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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法国住了将近七年，大革命爆发的一段时间内，他在理论上的造诣，对于道德、宗教与政治的批判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在这方面异常活跃……我们都认为杰斐逊先生是一位政治、道德与哲学方面的理论家。用法国当代的词汇来说，他是一个哲人（philosoph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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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一些知名人士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费希尔·埃姆斯（Fisher Ames）认为杰斐逊“跟多数天才一样，着迷于宏大理论与系统性思想，忽视一般人重视的浅显事实与常识”[8]。联邦党人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认为他是“危险、异端、乌托邦式的”法国哲学的信徒。丹尼承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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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才华，但它们是那种危险与虚假的才华。他虽博览群书，善于著述，确是个有学问的人，却应该退居山林。他的书房，而非内阁，才是他该待的地方。在他的小房间内，他大可研究博物、人种或是自然年鉴……如果身居政府要津，他那些抽象的、不实际的政治理念就一点用处也没有，甚至有害于国家。此外，他的观念非常法国，这不啻冒犯了整个美国。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宁可田园里长出草蓟而非黍麦，也不愿看见哲学家以空谈治国，或是因崇拜法国哲人而企图引导美国人民与可恶的法国人亲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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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则认为杰斐逊是个“过度理想化与不实际的政治人物，无法审慎地领导这个广土众民的新联邦”[10]。此话含意至为明显，就是这个新的国家不能让知识分子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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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中的保守派牧师攻击杰斐逊的一个理由，就是他组织了一个他们很不喜欢的联盟。杰斐逊虽然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同时也深好科学等世俗学问，却有不少福音派与虔敬派信徒与他接近，特别是浸信会教友。他们不但喜欢杰斐逊拥抱民主的情怀，而且因为身为宗教上的异见者，他们也欢迎他的宽容主张。他们不在意外界攻击杰斐逊无信仰，更在意主流教会对他们的钳制。因为对主流教会有共同的敌意，于是杰斐逊以及一些世俗知识分子就与虔敬派等信友们结成政治上的联盟。他们共同支持异于教会体制的世俗权力观：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主张理性批判，而虔敬派则支持宗教直观。于是，自由派与虔敬派暂时搁置了双方的分歧：一方不要一切教条，而另一方不要保守禁锢的教会体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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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拆散这个联盟，保守的牧师们企图向社会证明杰斐逊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威胁，很多信友因为各自的党派立场而深深相信了此事。虔敬派与自由派知识分子间的联盟最终还是瓦解了，一般人与知识分子间从此出现了隔阂，迄今难以弥合。可是在杰斐逊竞选总统时，自由派知识分子与福音派中的民主势力所结成的这个联盟还是稳固的。在这个联盟瓦解后，在一向被教会内的父权领导结构制约的平民民主意识获得解放后，福音运动的力量产生的反智浪潮在每一方面都比原来教会对杰斐逊的攻击更致命和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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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由之钥》：批判智识与财产阶级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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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斐逊的恶毒攻讦，以及之后通过的《外侨与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代表了若干富裕且有教养的联邦党人对于宽容与自由理念的背叛。不幸的是，杰斐逊或者杰克逊领导下的平民民主力量并未捍卫这些价值。这些平民党派后来变成了原始主义和反智民粹的工具，一味地对专家、绅士与学者倾泻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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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早的时候，美国的平等主义力量就已经显露出对于“专家”的不信任，一开始称其为政治专业化，后来则改称为专家政治。许多论者对于自由的百姓展现出的政治能力引以为傲，因此对于精英与富人操控政府的行为抱持怀疑的态度，这是说得过去的。但他们不只怀疑政治被操控，很多人甚至对所有形式的智识都产生了敌意。的确，在美国早期的民间政治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一股反智的潮流。在独立革命时期，某些著名的评论者就曾认为，如果要适当抑制那些富人与出身良好之人的权力以推动民主潮流，那么知识分子也应该包括在对象范围内。一位从马萨诸塞的乡下地区选出、参加1788年宪法批准会议的代表对宪法草案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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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律师、知识分子与有钱人，他们话说得好听，特别会粉饰太平，却让我们这些乡巴佬吞下苦果，还想只让自己进入国会大厅议事；他们想掌管宪法制定事宜，把所有的权力与金钱一手揽走，把我们这些小民一口吞掉，就像利维坦一样，主席先生；没错，就像《圣经》中的大鱼追逐吞噬约拿一般。这就是我所害怕的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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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幸运地找到一位马萨诸塞北比勒里卡（North Billerica）的新英格兰农民威廉·曼宁（William Manning）所写的一份政治小册子。这份文献显示出了一位聪明且强烈拥护民主的美国百姓对政治的看法。小册子名为《自由之钥》（The Key of Liberty），具有杰斐逊思想的风格，写于1798年，当时党派间的对立气氛正浓。值得注意的是，曼宁（他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上学从来没有超过六个月）认为智识在政治斗争中是一种力量，具有核心重要性。他的文章开头是这样说的：“学问和知识对于保护自由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智识，则无法长久维系我们的自由。”[13]不过，曼宁主要是把学问和知识当作阶级对抗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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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宁思想的核心是对于智识与财产阶级深深的不信任。这些优越的阶级因为受过教育、有闲暇时间，不论是身为商人、律师、医师、教士还是国家官员，都可以借助职业上的优势来追求他们的利益，而辛苦的劳动阶级每日忙碌不休，无法像他们一样。因此曼宁认为，这些阶级通常都不喜欢民主，他们不断想要摧毁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妨碍了他们上下其手，牟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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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达此目的，不付出些许代价是不行的，但是他们首先会合作，透过结盟或是集会、通信等手段联络彼此。商人有商会，医师、牧师也有协会，司法及行政官员在工作上密切联系，而舞文弄墨之士与富裕阶级因为通常不用劳动，所以有时间彼此商量。他们所有的人因为利益联结在一起，而利益是最强韧的联结纽带，他们秘密联络，图谋夺取大众应有的利益，这一切都是用他们具有的知识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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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知识是追寻一己私利的工具，“这些少数人”就自然会喜爱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增进阶级利益的制度设计：“这些少数人总是宣扬昂贵的大学教育、国家学院和文法学校的好处，制造一大批整天不用工作的人，这样就可以巩固他们党派的阵容。然而同时他们又总是反对便宜的学校与女子学校，而这些学校乃是大众获取知识的最重要途径。”在大学里（曼宁此时心中想的应是联邦党人最爱的哈佛大学），共和主义的理念受到批评，年轻人沉浸于王权政治的概念中。曼宁还注意到，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被教导应该尽力维护他们的职业尊严”，但是曼宁反对此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职业服务附加太高的价值，就会使大众无法承担信仰与教育服务：“如果我们要聘请一位牧师或是校长，通常会被告知需要付很高的薪水，他们不愿降价，因为行情如此，而且如果他们降价，就会觉得自己尊严受损。”对曼宁来说，学校校长应该拥有不高的社会地位和微薄的薪资，事实上，今天美国的情况确实如他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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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宁对于教育的看法关键即在于此。教育不应该太昂贵，应该让每个人都负担得起，而高等教育则只是为国民普及教育提供师资。“教育的推广应该以价廉物美的方式进行，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所以应该迅速培养大量师资，只要用低薪就可以聘请他们教书，就像我们雇请各个行业的劳动者一般；教育应该和各种职业一样，教学只是一技之长；要减少社会上那些整日闲逸不劳动的人。”当时，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系统很不理想，曼宁在这个时候说这番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提议的方式是以牺牲高等教育的愿景为代价来改善中低层教育，将高等教育看成制造廉价教育劳动力的事业，这意味着曼宁视高等教育为无用之物。古典文学和高深的学术只要超过了教育儿童识字的需要，“就只是绅士与富家子弟的玩物，可以让他们不用工作。教小孩子读写的老师并不需要懂所有的语言，就如同农夫并不需要学习特别高超的技艺就可以耕田一般”。长久以来，教育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工具；如果可能的话，曼宁希望让它成为多数人的工具。他深信教育是一种手段，因为可以被驯服，他也不担心他的主张会为高等文化带来什么影响，毕竟对他来说，这样的文化乃是那些不用工作之人的专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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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对立中，教育的地位正好反映出高等文化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教育被夹在了两种阶级之间：优渥富裕的阶级并不完全能够支持教育的发展，逐渐壮大、意欲争取平等的一般百姓则想要拉平地位差异，取消高等文化这种特权工具的特殊地位。我们可以理解，平民希望保护他们的利益，借助教育来扩大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如何将高等文化平民化，同时又不损害这种文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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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否认曼宁的说法的确有些道理。联邦党人的确霸占了哈佛大学，那么平民们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控制国民教育机构（如果他们可以的话）来反击呢？如果平民们能够得手，那么可能就没有哈佛了。如果智识阶级一心只想要维系特权，社会就不需要这样的阶级。曼宁发表他的看法后，过了半个世纪，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说，美国的平民其实很尊重才华与学问，但是他常常发现他们“只是把它们当作获取财富或是追求奢华生活的工具而已，他们非但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毫无贡献，反而还要从这文明中分一杯羹”[14]。在这样的心态下，对于平民权利的要求在19世纪时便出现了，它不仅包含对免费基础教育的要求，同时还蕴含着一种对高等文化的疑惧，视其为敌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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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亚当斯到杰克逊：第一场反智运动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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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之下，美国此时涌现的平民式民主缺乏了一样东西。平民式民主的主张者希望能减少甚至消除社会上的阶级差异，让那些受教育者与富裕阶级不再独占支配权。但是如果平民要自己当家，如果他们希望被受教育者与富裕阶级领导得越少越好，那他们在决定事情时的智慧要从何处来？当然答案是：从自身来。当平民民主成为潮流后，大家自然就会觉得天生、直观、民间的智慧，的确胜过那些世故的、有教养的、自私的精英阶级所想出的东西。正如同在宗教上福音派人士之所以反对传统教会和受过正式严谨训练的牧师，是因为他们觉得以素朴的心灵直接接触上帝更好；现在民主派人士也一样不希望具有专业智识与技能的领导者独占政权，而认定平民从生活得来的实际智慧更接近真理。由于平民智慧受到如此这般的拥护，于是它就在人民民主的浪潮下化为一种激烈的反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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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杰斐逊本人并不反智，也不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但偶尔也有这种拥护平民智慧的心态。他在1787年写信给他的外甥彼得·卡尔（Peter Carr）说：“如果你让一位农夫与一位教授判断一件事情的是非，农夫可以做出好的判断，甚至有时比教授好，因为他并没受到太多后天人文规范的影响。”[15]此处杰斐逊其实只是表达了18世纪的一个流行观念：上帝向每一个人都赋予了必要的道德判断力。所以他并不会觉得知识分子比农夫在道德事务上有更好的能力。可是把杰斐逊这样的看法再往前延伸一点，我们就可以说任何政治事务都是道德事务。[16]这样一来等于为否定专业知识在政治事务中的价值打下了基础。如果农夫对于道德的判断与教授一样好，那么他对于政治的判断也应该很好。于是我们就可以说（但杰斐逊不会同意）农夫不必向任何人学任何东西，也不需要学问好的人来领导他。如果从这种立场延伸下去，就会得到一个结论：教授这类人不会是个好领袖，好的领袖应该在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平民圈子中寻找。讽刺的是，杰斐逊自己就因为这个观念吃了苦头。而后来，这种观念变成了杰克逊式民主的核心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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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主义乃是美国政治史上第一场强有力与影响广大的反智运动。它不信任专业知识，痛恨中央集权、精英统治，希望消除特权阶级的影响力，认为人民可以轮流当家，这些主张打击了美国继承自18世纪思潮的精英治国观念，同时也否定了智识阶级在公众生活中的角色。虽如此，当时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站出来支持杰克逊主义，人数甚至多到可以驳斥所谓“知识分子必然反对任何有利于平民扩权的运动”这个说法。虽然文艺知识界的人还是偏向维护他们原有的文化风格，且这个圈子依旧由辉格反对派（Whig opposition）当家，但是当约翰·L. 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创立《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时，各党各派的人也都来捧场写稿。虽然新英格兰那些顶尖的名士们对这运动或漠视或不屑，许多著名的文人例如奥雷斯蒂斯·布朗森、威廉·卡伦·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霍桑、詹姆斯·柯克·波尔丁（James Kirke Paulding）与惠特曼等人都程度不一地支持这场平民民主运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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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主义者欢迎这类人的支持，有时还引以为豪，但总体来说，知识分子并未因此得到多少承认和名气。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也许是这批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在马萨诸塞的民主党阵营中，他们觉得需要一位文人和智识领导，以便对付反对者之中的杰出人才。班克罗夫特于是在三十多岁时就成为所属政党的领导者。他先后担任过波士顿港的海关总长、海军部部长，后来还出任驻英大使。他凭借自己的地位，推荐霍桑担任波士顿海关官员，推荐布朗森担任航海医院院长（虽然他立即就后悔了）。但霍桑的情况恰可作为知识分子被重用的反例。他总是低就一些远在他才能之下或是令他生活拮据的工作。例如他在海关当的就是称量员或丈量员，这是他以历史学家身份寻求加入南极探险队不成后所换来的工作。之后他想要当邮局局长，但是政府只给他海港测量员的工作。最后，在完成了大学同窗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的竞选传记后，他被任命为驻英国领事，但是是在利物浦。总而言之，杰克逊式平民民主运动风潮所追求的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间的“和解”（rapprochement），其效果远不及进步主义风潮期间或是新政期间之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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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年到1828年间，杰克逊与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间的对立充分说明了不同政治理念的巨大差异。亚当斯政权显示出，在19世纪的美国，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之人的确不适合担任政治领袖。他算是老派绅士出任总统的最后一人，因此也变成旧秩序的象征与对知识分子不满的风潮的主要受害者。他曾就学于巴黎、阿姆斯特丹、莱顿、海牙与哈佛，曾担任哈佛的修辞学与演讲术教授。他曾想要致力于写史诗，同时像杰斐逊一般，他也对科学发明有兴趣。他曾经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长多年，也在出任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的国务卿时完成了一份有关度量衡表的科学报告，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亚当斯相信，如果这个新的国家不致力于发展科学与人文，那就无异于“将才华埋藏于土中，是对上天赋予的神圣职责的背叛”。他与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一样诚挚地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成为这个国家发展教育与科学的推手与中心力量。当他提议把华盛顿特区变成文化中心时，遭遇到了平民民主潮流的反抗，因为他们不喜欢集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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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第一次对国会演说时，提出了一项对企业界有利的内政计划——增加修筑道路与运河——以及数个受到知识分子欢迎的计划：在华盛顿成立国立大学、国立海军军校、国家天文台，接续“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之后开展“大西北探索计划”，设立国家专利局与奖助科学发展的国家科学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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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当斯的为人，他很容易冒犯杰克逊所依靠的平民民族主义。亚当斯指出，欧洲国家虽然在自由上不及美国，但是它们鼓励科学，他甚至敢于冒大不韪地建议美国应该在这方面向法国、英国与俄国学习。当时如同现在一样，这种智识上的国际主义并不受到大家欢迎。亚当斯在藐视了民族自尊心后，又继续藐视平民民主与大众文化，他建议大幅增加科学研究经费。他甚至火上浇油地呼吁国会领袖们不应该“抱着手臂向世界宣布美国的议员们就是受选民意向钳制的”。更糟糕的是，亚当斯竟然挑衅地宣称，欧洲国家的政府捐助设立的天文观测台将会是“天空中的灯塔”，引导世人了解宇宙太空。国会自然暗笑他不识时务，当然灯塔案也就一再地胎死腹中。他自己的内阁阁员也都认为总统的方案会震惊国人，例如亨利·克莱（Henry Clay）就认为，设立国立大学的构想“是绝不可行的”，他怀疑，亚当斯设立新部门的提议在国会中能否得到五票都是问题。最后，亚当斯果然放弃了。他的领导风格显然过时了。汉密尔顿、华盛顿甚至杰斐逊都对某种全国计划下的集权措施很感兴趣，而且都怀着东岸绅士们一贯会有的一个想法，就是对领土不断向西扩张一事须加以管控。可是整个国家发展得太快，不可能在此事上加以调控管制。所以这些领导人一旦在政治上过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18]亚当斯算是美国19世纪最后一位主张奖掖科学发展的总统，也是最后一位认为联邦政府有责任鼓励艺术发展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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