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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很多富豪并不这样想。范德比尔特经常被人家认作不以自己无知为忤的典型。一位朋友告诉他,帕默斯顿爵士(Lord Palmerston)曾说,他这么有能力的人竟然没有上过学,很是可惜,他回答:“你告诉他,如果我曾去上学,我就没时间学其他有用的东西了。”话虽如此,他的财富让他进入了上流社会,但他未受教育的背景还是让他在这个群体中吃了很多的苦头(据说他只读过一本书,而且是在年纪很大的时候,这本书就是《天路历程》)。他曾对牧师说:“人们都说我不重视教育,其实不然。我曾去过英国,见过各种贵族与身份高贵的人,我知道我比他们聪明两倍,但是我还是不敢说话,以免暴露我的缺点。”谈话间,他的女婿进来听到了这话,就责怪岳父说,他终于承认他缺乏教育的坏处了,范德比尔特给自己找了台阶,他说:“你们看,但我至少过得比一半以上受过教育的人好。”但是,他曾告诉牧师:“我今天宁愿花一百万美元买下你得到的教育。”后来,他真的捐了这么多钱创设了范德堡大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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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言说,有一次卡耐基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看见年纪比他大又远比他有钱的范德比尔特在街对面,就对他的同伴喃喃地说:“用再多的财富换我读过的莎士比亚,我也不愿意。”[12]可是,总的来说卡耐基还是与范德比尔特一样有点怀疑教育的功用,只是站在比后者更高的层次上。他有一次写道:“博雅教育让人有除了追求财富之外的品位与目标,得以进入一个即使百万富翁也无法得知的精神世界。我们虽然知道这种东西无益于增进商业能力,但是这恰好证明它确是一个更高的境界。”[13]由于卡耐基慷慨兴学,并乐于与知识分子交往,我们很难说以上的话是虚矫之词。不过他的确喜欢偶尔酸一下高等教育对经营企业的用处,就如同他也常称赞文史哲素养一般。他很鄙视美国大学的博雅教育,喜欢提起跟他自己一样从辛苦的学徒生涯起步、打拼成功的人,对没读大学的人经营企业胜过大学毕业生的事迹如数家珍。他写道:“大学教育为经营企业带来的几乎是致命的伤害。”[14]因此,他极力批判传统的大学课程。他认为学生“浪费宝贵的数年时间学习历史,而历史的功用仅在于告诫我们应该避免什么,不是应该做什么”。人们送子弟去读大学,这些年轻人“把精力浪费在学习拉丁文与希腊文上,学这些语言跟学印第安语一样,是没有用的”,但是他们却因此“在脑中装了一大堆关于古时候部落民族间冲突的无聊故事”。他们受的这种教育只会让他们养成错误的观念,“厌恶实际的日常生活”。“如果他们用读大学的这几年早一些开始工作,反而可能会变成更有教养的人——且不论我们怎么解释教养两个字。”[15]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是一位致力于教育的慈善家,但是他也对当时的教育内涵没什么好感。他认为从美国东部来的应征者中,最令人沮丧的就是大学毕业生了。你问他们能做什么时,他们回答:“什么都能做。”但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一项特定的专业技能”,对未来也没有清楚的目标。他很希望他捐钱创办的学校能借由“提供实际的而非理论性的教育”来弥补这种缺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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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得小心,不要因为有人不喜欢旧式大学的传统教学内容,便对它下了不恰当的结论。事实是,很多知识分子也不喜欢这种教学内容。旧式大学想要保存西方文化的传统,也想给学生灌输某种精神素养,却疏于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有三项因素比商人的痛恨还要更伤害博雅教育:第一,科学的快速发展;第二,这些大学以绝不变通的顽固态度来捍卫旧式博雅教育课程;第三,这些大学或学院的教学方式太过陈腐老旧。卡耐基、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斯坦福与约翰·霍普金斯以及其他兴学的富翁,他们创设的大学提供了改造旧式注重博雅教育的大学或学院的范本与契机,并使美国的大学焕发出新的气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商人对于教育的看法,就可以看到其中处处充满了轻视思考、文化与历史的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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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企业兴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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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世纪初,商人对于学校教育该如何培养成功企业人才的看法有了一个显著的转变。19世纪后二十年,由于大型企业的出现,在企业工作变得和在官僚体系工作一般。因此,白手起家者创造了大企业后,反而使得后来者的创业变得非常困难。人们虽然百般不愿意,还是得承认未受教育的白手起家者越来越不能在大企业中担当某些重要角色。大家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在大企业中,正式的学校教育学历会带来稳定的工作前景,大企业需要工程、会计、经济与法律等专业人才。因此,虽然商界发声的人还是口口声声提到“实际经验才是学校”与“实地奋斗就是大学”这样的怀旧观念,大家却也不得不承认正式训练的必要性了。1916年,《商业金融纪事》杂志说:“如果一个年轻人要获得渊博的知识与更广阔的视野,以便与外国受过专业教育的企业人才竞争,往昔那种从基层做起、仅凭日常工作中累积的经验来看待事情的方式就已经过时了。”钢铁大王埃尔伯特·H. 加里(Elbert H. Gary)认为,企业人“从学校或大学中学得的知识越多,越能有效地管理企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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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的接受态度,已可从大公司掌舵者的背景反映出来。从1900年到1910年间,大公司管理阶层的受教育程度只比19世纪70年代的管理者稍高而已。[18]但是多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根据统计,1900年39.4%的管理者有大学学历,1925年时,这一比例升到了51.4%,而到了1950年则是75.6%。[19]1950年,管理者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有硕士学历(主要是法学或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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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数字显示,过去那种不靠学历只靠自己打拼的白手起家模式已经不适用了,但是这并不能表示人文教养在商人眼中的地位获得了提升。大学提供的选修课程变得更职业化。大家都知道,19世纪时的有钱人送小孩去读大学并不是为了让他去学就业技能,而是培养一些文化素养,以及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这两种东西有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而在20世纪,大家送小孩去读书是一种生涯规划上的投资(1954年到1955年间,男性大学毕业生大多主修商业,比修习科学和博雅教育的人加起来还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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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走向职业化教育的一个征候就是本科和研究生商学院的出现。第一所商学院是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第二所则是十八年后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1900年到1914年间,很多商学院纷纷成立。最早设立的商学院遭到两股力量的夹攻,一边是学院派教授的敌意,另一边则是商人的怀疑眼光,因为他们还是不太相信商学院教的东西会有用。就像美国的所有教育机构,商学院很快就在师资与学生素质两方面表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并对在课程中加入多少博雅教育持不同看法。索尔斯坦·凡勃伦嘲笑这些商学院身为“企业灵魂的守护者”,却沦落到和神学院一个下场,成为智识圈的外人,而智识才是大学真正的目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以研究大学教育闻名,他认为虽然商学院有时会聘请很优秀的教授,但是总的来说,因为其职业教育的特质,商学院的学术水准是低于其他领域的。[21]在大学中,商学院经常是非智识甚至是反智的大本营,紧紧抓住一些保守的观念不放。哈佛商学院的院长华莱士·多纳姆(Wallace Donham)向中西部一所商学院提议讲授认识工会运作的课程,对方告诉他:“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学生学习任何会让他们质疑自己管理方式的东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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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H. 怀特(William H. Whyte)在其针对美国大企业内部文化的著名研究中显示,美国企业目前的状况与往昔有些相似。再也看不到凭借单打独斗成功创业的人了,这类人也许可以在政客演讲宣传中大展身手,成为传奇人物,但是所有头脑清楚的企业家都知道,大企业在求才与训练人员时,最重视的是曾在大企业工作的资历。在这种招聘与培训的过程中,企业传统的反智心态又出现了,并因白手起家的观念进一步被强化。这种反智心态不再表现为嘲讽大学学历,而是用某些狭隘的原则来筛选人才。怀特特别提到,其实企业高层主管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或是在新人报到的仪式中,企业主管通常都会强调博雅教育、广泛的知识背景、想象力等在企业界的重要性。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非常辛勤地极力维护企业文化,但一般来说仍然比他们的属下有着更高的受教育程度,还偶尔感叹自己的人文教养没有持续进步。所以他们会为属下安排艺术课程或是邀请知识分子来聚会。在这方面,旧式商人传统里视文化为发展实业的目的的观念又复苏了。然而,在公司的人事主管身上却似乎找不到这种重视受过良好博雅教育者的态度,他们才真正是每年在校园里招聘人才的人。在这个环节上,企业给予美国高等教育的压力严重地以职业能力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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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职业能力的偏好很容易就会与重视性格甚于头脑的观念相关联,也就是说,员工具有团队精神与听指挥的性格,要比有独特个性或是头脑聪明更重要。有一位总裁说,我们以往总是寻找聪明的人,但是现在“性格”变得非常关键。我们不管你是否在学校名列前茅,我们要的是一个各方面性格发展均衡的人,因为他将来要面对的也是各方面发展都很均衡的职场人。一位人事经理说,通常公司会对个人主义者持怀疑眼光,不鼓励员工身上散发出这种味道。一位员工自己也说,我宁可牺牲聪明换取对人的理解。在怀特研究美国大企业内部文化的书中,有一章名为“压制天才”(“The Fight against Genius”),这一章说,即使在工程科学的领域中也存在着这种心态。书中表示,工程科学家应该是服膺知识的,但是有一家著名的化学公司却制作了一部招聘影片,片中,三位科学家正在讨论,旁白说:“这里没有天才,只有几位平凡的美国人在一起工作。”书中还说,公司中的工程科学家的创造力不如大学中的同行,而且只要出现“聪明”这样的词,旁边一定会跟着类似于“不稳定”“内向”“古怪”“怪癖”等字眼。[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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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宗教沦为世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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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在美国社会越来越世俗化的同时,传统的宗教也开始注重实用性,甚至被崇尚实用性信仰的方式完全取代了。如果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可以视为证据,则拉塞尔·H. 康韦尔(Russell H. Conwell)的书《满园钻石》(Acres of Diamonds)与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的书有数百万读者,这个数量可以证明美国有多少崇尚实用性信仰的人。从内部证据及其他资料来看,这类信仰已是美国中产阶级最热衷的宗教信仰之一。我想要说明的是,这类书籍继承了过去鼓吹自助的图书,只是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但它证明了实用性观念在美国社会的广泛传播。美国近代的励志书籍牢牢地站在世俗化一边,实用就是它的宗旨。例如皮尔就指出:“基督教完全是实用性的宗教。失败的人竟能借宗教信仰翻身,着实令人惊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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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励志书籍当然不只美国有,在任何渴望成功的社会里,励志与信仰间的界限都会变得模糊。基督教世界一直有一种信念,就是做生意与信仰虽然看似冲突,其实应该相互关联,因为它们都和道德、人格与纪律有关。首先,它们有着明显的对立关系:中世纪禁止放高利贷的教规即是表示,教会的职责乃是约束经济上的剥削行为。其次,清教徒关于“呼召”的教义又显示出两者间正向的关联:勤勉于事业是服侍上帝的最好方式。因此,经营事业的成败可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信仰状态。但是后来这种关系逐渐被颠倒过来。侍候上帝与利己间的区别已经消失。企业曾被视为宗教的工具,是服侍上帝的方式之一,现在宗教反而沦为经营企业的工具,信仰上帝被用于达成俗世的目标。清教徒曾经将现世的成功视为获得救赎的征兆,现在美国人却将救赎视为经由意志就可以获得的事,视为可同时带来现世成功的东西。于是宗教成了一种可以被“利用”的事物。皮尔告诉读者,他的书中有“简单可行的思考与行动技巧”。书中强调“科学性的救赎之道,它已在无数人身上得到了验证”。“能够改善你经营企业的思想观念,就在本章所述的教会聚会仪式中。”“如果你信教,你的薄弱意志、自卑感、恐惧、罪恶感或其他任何阻碍你发挥能力的障碍都会消失不见。”“如果你信教,你就会充满力量和效率。”[25]H. 理查德·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说,美国当代的宗教有一种趋势,就是“将宗教视为可以增加个人力量的东西,而非关于灵魂如何受天启指引得到改造的东西”。结果是“人成了宗教的核心,而上帝成了人的帮手,不再是审判者与救赎者”。[26]以往大量出现的白手起家的故事与书籍,不管有怎样的缺点,都与我们生活中的世事及宗教有紧密的关系。它们认为,事业成功是人的性格使然,而人的性格由信仰塑造。因此,当时的这种书可以说是新教伦理精神、古典经济学与开放流动的社会三者汇聚后的自然产物。然而,很多当代研究指出,虽然现在美国社会的流动性还是很大,但是创业成功的条件已经不同了:受过正式教育比拥有坚毅性格更重要,尽管在讲述白手起家的书籍中屡屡可以看到后者。19世纪的商人若是被问到成功之道,他会说:“需要经历贫穷与打拼的生活。”但是现在的商人则会说:“要有好的法律制度和好的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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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励志书籍承袭了过去白手起家的传统,但也有不同之处。在过去的白手起家传统中,信仰可以塑造性格,而性格则使我们可以成功处世;但是现在,信仰代表着自控能力,而自控能力可使我们拥有健康、财富、人缘或心灵上的宁静。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和白手起家者追求的那种俗世目标背道而驰,但是实际上它背离的是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它消除了世俗与精神的分野。在以前的书籍中,世俗与精神可以相互作用,但是在新的书籍中,这两者已经混合交融在一起。我认为,这不是宗教的胜利,而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被根本性地世俗化了。取代宗教的不是被某种有意识的世俗哲学,而是精神上的自控能力,是某种对魔法的信仰。因此,宗教与世俗的现实感都受到了损害。有些想往上爬的年轻商人真的在求助于教人白手起家的书籍,以此了解经营企业的约略要领,不论从中得到的收益多不多,这应该不令人惊讶。但现在仿佛只有“失败者”才阅读励志型书籍,而且女性读者多于男性读者,因为女人虽然受到商业规范影响,但是并不实际进入商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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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学作家想要带给读者的是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力量”。19世纪时畅销书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诉大家,信仰能带来财富。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有一股风潮在鼓吹培养身心力量。励志型信仰的书籍掺入了精神医学的元素,并对过去二十年的存在焦虑有所着墨。虽然现在讲白手起家的书没有励志型信仰的书籍热门了,但是它所提倡的原则仍适用于日常生活的运作。一整代的人都曾受其影响,它代表的意象与精神经过了来自企业、科技与广告界的观念与词语的包装,所以人们得到一个观念,就是宗教信仰如同生产技术一般,可以靠系统性的良好方法得到增进。路易斯·施奈德(Louis Schneider)与桑福德·M. 多恩布施(Sanford M. Dornbusch)在研究励志型信仰的专著中把这种方法称为“信仰工程学”。[27]有一位畅销书作家告诉读者,“上帝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发电站,你只要把电接上就可以”。另一位则说:“信仰是一种通过意念传递的科学……就和广播信号的原理一样。”还有一位说“我们要有像高级汽油一般富含高辛烷值的思考,这样才能带来充满力量与成绩的表现”,以及读者们应该时时“连接发电站”。也有一位说:“身体就像是接收上帝广播站信息的收音机。”还有的说:“搭火车可省油钱,就好像上帝的手在管控你的油门。”还有的劝告读者“向健康的上帝打开身体的每一个毛孔”。还有的提到,一位牧师在汽油广告中找到了布道灵感,布道可以让“我们灵魂中潜藏的能力发挥出来”。布鲁斯·巴顿在他的书《谁也不认识的人》中说道:耶稣“从社会上的低贱职业中选择了十二位门徒,将他们塑造成了一个征服世界的团体组织”。“用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管理你的灵魂”。励志型作家埃米特·福克斯(Emmet Fox)这样劝告大众。祷告被当成了一种有用的工具。格伦·克拉克(Glenn Clark)说:“如果一个人学会如何正确祷告,他的高尔夫球就可以打得更好,生意就会更兴旺,工作会更顺利,爱情会更甜蜜,对教会会服侍得更好。”皮尔说:“学好如何正确与科学地祷告。”“要多使用经过测试的灵验祷告方式,不要心不在焉地随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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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励志型信仰的书籍中,有一个令人讶异之处,就是他们展现出了主观意志决定一切的思想,甚至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宗教的成分在不断稀释减少。新教曾在早期历史中抛弃了许多仪式上的繁文缛节,在19世纪与20世纪时甚至连教义都被尽量简化。而现在这种励志型信仰更是让这种趋势达到了高峰,连教义——至少是一切基督教的教义——都被扔掉了。除了教友个人的主观经验外,其他都被抛诸脑后。甚至这个主观经验都被简化成个人的意志。当励志型信仰的作家说一个人可以心想事成时,就是指他可以设定目标,然后请上帝帮忙,让他把潜力发挥出来。这些潜力很惊人,皮勒说:“你身上有很多力量,甚至多到可以让纽约市灰飞烟灭。这是最先进的物理学已经向我们证明的。”信仰可以释放能量,所以人能凭借信仰克服障碍。信仰绝不是让人接受命运安排,而是“让人敢于向命运挑战,决不接受失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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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拉肖·W. 德雷瑟(Horatio W. Dresser)曾讨论过励志型信仰早期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新思想运动”(New Thought movement),他说道:“新思想运动的目标……是要消灭智识与‘客观心灵’,仿佛成为有思想的人是不好的,仿佛人只要在潜意识中不断祈求某事,某事就会实现。”[29]总的来说,励志型信仰中的反智倾向不是直接的,它们代表着逃避现实的心态,因此也排斥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哲学。同时,它们也是一种颇矛盾的世俗主义。虽然某些自认是基督徒或是牧师的人写出了受欢迎的励志型信仰书籍,但即使是在世俗的学者看来,这些都是亵渎性的言论。相比这些“利用”宗教的人,知识分子在保护西方的宗教传统时似乎反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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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宗教信仰与自我激励的混淆,亨利·C. 林克(Henry C. Link)的书《回归宗教》(The Return to Religion)大概是最好的代表,这本书于1936年到1941年间卖得很好。我们不认为这本书足以代表所有励志型信仰的书籍,但是它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它是美国有史以来破坏文化与愚民的巅峰之作。除了书名有“宗教”二字外,它的内容完全跟宗教无关。它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与人力资源专家特别为大企业员工而写的书,作者宣称他找到了回归宗教的科学方法,而这本书视宗教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借此掌控他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成为其牺牲品”。[30]作者觉得,我们应该为了服从的意志而向个体性与心智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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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用了一个自己创造的方式来定义这个问题。林克所使用的词是(一般意义上,而非荣格心理学意义上的)“内倾”(introversion)与“外倾”(extroversion)。“内倾”就是内敛、自省与个体性,这些是不好的。这就是自私。苏格拉底有句话:“认识你自己。”但是林克会说“克制你自己”,因为“好的个性或是品德是靠不断锻炼获得的,不是靠内省就可以的”。与此相对,“外倾”代表社会性、亲和力、服务大众,是无私的,所以是好的。耶稣就是一位“外倾”的人,而宗教的一项功能——林克认为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将人的个性转化为“外倾”型。林克说,他会上教堂是因为他原本不想去,但是他知道去了以后会改变他的个性。常去教会可塑造出更好的个性。同理,打桥牌或是跳舞与推销也有相同的效果,因为从事这些活动时,人需要与对象建立和谐的联系。每个人最重要的事是远离自我分析,要学习掌控事物。这样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力就会增加,自信心也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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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思考反而有害于这些目标的达成。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与学生们远离了宗教,而那些爱思考的人会变得过于脱离社会。林克在书中的一章“理性的笨蛋”(“Fools of Reason”)中说,我们高估了知识分子与理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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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人在追寻生命的价值与目标时的工具而已,而生命的目标与价值是超越理性的。正如同我们用牙齿咀嚼,但是我们不咀嚼牙齿,同理,头脑是我们用于思考的工具,不是给我们带来困扰的东西。头脑是生活的工具,不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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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重要的是有信仰,以及实践信仰。虽然有人称宗教是懦弱心灵的庇护所,但是真正的懦弱“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不能认识到人类心灵的缺陷”。“不可知论是一种智识导致的疾病,即使错误地认识信仰,也比全然没信仰好。”甚至连看手相这种迷信也并非全无意义,因为它可以让人与人握住彼此的手;看颅相则可以让人好好观察别人的脸庞。这些都可以让一个人跳出自己的格局,进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总之,对于理性的崇拜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宗教的嘲笑,只会让世界更坏,不会更好。很不幸,美国就有一种“内倾”的倾向;它有很多缺点,其中之一是让人们逃避救助失业者的责任,认为只要交给联邦政府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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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也会威胁婚姻,因为“内倾”的性格会阻碍婚姻的幸福。离婚者通常都是智识水平较高的人。看看那些喜欢哲学、心理学、激进政治以及阅读《新共和》(New Republic)的人,他们在婚姻上很明显没有那些喜欢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研究《圣经》与阅读《美国杂志》的人幸福。林克的书中有一章叫作“教育的罪恶”(“The Vice of Education”),他批评“创造有人文教养的心灵”这样的目标“可能是教育中危害最大的事”因为这是教育理论中最迷信与最不理性的信念,正如教会历史上的任何迷信一样。这种教育只会制造出“一堆要无情打倒偶像的人”,创造出一种追求文化本身的文化,一种追求知识本身的知识。自由主义使人从传统与历史中解放出来,但是没有为人指引方向。接受这种教育的年轻人都认为父母亲古板过时,喜好乱花钱,有了知识就嘲笑长辈在宗教上的虔敬,一味寻求智识型的职业,看不起父祖辈的职业,看不起商人。他们还不如军队中的年轻人更了解充实的生活,因为人在这里每日要面对真正的价值,也会变得更加“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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