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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史蒂文森的“人设”（借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没有问题。他本身当然知道，民主党执政二十年后，要带领这个党恢复生机并不容易。但是他不愿意承担责任则是铁的事实——纵使这还可能是加分项——这让有些人心生疑虑。史蒂文森在民主党提名大会上说：“我接受提名，并接受本党的党纲。”“但我多希望是一个比我更强、更聪明、更好的人在说此话。”在当时，说这样的话并不合适，有些人会不安，很多人觉得这些话不如艾森豪威尔充满自信的言语。史蒂文森的谦虚是真诚的，但是他的语气似乎有些骄傲。他分析公共事务时可以正直地独立思考，不受制于俗规，但是有人质疑他能否如同大小罗斯福一般有效率地运用权力。（我们很难不将社会对艾森豪威尔与史蒂文森所有的错误印象提出来讨论：艾森豪威尔的团队有其优点，但是他在位时却未能提振他所属政党的士气或地位；而史蒂文森虽未选上，却大大地振兴了他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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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史蒂文森失败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或是认为这种形象加分少减分多，都是错误的。对于一般大众来说，知识分子的身份的确不加分，但即使我们应避免夸大知识分子阶级的数量或是影响力，我们还是要好好研究它，因为我们若要了解反智，就不得不先了解知识分子这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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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身上最招恨的特质不是他的智识（intellect），而是他的机智（wit）。[38]在美国，机智的形象从来不受政治领袖的垂青。大众喜欢幽默，林肯、老小罗斯福都会使用它；幽默是草根的，通常简单易懂。但是机智却是智识化的幽默，它更锋利，混合着风格与世故，有贵族气味。史蒂文森反复被人称为“喜剧演员”或“小丑”，而且被漫画家嘲讽为戴帽子铃铛的杂耍特技演员。在当时令人伤痛、愤怒与挫折的朝鲜战争背景下，他逞口舌机智的时间不对，也令反对者不快。反而艾森豪威尔笨拙的言辞与凝重的表情比较合乎时宜。虽然事实上史蒂文森并没有在选民面前开朝鲜战争的玩笑，或是笑谈其他严肃的事，但还是于事无补。所以他的机智并未弥补他的公共形象中较弱的部分，反而是拉大了与若干选民的距离（他优美的英语更是远在一般人的水准之上）。对于这次大选，有一位女士在写给《底特律新闻报》的评论里说得最好：“候选人至少应该与我们有一些相同之处，这就是我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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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曾为希斯的品行做过证，所以他特别容易受到与左派有所牵连的指控，例如人们会谈到智识与激进主义的关系，激进主义与背叛美国的关系等。支持他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地被抹黑，尤其是很多人来自哈佛，这点成为批评者紧抓不放的借口。《哈佛教印第安纳如何投票》（“Harvard Tells Indiana how to Vote”）——《芝加哥论坛报》用如此耸动的标题告诉读者，施莱辛格父子（Arthur M. Schlesingers Sr. and Arthur M. Schlesingers Jr.）、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等哈佛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影响，而这些人都与社会主义者有所关联。佩格勒始终记得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对于新政有很大影响，极力提醒他的读者，史蒂文森就像小罗斯福一样，都是与哈佛关系密切的人。史蒂文森曾就读于哈佛法学院，所以佩格勒认为他一定受到了弗兰克福特的影响，因为他“自1933年以来就断断续续是执行新政的那批最危险的官员之一”。佩格勒注意到史蒂文森的支持者与传记作者都刻意不提他的哈佛背景与跟左派的关系，因此不断提醒大家“史蒂文森这位从伊利诺伊州来的男孩正在追求一种左派的政治路线”。结果，史蒂文森在哈佛时期所曾有的关系，例如弗兰克福特、希斯、施莱辛格等人，都被右派描绘成与史蒂文森连体的政治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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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大学也没好到哪儿去。当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群起联署拥护史蒂文森而批判自己的校长艾森豪威尔时，《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用“左倾教授”（pinko professors）来形容他们。一份中西部的报纸声称哥伦比亚大学师生对于校长的反对只会对艾森豪威尔有利，因为大家早已知道“这所大学被左派思想渗透很久了，他们效忠的是共产党”。这种支持只会对史蒂文森不利。“知识分子史蒂文森一定同意他的顾问的意见，否则他不可能会选择他们当顾问。而支持普通美国人艾森豪威尔，就是支持民主。”这时，以往对于新政的怨恨又重新在各地的媒体涌现，写稿人不断强调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忠诚：“我们有一个悠久的传统，美国正是因为这个传统而强大，但现在我们已经抛弃了它。我们的大学中充满了左派分子，这些自命聪明的人想要使美国变成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只希望美国不要再出现四年的新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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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的选举中，人们又开始把智识和柔弱联系在一起，这在前面讨论改革者时已谈过。在此点上，史蒂文森实在无法招架。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以平民的身份为国家服务，所以当然完全无法跟艾森豪威尔将军比。如果他曾经是个拳击手、猎人或是像老罗斯福一样是个军人，或是个美式足球运动员（艾森豪威尔就是），或像杜鲁门一样服役于炮兵部队，或像肯尼迪一样是个战斗英雄，那么大家就不会把他从男性世界中排除掉。但是他只是个常春藤出身的文人，没有任何“英勇”事迹可以让他免于质疑，免于被美国人心灵中根深蒂固的“政治领域需要的是男子汉”的心态审视苛责。《纽约每日新闻报》对他极尽嘲讽之事，甚至讥笑他说话的声音不够雄浑男子气。至于他的支持者，他们是一群“穿着蕾丝袖口衬衫的哈佛柔弱男人”，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对麦卡锡加诸的尖锐指控只能暗自饮泣。史蒂文森的敌人认为，政治是男人玩的粗犷游戏。所以他与支持者都应该有自知之明，主动退出才是。他们应该学习尼克松发表“为自身财务清白辩护的演讲”时的男子汉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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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些不需要粗鄙与勇猛的领域，大家也觉得艾森豪威尔比史蒂文森更有“看得见的能力”，他击败了象牙塔内的人。有人说：“从过去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我们需要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有杰出的成就，而史蒂文森不过是个思想家与演说家。”杰斐逊与亚当斯可能对以下这种曾经攻击他们的逻辑觉得熟悉：“艾森豪威尔对于世界局势知道得比美国任何人都多，他的知识并非从报纸或是书本而来。”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美国人。八年后，艾森豪威尔在为尼克松与洛奇助选时说：“这两位的知识不是只从书本来，他们是从每天的实务运作里锻炼出了解世界事务的经验与知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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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同一场选战中，肯尼迪证明了早就应该是明白道理的一件事，那就是读书，甚至写书，不应该是智勇兼备的总统候选人的负担或障碍。他似乎把20世纪初老罗斯福所展示的格调带回来了，亦即智慧与品格兼备——这是一种尊敬智识与文化素养的心态，是对于处理公共事务时所需智慧与能力的热情追求，同时再加上应对实务需要的一些德行。史蒂文森在选举时对此尤为在意与注重，以知识分子最喜欢的风格来呈现自己的路线。但肯尼迪则表现出权威与自信的风格，他要迎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也就是他们想要看见智识、文化与权力、责任的结合。他具有艾森豪威尔的自信，但没有他消极；他战胜尼克松是因为他在电视辩论时的积极与自信，即使他没有新教教徒的宗教信仰背景，且年纪与知名度都逊一筹。简单来说，他展现了男子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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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肯尼迪的头脑即使不是思想深刻，至少也是精明、世故与极具警觉性的。而且他很快就让大家知道他的态度：他认为智识与文化应该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之前的某些极有智慧的总统，例如胡佛（Hoover），他们对于总统常要参加的繁文缛节仪式深感不耐烦，认为是在琐碎事情上浪费宝贵的时间。但是国父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在一个共和国中，一国的领袖应该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人物与大众的联结，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以华盛顿来说，他参与了新政府这件事本身就为新政府带来了成功，是这种联结的最好例子。在20世纪时，社会对于大众传播媒体与公共形象的重视，使得总统办公室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小罗斯福善于运用媒体与广播，是第一位在媒体上成功塑造自身形象的总统。肯尼迪首先发现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应该经常在国家庆典上露面，同时也是第一位让官方承认他们的重要性以争取他们好感的总统：也因为总统的公共形象在政治上很重要，因而规划白宫的重建，而重建的过程也在电视上呈现。甚至对于华府政治圈的一些人来说，白宫也可成为他们接触文化的表征——诗人与音乐家们都应邀前来，与白宫的宾客齐聚一堂。现在，大家都熟悉了“权力应该由智识来导引”这样的观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1962年应邀来白宫参加晚宴，肯尼迪总统说道：“聚集在白宫的明智之士从来没有像今日这么多，想想当年杰斐逊可是一个人在此用晚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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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政治上的礼节，为了显现对于各方团体或是价值的重视。例如爱尔兰裔总统去参加意大利节庆，或是犹太领袖参加爱尔兰节庆活动。就像少数族裔的文化活动般，知识分子也需要被大众认识与接纳。在肯尼迪的政府中，他们对于各族裔文化的重视不如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以致他的政府成为最重视专家的政府。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名声忽上忽下，但是对专家的需求却是持续上升。例如艾森豪威尔的政府，虽然他不喜欢这些学究，也经常批评他们，可是他还是得重用许多专家，共和党的领袖们也致力于寻找能够“运用”友善的知识分子的方法。我们在最后一章会谈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那些进入政府工作的专家与整个智识社群间的关系，因为前者进入了权力圈之内。智识与权力的关系中很困难的一点是，大家都认为无论进入权力圈或是被权力忽视，都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威胁。在现代社会中，智识作为一种力量，它所呈现的既尖锐且矛盾的问题是，无论它与权力接近还是被排除在外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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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辛克莱出版了小说《屠场》（The Jungle），披露了美国屠宰场的恶劣工作环境。小说一发表就在全美引发轩然大波，推动美国展开运动，改善肉食品加工业的卫生环境，最终导致《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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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书第一章提到的阿尔杰·希斯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事件。麦卡锡利用该事件激化了美国民众对苏联渗透美国国务院的恐惧。当时身为加州众议员的尼克松也因调查本案而受到全国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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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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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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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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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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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人与知识分子的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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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在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里，美国知识分子都视商业活动为智识的敌人，而商人自己也都长久接受这种论调，以致到现在商人对智识的不友善已经被看成自然现象。当然，做生意与求知识的本质不同：二者追求的价值不同，一定会有冲突，而且智识对于任何机构或是权力机制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但是这两者的对立却会因一定程度的互相需要稍加缓和，因此也不到公开宣战的地步。二者立场不同固然造成冲突，但是一些历史的因素也同样重要，能够冷却或激化二者间的敌对关系。例如美国工业化进程就曾令商人在反智阵营中担任核心的角色，以致其他的反智者都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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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财富》（Fortune）杂志的记者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写文章抱怨，美国的小说家们在作品中一直极度歧视商人。他认为在美国的小说中，商人总是被描绘成粗鲁、没有文化、不知礼仪、腐败、掠夺成性、反动与缺乏道德之人。在许多跟商人或商业有关的小说中，张伯伦只发现了三本正面描述商人形象的作品：一本是由不知名的通俗小说作家所写，另两本是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的《拉帕姆传》（The Rise of Silas Lapham）与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多兹沃思》（Dodsworth）。[1]这两本小说的昙花一现正好证明了张伯伦的观点。《拉帕姆传》于1885年写成，这时商人与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敌对；豪威尔斯在五年后出版了《横财的风险》（A Hazard of New Fortunes），自此小说中常见的商人嘴脸开始出现，稍后他更是写了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批判文章。而辛克莱·刘易斯则在《巴比特》（Babbitt）中首度创造了美国小镇庸俗商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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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认为，大体来说，小说家对商人的描述是来自既定的刻板印象，而非来自对企业界的实地观察或是对商人的深入了解。但是张伯伦的指责很可能只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商人作家，而小说中的商人与现实世界中的商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小说家们从未在商人世界中生活过，所以没有机会好好观察。其实双方对彼此都有敌意，很难说商人面对作家的攻击时没有自卫或是反击能力，或虽有但是没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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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张伯伦的论点还是有点儿道理的：美国小说对商人的描述只是反映了知识界的一般看法，而这些看法多半是左派或是激进派的观点。内战后，美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商人与文人间的疏离关系也持续加深，而新政与进步主义时代之后，商人与自由派社会科学家的紧张关系更显尖锐。在太平时期，因为知识界没有深陷政治冲突之中，只是说商人庸俗就可以了；但是在面临政治与经济风暴时，二者的冲突加剧，而且商人的剥削会变得更为残酷。商人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永远相异：一边是一心只想着钱与权的人，只在乎势力大小与财富多少，善于吹捧与装出虚假的热情；另一方则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不信任美国社会文化，一心追求道德价值与素质。知识分子非常了解商人操控社会的高明伎俩：商人到处都是，他们捐钱给政党，拥有或是控制媒体与文化机构，出任大学董事会成员或是学区委员，还举办文化活动。基本上，他们遍布于社会各个掌握权力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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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人自视为成功者与慈善家，肩负着许多责任，也承受着某些从未经营过企业之人的轻浮批评，因此他们不愿意接受别人说他们总是恣意妄行。商人们囿于福利国家的诸多冗繁措施，而这些并非出于其意愿；他们感觉受到工会强势的掣肘，而且受知识分子鼓动的大众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他们。他们也许知道，早些年时，例如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时代，商界领袖多是颇具文化素养的。那时许多企业家都是全国性的知名人物，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值得别人学习。但从汽车大王福特开始，这种名声消失了。商人只有从政或是在政府任职时才会上新闻。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E. 威尔逊于1953年当国防部部长时上报纸的次数比早先在汽车界多了十倍。[2]有钱人还是可以参政，例如肯尼迪、洛克菲勒、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与G. 门嫩·威廉斯（G. Mennen Williams）等人，但是他们并非真正的企业家，而是继承了大笔财富的人，通常思想也较为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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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商人会认为知识分子刻意塑造了一个敌视他们的氛围，与其同路人一齐围剿他们，使他们的名声日渐受损。如果是这样，那就太抬举知识分子的能耐了。事实上，商人的名声不佳，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作为：他们创设了超大型企业，却在此巨大机构的营运逻辑下变得身不由己；他们不断宣扬美国生活方式与自由企业的观念，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以致个别企业的成就与特色都湮没在大众对美国式企业环境的刻板印象中。以前是伟大之人创造财富，现在则是伟大制度造就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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