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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6年，自由派知识分子才衷心地拥护他，这是因为他推行了“新自由运动”（New Freedom），并努力避免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讽刺的是，很多人因为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辩论而获得的影响力比关注一些国内问题获得的影响力还大。历史学者与媒体评论者纷纷加入辩论，各种专家向政府献计献策。军事情报局、化学武器部门、战时工业委员会挤满了专家，华盛顿“宇宙俱乐部”（Cosmos Club）内的场景看起来就像是各大学教授群聚一处，在开校务或系务会议一般。[24]1919年9月，豪斯上校替总统组织了一个学者团体，叫作“咨询会”（The Inquiry），当时英国与法国都已有这类组织。这个团体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统计学家、民族学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等。加上他们的助理与幕僚群，整个组织有数百人之大。一直到停战前，这个组织都是秘密的，战后则转变为“美国和平协议团”（American Commission to Negotiate Peace）中的情报部门，若干人员陪同威尔逊总统前往巴黎和会，扮演了不小的角色。媒体曾嘲讽过这个团体，而若干老派的外交官也对这些用三辆军车载着文件参会的业余新手存有疑虑。[25]但大体上来说，民众已能接受积极扮演顾问角色的专家学者，这是因为战争使全国掀起了一股热情，以及在谈判和签订和平协议、设立国际联盟时，专家都显示出了重要性。只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劳伦斯·谢尔曼（Lawrence Sherman）例外，他抱着恶意的反智心态，反对战时总统的扩权行为，尤其反对当时政府已成为“一群教授与知识分子的政府”。[26]但是他准确地预见了未来：后来人们的反战情绪使得进步主义的精神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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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气氛突然就发生了大转变。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在1919年时还告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本党那些老顽固气数已尽，不料一年后就悲叹“法利赛人高居庙堂之上”，民众对知识分子当权一事不加反对。“这是什么样的世界，”他于1920年写信给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说，“如果有人十年前告诉我，这个国家会变成今天这样，我当时一定会怀疑他疯了。” [27]社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沉重地打击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与威尔逊总统及战争绑在一起，所以任何反对总统的力量都会反对他们。更关键的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战争期间不顾一切地热情支持参战，这背离了知识分子原本应有的理性立场。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及像兰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与《七艺》（Seven Arts）杂志的那些人之外，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亲自上战场，就是全心全意支持参战，期待着战争胜利与战后的改革，心怀的一片热忱不亚于当初对进步运动的支持。但战后的状况让他们感到失望、惭愧与自责。李普曼说：“如果从头再来，我会反对参战。我们牺牲太多人了。”克罗利也说，他不明白“美国人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下是如何思考的”。[28]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和谐关系来得快，去得更快。大众对知识分子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说他们倡导了错误与不必要的改革，打造管理型、管制型国家机器，支持战争，甚至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则批评美国是一个蠢材、笨蛋与狂热之徒的国度。尚能够自由活动的若干年轻人自我放逐到国外，其他人只好留在家乡，梦想着过太平日子。直到大萧条与另一个改革时代到来，这种疏离的心态才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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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政与专家地位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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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罗斯福新政期间，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又恢复了。民众的政治观与知识分子的心态形成如此完美的和谐关系，以前还从未出现过。在进步时代，基本上民众与知识分子都有同样的目标。而在新政时期，他们的目标更为接近了，而且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更为殷切，超过了威尔逊与老罗斯福时期。但是反对新政的那一小撮人却怀抱着美国政治史上少见的敌意。所以二战之后，就在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升之时，一股针对他们而生的恶毒敌意也涌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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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对知识分子造成的长期伤害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在短期内因新政而得到的嘉惠一样大。但是，我们且先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嘉惠！知识分子像一般人一样也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一样经历了失业与意志消沉。新政为年轻的律师与经济学家创造了成千的就业机会，他们涌向华盛顿，出任各个调控机构的职位；公共事业振兴署与全国青年总署推行的研究、艺术与剧场的计划更是雇用了许多失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与大学毕业生。但是比这些实际帮助更具意义的是新政带来的潜在影响：由于大量雇用教授与理论学者作为顾问和理论家，智识与权力取得了自建国以来都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为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提供工作当然是好事，但是新政给予知识分子这么重要的角色，等于是在正式认可和颂扬所有教授或是怪异叛逆的头脑。于是，理念、理论与各式批评都有了新的价值，而要得到它们就要在知识分子堆中寻找。[29]经济的崩溃说明社会需要专家，但是直到新政施行，大家才知道专家的表现可以有多么抢眼。除了一小撮保守者或是激进派以外，新政让所有人都耳目一新，这并不让人意外。即使是从1933年到1935年间激烈反对新政的共产党人，也都渗透进入智识圈，希望能分享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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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地位提升的明显表现是“智囊团”（brain trust）的出现，新政施行之初的那几年，这个词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新闻报道中。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与阿道夫·A. 伯利（Adolph A. Berle）等人都是小罗斯福信赖的著名智囊，他们最常遭受攻击，他们的受宠代表了在联邦机构中的上千顾问，尤其是从哈佛来到华盛顿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弟子们的际遇。在新政初期，小罗斯福总统本人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他的对手们便批评他轻易听信身边邪恶顾问的建议，这么做从心理上来说更自然，从策略上讲也更容易。于是，这些智囊对总统来说还多了一个功用，就是可以作为躲避攻击的避雷针。很多对于新政的批评本来应该直接冲他而来，现在则落在了他身边的人身上——而如果攻击实在太猛烈，这些人是可以被调到其他岗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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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很早就在攻击下退位，接着特格韦尔教授就成了攻击新政的保守派最爱的目标。倒霉的是，特格韦尔做事喜欢按计划来，所以写了几本书解释他的理念。于是，在1934年他被提名为农业部部长时，就出现了一波猛烈的攻击，揪住“这位邪恶的理论家竟被重用”一事穷追猛打。南卡罗来纳州选出的重量级参议员“棉花先生”史密斯（“Cotton Ed” Smith）就坚持认为，特格韦尔必须先证明他已从“上帝的大学”毕业（也就是在大自然的土地上劳动过），才能当农业部部长，所以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花了很多工夫证明他的确是自耕农出身，小时候经常在农地里耕作，靴子上满是泥土。（小罗斯福还因此调侃说：“告诉特格韦尔，我以前都不知道他小时候竟然这么脏。”）史密斯告诉参议院，在“上帝的大学”取得文凭“靠的是辛苦的经验，没有在旷野土地上流过汗的人绝对无法解决美国的农业问题”。（但是他却无法指出过去有哪个农业部部长具备这个资格）罗斯福最后只得以任命史密斯推荐的人当他自己选区的联邦警长作为交换，而此人有杀人的记录。总统后来对内阁说，这个人是史密斯“喜爱的杀人犯”。凭借这场政治交易——一个杀人犯换一个教授——特格韦尔的任命终于在参议院以五十三票对二十四票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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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特格韦尔在媒体上的名声越来越糟，因为他极力支持为纯净食品及药品立法，此法案激使某些制药商与强有力的利益团体在媒体上攻击他，连一位并非知识分子也非激进派的人士詹姆斯·A. 法利（James A. Farley）都认为这样的公开攻击“太明目张胆，没有必要”。攻击特格韦尔的人将他描绘成两面人：一面是个不切实际的学究，另一面则是个有破坏性的恶毒之人，足以颠覆社会。但是特格韦尔在各方攻讦之下仍然保持冷静，说明进入政坛的知识分子并不必然就脸皮薄、易发怒。[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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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对总统的人要把这些被倚重的智囊当作代总统受责骂的标靶，那就一定要极度夸大他们在权力舞台的重要性才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一位编辑写道：“这些被倚重的专家完全压过了内阁，他们对总统的影响力更大……这些从各校来的教授让内阁变成了纯粹的行政单位。如果是一般的行政事务，内阁来处理；如果是政策问题，则要看这些教授们怎么说了。”[31]的确，在新政刚开始的三个月内，不知所措的国会未经仔细琢磨执行细目便仓促通过了大量的法案，因此给新政的核心决策小组留下了大量空间或灰色地带，供他们自由裁量发挥，等于是把决策权完全交给他们。但是以美国的政治程序来说，一切的决策背后都必然有利益团体或是选民的需要，不可能让一小群专家旁若无人地独揽大权、肆意规划。而当国会镇定下来以后，正常的审批程序得到恢复，便大大限制了这些技术顾问的影响力。当知识分子或是爱好创新人士赞赏新政的某些措施时，不是因为它们获得了专家们的垂青，而是因为美国的选民们需要它们。专家们为大众服务，但不握有统治权。一般来说，这些自由派智囊的计划越是富含浓厚的理想与实验色彩，就越容易被规避、限制和挫败。新政的确曾试行过学院派人士建议的通胀货币政策，且没能成功，但这是由于参议院方面强烈要求促成通货膨胀，并非小罗斯福总统手下的多数智囊之所欲。在重要的议题上，自由派专家几乎都失败了。杰尔姆·弗兰克（Jerome Frank）领导下的自由派想要保护消费者与佃农，很快就被逐出政坛。特格韦尔没能实现重建乡村的构想，自己后来也失势了。莫利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关于伦敦经济会议发生摩擦，失去了内阁的支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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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整个国家都认为现在是教授们在治国，一场真正的反智囊战争拉开了序幕，唤醒与带动了以往的反智传统。教授们其实并没有在治国，但是民间的这种印象也有几分道理：他们代表了美国政治权力分配的新局面。他们自身虽然没有权力，最后决策权并不在他们手上，但是他们对于决策者有广泛与关键的影响力，因为现在都是由专家来确定看待问题的方式，划定社会与经济议题的讨论框架。右派人士在反对教授与专家时，虽然对权力世界怀着离奇古怪的理解，却有可靠的直觉。即使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听他们的话，但是他们至少有一把传统的武器：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偏见。更且，知识分子突然出名，使得以往掌权的政客与商人相形失色，以前这群人并不受大家重视，现在突然蹿红，遮住了他们在大众眼中的光芒，他们为此愤恨难消。曼肯一向是个语言耸动的人，他用这样的话语形容此情况：“几年前这些新政的新贵们还是默默无名的无用之人，街角的警察跟他们打招呼时他们还会兴奋得脸红，现在他们已是世俗中的贵族、教会里的主教了。”他还说：“专家们现在红极一时，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替社会开出万能药方。”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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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突然被带离只有学生喧哗声的教室，被丢入权力与荣耀的竞技场，享受着卡利古拉或是拿破仑才享受得到的一切，或者像J. P. 摩根一样，整天被一大群华盛顿记者追着满街跑，报纸头版都愿意登载你要发表的高深理论，你会怎么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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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新政的人不仅过度夸大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而且还将他们描绘成不切实际、不负责、怀着不轨的实验性计划的人，说他们之所以日渐骄傲，沽名钓誉，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得重要。《周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是反智意识形态的大本营，随便看看里面的评论，就可找出类似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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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教授被从教室中拖了出来，丢到新政的旋涡中。他们非常在意公共形象与知名度，现在终于有机会获得这些东西了。如今他们就像壁炉前的猫一般，想把自己展示给所有的人看……这些人兴奋地四处走动，嘴里问着：“现在美元的汇率走势如何？”仿佛汇率的丝毫变动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产出价值一百元的东西……可就是这些只会搅局的外行人，他们在国会里提出了管制各行各业的法律……任何会思考的人都能明白，这些智囊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意识形态……应该有人给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或教授讲讲企业经营的真实状况。利润不是靠空想就可以得到的，汇率的变动也无法让农夫种出白菜……到头来，农民与企业家还是要靠大自然与政府的适当帮助，才能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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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愚蠢到放任这些自以为是的外行政策实验者来分析拆解我们的社会与企业，然后形塑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也就是把美国人的生活、自由与产业变成实验品……实验室的试管与真实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受够了活体解剖……这些没有实际经验的人来乱搅和……门外汉管理政治——这些大学里出来的人，无论老少，都像伏特加喝多了一样……他们是理论家、向往政治乌托邦的梦想家、变戏法的大师……务实的两院议员没有天堂，他们是在狭小的更衣间里思考出重要政策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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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知识分子辩护的人为防外界误解，试图估计他们真正的权力有多大，并说明他们不可能表现得比被他们取代的“务实者”更差。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在《国家》杂志中表示，他热烈欢迎“务实者的惨败”，并指出现在全世界的务实者都“完全陷于困惑之中”。[35]乔纳森·米切尔（Jonathan Mitchell）是自由派的媒体人，也曾是新政的顾问，对该问题做过十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小罗斯福任用这些学院派，是美国行政体系的特质与当时危机导致的自然结果。他认为，这些教授其实并未做决策，只是在决策过程中提供一些技术性建议。因为政府中的公务员无法起到这样的功能，总统只好临时去政府外部找人，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36]他说得对。政客无法应对大萧条引发的问题，而公务员中也没有可以处理这类问题的人才，企业界就更别说了，大多商人领袖根本派不上用场。就像塞缪尔·I. 罗森曼（Samuel I. Rosenman）向总统建言时说的那样：“通常在这种危机下，总统候选人会找企业家、金融家与政治领袖会商，但我认为应该另辟蹊径。因为这些人都提不出解决今日窘境的好方法……那为什么不去大学校园试试呢？”[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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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米切尔的分析更可能被反对新政者视为一种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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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现在需要的人是中性的、没有华尔街气味、同时也不会让有钱人害怕的人。此外，他还需要有头脑、能力与意愿执行他制定的一切政策之人。罗斯福选了大学教授；全国除了他们，没有其他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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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能从继承土地的贵族中挑选新政官员，因为美国没有这种贵族；而最接近贵族的就是大学教授了。出仕于华盛顿的那些教授将会决定新政的成败……美国以往曾有一个阶级与其他人都不同，大家都乐意请求他们调解纷争，这个阶级就是殖民官员，尤其是新英格兰的那些。他们基本上不问俗事，而且管理政务时比罗斯福的新政还严苛，他们根据直觉来判断事情……这些殖民官员早已离开新英格兰，继承他们衣钵的就是现在的这些大学教授……以后我们一定能建立起一个有自身传统与认同感的专业公务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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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说法都不能让企业家、被专家替代的政客与保守派们放心或满意，因为他们从来不觉得美国需要一个专业的公务员体系，他们也不认为教授们是中性的，他们相信教授们会把有钱人吓跑，他们也绝不相信会有一个阶级能够公正地处理社会的纷争。因此没有一个方案可以让他们放心，即使是把米切尔的方案改得更温和，也无法消解他们的根本担忧，他们并不是怕这些智囊或者专家，而是害怕他们熟知的世界崩塌。实施新政为知识分子带来的新地位，正好在敌视新政者之间唤醒了根深蒂固的反智传统，令他们产生新的怀疑，变得更加怨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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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和一战一样，让这个世界更加需要专家了，不只是新政那类专家，还有更多的、更广的学术领域的专家——即使是古典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因为我们需要增进对于地中海区域的认识。但是当大战结束后，对于新政的长期反感和对战争本身的厌恶席卷了美国。这场反对智囊的战争为这一反应打下了基础。随着这种反应流行开来，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和谐关系再度画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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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史蒂文森到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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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成为反对知识分子与专家浪潮的受害者，这股浪潮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美国右翼酝酿了。很不幸地，他的遭遇竟然变成自由派知识分子估量美国政治中智识所占分量的指标。史蒂文森所犯的错误其实难以避免：他像是一位悲剧英雄，而知识分子们都以他为榜样。在令人失望的杜鲁门政府之后，他的出现算是一股清流。但是他与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搭档组合的重大风格差异，是造成这个悲剧的主因。史蒂文森善于言辞，又和他的竞选搭档配合默契；对比之下艾森豪威尔在初期时拙于表达，再加上尼克松不当的辩护自清演说，更是拉大了双方的差距。最后就是麦卡锡参议员的丑陋形象对于党提名的候选人的帮助可能不大。美国总统选举一向不会把格调定得太高，但是195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格调，竟然比杜鲁门公然贿赂华尔街都还差。所以史蒂文森的优点更被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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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们都一致热烈支持史蒂文森，这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老罗斯福总统受知识分子欢迎，是他自己在漫长的公职生涯中极力争取而来的，而当他接任总统时，有很多知识分子其实是既怀疑又高兴的。他与知识分子最亲近的时候是卸任的时候；他的声望在1912年竞选时达到顶峰，但是由于战时的强硬外交路线而下跌。威尔逊总统特殊的个人风格与学术立场使得知识界很多人对他保持冷淡，但他也不以为忤；而很多人都同意李普曼对于“新自由”政策的批评：它是一个未妥善规划的开倒车计划，主要是为中小企业的利益服务；由于战时对于民粹心态的反弹，威尔逊的名声也受到影响。小罗斯福虽然重用专家智囊，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却都对他很失望；在新政早期他也无法得到大家信任，成为左派攻击的目标。知识分子直到1936年时才对他变得友善起来，而且原因似乎是更讨厌他的对手。但是对于史蒂文森，一切都不一样。在他当伊利诺伊州州长时，人们还不太知道他。1952年，他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大家认为他是一颗政治新星，听到他接受提名演说时，开始喜欢他。他似乎太完美了，以致有些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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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卡锡法案”通过时，也许就已经可以结论道：史蒂文森的惨败乃是美国平民对于知识分子与智识的责难。对于抱这种看法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手的言行更是证明了此点无误，这些批评知识分子的人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认为：美国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了解或是爱戴祖国，他们傲慢而不负责，他们的天谴即将来到。所以无疑地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伤害。但是如果认为史蒂文森是因为他个人的机智与智慧受到大众攻击，这个看法禁不起考验。以这种理由解释他的竞选失败是过度夸张了。1952年时，他的对手强过他太多。这一年任何一组共和党候选人都可以击败民主党的任何候选人，何况艾森豪威尔实力很强。他是全国性的领袖人物，具有无法抵抗的魅力，比史蒂文森，甚至比任何政治人物都受欢迎。民主党此时已执政二十年，在两党政治下，早就是政党轮替的时候了。对朝鲜战争的不满使共和党占了大优势，而希斯案[†]以及共产党渗透到联邦政府的传闻，加上杜鲁门政府的某些虽小却令人摇头的性丑闻，都给了共和党不少优势。然而如果不是共和党打这种格调不高的选战（尼克松与麦卡锡在选战中的主导性比艾森豪威尔多），让一些选民看不下去，史蒂文森注定的失败可能会更早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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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没有理由认为史蒂文森的风格、智慧与正直对他的选举就毫无帮助。如果不是因为他个人声誉良好，民主党失败得可能更惨。所以如果假设大众并不在意他的个人素质，这绝对是不正确的。但如果像某些正反批评者所一致同意的，就是他个人的特质并不吸引人，那我们也很难解释为何在1948年他会以史前无例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伊利诺伊州州长，也无法解释为何他不想竞选总统，民主党却还是提名他（他几乎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如此不情愿接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败选的原因的确因为两党竞选活动的显著落差而被夸大。十二年前，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也一样是跟超级政治明星对手竞选，也得到了跟史蒂文森一样比例的总得票数，一样被公认为有着卓越的才能。所以1952年的选举，两位候选人个人都很强，当选举气氛炒热时，他们的竞争把投票率拉高了。史蒂文森虽然输了，但是他总得票数较杜鲁门1948年胜选时还多，也比1940年和1944年小罗斯福竞选时还多。选举战结束后，史蒂文森的信箱塞满了艾森豪威尔的选民写来的信，他们都很欣赏他的竞选风格，倘若美国选举前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就会投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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