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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专家精通铁路、桥梁与地铁，有些熟悉天然气与电力，有些是货币与银行方面的专家，有些通晓菲律宾的关税制度或是委内瑞拉的国界线分布，有些人知道波多黎各的工业发展，有些人擅长公务员制度的分类或是信托业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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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社会不仅需要这些专家的专业知识，而且高度赞赏这些专家的贡献。也许有一些观察家担心专家会损害民主精神，[13]偶尔还有一些企业人士因为害怕管制会导致成本提高，抱怨专家的角色膨胀得太快。[14]但总的来说，这些作为政坛新秀的专家普遍得到了好评。布兰德·马修斯（Brander Matthews）于1909年时写道：“美国社会大众已不再对教授专家和文人抱有偏见。大家慢慢开始承认这些人对于国家的贡献……部分原因是大家现在了解专家与理论家的价值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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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连政坛领导人都越来越接受专家了。媒体人艾萨克·马科森（Isaac Marcosson）给老罗斯福总统看了爆料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一本书中披露的事证，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做法。结果一个有关食品卫生的法案很快通过了，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现象。[*]除了在参议院里的贝弗里奇与洛奇参议员常以自身的“学术涵养”为傲外，在这段时期，自美国立国以来总统首次被形容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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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细看老罗斯福与威尔逊总统的行事，就会发现两人各自用不同的方法呈现了知识与权力间的界限。这两位总统都相信知识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但同时，两人都并非完全信任他们的知识分子同僚。老罗斯福很喜欢新观念，喜欢与克罗利、李普曼、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等知识分子做朋友，他任命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Edwin Arlington Robinson）为政府官员，吸引了很多有热忱抱负的人为政府工作——这个情形已经一个世代没出现过了——还针对铁路管制、移民问题、肉食品检查与其他事务咨询知识分子和专家。因此他可说是自林肯甚至杰弗逊以来，在公共事务上最重视智识的总统。布莱斯子爵（Lord Bryce）谈到老罗斯福总统的成就时承认：“从未在其他国家看到像当时美国这么有效率、有智慧又热心服务的专家群，他们对国家所做的贡献比在华盛顿的一班公务员或是军人还要大。”[16]这看起来完全就是镀金时代的改革者们希望看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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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罗斯福也有因为细微的意见分歧而对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发怒的时候，在怀有不同观念时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姿态。他误判了许多日渐累积的温和抗议的严重性。例如，他对那些揭发丑闻者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是社会的危险分子，会积聚“革命情绪”。虽然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对于智识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于中产阶级出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是爱恨交织，而这些人唯他马首是瞻。他重视智识能力也重视处事能力，当然，他对于智识能力的重视更坚定。[17]然而相比于这两者，他更重视的是“品格”。他代表了美国人在政治上与生活中重视品格胜于重视智识的立场，而且持此立场的人常认为这二者是相对立的。他在著作中常提到此点：“对一个民族或是个人而言，品格远比智识重要。”“正如同力量比美丽更重要，品格比智识更重要，甚至天才亦然。”“我多么希望能提醒国人，千万不要盲目崇拜智识，尤其是缺乏道德责任的智识……”[18]老罗斯福这些话的问题不在于它们是错的，而是它们毫无意义（除非他真的认为美国人现在正在牺牲道德、弘扬智识），因为当时正是美国进步主义思潮的高峰期，社会的道德感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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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威尔逊当总统后为这个职位带来了学者气息，当然这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很少有研究他的人会认为他个人的特质很适合担任美国总统。他个性很严肃，一点也不浪漫，但是这可能是长老教会的影响，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天生性格使然，和他是不是学者没有关系。他完全是个老旧时代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出版了《国会政体》（Congressional Government）与《国家》（The State）这两本精彩的书，但此时他的学术生涯几乎已经结束。他在品位、思想与阅读的书籍上几乎像是一位美国南方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绅士，他的观念停留在美国剧烈变化之前的时代。他相信小型企业、竞争型经济、殖民主义、英国清教徒的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男性才应有投票权，但在他的时代这些观念早就饱受抨击了。他受到白哲特（Walter Bagehot）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irke）的启蒙，却恰恰错失了18世纪末爆发、一直延续到进步时代的批判思潮，未能受其影响。在18世纪90年代，他事务缠身，忙于拉近学术界与一般人的距离。可当许多学术界的同僚都在试图摆脱镀金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满时，威尔逊却以等待被奉承的态度来向一般平民做演说。从1902年他接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他就与当时的思潮脱节了。1916年时他坦承：“十四年来，我没有读完过一本重要的书籍。”[19]可以想见，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他并没有受到当时美国智识领域最具创造性一面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很难受到那时知识分子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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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1912年威尔逊当选时，他受到不满于老罗斯福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认为威尔逊无疑具备贵族的气质。但是在一战前，学界出身的威尔逊并没有如大家期待的那般在政治上广泛重用知识分子。更且，他一向不信任所谓的“专家”。与老罗斯福或是拉福莱特不同，他从不认为专家是改革的推手或是执行者，而是认为他们在为大企业或是利益团体服务。大多数进步时代的理论家都将由大企业控制的政府与雇用大批专家管制企业不当运作的平民政府做对比，但是威尔逊却将大企业、利益团体与专家三者视为联盟，与之相对的乃是平民政府。他与老罗斯福相反，他认为参与控制大企业的专家到头来都会被大企业收买控制。在1912年竞选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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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的是专家政府。上帝禁止我们民主国家的人民自己不理政事，而把政府交由专家管理。如果我们国家的困难都被交给一小群专家，用只有他们知道的科学来处理，我们都不用参与，那我们算什么？如果我们不了解政务，那我们就不是自由的人民。我们应该暂时抛弃我们的自由制度，找一个人好好问一下我们到底是谁。我曾经在一个工人酒吧里听过关于时事的深刻辩论，因此知道，如果一个人每天忙于谋生的话，他会用事实而非华丽的语言来讨论事物。而我只对事实有兴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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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常去工人酒吧，讨厌华丽的辞藻，这当然是很特别的现象。但总的来说，他在内政上的立场与作为的确是如上一段话所言。无可避免地，在他任内，专家在政府事务中的地位像过去十年一样显著提升。[21]当然，他确实从路易斯·D. 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那里听到了许多经济政策建议，后者的企业竞争理念正好合他胃口。但是稍后他又屈服于波士顿后湾区这种上层阶级与企业团体的压力，将布兰代斯赶出了内阁。基本上他会向不同类型的人寻求意见，像是一向崇拜他的秘书乔·塔尔马蒂（Joe Tumulty），这个人善于把控政治运作与处理媒体关系，或是他那充满进步思想却不怎么聪明的女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威尔逊最重要的谋士是“上校”豪斯（Colonel House），这个人头脑聪明、心思周到，尤其擅长满足他的虚荣心。豪斯代表的是有钱有势者的利益，是布兰代斯、布莱恩与麦卡杜这些进步派人士的对立平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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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的几年间，威尔逊政府并不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特别是有一些人认为，进步运动应该不只局限于小型企业竞争理念、童工问题、黑人民权、劳动环境问题与妇女投票权。[22]积极寻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对于威尔逊是有些疑虑的，他们甚至不太能接受威尔逊洪亮的演说嗓音，认为这是过去保守派道德说教的风格。他们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威尔逊的改革经常是以高傲的姿态进行，仿佛施恩惠一般。克罗利认为威尔逊的内心“充满自以为正义的信心与骄傲，且以各种光彩言辞来包装这种信念”。他还抱怨这位总统的思想“复杂到能把最单纯的事物抽象化……他的思虑好像一束光，照到什么事物，它的轮廓就会变得模糊，好像很有启发性，但实际空无一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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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6年，自由派知识分子才衷心地拥护他，这是因为他推行了“新自由运动”（New Freedom），并努力避免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讽刺的是，很多人因为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辩论而获得的影响力比关注一些国内问题获得的影响力还大。历史学者与媒体评论者纷纷加入辩论，各种专家向政府献计献策。军事情报局、化学武器部门、战时工业委员会挤满了专家，华盛顿“宇宙俱乐部”（Cosmos Club）内的场景看起来就像是各大学教授群聚一处，在开校务或系务会议一般。[24]1919年9月，豪斯上校替总统组织了一个学者团体，叫作“咨询会”（The Inquiry），当时英国与法国都已有这类组织。这个团体人数最多时达到一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统计学家、民族学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等。加上他们的助理与幕僚群，整个组织有数百人之大。一直到停战前，这个组织都是秘密的，战后则转变为“美国和平协议团”（American Commission to Negotiate Peace）中的情报部门，若干人员陪同威尔逊总统前往巴黎和会，扮演了不小的角色。媒体曾嘲讽过这个团体，而若干老派的外交官也对这些用三辆军车载着文件参会的业余新手存有疑虑。[25]但大体上来说，民众已能接受积极扮演顾问角色的专家学者，这是因为战争使全国掀起了一股热情，以及在谈判和签订和平协议、设立国际联盟时，专家都显示出了重要性。只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劳伦斯·谢尔曼（Lawrence Sherman）例外，他抱着恶意的反智心态，反对战时总统的扩权行为，尤其反对当时政府已成为“一群教授与知识分子的政府”。[26]但是他准确地预见了未来：后来人们的反战情绪使得进步主义的精神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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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气氛突然就发生了大转变。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在1919年时还告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本党那些老顽固气数已尽，不料一年后就悲叹“法利赛人高居庙堂之上”，民众对知识分子当权一事不加反对。“这是什么样的世界，”他于1920年写信给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说，“如果有人十年前告诉我，这个国家会变成今天这样，我当时一定会怀疑他疯了。” [27]社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沉重地打击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与威尔逊总统及战争绑在一起，所以任何反对总统的力量都会反对他们。更关键的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战争期间不顾一切地热情支持参战，这背离了知识分子原本应有的理性立场。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及像兰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与《七艺》（Seven Arts）杂志的那些人之外，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亲自上战场，就是全心全意支持参战，期待着战争胜利与战后的改革，心怀的一片热忱不亚于当初对进步运动的支持。但战后的状况让他们感到失望、惭愧与自责。李普曼说：“如果从头再来，我会反对参战。我们牺牲太多人了。”克罗利也说，他不明白“美国人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下是如何思考的”。[28]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和谐关系来得快，去得更快。大众对知识分子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说他们倡导了错误与不必要的改革，打造管理型、管制型国家机器，支持战争，甚至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则批评美国是一个蠢材、笨蛋与狂热之徒的国度。尚能够自由活动的若干年轻人自我放逐到国外，其他人只好留在家乡，梦想着过太平日子。直到大萧条与另一个改革时代到来，这种疏离的心态才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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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政与专家地位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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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罗斯福新政期间，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又恢复了。民众的政治观与知识分子的心态形成如此完美的和谐关系，以前还从未出现过。在进步时代，基本上民众与知识分子都有同样的目标。而在新政时期，他们的目标更为接近了，而且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更为殷切，超过了威尔逊与老罗斯福时期。但是反对新政的那一小撮人却怀抱着美国政治史上少见的敌意。所以二战之后，就在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升之时，一股针对他们而生的恶毒敌意也涌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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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对知识分子造成的长期伤害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在短期内因新政而得到的嘉惠一样大。但是，我们且先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嘉惠！知识分子像一般人一样也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一样经历了失业与意志消沉。新政为年轻的律师与经济学家创造了成千的就业机会，他们涌向华盛顿，出任各个调控机构的职位；公共事业振兴署与全国青年总署推行的研究、艺术与剧场的计划更是雇用了许多失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与大学毕业生。但是比这些实际帮助更具意义的是新政带来的潜在影响：由于大量雇用教授与理论学者作为顾问和理论家，智识与权力取得了自建国以来都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为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提供工作当然是好事，但是新政给予知识分子这么重要的角色，等于是在正式认可和颂扬所有教授或是怪异叛逆的头脑。于是，理念、理论与各式批评都有了新的价值，而要得到它们就要在知识分子堆中寻找。[29]经济的崩溃说明社会需要专家，但是直到新政施行，大家才知道专家的表现可以有多么抢眼。除了一小撮保守者或是激进派以外，新政让所有人都耳目一新，这并不让人意外。即使是从1933年到1935年间激烈反对新政的共产党人，也都渗透进入智识圈，希望能分享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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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地位提升的明显表现是“智囊团”（brain trust）的出现，新政施行之初的那几年，这个词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新闻报道中。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与阿道夫·A. 伯利（Adolph A. Berle）等人都是小罗斯福信赖的著名智囊，他们最常遭受攻击，他们的受宠代表了在联邦机构中的上千顾问，尤其是从哈佛来到华盛顿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弟子们的际遇。在新政初期，小罗斯福总统本人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他的对手们便批评他轻易听信身边邪恶顾问的建议，这么做从心理上来说更自然，从策略上讲也更容易。于是，这些智囊对总统来说还多了一个功用，就是可以作为躲避攻击的避雷针。很多对于新政的批评本来应该直接冲他而来，现在则落在了他身边的人身上——而如果攻击实在太猛烈，这些人是可以被调到其他岗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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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很早就在攻击下退位，接着特格韦尔教授就成了攻击新政的保守派最爱的目标。倒霉的是，特格韦尔做事喜欢按计划来，所以写了几本书解释他的理念。于是，在1934年他被提名为农业部部长时，就出现了一波猛烈的攻击，揪住“这位邪恶的理论家竟被重用”一事穷追猛打。南卡罗来纳州选出的重量级参议员“棉花先生”史密斯（“Cotton Ed” Smith）就坚持认为，特格韦尔必须先证明他已从“上帝的大学”毕业（也就是在大自然的土地上劳动过），才能当农业部部长，所以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花了很多工夫证明他的确是自耕农出身，小时候经常在农地里耕作，靴子上满是泥土。（小罗斯福还因此调侃说：“告诉特格韦尔，我以前都不知道他小时候竟然这么脏。”）史密斯告诉参议院，在“上帝的大学”取得文凭“靠的是辛苦的经验，没有在旷野土地上流过汗的人绝对无法解决美国的农业问题”。（但是他却无法指出过去有哪个农业部部长具备这个资格）罗斯福最后只得以任命史密斯推荐的人当他自己选区的联邦警长作为交换，而此人有杀人的记录。总统后来对内阁说，这个人是史密斯“喜爱的杀人犯”。凭借这场政治交易——一个杀人犯换一个教授——特格韦尔的任命终于在参议院以五十三票对二十四票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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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特格韦尔在媒体上的名声越来越糟，因为他极力支持为纯净食品及药品立法，此法案激使某些制药商与强有力的利益团体在媒体上攻击他，连一位并非知识分子也非激进派的人士詹姆斯·A. 法利（James A. Farley）都认为这样的公开攻击“太明目张胆，没有必要”。攻击特格韦尔的人将他描绘成两面人：一面是个不切实际的学究，另一面则是个有破坏性的恶毒之人，足以颠覆社会。但是特格韦尔在各方攻讦之下仍然保持冷静，说明进入政坛的知识分子并不必然就脸皮薄、易发怒。[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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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对总统的人要把这些被倚重的智囊当作代总统受责骂的标靶，那就一定要极度夸大他们在权力舞台的重要性才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一位编辑写道：“这些被倚重的专家完全压过了内阁，他们对总统的影响力更大……这些从各校来的教授让内阁变成了纯粹的行政单位。如果是一般的行政事务，内阁来处理；如果是政策问题，则要看这些教授们怎么说了。”[31]的确，在新政刚开始的三个月内，不知所措的国会未经仔细琢磨执行细目便仓促通过了大量的法案，因此给新政的核心决策小组留下了大量空间或灰色地带，供他们自由裁量发挥，等于是把决策权完全交给他们。但是以美国的政治程序来说，一切的决策背后都必然有利益团体或是选民的需要，不可能让一小群专家旁若无人地独揽大权、肆意规划。而当国会镇定下来以后，正常的审批程序得到恢复，便大大限制了这些技术顾问的影响力。当知识分子或是爱好创新人士赞赏新政的某些措施时，不是因为它们获得了专家们的垂青，而是因为美国的选民们需要它们。专家们为大众服务，但不握有统治权。一般来说，这些自由派智囊的计划越是富含浓厚的理想与实验色彩，就越容易被规避、限制和挫败。新政的确曾试行过学院派人士建议的通胀货币政策，且没能成功，但这是由于参议院方面强烈要求促成通货膨胀，并非小罗斯福总统手下的多数智囊之所欲。在重要的议题上，自由派专家几乎都失败了。杰尔姆·弗兰克（Jerome Frank）领导下的自由派想要保护消费者与佃农，很快就被逐出政坛。特格韦尔没能实现重建乡村的构想，自己后来也失势了。莫利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关于伦敦经济会议发生摩擦，失去了内阁的支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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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整个国家都认为现在是教授们在治国，一场真正的反智囊战争拉开了序幕，唤醒与带动了以往的反智传统。教授们其实并没有在治国，但是民间的这种印象也有几分道理：他们代表了美国政治权力分配的新局面。他们自身虽然没有权力，最后决策权并不在他们手上，但是他们对于决策者有广泛与关键的影响力，因为现在都是由专家来确定看待问题的方式，划定社会与经济议题的讨论框架。右派人士在反对教授与专家时，虽然对权力世界怀着离奇古怪的理解，却有可靠的直觉。即使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听他们的话，但是他们至少有一把传统的武器：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偏见。更且，知识分子突然出名，使得以往掌权的政客与商人相形失色，以前这群人并不受大家重视，现在突然蹿红，遮住了他们在大众眼中的光芒，他们为此愤恨难消。曼肯一向是个语言耸动的人，他用这样的话语形容此情况：“几年前这些新政的新贵们还是默默无名的无用之人，街角的警察跟他们打招呼时他们还会兴奋得脸红，现在他们已是世俗中的贵族、教会里的主教了。”他还说：“专家们现在红极一时，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替社会开出万能药方。”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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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突然被带离只有学生喧哗声的教室，被丢入权力与荣耀的竞技场，享受着卡利古拉或是拿破仑才享受得到的一切，或者像J. P. 摩根一样，整天被一大群华盛顿记者追着满街跑，报纸头版都愿意登载你要发表的高深理论，你会怎么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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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新政的人不仅过度夸大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而且还将他们描绘成不切实际、不负责、怀着不轨的实验性计划的人，说他们之所以日渐骄傲，沽名钓誉，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得重要。《周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是反智意识形态的大本营，随便看看里面的评论，就可找出类似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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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教授被从教室中拖了出来，丢到新政的旋涡中。他们非常在意公共形象与知名度，现在终于有机会获得这些东西了。如今他们就像壁炉前的猫一般，想把自己展示给所有的人看……这些人兴奋地四处走动，嘴里问着：“现在美元的汇率走势如何？”仿佛汇率的丝毫变动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产出价值一百元的东西……可就是这些只会搅局的外行人，他们在国会里提出了管制各行各业的法律……任何会思考的人都能明白，这些智囊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意识形态……应该有人给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或教授讲讲企业经营的真实状况。利润不是靠空想就可以得到的，汇率的变动也无法让农夫种出白菜……到头来，农民与企业家还是要靠大自然与政府的适当帮助，才能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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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愚蠢到放任这些自以为是的外行政策实验者来分析拆解我们的社会与企业，然后形塑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也就是把美国人的生活、自由与产业变成实验品……实验室的试管与真实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受够了活体解剖……这些没有实际经验的人来乱搅和……门外汉管理政治——这些大学里出来的人，无论老少，都像伏特加喝多了一样……他们是理论家、向往政治乌托邦的梦想家、变戏法的大师……务实的两院议员没有天堂，他们是在狭小的更衣间里思考出重要政策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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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知识分子辩护的人为防外界误解，试图估计他们真正的权力有多大，并说明他们不可能表现得比被他们取代的“务实者”更差。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在《国家》杂志中表示，他热烈欢迎“务实者的惨败”，并指出现在全世界的务实者都“完全陷于困惑之中”。[35]乔纳森·米切尔（Jonathan Mitchell）是自由派的媒体人，也曾是新政的顾问，对该问题做过十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小罗斯福任用这些学院派，是美国行政体系的特质与当时危机导致的自然结果。他认为，这些教授其实并未做决策，只是在决策过程中提供一些技术性建议。因为政府中的公务员无法起到这样的功能，总统只好临时去政府外部找人，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36]他说得对。政客无法应对大萧条引发的问题，而公务员中也没有可以处理这类问题的人才，企业界就更别说了，大多商人领袖根本派不上用场。就像塞缪尔·I. 罗森曼（Samuel I. Rosenman）向总统建言时说的那样：“通常在这种危机下，总统候选人会找企业家、金融家与政治领袖会商，但我认为应该另辟蹊径。因为这些人都提不出解决今日窘境的好方法……那为什么不去大学校园试试呢？”[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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