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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个争议不断蔓延,政客们显然已将注重能力与学历的公务员选才办法看成对美国基本政治理念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他们决定无上限地动员群众反对。一位印第安纳的众议员警告说,这样干可能会引发这样一种情况:假设现在有一个人,他毕业于由南方军的李将军(Robert E. Lee)担任校长的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学院,他来参加公务员考试,另外有一位北方军的西部残疾士兵,没受过多少教育,而且还在战争中伤了一只臂膀,也来参加考试。那么第一个人可能会比第二个人考得更好。但现在美国的人民“不会允许叛乱的南方所办学院的毕业生,因为在公务员考试中有着较优越的表现,就抢走为保卫联邦而落下伤残的士兵为政府工作的机会;这位士兵虽然没有教育上的优势,却有很好的实际经验,因此应该更胜任这个职位才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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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马修·H. 卡彭特(Matthew H. Carpenter)以同样的语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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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那段时间,当这个国家的命运正遭受试炼、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正承受战争的洗礼时,没有参与战争的子弟们却在读大学。当一位受伤的士兵回家参加公务员考试时,他自然考不过那些当他为国流血时却正在熟读书本的大学生,因为他不会答这些琐碎的、只有学校才重视的知识性试题:好望角的潮汐时间、月亮何时离地球最近,或是流入里海的河流有哪些。这个政府公职绝对是这位受伤的士兵所能胜任的,但是他却因为不会考试而被拒之门外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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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彭特参议员认为,“进天国不需要考试”,实际知识与学校教育间存在鸿沟:“一群被学院的填鸭教育培养出来的书呆子,却能在公务员考试中胜过那些最成功、正直与能干的企业人才,因为后者没受过多少教育,或是一向沉浸在务实的思考中,所以早就忘记了那些学院中的呆板知识,就如同航海者离港后就自然要告别逐渐远离、消失无踪的陆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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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看法不只限于为参加内战的士兵发声的北方人。密西西比州众议员乔治·C. 麦基(George C. McKee)认为,以教育来取才会使得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无法享受他们原本的优势——国家公务员按照地理区位平均分布。其实讲白了,他的抱怨就是:如果依照能力原则,那么以后他就再也无法为选民关说联邦政府的工作职位了。他说:“假设现在有一位新墨西哥州的农场女孩,她完全不知道墨西哥湾的洋流方向,或者会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混在一起,尽管她应该完全可以胜任一些低级的联邦工作,却必定会在公务员考试中被大学女孩击败,然而后者可能在一般常识上只有前者的一半能力。”[26]麦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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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选民,他的知识比你们整个公务员系统的人加起来还多。他从密西西比州来到华盛顿,大家认为他连做最低级职员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太平洋东岸一家大银行的出纳员了。然后缅因州一位出身不凡的人得到了那个政府职位,但是就业务能力与常识而言,这个人连给擦鞋匠当助理都不够格(众人大笑)。这就是一直以来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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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反对公务员制度的人成功地在一般人的心中根植了一种对公务员改革的错误认识,而这样的不实指控靠的是大肆诉诸平等主义与反智情怀。戈德金曾说,当公务员改革风潮刚起之时,“大家都只将它当成万千个淑世憧憬中的一个,乃是文人阶级为了打发无聊时光而发动的”。1868年到1878年之间,政治圈内的人都不屑又谐谑地将之视为“假惺惺的公务员改革”。“提到这帮改革者,人们有时候把他们说得像富豪,有时又像一群没头脑的人,说他们认为政治圈就是用甜言蜜语与小奖品哄骗小孩的主日学校,对他们只能迁就而不能与其争论。”[27]政客们深信,所谓公务员改革不过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的恩惠,它会让这些职位为一群世代拥有大学学历的贵族阶级所霸占,而且在考试时各种艰涩隐晦的不合理问题都会出现,例如R. R. 鲍克(R. R. Bowker)曾说:“这考试简直如同向应征扫街工作的人问一些古代史、天文学与梵文问题一样。”文化考试的想法不仅吓坏了反改革者,也吓坏了许多有心申请政府工作的人。一位反改革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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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借着竞争激烈的考试窄门才能进入公职服务,这样实际上等于只让大学生进去,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政府就会在皮尔斯和林肯之间选择前者了。这些进去的少数人可以终身拥有此职位而不用担心突然失去工作。他们在这些岗位上逐年晋升,终至形成一个与社会其他人分隔的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只服从一个人的命令,那就是美国总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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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一直辩护说这样的考试是民主的,是公平开放给每一个人的,因为美国的教育制度本身就是民主开放的,尤其是高等教育,但是这样的说法社会无法接受。[29]他们甚至把考试题目印出来予以公布,想要证明不是只有常春藤的毕业生才会作答,但是这也是徒劳。他们又把纽约关税总局的人事统计表拿出来,想要证明从1881年实行这一考试制度以来,录用人员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大学毕业生,也依旧无用。[30]对高学历公务员的担心始终萦绕在职业政客心头。即使在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James A. Garfield)被刺杀后,公务员改革的呼声日起,继任的切斯特·阿瑟总统(Chester A. Arthur)依旧对国会说,他对于公务员考试并不放心,因为这样选才“会将智识才能放在其他条件之上”,让有丰富经验的人反而考不过那些大学刚毕业的菜鸟。[31]参议员乔治·H. 彭德尔顿(George H. Pendleton)为了在国会推动公务员考试的法案,只好向参议院保证这个考试绝不会只是对大学生有利的“学业”测验。[32]如果不是因为加菲尔德总统被刺杀,彭德尔顿参议员提出的公务员改革法案很可能还要延迟一个世代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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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革者被批“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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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务员制度改革者对职业政客的批评中,这几个字眼曾反复出现:无知、粗鄙、自私与腐败。为了反驳他们,政客们得拿出有足够分量的回击。他们不只不能输掉辩论,同时也得合理化他们的极端愤怒。在这场竞争中,政客们与社会大众有着融洽的关系,当然是居于有利位置。但是如果这场辩论是循着改革者的思路进行,则对政客们就很不利。所有居于政治外围的非决策人士都知道,只要没有决策的负担与责任,就可以轻易宣称自身的清白。相较于政客们,改革者在这方面占有优势。多数的改革者出身名门望族,不仅小有财富,而且有不错的职业,并不像政客那样须靠政治谋生,所以牵涉公共事务时,在廉洁中立这件极为重要的事上,他们一般被认为较职业政客而言更有优势。此外,他们也的确是受教育程度较高,较富于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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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政客们与地方上的权力掮客反击的方法,乃是认定对手们的高学历与好教养恰恰是政治上的缺点,并质疑这些清高的人无法应付日常政治中那些必要的龌龊事务。政客们宣称,他们与政党人士都必须面对一般人民赖以生活与谋生的具体现实世界,这并不是道德与理想的世界,或是教育与教养的世界,而是冰冷残酷的实际经济与政治活动的世界。他们认为,改革者宣称自身是无私的,但是这可能只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自己完全无法融入的领域,是身为外在的旁观与评论者所导致的附带结果。在竞争残酷的现实物质社会中,无私并非代表纯洁,也可能只是无能、懦弱与缺乏阳刚气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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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男性阳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政客们搬出这套理论来批评对手,有意暗示有教养文化的人通常没有实务能力,相对更为女性化。这些改革者私下觊觎官职,但是又欠缺这些位置所需的具体经验与能力,所以只能含恨攻击那些现下在位的人。他们其实是以吹毛求疵的方式挑剔与批评当职掌权之人,在布莱恩口中,他们是“愚蠢、自欺、虚荣、无知的人,吵闹但人数不多,伪善却不实际,有野心却不聪明,好做作却没能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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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与政客们的冲突在后者的脑海中留下一个永恒的印象,那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政治上是不实际的、靠不住的。在20世纪初,曾有一位记者可能略微添油加醋地记录了一段生动的话,这段话出自一位都市政坛从业者、坦慕尼协会的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先生之口,他直言不讳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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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坦慕尼协会的领导人都是书呆子与教授的话,那么这个组织就可能每过四千年才能赢得一次选举了。我们的政治领袖多半是普通的美国公民,他们来自人民,接近人民。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教育就可以领导受教育程度并不高的平民。……至于这个地区的普通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自在,与他们相处时,我绝不会刻意显摆我的语法,或是大谈宪法,或是提到电力学的知识,总之,我不会炫耀我比他们上的学多。如果我这样做,人民绝对不会喜欢我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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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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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年轻人认为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如何从政,于是他们脑海里就塞满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这真是大错特错。请别误会,我并不是要否定大学教育。只要有书呆子存在于这世上,就会有大学。我也认为大学有它的用处。可是在政治上,大学一点儿用也没有。事实上,如果年轻人上了大学,他就不适合从政了。他虽然还是可以强行尝试,但是成功概率只有百分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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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们指控改革者是伪君子,是不切实际之人,这都算客气的了。他们认为改革者的教养与挑剔性格证明这些人都是些“多愁善感的衣冠禽兽”,“喜欢喝凉茶”[36],一点儿男子气概也没有。有的时候,像改革者这类的人会被称为“政治双性人”(political hermaphrodites),意思是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明确,甚至性别倾向亦然。堪萨斯州参议员约翰·詹姆斯·英戈尔斯(John James Ingalls)对于他们的党派忠诚度非常不以为然,以“第三性”贬低他们,“非男非女却很女性化,不能生育也不能传嗣,没有女性特色,更无男子气概,男人看不起他们,女人也嘲讽他们,所以这些人注定要孤立、灭绝”。[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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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2年改革者成为自由派共和党运动中的有组织力量开始,他们就被最著名的政治掮客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批评为“一群理想主义者与学究教授的集合”[38]。康克林也贡献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恶言谩骂,指责改革者是娘娘腔。被他指责的是著名的改革派领袖与《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杂志主编柯蒂斯,他曾经去德国读大学,也是布莱恩、洛厄尔与萨姆纳等人的朋友。他以主张知识分子应在政治上扮演更大角色最为知名。在1877年的纽约州共和党提名大会上,改革者与传统政治掮客间的冲突达到顶点。康克林上台致辞时说:“在报章杂志上不断攻击共和党人,并且要在党里面当老师导正别人的信念与良知的人,是哪些人呢?”“这些人中有的是女装制造商、政坛里的纨绔子弟与半吊子。”“男性女装制造商”(man-milliners)意指柯蒂斯的杂志最近新增了关于女性时尚与服饰的版面,因而此语一出,引来哄堂讪笑。他继续攻击这些改革者,认为他们“自命清高”,不断展示这种优越感,但其实是骑墙派与伪君子,处处显露出“自以为是的心态”,最后他下结论道:“他们忘了政党不是建立在仪态、女性服饰或是连番空谈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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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康克林认为,普伦基特所说的“受教育程度并不高的平民”是可以接受的。改革者富有教养、举止得体恰恰说明他们像女人。有文化就意味着女性化,要不然柯蒂斯为何会编一本女性杂志?前些年麦卡锡等人批评国务院的人员充满新英格兰和英国贵族私校的作风,说他们是同性恋,这些话在美国政坛唇枪舌剑的历史上并非新花样。当代的许多人也都懂“女装制造商”是什么意思,不然为什么当初《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al)明明全文登载了康克林的那篇演讲,包括骂人的脏话,而在他的侄子为他撰写的传记里,“女装制造商”这个表述却被星号代替了?这无疑表明人们知道这个表述很下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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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们当初之所以能如此攻击改革者,靠的是社会上的一种潜在共识:当时所有的男人与大部分女人都认为,从政是男人的专利,也就是说女人都不适合从政,而且政治能力的强弱与一个人男子气概的多寡有关。从政是男人的事,而改革(至少在美国)则意味着不断与争取权益的激进女性牵连在一起。在有关女性投票权的议题上,男人认为,如果女人进入男人政治世界的暗黑斗争中,就会失去女人味,因而英戈尔斯参议员说净化政坛只是“不现实的梦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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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参政会变得阳刚起来,而男人倡议改革就会变得女性化娘娘腔。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认为,如果女人可以投票参政,几百年之后,“女人的外表与气质就将彻底改变”。女人的容貌将不再柔和,她们会失去婀娜多姿的体态,声音变得尖锐,举止不再娴静矜持,她们会过度自信,满怀意志力与胆量,追逐权力与地位。而且很容易想见,在这种女权高涨的趋势下,“她们的生理特征都可能发生改变,身体会变得更高大与粗壮,手、脚、脑容量都会变大”,还很有可能变得“更瘦,更棱角分明,皮肤不再细腻光泽,就像所有失望夫人、因过度煽动而产生的性格一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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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女人往昔未参与政治,所以大家都认为她们在道德上比男人更纯洁(尽管她们的纯洁被认为是一种脆弱的纯洁)[42],相信她们会透过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使这样的道德在世界上得到实现。只要她们不参与政治,她们就可永葆纯洁与理想的形象。照此推论,肮脏与现实如果必须存在,也是属于男人的,因而自以为将纯洁带入政治领域的改革者就遭到了对手指责,说他们把政治女性化了,破坏了原本的性别分野。女人进入政治就会失去女人味,改革者把女性的标准——也就是道德——引入政治就会使自己失去男性特质。对改革者的嘲弄──长发男人与短发女人——鲜明地表达了人们的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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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人争取投票权看成性别混淆与违逆天道,曾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的主题,他像布什内尔一样深恐男性的世界会被女人的激进行为与某些女权理念所颠覆。他笔下的南方英雄人物巴兹尔·兰塞姆(Basil Ransom)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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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整个世代都被女性化了;男性的风格已经不再,现在这个时代娘里娘气、紧张兮兮、歇斯底里、喋喋不休,失去了正道,充满空虚的言辞、虚假的精致、夸张的关切与娇惯出来的感性。如果我们再不小心,就会沉沦到庸俗的境地,迎来有史以来最懦弱、最单调、最做作的潮流。男子气概意味着勇于尝试与承担,了解现实但不畏惧现实,直面世界的本来面目——它混合着怪异与卑鄙之物——这种气概就是我想要保存的,或者我得说,是我想要恢复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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