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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算是旧派，杰克逊就是新派，这两位在19世纪20年代政坛的冲突差异代表着美国的过去与未来。美国一直都在尝试脱离它的欧洲源头，美国人习惯认为欧洲已经“腐败堕落”，而美洲大陆尚是纯洁自然的，他们害怕自己的文明会朝向高度“人工化”发展而远离“自然”。杰克逊的追随者赞扬他体现了“自然人”的“自然智慧”。他们除了称赞他是新奥尔良战役的英雄，战胜了那些有教养的英国人组成的凶悍军队，还歌颂他是平民所具有的勇气与力量的代表。大家认为：杰克逊很幸运地避开了有害于“人类的直觉与想象力”的正规教育；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在大自然的学校中受教育”，完全未曾受到人工文明的制约；“幸运地逃过了学校教育所施予的训练与使用的语汇”；“他的思绪不受到学院人士的玄想的干扰”；他有着不凡的“素朴直觉能力、实际生活中的常识、区别与判断的能力，这些都比一位饱学之士的学问更宝贵”，因为他无须受制于“拖拉的三段论法，或是分析式理论的制约，或是逻辑演绎的引导”，他只要靠着天生的直觉就可以“随着闪电一般的灵感找到自己的方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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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克罗夫特肯定认为自己的教师事业毫无用处，他热情地评论杰克逊的“素朴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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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着吧，这位未受教育的西部人、荒野中的孩童、隐世的农夫，没读过书、不通晓科学或历史，经由人民的拥戴而走上权力顶峰，身居共和政府最高职位……他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政策？他会从他的森林中带来什么智慧？他的心中会凭灵感迸发出什么行事准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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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位从森林与大自然习得知识的平民英雄，亚当斯看起来就像是“人工之物”，尤其他的身上还挂着屡屡出访国外的经历与良好的教育背景。虽然1824年亚当斯赢了选举，但是杰克逊已经是非常受欢迎的候选人了；所以当四年后这位将领再度挑战亚当斯时，结果可想而知。在这次困难的选举战中，亚当斯只赢得了新英格兰地区的选票，此次的竞争被人形容为“亚当斯能写，但杰克逊能打”。杰克逊的竞选发言人攻击亚当斯是个陶醉于自身世界的贵族，过着奢华的生活。最糟糕的是，在“素朴”对“人工”这样的二分法下，亚当斯的学问与政治历练成了劣势而非优势。一群杰克逊的支持者宣称亚当斯的学问并不会使国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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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承认他学问好，但是我们怀疑这些知识是否有用……我们承认自己喜欢一位伟大的英国诗人所说的朴素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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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了解遥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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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处、微妙又模糊的事情，而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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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生活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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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最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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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将军正是这种智慧的代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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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的另一位支持者比较了两位候选人过去的行事记录，说道：“杰克逊制定法律，亚当斯援引法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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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最终大胜亚当斯。说这是“行动派”战胜“智识派”，会有点儿夸大，因为选民认为他们是在贵族与民主间做选择。在双方阵营为各自的候选人打造公共形象时，贵族往往被与陈腐呆板的知识相提并论，而民主则代表着天生的直觉与行动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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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辉格党向民粹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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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杰克逊的拥护者有着平等与反智的强烈情怀，但绝非只有他们是这样的。因为不独杰克逊主义主张平等，全国皆然。两党的政治竞争意味着不可能有某一党独占深获选民喜好的路线，因为对方也会仿效。杰克逊的对手党即使再不喜欢1828年对方诉诸民粹的路线与风格，也还是会学着照抄。党内的领袖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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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的领导者在应付地方要人——那些推动兴建水坝、运河、公路与誓言提振制造业的意见领袖或政治掮客——时所一直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必须试着与民众站在一起，而且不能在某项议题上冒失去民心的风险。政治人物如果能够不与民众脱节，同时能在政治圈与企业圈游刃有余，那就是大大的优点。[24]克莱很有政治能力，也具有公众英雄人物应有的特质，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他在政坛已经太久了，大家都熟悉他的政治立场，认为他与亚当斯太过接近。在党内的大佬中，瑟洛·威德（Thurlow Weed）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当初是靠着反共济会的强烈平等主义民粹情绪出人头地，先是成为著名的辉格党人，稍后又成为共和党的党内大佬。但是这批反杰克逊的人始终逡巡不前，找不到最理想合适的路线风格，直到原本出身于杰克逊阵营的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出现后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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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拓荒者、猎人、军人与田纳西州西部垦殖者的代言人，克罗克特是美国民间的传奇人物，他的自传也成为美国边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不以自己的贫穷与教育背景为耻，靠自身强大魅力投入政坛。近三十岁时，他来到田纳西州的肖尔溪（Shoal Creek）居民点，被指派为治安官，接着又被选为当地民兵的团长，最后被选入州议会。1826年，有人建议他竞选国会议员，他就用他经历的一些有趣事迹当作竞选文宣，结果竟然当选。于是大家都知道了田纳西州有这么一位众议员“能扛着一艘汽船蹚过密西西比河，轻易制服不法分子”。他虽是一个乡野之人，站在国会大厅演说时却不害怕，因为“他能够鞭笞驯服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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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为他代表的乡野气息与自然纯朴而骄傲。在1834年出版的自传中，他很得意地述说他在田纳西州议会所留下的法规，因为当时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他说，“我的判断绝非来自教育或法律知识，我根据普通的正义观与天生的直觉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事务，因为我一辈子没读过任何一页法律书。”[25]他笃信常识可以解决问题，他成功处理的许多法案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他并不因此满足，他有意识地看不起学问的世界。他曾在国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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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邀请我去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那里有很好的大学，为人授予头衔或者绰号。我不想去，因为他们可能会强加给我一个文学博士的头衔才让我走，但我并不想把现在这个“美国众议院议员”头衔换掉。如果我接受了，我的选民们一定会认为，我这个新头衔的意思是“懒惰打瞌睡的蠢蛋”，因为他们知道我什么学位也没有，除了让我不会追求名不副实之物的一点点“尚称清醒的头脑”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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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于1813年至1814年时曾在杰克逊麾下从军，也曾以田纳西杰克逊派代表的身份初入国会，代表该州偏远西部、处境和他一样落魄的拓荒者。但不久后他发现这两个身份有冲突。由詹姆斯·K. 波尔克（James K. Polk）领导的一些田纳西州人希望联邦政府在该州西部划一块荒地出来设置教育机构，此时贫穷拓荒者的利益与教育无可避免地产生冲突了，克罗克特身为这些拓荒者的代表，自然反对波尔克的提议。当初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设立已经使他的一些选民失去土地，所以克罗克特表示波尔克的提案同样会伤害若干拥有土地的人。他指出，他的选民不会因大学的设立而受益，因为他们都不会去上大学。他还说道：“我们只希望能有一间乡村学堂就可以了，这样大人们冬日农忙之后可以去读点东西，而小孩子则可以终年上学。幸运的话，我们在学期末可以抓些浣熊做皮草，或带点什么小东西给老师作为学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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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特在国会表示，他并不反对教育，但是他必须为他代表的选民利益发声，这些选民过着“汗滴禾下土的生活”，而现在唯一可供安身的“简陋小屋”却要“为了给有钱人的小孩盖学校而被州议会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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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重复一遍，我坚决反对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敌视教育，而是因为教育不应以公平为牺牲。大学教育制度区分了社会的两个阶级，将有钱人的子女和穷人子弟隔绝开来。我的选民们的子弟从来没见过大学里面长什么样子，以后大概也没机会……如果他们因为接下来的法律程序被剥夺了仅有的家园，我就无法在此保持沉默，不为他们争取公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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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这段话中看到早先曼宁的观点：公立学校为所有民众提供基本教育，而大学则是富人的专利。对美国社会来说，高等教育与一般的大众教育被对立起来看待，实在是一件可悲之事。但对于支持亚当斯与克莱的人来说，因为他们一直处于杰克逊派的巨大压力下，现在田纳西州的杰克逊派自己分裂了，这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所以当他们知道克罗克特的事情后，赶忙去接触他，想利用他对杰克逊总统长期的不满与他们自己阵营的分裂，拉拢他加入反对杰克逊的阵营，因为如果这个阵营内有一个拓荒的平民派人士出现，对杰克逊派会是个有力的牵制。美国第二银行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的朋友马修·圣克莱尔·克拉克（Matthew St. Clair Clarke）先生居中为克罗克特与全美国的反杰克逊阵营牵线，这个联盟至迟1829年已成形，于1832年得到巩固。于是有人开始为克罗克特撰写国会演说稿，他那本著名的自传有若干部分也是由他口述，经专人捉刀写就的。[29]1835年，克罗克特发文攻击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是为1840年辉格党民粹风潮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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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40年，辉格党内已完全被民粹言论占领。克罗克特局限于乡野地方出身，而且性情不稳定，没有当总统的格局素养，他前往得州，在保卫阿拉莫（Alamo）的战役中阵亡，从此被塑造成神圣的人物。在1836年的总统选举中，像当年的杰克逊一样曾与印第安人作战的英雄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也有相似的号召力。虽然他在1811年与印第安人作战中其实遭遇惨败，但是健忘的选民看见经过包装美化的竞选文宣，还是认为他像新奥尔良战役中的战斗英雄“老山核桃”（Old Hickory）[*]一样伟大。虽然实际上他住在俄亥俄河边一栋类似豪宅的屋子里，却还是凭借平民化的形象在1840年的选举中获胜。事实上，可能是经济萧条令他的对手范布伦陷入了不利局面，但是辉格派的确使用了丑化污蔑对手的方式来打选举战，就像十二年前杰克逊对付亚当斯一般。宾州众议员查尔斯·奥格尔（Charles Ogle）在众议院发表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演说，叫作《总统官邸的王室气息》（The Regal Splendor of the President’s Palace），演说的讲稿被制成小册子，广为印行流传，为这次选举奠定了贵族与平民之争的基调。奥格尔在白宫花费三千六百美元整修房舍一事上大做文章，夸大其词地向众议院同僚虚构范布伦的奢华生活场景，却丝毫不提亚当斯在1828年受到过同样的质疑。这一席长篇的慷慨陈词最劲爆的地方是奥格尔指控范布伦在白宫装设浴缸，规模堪比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的浴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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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辉格党打出了一条横幅，上写着：我们甘愿臣服（We stoop to conquer）。这些辉格党人原本是富有教养因而一丝不苟的尊贵人士，当初极力反对普遍选举权，而现在却开始自称是平民的朋友，不顾一切地采用一些不怎么体面的竞选手段。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都是在过去较含蓄的政治竞争环境下长大，许多话他们说不出口，但是现在却走上了媒体所谓的“克罗克特路线”。有一位出身良好的南方保守派绅士休·斯温顿·勒加雷（Hugh Swinton Legaré）暂时放下身段，举行巡回演说。而一位叫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先生也说道：“虽然我运气不好，不是在小木屋中诞生的，但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是的……我每年都会回木屋探访，还会带小孩去，好让他们学着去弘扬和效仿这种生活所养成的俭朴坚毅之风。”如果有谁现在说他是贵族，则这个人“不仅在说谎，而且是懦夫”，如果被韦伯斯特撞上，就准备跟他打一架吧！克莱私下则说，他“很遗憾现在必须迎合风潮，投这些乡村人民之所好，顺应他们的感情与感觉，而不是理性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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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中有些对自身形象较敏感的人，可能不习惯满口都是这些为了竞选而降低身段的俗民语汇，但是如果他们要留在政坛，就不可能完全不理这个需求。也就是说，美国政治上的绅士阶级正在进行集体自杀一般的行为。亚当斯在华盛顿看到这场喧哗的选举中令人失望的现象，感叹它代表着“人的气质与习惯的革命性转变”[31]。这个过程开始于数十年前，而他自己于1829年选举失败从白宫退位恰恰是此现象最惨痛的象征。摩根·迪克斯（Morgan Dix）评论道：“这似乎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迎合中下层百姓，为了胜选，不论多粗俗低下的方式都能接受，只要可以投其所好博其欢心。从那天开始，这种趋势就停不下来了，最后甚至连良好家庭的出身、作为绅士后代的身份都成了缺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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