弟们却在读大学。当一位受伤的士兵回家参加公务员考试时，他自然考不过那些当他为国流血时却正在熟读书本的大学生，因为他不会答这些琐碎的、只有学校才重视的知识性试题：好望角的潮汐时间、月亮何时离地球最近，或是流入里海的河流有哪些。这个政府公职绝对是这位受伤的士兵所能胜任的，但是他却因为不会考试而被拒之门外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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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彭特参议员认为，“进天国不需要考试”，实际知识与学校教育间存在鸿沟：“一群被学院的填鸭教育培养出来的书呆子，却能在公务员考试中胜过那些最成功、正直与能干的企业人才，因为后者没受过多少教育，或是一向沉浸在务实的思考中，所以早就忘记了那些学院中的呆板知识，就如同航海者离港后就自然要告别逐渐远离、消失无踪的陆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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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看法不只限于为参加内战的士兵发声的北方人。密西西比州众议员乔治·C. 麦基（George C. McKee）认为，以教育来取才会使得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无法享受他们原本的优势——国家公务员按照地理区位平均分布。其实讲白了，他的抱怨就是：如果依照能力原则，那么以后他就再也无法为选民关说联邦政府的工作职位了。他说：“假设现在有一位新墨西哥州的农场女孩，她完全不知道墨西哥湾的洋流方向，或者会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混在一起，尽管她应该完全可以胜任一些低级的联邦工作，却必定会在公务员考试中被大学女孩击败，然而后者可能在一般常识上只有前者的一半能力。”[26]麦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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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选民，他的知识比你们整个公务员系统的人加起来还多。他从密西西比州来到华盛顿，大家认为他连做最低级职员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太平洋东岸一家大银行的出纳员了。然后缅因州一位出身不凡的人得到了那个政府职位，但是就业务能力与常识而言，这个人连给擦鞋匠当助理都不够格（众人大笑）。这就是一直以来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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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反对公务员制度的人成功地在一般人的心中根植了一种对公务员改革的错误认识，而这样的不实指控靠的是大肆诉诸平等主义与反智情怀。戈德金曾说，当公务员改革风潮刚起之时，“大家都只将它当成万千个淑世憧憬中的一个，乃是文人阶级为了打发无聊时光而发动的”。1868年到1878年之间，政治圈内的人都不屑又谐谑地将之视为“假惺惺的公务员改革”。“提到这帮改革者，人们有时候把他们说得像富豪，有时又像一群没头脑的人，说他们认为政治圈就是用甜言蜜语与小奖品哄骗小孩的主日学校，对他们只能迁就而不能与其争论。”[27]政客们深信，所谓公务员改革不过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的恩惠，它会让这些职位为一群世代拥有大学学历的贵族阶级所霸占，而且在考试时各种艰涩隐晦的不合理问题都会出现，例如R. R. 鲍克（R. R. Bowker）曾说：“这考试简直如同向应征扫街工作的人问一些古代史、天文学与梵文问题一样。”文化考试的想法不仅吓坏了反改革者，也吓坏了许多有心申请政府工作的人。一位反改革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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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借着竞争激烈的考试窄门才能进入公职服务，这样实际上等于只让大学生进去，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政府就会在皮尔斯和林肯之间选择前者了。这些进去的少数人可以终身拥有此职位而不用担心突然失去工作。他们在这些岗位上逐年晋升，终至形成一个与社会其他人分隔的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只服从一个人的命令，那就是美国总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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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一直辩护说这样的考试是民主的，是公平开放给每一个人的，因为美国的教育制度本身就是民主开放的，尤其是高等教育，但是这样的说法社会无法接受。[29]他们甚至把考试题目印出来予以公布，想要证明不是只有常春藤的毕业生才会作答，但是这也是徒劳。他们又把纽约关税总局的人事统计表拿出来，想要证明从1881年实行这一考试制度以来，录用人员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大学毕业生，也依旧无用。[30]对高学历公务员的担心始终萦绕在职业政客心头。即使在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James A. Garfield）被刺杀后，公务员改革的呼声日起，继任的切斯特·阿瑟总统（Chester A. Arthur）依旧对国会说，他对于公务员考试并不放心，因为这样选才“会将智识才能放在其他条件之上”，让有丰富经验的人反而考不过那些大学刚毕业的菜鸟。[31]参议员乔治·H. 彭德尔顿（George H. Pendleton）为了在国会推动公务员考试的法案，只好向参议院保证这个考试绝不会只是对大学生有利的“学业”测验。[32]如果不是因为加菲尔德总统被刺杀，彭德尔顿参议员提出的公务员改革法案很可能还要延迟一个世代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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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革者被批“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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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务员制度改革者对职业政客的批评中，这几个字眼曾反复出现：无知、粗鄙、自私与腐败。为了反驳他们，政客们得拿出有足够分量的回击。他们不只不能输掉辩论，同时也得合理化他们的极端愤怒。在这场竞争中，政客们与社会大众有着融洽的关系，当然是居于有利位置。但是如果这场辩论是循着改革者的思路进行，则对政客们就很不利。所有居于政治外围的非决策人士都知道，只要没有决策的负担与责任，就可以轻易宣称自身的清白。相较于政客们，改革者在这方面占有优势。多数的改革者出身名门望族，不仅小有财富，而且有不错的职业，并不像政客那样须靠政治谋生，所以牵涉公共事务时，在廉洁中立这件极为重要的事上，他们一般被认为较职业政客而言更有优势。此外，他们也的确是受教育程度较高，较富于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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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政客们与地方上的权力掮客反击的方法，乃是认定对手们的高学历与好教养恰恰是政治上的缺点，并质疑这些清高的人无法应付日常政治中那些必要的龌龊事务。政客们宣称，他们与政党人士都必须面对一般人民赖以生活与谋生的具体现实世界，这并不是道德与理想的世界，或是教育与教养的世界，而是冰冷残酷的实际经济与政治活动的世界。他们认为，改革者宣称自身是无私的，但是这可能只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自己完全无法融入的领域，是身为外在的旁观与评论者所导致的附带结果。在竞争残酷的现实物质社会中，无私并非代表纯洁，也可能只是无能、懦弱与缺乏阳刚气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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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男性阳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政客们搬出这套理论来批评对手，有意暗示有教养文化的人通常没有实务能力，相对更为女性化。这些改革者私下觊觎官职，但是又欠缺这些位置所需的具体经验与能力，所以只能含恨攻击那些现下在位的人。他们其实是以吹毛求疵的方式挑剔与批评当职掌权之人，在布莱恩口中，他们是“愚蠢、自欺、虚荣、无知的人，吵闹但人数不多，伪善却不实际，有野心却不聪明，好做作却没能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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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与政客们的冲突在后者的脑海中留下一个永恒的印象，那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政治上是不实际的、靠不住的。在20世纪初，曾有一位记者可能略微添油加醋地记录了一段生动的话，这段话出自一位都市政坛从业者、坦慕尼协会的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先生之口，他直言不讳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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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坦慕尼协会的领导人都是书呆子与教授的话，那么这个组织就可能每过四千年才能赢得一次选举了。我们的政治领袖多半是普通的美国公民，他们来自人民，接近人民。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教育就可以领导受教育程度并不高的平民。……至于这个地区的普通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自在，与他们相处时，我绝不会刻意显摆我的语法，或是大谈宪法，或是提到电力学的知识，总之，我不会炫耀我比他们上的学多。如果我这样做，人民绝对不会喜欢我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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