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6510
但米切尔的分析更可能被反对新政者视为一种挑衅：
1704906511
1704906512
罗斯福现在需要的人是中性的、没有华尔街气味、同时也不会让有钱人害怕的人。此外，他还需要有头脑、能力与意愿执行他制定的一切政策之人。罗斯福选了大学教授；全国除了他们，没有其他人适合……
1704906513
1704906514
美国不能从继承土地的贵族中挑选新政官员，因为美国没有这种贵族；而最接近贵族的就是大学教授了。出仕于华盛顿的那些教授将会决定新政的成败……美国以往曾有一个阶级与其他人都不同，大家都乐意请求他们调解纷争，这个阶级就是殖民官员，尤其是新英格兰的那些。他们基本上不问俗事，而且管理政务时比罗斯福的新政还严苛，他们根据直觉来判断事情……这些殖民官员早已离开新英格兰，继承他们衣钵的就是现在的这些大学教授……以后我们一定能建立起一个有自身传统与认同感的专业公务员体系。
1704906515
1704906516
然而这些说法都不能让企业家、被专家替代的政客与保守派们放心或满意，因为他们从来不觉得美国需要一个专业的公务员体系，他们也不认为教授们是中性的，他们相信教授们会把有钱人吓跑，他们也绝不相信会有一个阶级能够公正地处理社会的纷争。因此没有一个方案可以让他们放心，即使是把米切尔的方案改得更温和，也无法消解他们的根本担忧，他们并不是怕这些智囊或者专家，而是害怕他们熟知的世界崩塌。实施新政为知识分子带来的新地位，正好在敌视新政者之间唤醒了根深蒂固的反智传统，令他们产生新的怀疑，变得更加怨怒了。
1704906517
1704906518
二战和一战一样，让这个世界更加需要专家了，不只是新政那类专家，还有更多的、更广的学术领域的专家——即使是古典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因为我们需要增进对于地中海区域的认识。但是当大战结束后，对于新政的长期反感和对战争本身的厌恶席卷了美国。这场反对智囊的战争为这一反应打下了基础。随着这种反应流行开来，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和谐关系再度画上了休止符。
1704906519
1704906520
五 从史蒂文森到肯尼迪
1704906521
1704906522
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成为反对知识分子与专家浪潮的受害者，这股浪潮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美国右翼酝酿了。很不幸地，他的遭遇竟然变成自由派知识分子估量美国政治中智识所占分量的指标。史蒂文森所犯的错误其实难以避免：他像是一位悲剧英雄，而知识分子们都以他为榜样。在令人失望的杜鲁门政府之后，他的出现算是一股清流。但是他与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搭档组合的重大风格差异，是造成这个悲剧的主因。史蒂文森善于言辞，又和他的竞选搭档配合默契；对比之下艾森豪威尔在初期时拙于表达，再加上尼克松不当的辩护自清演说，更是拉大了双方的差距。最后就是麦卡锡参议员的丑陋形象对于党提名的候选人的帮助可能不大。美国总统选举一向不会把格调定得太高，但是195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格调，竟然比杜鲁门公然贿赂华尔街都还差。所以史蒂文森的优点更被显露出来。
1704906523
1704906524
知识分子们都一致热烈支持史蒂文森，这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老罗斯福总统受知识分子欢迎，是他自己在漫长的公职生涯中极力争取而来的，而当他接任总统时，有很多知识分子其实是既怀疑又高兴的。他与知识分子最亲近的时候是卸任的时候；他的声望在1912年竞选时达到顶峰，但是由于战时的强硬外交路线而下跌。威尔逊总统特殊的个人风格与学术立场使得知识界很多人对他保持冷淡，但他也不以为忤；而很多人都同意李普曼对于“新自由”政策的批评：它是一个未妥善规划的开倒车计划，主要是为中小企业的利益服务；由于战时对于民粹心态的反弹，威尔逊的名声也受到影响。小罗斯福虽然重用专家智囊，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却都对他很失望；在新政早期他也无法得到大家信任，成为左派攻击的目标。知识分子直到1936年时才对他变得友善起来，而且原因似乎是更讨厌他的对手。但是对于史蒂文森，一切都不一样。在他当伊利诺伊州州长时，人们还不太知道他。1952年，他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大家认为他是一颗政治新星，听到他接受提名演说时，开始喜欢他。他似乎太完美了，以致有些不真实。
1704906525
1704906526
当“麦卡锡法案”通过时，也许就已经可以结论道：史蒂文森的惨败乃是美国平民对于知识分子与智识的责难。对于抱这种看法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手的言行更是证明了此点无误，这些批评知识分子的人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认为：美国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了解或是爱戴祖国，他们傲慢而不负责，他们的天谴即将来到。所以无疑地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伤害。但是如果认为史蒂文森是因为他个人的机智与智慧受到大众攻击，这个看法禁不起考验。以这种理由解释他的竞选失败是过度夸张了。1952年时，他的对手强过他太多。这一年任何一组共和党候选人都可以击败民主党的任何候选人，何况艾森豪威尔实力很强。他是全国性的领袖人物，具有无法抵抗的魅力，比史蒂文森，甚至比任何政治人物都受欢迎。民主党此时已执政二十年，在两党政治下，早就是政党轮替的时候了。对朝鲜战争的不满使共和党占了大优势，而希斯案[†]以及共产党渗透到联邦政府的传闻，加上杜鲁门政府的某些虽小却令人摇头的性丑闻，都给了共和党不少优势。然而如果不是共和党打这种格调不高的选战（尼克松与麦卡锡在选战中的主导性比艾森豪威尔多），让一些选民看不下去，史蒂文森注定的失败可能会更早定案。
1704906527
1704906528
回顾起来，没有理由认为史蒂文森的风格、智慧与正直对他的选举就毫无帮助。如果不是因为他个人声誉良好，民主党失败得可能更惨。所以如果假设大众并不在意他的个人素质，这绝对是不正确的。但如果像某些正反批评者所一致同意的，就是他个人的特质并不吸引人，那我们也很难解释为何在1948年他会以史前无例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伊利诺伊州州长，也无法解释为何他不想竞选总统，民主党却还是提名他（他几乎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如此不情愿接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败选的原因的确因为两党竞选活动的显著落差而被夸大。十二年前，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也一样是跟超级政治明星对手竞选，也得到了跟史蒂文森一样比例的总得票数，一样被公认为有着卓越的才能。所以1952年的选举，两位候选人个人都很强，当选举气氛炒热时，他们的竞争把投票率拉高了。史蒂文森虽然输了，但是他总得票数较杜鲁门1948年胜选时还多，也比1940年和1944年小罗斯福竞选时还多。选举战结束后，史蒂文森的信箱塞满了艾森豪威尔的选民写来的信，他们都很欣赏他的竞选风格，倘若美国选举前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就会投他了。
1704906529
1704906530
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史蒂文森的“人设”（借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没有问题。他本身当然知道，民主党执政二十年后，要带领这个党恢复生机并不容易。但是他不愿意承担责任则是铁的事实——纵使这还可能是加分项——这让有些人心生疑虑。史蒂文森在民主党提名大会上说：“我接受提名，并接受本党的党纲。”“但我多希望是一个比我更强、更聪明、更好的人在说此话。”在当时，说这样的话并不合适，有些人会不安，很多人觉得这些话不如艾森豪威尔充满自信的言语。史蒂文森的谦虚是真诚的，但是他的语气似乎有些骄傲。他分析公共事务时可以正直地独立思考，不受制于俗规，但是有人质疑他能否如同大小罗斯福一般有效率地运用权力。（我们很难不将社会对艾森豪威尔与史蒂文森所有的错误印象提出来讨论：艾森豪威尔的团队有其优点，但是他在位时却未能提振他所属政党的士气或地位；而史蒂文森虽未选上，却大大地振兴了他的党）。
1704906531
1704906532
认为史蒂文森失败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或是认为这种形象加分少减分多，都是错误的。对于一般大众来说，知识分子的身份的确不加分，但即使我们应避免夸大知识分子阶级的数量或是影响力，我们还是要好好研究它，因为我们若要了解反智，就不得不先了解知识分子这个阶级。
1704906533
1704906534
史蒂文森身上最招恨的特质不是他的智识（intellect），而是他的机智（wit）。[38]在美国，机智的形象从来不受政治领袖的垂青。大众喜欢幽默，林肯、老小罗斯福都会使用它；幽默是草根的，通常简单易懂。但是机智却是智识化的幽默，它更锋利，混合着风格与世故，有贵族气味。史蒂文森反复被人称为“喜剧演员”或“小丑”，而且被漫画家嘲讽为戴帽子铃铛的杂耍特技演员。在当时令人伤痛、愤怒与挫折的朝鲜战争背景下，他逞口舌机智的时间不对，也令反对者不快。反而艾森豪威尔笨拙的言辞与凝重的表情比较合乎时宜。虽然事实上史蒂文森并没有在选民面前开朝鲜战争的玩笑，或是笑谈其他严肃的事，但还是于事无补。所以他的机智并未弥补他的公共形象中较弱的部分，反而是拉大了与若干选民的距离（他优美的英语更是远在一般人的水准之上）。对于这次大选，有一位女士在写给《底特律新闻报》的评论里说得最好：“候选人至少应该与我们有一些相同之处，这就是我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原因。”
1704906535
1704906536
史蒂文森曾为希斯的品行做过证，所以他特别容易受到与左派有所牵连的指控，例如人们会谈到智识与激进主义的关系，激进主义与背叛美国的关系等。支持他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地被抹黑，尤其是很多人来自哈佛，这点成为批评者紧抓不放的借口。《哈佛教印第安纳如何投票》（“Harvard Tells Indiana how to Vote”）——《芝加哥论坛报》用如此耸动的标题告诉读者，施莱辛格父子（Arthur M. Schlesingers Sr. and Arthur M. Schlesingers Jr.）、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等哈佛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影响，而这些人都与社会主义者有所关联。佩格勒始终记得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对于新政有很大影响，极力提醒他的读者，史蒂文森就像小罗斯福一样，都是与哈佛关系密切的人。史蒂文森曾就读于哈佛法学院，所以佩格勒认为他一定受到了弗兰克福特的影响，因为他“自1933年以来就断断续续是执行新政的那批最危险的官员之一”。佩格勒注意到史蒂文森的支持者与传记作者都刻意不提他的哈佛背景与跟左派的关系，因此不断提醒大家“史蒂文森这位从伊利诺伊州来的男孩正在追求一种左派的政治路线”。结果，史蒂文森在哈佛时期所曾有的关系，例如弗兰克福特、希斯、施莱辛格等人，都被右派描绘成与史蒂文森连体的政治恶魔。
1704906537
1704906538
其他的大学也没好到哪儿去。当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群起联署拥护史蒂文森而批判自己的校长艾森豪威尔时，《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用“左倾教授”（pinko professors）来形容他们。一份中西部的报纸声称哥伦比亚大学师生对于校长的反对只会对艾森豪威尔有利，因为大家早已知道“这所大学被左派思想渗透很久了，他们效忠的是共产党”。这种支持只会对史蒂文森不利。“知识分子史蒂文森一定同意他的顾问的意见，否则他不可能会选择他们当顾问。而支持普通美国人艾森豪威尔，就是支持民主。”这时，以往对于新政的怨恨又重新在各地的媒体涌现，写稿人不断强调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忠诚：“我们有一个悠久的传统，美国正是因为这个传统而强大，但现在我们已经抛弃了它。我们的大学中充满了左派分子，这些自命聪明的人想要使美国变成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只希望美国不要再出现四年的新政了。”
1704906539
1704906540
在1952年的选举中，人们又开始把智识和柔弱联系在一起，这在前面讨论改革者时已谈过。在此点上，史蒂文森实在无法招架。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以平民的身份为国家服务，所以当然完全无法跟艾森豪威尔将军比。如果他曾经是个拳击手、猎人或是像老罗斯福一样是个军人，或是个美式足球运动员（艾森豪威尔就是），或像杜鲁门一样服役于炮兵部队，或像肯尼迪一样是个战斗英雄，那么大家就不会把他从男性世界中排除掉。但是他只是个常春藤出身的文人，没有任何“英勇”事迹可以让他免于质疑，免于被美国人心灵中根深蒂固的“政治领域需要的是男子汉”的心态审视苛责。《纽约每日新闻报》对他极尽嘲讽之事，甚至讥笑他说话的声音不够雄浑男子气。至于他的支持者，他们是一群“穿着蕾丝袖口衬衫的哈佛柔弱男人”，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对麦卡锡加诸的尖锐指控只能暗自饮泣。史蒂文森的敌人认为，政治是男人玩的粗犷游戏。所以他与支持者都应该有自知之明，主动退出才是。他们应该学习尼克松发表“为自身财务清白辩护的演讲”时的男子汉气魄。
1704906541
1704906542
即使在那些不需要粗鄙与勇猛的领域，大家也觉得艾森豪威尔比史蒂文森更有“看得见的能力”，他击败了象牙塔内的人。有人说：“从过去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我们需要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有杰出的成就，而史蒂文森不过是个思想家与演说家。”杰斐逊与亚当斯可能对以下这种曾经攻击他们的逻辑觉得熟悉：“艾森豪威尔对于世界局势知道得比美国任何人都多，他的知识并非从报纸或是书本而来。”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美国人。八年后，艾森豪威尔在为尼克松与洛奇助选时说：“这两位的知识不是只从书本来，他们是从每天的实务运作里锻炼出了解世界事务的经验与知识。”[39]
1704906543
1704906544
但是就在同一场选战中，肯尼迪证明了早就应该是明白道理的一件事，那就是读书，甚至写书，不应该是智勇兼备的总统候选人的负担或障碍。他似乎把20世纪初老罗斯福所展示的格调带回来了，亦即智慧与品格兼备——这是一种尊敬智识与文化素养的心态，是对于处理公共事务时所需智慧与能力的热情追求，同时再加上应对实务需要的一些德行。史蒂文森在选举时对此尤为在意与注重，以知识分子最喜欢的风格来呈现自己的路线。但肯尼迪则表现出权威与自信的风格，他要迎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也就是他们想要看见智识、文化与权力、责任的结合。他具有艾森豪威尔的自信，但没有他消极；他战胜尼克松是因为他在电视辩论时的积极与自信，即使他没有新教教徒的宗教信仰背景，且年纪与知名度都逊一筹。简单来说，他展现了男子气概。
1704906545
1704906546
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肯尼迪的头脑即使不是思想深刻，至少也是精明、世故与极具警觉性的。而且他很快就让大家知道他的态度：他认为智识与文化应该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之前的某些极有智慧的总统，例如胡佛（Hoover），他们对于总统常要参加的繁文缛节仪式深感不耐烦，认为是在琐碎事情上浪费宝贵的时间。但是国父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在一个共和国中，一国的领袖应该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人物与大众的联结，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以华盛顿来说，他参与了新政府这件事本身就为新政府带来了成功，是这种联结的最好例子。在20世纪时，社会对于大众传播媒体与公共形象的重视，使得总统办公室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小罗斯福善于运用媒体与广播，是第一位在媒体上成功塑造自身形象的总统。肯尼迪首先发现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应该经常在国家庆典上露面，同时也是第一位让官方承认他们的重要性以争取他们好感的总统：也因为总统的公共形象在政治上很重要，因而规划白宫的重建，而重建的过程也在电视上呈现。甚至对于华府政治圈的一些人来说，白宫也可成为他们接触文化的表征——诗人与音乐家们都应邀前来，与白宫的宾客齐聚一堂。现在，大家都熟悉了“权力应该由智识来导引”这样的观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1962年应邀来白宫参加晚宴，肯尼迪总统说道：“聚集在白宫的明智之士从来没有像今日这么多，想想当年杰斐逊可是一个人在此用晚餐的。”
1704906547
1704906548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政治上的礼节，为了显现对于各方团体或是价值的重视。例如爱尔兰裔总统去参加意大利节庆，或是犹太领袖参加爱尔兰节庆活动。就像少数族裔的文化活动般，知识分子也需要被大众认识与接纳。在肯尼迪的政府中，他们对于各族裔文化的重视不如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以致他的政府成为最重视专家的政府。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名声忽上忽下，但是对专家的需求却是持续上升。例如艾森豪威尔的政府，虽然他不喜欢这些学究，也经常批评他们，可是他还是得重用许多专家，共和党的领袖们也致力于寻找能够“运用”友善的知识分子的方法。我们在最后一章会谈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那些进入政府工作的专家与整个智识社群间的关系，因为前者进入了权力圈之内。智识与权力的关系中很困难的一点是，大家都认为无论进入权力圈或是被权力忽视，都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威胁。在现代社会中，智识作为一种力量，它所呈现的既尖锐且矛盾的问题是，无论它与权力接近还是被排除在外都不好。
1704906549
1704906550
[*]1906年，辛克莱出版了小说《屠场》（The Jungle），披露了美国屠宰场的恶劣工作环境。小说一发表就在全美引发轩然大波，推动美国展开运动，改善肉食品加工业的卫生环境，最终导致《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出台。
1704906551
1704906552
[†]即本书第一章提到的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事件。麦卡锡利用该事件激化了美国民众对苏联渗透美国国务院的恐惧。当时身为加州众议员的尼克松也因调查本案而受到全国的瞩目。
1704906553
1704906554
1704906555
1704906556
1704906557
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四部分
1704906558
[
上一页 ]
[ :1.704906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