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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认为，这个被剥夺了男子气概的世界当然不是卡耐基、洛克菲勒、早期铁路大亨的世界，也不是威廉·特威德（William Tweed）与康克林等人的世界；它是有教养者的世界，这种教养一度也被认为是注重行动与自信的男子气概，由波士顿代表的新英格兰社会就是这样的世界。对此，詹姆斯知之甚详。因此，今天这个社会似乎迫切需要一种人：兼顾理念、道德、行动与自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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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牛仔总统老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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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改革者知道与否，他们都已被打上了懦弱与无能的印记，他们因此被隔绝在美国的主流政治之外。第一个直面这个挑战的改革者是西奥多·罗斯福。他有着与改革派相同的社会与教育背景，但他很早就认识到，社会对于他们的批评有几分道理，如果要推动改革，他们这些改革派就需要从这个阶级中推出一种具有活力形象的新型领导人。在他的自传中，他回忆起那些改革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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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绅士，非常和善、有教养，他们不接受政治腐败，会在更衣室或走廊里讨论它。但是他们却总是无法真正了解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总是高喊要“改革”，好像这是某种具体存在的东西，是像蛋糕一样的有形之物，只要社会急需改革，就可以随意分发出去。这些走廊里的改革者没有任何行动力，他们的热情都用在批评上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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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罗斯福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早已与戈德金之类的改革者分道扬镳，彼此非常痛恨对方。就老罗斯福这一边而言，他愤怒于他们对他的指责，说他背离了改革者的道德信念，是个叛徒；而在戈德金那边，他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出身背景的人，为何可以向对方的立场妥协。但老罗斯福之所以在19世纪末受到全国性的支持爱戴，恰恰就是因为他的个人特质──虽然出身于东部望族，又是哈佛毕业生与作家，却能跟牛仔和义勇骑兵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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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罗斯福不顾家人与朋友的反对，决定参政，加入了纽约市共和党的基层。虽然他最初不喜欢政治的肮脏环境与为政客拉选票的走卒，但是他还是坚持撑了下去。当他二十三岁首次进入纽约州议会时，还是受到出身背景的烙印所苦。亨利·F. 普林格尔（Henry F. Pringle）写道：“他出身于小康家庭，又是哈佛毕业生。他戴着黑色眼镜，镜框系着一根黑色丝带，显得很女性化。简单说来，他就是个公子哥儿，一幅漫画增刊里讽刺的那种美国人模仿英国绅士却不伦不类的滑稽样。连艾萨克·L. 亨特（Isaac L. Hunt）这位曾多次帮助罗斯福竞选的人都说：‘他简直是个笑话……他的发型、讲话的方式，无一不令人捧腹。’”普林格尔也说，他的举止、他讲究语法的说话方式、他的衣品让他成为笑柄，他的嗓音很尖，听起来很滑稽，而且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时，使用的还是殖民地早期的方言，这些都让他的政治生涯很不顺利。[45]他的对手很快就说他是大学里出来的娘娘腔。得知他所属的大学兄弟会有四位成员在纽约州议会时，《世界》（World）杂志写道：“天啊，天啊，罗斯福掌控了议会的职位。他们兄弟会太嚣张了吧！”“本州的选民如果知道他们的议员把大学玩的那套校园政治带入议会，一定会感到吃惊与不悦。”“兄弟会那一套东西对于大学生来说可能很有趣，但是对于成熟的政治人物来说却不怎么可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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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之后，罗斯福刻意经营的鲜明个人形象在报纸上站稳了脚跟。他做事时的活力与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他的优越教育背景与家庭出身无碍于大家对他的欣赏。一份乡间报纸说：“看到一位出身富裕、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关怀社会是令人喜悦的，因为他愿意把老天给他的天赋与幸福用来服务社会。”波士顿的一份报纸说，虽然他颇有美学素养，却不妨碍他“发表人人听得懂的传统共和党式演说”。还有报纸说：“即使他因怀抱新旧大陆著名大学的种种理论而被人们先入为主地看衰，但是他的确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也有很实际的想法。”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共和党人》（Republican）杂志一直认为，智识训练会影响年轻政治人物对于一般选民的理解，但它却承认“罗斯福的教养并未使他脱离大众”。当罗斯福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公务员事务专员后，报纸说：“有他在，改革就绝不会变成文人的娱乐或是对党内要求的虚与委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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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熟悉美国西部荒野，也曾在农场生活过，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活力和干劲儿。人家形容他是“具备男子汉风格、身手矫健、充满活力的人，他在西部有一些很不错的大农场，喜欢狩猎那里的大型动物”，在西部的那段年轻狂放的岁月中，“他学到了荒野求生的技巧”。还有一些发生于他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英雄故事，被人们反复传颂着。罗斯福的打猎技术后来成了他的政治资本：“他追踪政治掮客的本事不亚于他在落基山脉追踪灰熊的身手，当他向政治腐败开火的时候，就像是在猎场射杀猎物一样。”他是改革派中唯一一位让人把公务员改革类比成猎杀危险动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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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都市、商业、自私与女性化的世界，罗斯福代表的是西部与户外旷野的世界，充满活力与男子气概，并且心怀“诚恳”与追求理想的观念。他知道自己已成功将男子气概、活力与教育、改革融合在了一起，决意把这种观念传给下一代。1894年，他应邀到哈佛为毕业生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政治中的品质与男子气概》（The Merit System and Manliness in Politics），他建议这些学生“不但要做好人，还要做男子汉，不要让坏人完全包办勇夫的形象”。19世纪90年代，他大声疾呼，希望美国人投入积极、艰苦、实际但具有理想色彩的政治斗争中。他常说：“艰苦奋斗”不只包括对外冲突与民族间的摩擦，还包括国内的改革。好的美国人不只会批评，还会行动。他会投入“不甚优雅的派系斗争中”，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怕与“那些有时粗鄙无礼又无理想，但有能力、有掌控力、有效率的人为伍”。他应该培养出“坚强的男子汉品质，尤其是要有勇气，要有强健的体魄与意志”，“头脑和身体都必须富有活力”，拥有军人一般的品质，“这种男子汉的品质是所有民族都须具备的，没有它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失败或是畏惧困难而裹足不前，“就是懦夫，没有男子气概”。受过高等教育的阶级尤其需要避免“懦弱的善良”，不要逃避“必要的粗野草莽与艰难的工作”，不要沦为“半吊子”，这种人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而是“有教养却无用、做什么事都浅尝辄止的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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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这样的态度在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获得了普遍的赞赏。一份加州的报纸说：“男子汉的坦率与勇气是美国政府最需要的，特别是在这个政治上与社会上正处于转型阶段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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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扬强势的民族主义与艰苦奋斗的人生观，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进取精神。他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知识分子，有杰克逊式的勇猛与果断，绝对不会被视为像杰斐逊一样懦弱、像亚当斯一样斯文，或是像柯蒂斯一样不男不女。他绝对是个战士。“他喜欢战斗，但都是为了让政府更完善。罗斯福就是进取精神的化身。”1896年，美国的帝国主义正被西奥多·伍尔西（Theodore Woolsey）与赫尔曼·冯·霍伊斯特（Hermann von Hoist）等学界人士批评，而克利夫兰的《世界》杂志发现罗斯福正是反击这种懦弱的学究思想的绝佳例证。它说，罗斯福的影响力正像“一阵爱国之风……吹过缺乏爱国意识的平原，冯·霍伊斯特等教授的思想在这里甚嚣尘上，而这阵受人拥护的风来自一个学问并不比他们差的人”。罗斯福曾在美西战争中与牛仔们并肩作战，这些传奇事迹广为流传，使他成为美国英雄。1899年《哈珀周刊》曾说：“他广受欢迎，因为他具有大部分人都认为很重要的男子气概。”“大家喜欢骑在马背上的勇士，不管他是在对抗西班牙人、在猎熊还是在牧羊。”1900年，《底特律新闻报》（The Detroit News）说：“这个男人成功将牛仔与大学生这两个反差极大的群体组合在一起，带着他们横扫美国近代历史，因此赢得了男人的赞叹与女人的尊敬。”芝加哥的《新闻报》（Journal）说：“没想到那些在城里长大、文弱无力、闲游浪荡的年轻人竟然能受到罗斯福这种真男人的鼓舞。但是……粗犷、有活力、热血的美国乡村男人才知道如何欣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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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时正在逐渐城市化与商业化，却受到了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首次产生了对堕落颓废的担忧，大家认为罗斯福预示着一个新世代的到来，它更有活力，更具男子气概。罗斯福为后来的进步主义打下基础，因为他帮助心向改革的受教育阶层恢复了地位，为这类人重新注入了男子气概。一向被教导应该粗犷与勇敢的美国人再也不用担心在站出来支持理想主义与改革时会被人说没有男子气概了。罗斯福的形象后来成了美国对政治人物的标准要求：如果一个想从政的人被怀疑太文弱、太理想主义、太关心智识，则只要他有从军的记录就可以过关，如果没有，那参加过橄榄球队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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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斯福不只是破除了人们认为绅士／知识分子阶级从政时总是缺乏魄力与男子气的刻板形象，更证明了与他同阶级的人可以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上一代的知识分子过于看重自己的出身与道德智识，认为凭它们便足以成为领导阶层，而罗斯福这一代的人则以事实及行动证明了自己在政治上有独特和必要的功用。对后者来说，学者在政治上的角色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们具有一定的施政技巧，且这些技巧对于政府发挥积极功能正变得日渐重要。于是，绅士改革者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时代即将结束。随着进步主义一代的崛起，学者以专家的角色登场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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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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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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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步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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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腐败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知识分子与权力间的疏离让改革者郁郁不得志，但这种情形到了“进步时代”就突然终止了。因为美国此时进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过去致力于发展工业、不断扩张在北美大陆的领土以及赚取外贸盈余，现在除了这些还增添了新的目标，例如管控因快速发展而出现的巨大企业与利益团体，让它们更为人性化。美国现在似乎急需精神理念的指引，希望能够以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来面对若干社会问题，这些原则深植于美国的立国信条，却罕见于实际的生活中。对于这些，大家觉得需要自我检讨与分析。因此，之前改革者一直在徒劳呼吁的“善治”原则，现在似乎有点实现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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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善治原则本身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者对于何谓良好政府有很严格的看法，但是这么少人支持他们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从来都解释不清为何这样的看法是对的。而现在，越来越多聪明的美国人却觉得自己知道了。工业巨子与政治掮客现在权力太大，所以有必要让他们的行为合理合法，受到政府的控制，这种净化政治的努力首先要靠强化政府的行政机能与管控能力。而一旦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大，专家的需求量就会增加。为了民主政治的更好发展，过去杰克逊时代的那种对专家的怀疑心态必须改变。以前知识分子与平民民主间的隔阂现在似乎逐渐消失了，因为以前重视专家的那些人，现在也开始重视民主了，而平民们也开始尊重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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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新的社会状况也要求新的探索与解释：整个社会大众都认识到，美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整个社会对此的反省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知识分子既是专家又是社会批评家，所以他们开始回到社会的中心，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未曾有过的现象。但是在国家事务上，知识分子的角色地位恢复的方式并不符合先前改革者的预期。过去，这些改革者认为，头脑能力与阶级相关，所以他们之前总是抱怨他们的头脑未受国家重用，因为人们并不尊重与服从他们；至于该如何重用他们的头脑，他们却怀着异常保守的想法。而现在，大家对于头脑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头脑能力的高低不是看阶级，而是看对这个正在快速发展与改革的国家能在事实上做出多少贡献。智识恢复了地位，不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有着保守的影响，而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与引导改变。因此，进步时代在社会批判与行政组织方面的革新，并非回应了过去海斯与加菲尔德时期关于公共行政的见地，而是预示了未来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时期的福利国家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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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进步主义者所创造的与其说是一个崭新的行政体系，不如说是一种革新的氛围。在那段时期的特殊道德与智识氛围下，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或是政界领袖有了更紧密的关系。有些知识分子是从政坛外部进入的，但是还有很多原本就是政治圈里面的人，现在受到的尊重与待遇比其前辈要好。政界开始重视有思想和学问的人，例如老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艾伯特·J. 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与罗伯特·M. 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等。在进步时代的杰出政治领袖中，只有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一人延续了平民政治中的反智传统。[1]拉福莱特虽然不像他的某些同僚一般是知名的知识分子，却拥有特别的地位，这是因为信任知识分子的风气是他领头树立起来的——一方面，他在担任威斯康星州州长时，成功撮合州政府与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群体进行合作；另一方面，他到华盛顿就任参议员时带去了一群有效率、有研究发展精神的幕僚，令人耳目一新。拉福莱特自一开始从政就破除了普伦基特散布的谣言，也就是大学学历在政治上是无用之物。他在第一次竞选时将以前的同学召集起来，以他们为核心，构建起一台出色的政治机器。如果说老罗斯福证明了男子气概与智识可以共存，那么拉福莱特则证明了智识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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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威斯康星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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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的浪潮从地方层级扩展到州层级，最后到了全国的层级。崭新的管理制度与单位首先在州一级引入，而且专家被邀请参与立法过程。专家政治的试验场不是华盛顿，而是各州的州政府，特别是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Madison），该地成为专家出来为人民与州服务的第一个范例。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的实验，无论其成败或是激起的反弹，都成了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进步政治的先驱，也是新政以智识擘画国政的雏形。威斯康星州的试验特别具有意义，因为它从开始到结束完整示范了知识分子与专家参与政治的角色，现在大家已经熟悉如下的周期循环了：首先，变迁时代到来，大家对现状不满，所以需要这些人来改变；接着，知识分子与专家已经被等同于他们所带来的改革，但当人们对改革的功效不满时，就会对改革本身不满。首先会感到不满的是企业界，他们不愿政府干涉，抱怨改革成本太高，还企图用各种手段鼓舞大众反对改革，反智即为其中之一。最后，改革者会被踢出政坛，但某些改革却未必被取消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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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形成“威斯康星构想”（Wisconsin idea）的因素在1892年出现，那一年，威斯康星大学成立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政治与历史学院。这个学院是由年轻的经济学家理查德·T. 埃利（Richard T. Ely）所领导的，而F. J. 特纳与托马斯·C. 张伯伦校长（Thomas C. Chamberlain）乃是这整个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希望让威斯康星州在提倡社会科学方面成为中西部各州的先驱典范，因为他们觉得社会科学可以帮助了解与管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复杂工业社会。在他们的构想中，要把威斯康星大学规划成一所训练政府行政与改善公民意识与行为的中心，最终使其变成能有效服务该州全体居民与州政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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