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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做苦力一般追逐生意，且极度热衷于政治。他们娶妻成家，不参加应酬，衣着简朴，虽然长着年轻的脸庞，但是看起来却老成、精明而憔悴。他们的态度、礼节与言辞都很拘谨，不论肩膀、知识或是志向都没有宽度。他们身体孱弱、意志萎靡、脑袋空空，只剩下赚钱的念头而已。他们没有常识或人文素养，一心只想着贸易、金融、法律与当地的商务资讯。艺术、科学、文学几乎与他们无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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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商业出版物的文化气息也不见了。《亨氏企业杂志》曾经那种认真、惹眼的文学版面也逐渐式微了。1849年以后，该杂志的书评部分从八页变成了四五页，继而变成了两页，最后在1870年整个消失了。同年年底，该杂志与《商业金融纪事》（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合并。《亨氏企业杂志》本是月刊，而合并后的杂志则成了周刊。因为商务的节奏加快了许多，在《亨氏企业杂志》的最后一期，发行人指出，月刊的形式已经过时了。[25]合并后的刊物也在编辑上颇费心思，但是有关人文的部分就阙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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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越是全面支配美国社会，它越不觉得应该向商业之外的无关因素妥协。早先商业还为此寻找一些理由，例如商业的繁荣有助于推动对上帝的信仰，能够提振人心、发展文化。虽然这种论调至今仍然存在，但是人们已不太提了。当商业成为美国生活的主角，一个物质、经济的帝国在新大陆崛起后，所有的一切都开始用财富来衡量了。美国的企业早先凭借赞助文化发展而赢得人们的尊敬，现在则只需要宣称它可以提高生活水准即可。[26]几乎所有的实业家都会说，即使商业带来的经济繁荣本身不是道德，也会帮助实现道德。1888年，铁路大王查尔斯·埃利奥特·珀金斯（Charles Elliott Perkins）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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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人、大实业家、大发明家对世界的贡献难道比牧师与慈善人士少吗？物质生产发达与经济繁荣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享受，这难道不是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吗？人人皆得温饱，不是比挨饿受冻更能成为好公民吗？贫穷乃是犯罪与悲惨不幸的源泉，而大规模生产物品降低了生活成本，从而避免贫穷，除此外没有其他方法。历史与经验都告诉我们，当财富得到累积、生活无虞后，人的素质就会提升……他们会有更好的思想，体恤他人，追求正义与慈悲……所以一定要先有物质繁荣，其他的所有进步都以此为基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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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富兰克林就曾宣称，文化发展必须立足于物质基础之上，而在他之后的一个半世纪，这种“经济优先论”的看法终于受到了更为确信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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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在惠提埃的生日晚宴上讲了一个笑话，笑话的主人公是一位矿工和出席晚宴的三位文人：爱默生、朗费罗和奥利弗·霍尔姆斯（Oliver Holmes）。三人依次来到矿工的家里，用文绉绉的诗句和他说话，问他要吃要喝，然后还自顾自地玩起了牌。马克·吐温原本打算借三人的文人形象和矿工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制造笑点，但三人并没有因此感到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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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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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与励志型信仰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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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博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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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助风雅的理想商人形象不再吸引人，取而代之的是白手起家、自行创业的商人形象，后者的确反映了美国无数乡下小孩打拼成功的故事，他们即使未成为百万富豪，至少也是殷实商人。当代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再三强调，这些白手起家的事例，启发鼓舞的意义大于实际人数到底有多少的意义。[1]当然，即使在企业快速成长繁荣的19世纪各年代里，美国最顶尖的商人阶层还是家族性的，但是有很多白手起家之人取得了传奇式的成功，他们的创业案例富含一个又一个奇迹。除了顶尖阶层的商人外，中间阶层也可算是相当成功；当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像洛克菲勒或是范德比尔特那么成功，可是不少人也获得了不错的成就，只是逊于他们。即便有些人不能做到传奇性白手起家的地步，至少也获得了别人尊敬的地位，他们的打拼经验屡屡被人传述，以解释为何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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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且，美国对白手起家的定义即使不是从贫穷到富裕，也是不靠教育知识或是遗留下来的家财而成功。白手起家最标准的定义是：不靠学历，也没有人文教养，只靠做生意的个人风格或手法而成功。到了19世纪中叶，这类人已经是社会中的主流，他们的生活方式广为大众注意。蒂莫西·谢伊·阿瑟（Timothy Shay Arthur）是费城的一名小作家，他的书《酒吧十夜》（Ten Nights in a Barroom and What I Saw There）颇有名气，其本人也是一名自学成才的作家与道德主义者。他指出：“这个国家中最杰出与最有冲劲的人并不是生于富豪之家或是名门的人，而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与名望的人。”他强调，这个国家的繁荣都是靠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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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奋斗事迹对年轻人是无比重要的……迄今为止，美国的人物传记基本上就是成功政治家或是文学家的故事……我们的年轻人只看这些是不够的，这会使他们对如何打造一个繁荣的社会产生错误印象，不知道进步的动力从何而来……我们希望社会中白手起家者的事迹能广为流传，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力争上游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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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清教徒与新教关于“呼召”（calling）的教义都跟此有关。富兰克林也曾大力推广这种观念，可惜他自己的后半生并未坚守他自己所说的勤俭致富原则。他赚了一些钱后，就进入了费城、伦敦与巴黎的知识圈与社交界，投身政治、外交与科学，而非继续经商。白手起家的人在19世纪初的美国是社会的标杆。“白手起家者”（self-made man）这个词是亨利·克莱1832年在参议院有关保护性关税的演讲中提到的。他不认为这种关税会对商业家族有利，正好相反，它会带来社会公平，让一些平民有机会通过赚钱成为富人。“在肯塔基州，每一个我所知道的工厂都是上进的白手起家者设立的，他们靠着耐心与勤勉累积了财富。”[3]三十年后克莱过世时，这类人不只随处可见，甚至已经是美国社会仿效的对象，在精神上引领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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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精神上”并无任何讽刺意涵。欧文·G. 怀利（Irvin G. Wyllie）在他杰出的著作《美国的白手起家者》（The Self-Made Man in America）中指出，所有关于“自助”（self-help）的讨论都不是关于经营方法，这些讨论根本不涉及生产、会计、工程或是广告、投资等面向，而是关于企业主的个人性格，这些性格多见于新教教徒之间。毫不令人意外，在靠自己努力成名的作家中，牧师占了不小的比重，尤其是公理会牧师。[4]“靠自己努力”就是一种性格锻炼的成果。关于自助的书籍都是在讲如何锻炼意志力，如何培养勤俭、勤奋工作、坚毅恒心与不嗜饮酒的精神。所以自助书籍作者常视出身寒微为有利因素，借此可以养成日后成功所需的心理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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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书籍的作者与“白手起家者”都强调成功与一般所谓的天才无关。这中间无疑有一些小小的模糊。谁不希望或是羡慕有一颗“天才”的头脑？但是所有自助书籍都说成功是由个人与性格而非智商决定的。此外，聪明的人常常反而缺乏培养锻炼这些性格的动机。一般人只要好好利用他的个人长处，或是尽力发挥常识，就等同于甚至胜过有一个天才的头脑。一位纽约商人说：“其实天才并不是关键，即使天才的确存在，但是有些伟人说天才不过是非常具有常识的人罢了。”凭恃天赋的人往往性格懒散，或是缺乏斗志与责任感。因此，所谓“天才”头脑，可能是无用且轻浮的东西而已。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在1844年对一群年轻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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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的天才，我到目前为止的观察是，他们充斥于学院、话剧社团和辩论社团中，充斥于年轻艺术家与职业人士团体中。他们很内敛，非常敏感，也极端懒惰。他们留长发，衬衫领口不系扣子，读许多悲惨的诗作，自己写出来的诗更是不幸。他们很自负，感情易起伏，为人不好相处，一点用也没有。总之，没有人要视他们为朋友、收他们为弟子或是与之做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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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时，这种对于天才的不信任感深植于商业圈的文化中，比彻描述天才的话语发表八年后，《美国杂志》（American Magazine）上有一篇文章，叫作《为何我从不雇用天才型的人》（“Why I Never Hire Brilliant Men”）。作者说，商界的天才脾气善变、神经质、不负责任。以他作为一个企业主的经验，这种人简直就是灾难。“即便有好的材料，但如果用不对地方，也不一定能做出好鞋。”他说，“而即使材料一般，但如果用心制作，最终也会做出好东西。”“因此我就近从身边找原材料，这些坚固耐用的材料让我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以当地的标准来说，我已经是富有的人了。”作者说，别人可能会认为他是个平凡的人，因此欣赏不了比他优秀的人。他坦承，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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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是平凡之人。但是……企业与生活就是立基于成功的平凡之上。企业能成功，并不是因为雇用天才，而是因为知道如何让平凡者尽量发挥他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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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抱歉我的小工厂没能雇用这些天才之人。但是我知道，克伦威尔是通过训练普通人建立起全欧洲最好的模范新军。而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团体是耶稣从加利利海边选出的十二位门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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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心态导致了对正规教育的持续敌意，以及相对地对于现实经验的崇尚。对经验的崇尚指的是让有志于商业的年轻人及早接触“从日常生活的辛劳中得到的锻炼”。学校教育，尤其是不断延长的教育，阻碍了年轻人受到这种锻炼。木材大王弗雷德里克·魏尔霍伊泽（Frederick Weyerhaeuser）认为，大学生“经常认为他们不应从基层做起，像十四岁就进公司的小弟一般逐步熬出头”[7]。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自助书籍的作者通常是赞成学校教育的，可是这些靠自己成功的人本身却不这么认为。在商界，对于义务教育的看法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教育有助于产生素质更好的劳工，但有人心疼自己的税金，或是相信教育只能让工人更爱抱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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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都同意两件事情：教育内容应该更实际，以及各大学像以往那样的博雅教育对要从事商业的人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商界致力于提倡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不希望高中成为提升人文教养的地方，在这方面他们大抵上是成功的。一位马萨诸塞州的羊毛工厂老板说，他希望工人只有小学学历就好，因为他觉得，更高的教育只对竞选国会议员的人有用，而他的工厂之所以不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是因为高中学的几何代数在这里没有用。像他这样的老板并不少见。1885年，美国第一家专门出版工业与技术书籍的出版社老板亨利·凯里·贝尔德（Henry Carey Baird）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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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拉丁文、希腊文、法文与德文，尤其是会计学这种知识，如果教给一个中下阶层出身的子弟，绝大部分都只会产生反面效果，制造出一群刻薄的“绅士”，他们适合的职业是站在柜台后贩卖丝织品、手套、蕾丝等物品，或是记账……我们的法律制定出来的教育体系，在小学阶段以上的，都是极端邪恶的，其弊端远大于收益。如果我有权力，我会要求每个男孩和女孩只读完小学就可以了，公共开支不能用于让他们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除非是为了从事某些有用的职业。今天这种启蒙式的“高中”必须改弦更张，代之以技术学校，最好和工厂挂钩……我们现在制造了太多的“绅士”和“淑女”，但结果却令人失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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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学阶段的博雅教育比高中更糟，因为它让年轻人对那些无用的东西接触得更久，结果只会让他们更虚荣、更爱好闲散安逸。有一位商人甚至为儿子没考上大学感到庆幸，这样他儿子就可以免于这些“毒害”。“每当我看见富豪临死前要捐赠遗产办一所大学，我就告诉自己，真可惜他没在发迹前就死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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