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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所大学应完全超越党派，它不属于任何一党，它以服务该州全体居民而不是任何阶级为宗旨。它也不从事任何意识形态宣传，而是提供资讯、统计资料、政策建议、技术与训练。当然，他们也希望这所学府的声誉会因为它能有效帮助州民而提升。大学的主事者不会去挑战任何既得利益者。特纳在给埃利的一封信中说：“请告诉我有什么实际的方法让这所大学可以服务威州的所有百姓？其实这所学校最特别之处，应在于它可以获得这些顽固派威州商人的支持。”[2]稍后特纳说明了什么叫中立地运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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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科学、法律、经济与历史教育等来训练一些行政官员、议员、法官或专家，然后让他们担任部门长官，这些人就会公正和明智地处理不同利益间的竞争。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在美国是为大家所知道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需要一批为全州人民服务的官员，他们可以，找出大家共同利益之所在，赢得所有追求美国梦的团体共同的尊敬与信任。现如今，某些州纷纷设置专家委员会，议会中有大学学历者在增加，联邦政府各机构更喜欢任用大学生，都说明这种想法在逐渐流行。我们可以这么说，要想有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良好法案，并有效执行这些法案，就需要让大学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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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继续说，但这些角色对于大学也是危险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拓荒者的民主体制一向看不起专家，专家必须力驳这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而他们可以依赖“创造性的想象力与人格特质”来克服别人的猜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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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末，威大已经聚集了一些著名学者，他们研究关于州层级与市层级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撰写了若干杰出的书籍文献。威大借着在各处设立的分校，普遍地教育威州人民。例如借着农民组织，威大拉近了自己与农业人口间的距离，也提高了威州的耕种技术水准。但是当拉福莱特在1900年就任威州州长后，威大的产学合作计划开始引发争议了。拉福莱特本人是威大毕业生，他认同怀抱各种理念的改革者们，于是开始采用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针对税制改革、铁路管理以及基层直接选举等问题分别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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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个叫“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Legislative Reference Service）的独立机构加入了威大面向公众的服务，它是由一位充满干劲的威大研究生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cCarthy）创立的。麦卡锡对这个参考图书服务机构的期待就像特纳对威大的期待一般，希望它为社会提供最佳的服务，同时独立于各党派。在铁路、电话、电报与保险公司纷纷兴起的年代里，麦卡锡认为，州政府的任务很复杂，州议员需要大量资讯才能做出好的立法决策。“所以让专家来提供资讯是最好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家要介入正反两派在立法过程中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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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威州的部门并不打算影响任何议员，我们在议案中并不站在任何一边或支持任何一人。我们只是政府中的一个部门。我们并不介入或引导立法，而只想帮助那些有心为州民服务的议员提出最好的法案，为这些忙碌的议员提供任何他们所需的资讯，收集他们依靠的事实与数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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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理想现在看起来既天真又真诚。拉福莱特的政绩中还是存留着好些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他得罪了那些特纳曾经想要接近的商人资本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更且，在1903年后，拉福莱特的朋友查尔斯·P. 凡海斯（Charles P. Van Hise）接任威大校长，他想要把威大变成州政府的一个分支，这个主张触怒了保守派。再加上全国媒体纷纷报道“威斯康星构想”（大多数是支持的），认为威斯康星州是一个代表“进步精神”的模范州，因而夸张地说这是因为“威大在治理这个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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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州来说，这种新闻可能会刺激它们来模仿威州，但是对于威州自身的保守派来说，这加深了他们原本的疑惧：原来威大是要跟州当局联手对付他们。其实威大的教授专家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激进派，也更不想为州政府施政带来太多倡议。如果看一下威大在州政府任职的人事统计就可以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技术官僚（工程师、地理测量师、科学家及农业专家等）而非州政府的政策顾问，威大专家的主要角色是为州政府提供技术方面而非意识形态上的资讯。约翰·R. 康芒斯（John R. Commons）是威大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说其实威大的教授绝大部分都很保守，“除了在进步时期外，我从来没有被咨询过，他们需要我时才会找我。我从没有主动倡议过任何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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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税务、铁路管制方面与其他事情上，威大的专家们一直都是咨询对象，因而许多人对他们具有的影响力心怀不满。以往威州的重要政策都会保护某些企业的利益，往往是经由几个巨头秘密协商达成；拉福莱特当州长后，开始以周六午餐会的方式找威大的校长、院长与一群专家共商政务，并对这种决策方式的改变引以为傲。[7]一些在进步时代的政策下失去既得利益的企业——事实上许多企业仅仅是心理上担忧可能会迎来更多管制政策而已——就认定威大与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和铁路管制委员会、税务委员会与工商业管制委员会一样，都是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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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共和党在全国层面上的分裂给威州进步派共和党人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保守派看到了机会。他们击败了拉福莱特在进步派中的继任者，继而推出铁路与伐木业商人伊曼纽尔·L. 菲利普（Emanuel L. Philipp）竞选州长。菲利普在竞选时以反智的姿态攻击威大的专家们，呼吁减税和改造威大，使它不再“掺和”政治。他说，一定要把威大彻底“清扫干净”，因为社会主义已在那里滋生，而且它的学生毕业时心怀的理念并不属于美国。如果继续重用专家，威大就会持续入侵政治。将政治交付专家来管理，无异于承认民选官员不能胜任职责。如果州政府已经到了承认所有的施政都需要威大协助的地步，则一般百姓岂不应该自认为近乎“白痴”了？菲利普的攻击包括要求取缔麦卡锡之前支持设立的“法案工厂”，也就是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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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菲利普当选后，他对这些机构的处理手腕并没有竞选时所说的那么强硬。虽然他还是要求议会关闭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重整威大的若干单位，但也渐渐地变得更为圆融。尽管他限制了威大的扩张，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可是由于威大在全国有很多受人尊敬的支持者，所以他跟威大校长海斯维持着和平的关系。就连麦卡锡也躲过了他的攻击，因为当保守派借助立法图书资讯服务处的帮助草拟法案时，发现麦卡锡确实如声称的那般保持着中立的态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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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威大内部从来就没有对于进步主义观点一事取得绝对的共识。康门斯说，威大很多人是保守派。不只如此，很多威大的人觉得大学如果介入实际政治，就是对于纯粹中立的学术传统的背叛。1920年，J. F. A. 派尔（J. F. A. Pyre）反驳了海斯校长所说的威大应该成为“州政府的一部分”。他说，这种观点太“唯物论”（因为学校经费来自州政府），破坏了学术自主与中立，最终会对学校造成伤害。[9]然而多数威大教授是接受麦卡锡在《威斯康星构想》这本书中提出的实用主义立场的。他在书中说，老一辈的经济学学者“只是搞些纯粹的理论工作，从未对政府施政做过第一手研究”。现在这些老一辈的人被重视常识的专家取代，他们在实务的第一线研究经济问题，然后用“实际的事件与资料”来测试他们的理论。[10]因此，一般百姓在争论是否应该让专家介入施政，而学术圈则在辩论大学的未来应该是朝向实务或是纯理论路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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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术与社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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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时代的理念在政治上的斩获虽然有限，但是它所激起的氛围却一直扩散，而这对一直关心心智在美国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的人来说是一种鼓舞。追求智识的风气得到普及，开始自由且旺盛地发展，似乎已经蔓延到政界的高层乃至整个社会。梅布尔·道奇·卢汉（Mabel Dodge Luhan）对此时文学与艺术的观察，也适用于描述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藩篱被打破了，以前从不互相接触的人开始伸出触角互相联系；新的沟通方式和新的联系大量涌现。”[11]在这个仿佛是“小文艺复兴”的时代，文学与艺术的基调是“解放”，而学术则追求影响力的扩张。处处都可以看见大家在追求新的自由与新的兴趣。凡事都可以被重新考察，从铁路政策到性解放，甚至教育儿童的方式。公众乐意听八卦记者揭发各种丑闻，媒体人要解读时事，牧师与作家要讨论道德，学者要探究进步主义在哲学、法律、历史与政治上所代表的意义，而技术专家则要从学院走出来研究实际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甚至进入新设立的管制机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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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新理念热潮并没有带来社会革命，到了进步运动的末期，美国传统上的统治阶层又涌现出来，还是像进步运动出现前那般牢牢地掌握着权力，只不过他们的言行风格有很大改变。对学者与文艺界人士而言，言行风格异常重要，对政治人物亦然。这种注重风格的风尚一兴起，受益最大的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像李普曼、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一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是像杜威与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一样的学者，他们都共同追求一个目标：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1914年，李普曼出版《疏离与掌握》（Drift and Mastery）一书，阐扬的就是此理念。他认为，将所学贡献于实际社会的发展与运作，乃是这个时代的中心思想。当社会的管理与控制需要某种学术领域提供知识时，对于这个学科的学者而言，即使是平素研究最抽象理论者也会因此感到自己很重要。任何理念都不能再被斥为纯粹学术，因为学术与社会之间已无距离。有人观察到，“现在到处都出现了……一种新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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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专家精通铁路、桥梁与地铁，有些熟悉天然气与电力，有些是货币与银行方面的专家，有些通晓菲律宾的关税制度或是委内瑞拉的国界线分布，有些人知道波多黎各的工业发展，有些人擅长公务员制度的分类或是信托业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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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社会不仅需要这些专家的专业知识，而且高度赞赏这些专家的贡献。也许有一些观察家担心专家会损害民主精神，[13]偶尔还有一些企业人士因为害怕管制会导致成本提高，抱怨专家的角色膨胀得太快。[14]但总的来说，这些作为政坛新秀的专家普遍得到了好评。布兰德·马修斯（Brander Matthews）于1909年时写道：“美国社会大众已不再对教授专家和文人抱有偏见。大家慢慢开始承认这些人对于国家的贡献……部分原因是大家现在了解专家与理论家的价值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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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连政坛领导人都越来越接受专家了。媒体人艾萨克·马科森（Isaac Marcosson）给老罗斯福总统看了爆料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一本书中披露的事证，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做法。结果一个有关食品卫生的法案很快通过了，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现象。[*]除了在参议院里的贝弗里奇与洛奇参议员常以自身的“学术涵养”为傲外，在这段时期，自美国立国以来总统首次被形容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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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细看老罗斯福与威尔逊总统的行事，就会发现两人各自用不同的方法呈现了知识与权力间的界限。这两位总统都相信知识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但同时，两人都并非完全信任他们的知识分子同僚。老罗斯福很喜欢新观念，喜欢与克罗利、李普曼、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等知识分子做朋友，他任命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Edwin Arlington Robinson）为政府官员，吸引了很多有热忱抱负的人为政府工作——这个情形已经一个世代没出现过了——还针对铁路管制、移民问题、肉食品检查与其他事务咨询知识分子和专家。因此他可说是自林肯甚至杰弗逊以来，在公共事务上最重视智识的总统。布莱斯子爵（Lord Bryce）谈到老罗斯福总统的成就时承认：“从未在其他国家看到像当时美国这么有效率、有智慧又热心服务的专家群，他们对国家所做的贡献比在华盛顿的一班公务员或是军人还要大。”[16]这看起来完全就是镀金时代的改革者们希望看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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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罗斯福也有因为细微的意见分歧而对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发怒的时候，在怀有不同观念时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姿态。他误判了许多日渐累积的温和抗议的严重性。例如，他对那些揭发丑闻者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是社会的危险分子，会积聚“革命情绪”。虽然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对于智识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于中产阶级出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是爱恨交织，而这些人唯他马首是瞻。他重视智识能力也重视处事能力，当然，他对于智识能力的重视更坚定。[17]然而相比于这两者，他更重视的是“品格”。他代表了美国人在政治上与生活中重视品格胜于重视智识的立场，而且持此立场的人常认为这二者是相对立的。他在著作中常提到此点：“对一个民族或是个人而言，品格远比智识重要。”“正如同力量比美丽更重要，品格比智识更重要，甚至天才亦然。”“我多么希望能提醒国人，千万不要盲目崇拜智识，尤其是缺乏道德责任的智识……”[18]老罗斯福这些话的问题不在于它们是错的，而是它们毫无意义（除非他真的认为美国人现在正在牺牲道德、弘扬智识），因为当时正是美国进步主义思潮的高峰期，社会的道德感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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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威尔逊当总统后为这个职位带来了学者气息，当然这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很少有研究他的人会认为他个人的特质很适合担任美国总统。他个性很严肃，一点也不浪漫，但是这可能是长老教会的影响，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天生性格使然，和他是不是学者没有关系。他完全是个老旧时代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出版了《国会政体》（Congressional Government）与《国家》（The State）这两本精彩的书，但此时他的学术生涯几乎已经结束。他在品位、思想与阅读的书籍上几乎像是一位美国南方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绅士，他的观念停留在美国剧烈变化之前的时代。他相信小型企业、竞争型经济、殖民主义、英国清教徒的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男性才应有投票权，但在他的时代这些观念早就饱受抨击了。他受到白哲特（Walter Bagehot）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irke）的启蒙，却恰恰错失了18世纪末爆发、一直延续到进步时代的批判思潮，未能受其影响。在18世纪90年代，他事务缠身，忙于拉近学术界与一般人的距离。可当许多学术界的同僚都在试图摆脱镀金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满时，威尔逊却以等待被奉承的态度来向一般平民做演说。从1902年他接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他就与当时的思潮脱节了。1916年时他坦承：“十四年来，我没有读完过一本重要的书籍。”[19]可以想见，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他并没有受到当时美国智识领域最具创造性一面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很难受到那时知识分子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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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1912年威尔逊当选时，他受到不满于老罗斯福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认为威尔逊无疑具备贵族的气质。但是在一战前，学界出身的威尔逊并没有如大家期待的那般在政治上广泛重用知识分子。更且，他一向不信任所谓的“专家”。与老罗斯福或是拉福莱特不同，他从不认为专家是改革的推手或是执行者，而是认为他们在为大企业或是利益团体服务。大多数进步时代的理论家都将由大企业控制的政府与雇用大批专家管制企业不当运作的平民政府做对比，但是威尔逊却将大企业、利益团体与专家三者视为联盟，与之相对的乃是平民政府。他与老罗斯福相反，他认为参与控制大企业的专家到头来都会被大企业收买控制。在1912年竞选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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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的是专家政府。上帝禁止我们民主国家的人民自己不理政事，而把政府交由专家管理。如果我们国家的困难都被交给一小群专家，用只有他们知道的科学来处理，我们都不用参与，那我们算什么？如果我们不了解政务，那我们就不是自由的人民。我们应该暂时抛弃我们的自由制度，找一个人好好问一下我们到底是谁。我曾经在一个工人酒吧里听过关于时事的深刻辩论，因此知道，如果一个人每天忙于谋生的话，他会用事实而非华丽的语言来讨论事物。而我只对事实有兴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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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常去工人酒吧，讨厌华丽的辞藻，这当然是很特别的现象。但总的来说，他在内政上的立场与作为的确是如上一段话所言。无可避免地，在他任内，专家在政府事务中的地位像过去十年一样显著提升。[21]当然，他确实从路易斯·D. 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那里听到了许多经济政策建议，后者的企业竞争理念正好合他胃口。但是稍后他又屈服于波士顿后湾区这种上层阶级与企业团体的压力，将布兰代斯赶出了内阁。基本上他会向不同类型的人寻求意见，像是一向崇拜他的秘书乔·塔尔马蒂（Joe Tumulty），这个人善于把控政治运作与处理媒体关系，或是他那充满进步思想却不怎么聪明的女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威尔逊最重要的谋士是“上校”豪斯（Colonel House），这个人头脑聪明、心思周到，尤其擅长满足他的虚荣心。豪斯代表的是有钱有势者的利益，是布兰代斯、布莱恩与麦卡杜这些进步派人士的对立平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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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的几年间，威尔逊政府并不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特别是有一些人认为，进步运动应该不只局限于小型企业竞争理念、童工问题、黑人民权、劳动环境问题与妇女投票权。[22]积极寻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对于威尔逊是有些疑虑的，他们甚至不太能接受威尔逊洪亮的演说嗓音，认为这是过去保守派道德说教的风格。他们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威尔逊的改革经常是以高傲的姿态进行，仿佛施恩惠一般。克罗利认为威尔逊的内心“充满自以为正义的信心与骄傲，且以各种光彩言辞来包装这种信念”。他还抱怨这位总统的思想“复杂到能把最单纯的事物抽象化……他的思虑好像一束光，照到什么事物，它的轮廓就会变得模糊，好像很有启发性，但实际空无一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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