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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的劳工运动起初并非仅仅关注工作内容、工资谈判与罢工等狭隘议题，但后来这些却成了工运的主要诉求。一开始，工运是由布尔乔亚出身的知识分子带领，追求某些社会改革理论家所提出的目标，因此它隐含两种利益色彩，一是成就与巩固工运成员在布尔乔亚社会中的地位，二是意图全面改造社会。所以，工运早期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沾染了某些“万灵丹”式的改革思想，例如土地改革、反垄断、绿背纸币运动（Greenbackism）[*]、生产合作社、马克思主义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一税等。但是美国工运以这种运动方式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却毫无建树，直到运动被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与阿道夫·斯特拉瑟（Adolph Strasser）这两个实用主义领袖接手，才开始集中关注工作、薪资谈判以及工会组织，希望通过掌控各行业劳动市场取得谈判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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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珀斯与斯特拉瑟早年都与社会主义有关，前者曾是社会主义者，后者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早期的精神领袖。冈珀斯曾在他的自传中似乎有些不情愿地感谢了年轻时受到的左派思想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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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曾推动工会运动发展的人早年都曾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随后在更实际的政策中找到了出路……他们都是有理想远见的人……如果一个人可以超越社会主义的思考模式，那么他的社会主义经验就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帮助工运者在实际工作中更快地理解事务，让他明白具体的目标不过是实现更高精神目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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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讽刺的是，社会主义也许教会了这些人发展工运的可行性，但是到头来工运却使这些人明白，社会主义是在美国不可行的。冈珀斯从参加工运开始，就不得不对付那些“挑三拣四的人、改革者与沉浸在理想中的人”——这些是他给那些厕身于工运的理论家起的称呼；有一段时间，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唯一一次争取连任劳工联合会主席失败是在1894年，这场失败正是这些理论家一手造成的。他认为，“工运领导人必须亲自受过劳动的洗礼”，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来担任。他说：“我明白与知识分子联盟的危险性，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把工运拿来当实验，等于把人命拿来当实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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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之所以被冈珀斯这样的工运领袖冷落，是因为双方对于工运的期望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将工运视为达成更大目标的手段，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或是社会改造。他们来自工运外部，极少出身于劳动阶级。因此，他们往往瞧不起工运领袖与工人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就是获得中产阶级的体面形象与生活方式。以追求更好薪资为诉求的劳工联合会并不对他们的胃口，他们也一直看不起劳工联合会的领袖。而我认为，工运领袖本质上是一群白手起家、靠苦干出人头地的人，就像成百上千的企业员工一般。斯特拉瑟有一次在与知识分子争辩时说：“我们都是讲实际的人。”[21]他们都是劳工出身，而且一直希望有一天劳工可以享有像商人一般的地位，被人重视与尊敬。他们都接触过反资本主义与反垄断的思想，但是跟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并不熟悉伦理学与政治学前沿对于布尔乔亚文化的全面批判。他们爱国爱家庭，有的还是优秀的共和党或是民主党员。[22]他们早先曾与知识分子——或是他们认为的知识分子——接触，却为此深感不安。一开始，工运内部发生了针对社会主义信条的争端。工运领袖常遭受学院经济学家的批评，[23]后者长久以来都是一股反对劳工的团结力量。冈珀斯说，这些学院教授“或公开或暗地里与劳工为敌”，是一群“挑剔的人、空想的理论家与没有男子气概的人”。在20世纪初，“科学化管理”的风潮被劳工视为严重的威胁。冈珀斯认为这股风潮的领导人是“学院中的观察家”或“知识分子”，只想充分利用工人的能量，之后便对之弃若敝屣，无益于增进工人的信心。[24]工运事实上是在一个不友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在1900年以前，这种不友好的环境总体上是由官方知识分子造成的。至于那些不具敌意的人，虽可被视为盟友，但是多半既不聪明也不受欢迎。直到进步时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开始真正同情工人，到了新政时，双方才有了稳定的结盟关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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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珀斯之后到现在的这些年中，工会不断成长，稳定发展成了组织庞大的机构，自然需要聘请法律、精算与经济等领域的专家，需要研究与媒体、宣传与游说等部门。于是，领导全国一千八百万组织工人的总工会主席便成了众多员工与知识分子的老板。但讽刺的是，在工会工作的知识分子并不觉得自己的权益比在其他机构更受尊重——事实上，他们与工会领袖的关系并非迥异于商业机构的知识分子与企业领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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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原因使这些为工会工作的知识分子疏离了组织。第一个原因可能只适用于部分人。这些人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为工会工作，但是稍后可能发现工会不如想象中那么激进，而且连他自己也被吸收进了这个赋予工会领袖以权力与地位的机器。无可避免地，这些工会专家的理想破灭了，因为他时时可感觉到，工会想利用他的才能，却不愿沿着他希望的路走。（通常工会中的专家是基于像宣教士一般的情怀参加工作的，所以领的报酬没有在外面工作多。）第二个疏离的原因是，研究问题的职业习惯，以及追求真相与真理的倾向，常会和工会作为斗争团体的需求以及工会领袖的个人命令发生冲突。有一位专家抱怨他在工会的同事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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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的数据资料他们从不认真用。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是相对主义者，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或是科学的客观性，要不然就是认为找到真相太困难，于是干脆放弃，并借口说：“谁在乎真理？难道是资方吗？”基本上，这是因为他们抱持的是一种马克思式的或是社会改革的态度。于是凡事都以此为考量……他们只想加深工会领袖的偏见……我有时希望当初是到大学教书就好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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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家有时会说一些不受欢迎的实话，有时会强迫工会领袖面对不想看到的现实。他们的这种能力既被人讨厌，也被人需要。劳工杂志的主编也许想要登载一些来自内部的批判性意见，但是工会领袖却希望工会杂志拥护他。工会的教育主管可能想要为工人提供一些类似博雅教育的内涵，但是领袖却可能只希望劳工能坚定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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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疏离因素是纯粹个人性的，与专家个人的教育与成长背景有关。他不属于这团体，他个性不适合，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专长，工会根本不会用他——他常在工会办公室听到这样的抱怨，就好像他是在流水线或者扶轮俱乐部工作一样：“他们就是刺儿头……你没法儿跟他们合作……没人喜欢他们……他们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们不喜欢那种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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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袖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爱恨交织的，与社会上的商人与大部分人对他们的态度一样。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在对工会专家的研究中指出，工会领袖有时会被知识分子动辄摆出来的专业知识震慑住，感到无比佩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会说一些轻蔑专家的话来安慰自己，不是说他们很古怪，就是说他们的想法不切实际。有一位工会高层干部曾吹嘘：“我是在社会这所大学的摔打中受教育的。”但是他随后又怀着这种复杂情绪以同样骄傲的语调说道：“我告诉我儿子要在大学里修一些劳动法的课程！”在某些地方，工会的非知识分子干部会嫉妒这些专家：“浑蛋，为什么这些狗崽子能得到这种轻松的好差事……我要在基层拼死拼活，一晚连着一晚地参加各地的集会，而他们却坐在办公桌前，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工运领袖像商人一样极力称赞实务的重要性，称赞从事劳工运动与组织的一手经验。“你在书本上是学不到这些的，经验是无可替代的。”工运领袖一路打拼奋斗才有了今天，然而专家从未亲临工运现场，也不了解劳工的心理。“只能说你们对这事的想法……妙极了。你有一颗讲法律的头脑，你和台上那些风光的人一样，是从哈佛、耶鲁这种名校出来的，所以你不了解劳工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难怪那些专家有时对自己没信心，或是尽量保持低调，甚至隐藏伪装自己。他们的工作氛围可能很有启发性，但是根据工运专家的研究，这种氛围却存在一种成分，那就是“无处不在的反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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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会党的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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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工运最终是朝向布尔乔亚的目标发展，所以它与知识分子并不能完全契合，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但是在非共产主义的左派阵营中，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党中，也出现这种状况，就令人奇怪了，因为他们受知识分子影响很大。说当年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是一股反智力量，或是敌视知识分子，那必然是错误的。从1900年到1914年，美国社会党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支持产生了很大贡献，他们的著作为社会党树立了威信，扩大了该党的影响力。他们之中不只有如厄普顿·辛克莱与约翰·斯帕戈（John Spargo）等惯于揭露丑闻的人，还有像路易斯·B. 布丁（Louis B. Boudin）、W. J. 根特（W. J. Ghent）、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阿尔吉·M. 西蒙斯（Algie M. Simons）与威廉·英格利希·沃林（William English Walling）等经典作家，他们的某些作品讲述了社会主义或是美国生活的各方面，很有批判性，至今依旧值得一读。美国社会党不像之后的美国共产党，前者具有多元的智识氛围，创造了一系列不限于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品。美国的社会主义力量在社会构成上很多元，思想也比较自由化，鼓励创新探索，甚至有一些支持者为它带来了些许波希米亚气息。一份社会主义杂志《群众》（Masses）曾写道：“群众很有幽默感……请享受革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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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在社会党内部也存在着若干对无产阶级的过度崇拜。在党内的派系斗争中，知识分子常被贴上“中产阶级学者”的标签，拿来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真正的无产阶级劳工作对比（但讽刺的是，当大家在讨论革命热情时，知识分子又被归为偏左而非偏右的阶层）。所以无可避免地，当这些出身于中产阶级甚至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想要去除身上的阶级标签，[28]迎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念时，就必然陷入自我贬抑与自我异化的困境。所以，党内的反智群体不乏“投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其发声。[29]其中有一位这样的人，就是根特，他认为《群众》杂志对于阶级意识的要求太宽松，所以不可能做好让工人服膺社会主义这种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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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杂志竟然熔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新芬主义、立体主义、性别主义、直接行动与破坏运动于一炉。这简直是一群城市小团体内部的胡搞，他们崇拜另类、新奇的程度，甚至近乎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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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知识分子罗伯特·里夫斯·拉蒙特（Robert Rives La Monte）指出，虽然党内需要大量的智识，但是智识绝不应等同于“受过布尔乔亚式教育”。他还断言：“党内对知识分子和空谈社会主义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怀疑”是“令人安心的事情，因为它代表无产阶级正在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阶级”[30]。而党内右翼分子，像乔治·H.戈贝尔（George H. Goebel）也同意此言。在谈到知识分子、牧师、教授或是工人谁适合担任党代表时，他认为：“真正的劳工阶级和每天都在劳动与斗争的人才有资格代表劳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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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党内最反对知识分子的既非右翼，也非自我异化的知识分子，而是受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精神所影响的西部各州的党员。例如西部最主要的分支俄勒冈州支部就是一个好例子。据传，1912年在印第安纳州开社会党大会时，俄勒冈州的代表拒绝在有桌布的餐厅用餐。托马斯·斯莱登（Thomas Sladden）是该州的党书记，有一次他拿走了总部办公室内的痰盂，因为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硬汉根本用不到这种文绉绉的布尔乔亚之物。他还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上写了一篇文章痛批知识分子。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只属于工人。社会党与工会“要以那些用肚子思考的粗俗人为主干，把他们赶走”。斯莱登是这样形容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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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不同于为人所接受的文明语言。他没有文化，也不重外表。他有一套社会尚未认可的道德观，也有一种自己的宗教，这种宗教既不见于正统教会，也不见于异端教会，它就是仇恨……他的智慧不为知识分子所理解，因为他们出生、成长与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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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森林中的野兽一样，耳聪目明，始终保持警觉，生性狐疑，但是拥有一股无法征服的精神……他会把卖弄智识的人撕碎，把故作清高的人踢开，他见识过各种事物，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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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没受过教育，没有教养，也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他。人类的全部生活经验就是他的学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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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崇拜混杂了某种原始主义，一种小说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理想中未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运动。更能代表社会党中的非知识分子的感受的是党的领导人尤金·V. 德布斯（Eugene V. Debs）的温和立场。德布斯看见许多人“嘲笑知识分子，认为他不属于这个党”，便劝告大家，“知识分子”不应该是个负面词汇。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知识，所以党应该想法吸收他们。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党内的干部、党代表与公职候选人应该由工人出任，在党内担任职位的知识分子应属例外，就像他们本不属于工人群体一样”。所以工会不应该由知识分子领导，正如知识分子的组织不应该由工人领导一样。德布斯认为，工人有足够的能力担任党内要职。他对知识分子占据党职的恐惧和他害怕社会主义党内部的阶级化与官僚化有关。德布斯就像杰克逊主义者一样，承认自己很相信职位轮替。他说：“我承认，我对官僚和官僚主义有成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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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共产党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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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容许些许的多元，而共产党则是步调一致：它不需要那些不想服从它一贯严格的纪律的作家。社会党在一战前是最兴盛最有活力的，那时被社会党吸引的知识分子各自都曾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们以理论家的角色接下了党的领导位置。但共产党吸引了更高比例的创作作家和文学批评者，他们虽不怎么懂马克思主义或者正规的社会学科，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愿意听从党的指导、遵守纪律。20世纪30年代是共产党最有影响力的时期，那时党内的反智倾向，特别是对无产阶级的崇拜正值巅峰，而在社会党中，这种情况只是约略出现而已。所以这两个党的氛围差异很大：社会党内的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在党内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深感不悦，而共产党内则是知识分子在为他们的出身或职业不是工人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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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期的激进派，例如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与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都会刻意显示出对劳工屈尊与照拂的姿态，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心态升级了：一些左翼文人感伤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期待他们能实现自身背负的“历史使命”，所以认为他们比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具有道德优越性。于是不少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错误阶级属性，以及惭愧于自己沾染了中产阶级的习气，深觉一定要为党做出牺牲和贡献以弥补过错。而共产党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是有用的，同时也明白，独立思想的涌入可能会威胁到党内的纪律，它利用知识分子的愧疚与自我厌恶的心理，以此约束他们。一方面，知识分子从共产党这里得到了一种信仰信念，同时也获得了一部分听众，人数虽不多，却在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共产党又会借助他们在心理上的脆弱性，防止他们偏离党的路线。这样的策略有好有坏，因为党希望一些很有名的作家能为他们说话，例如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辛克莱、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海明威、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与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等人。但是这些作家是最难约束的，他们不愿驯服于党所设的尺度规矩；而一些名气较小的作家，由于较缺乏自信也较需要党给他们接触大众的机会，就比较顺从，尽管在党看来他们并非总是足够听话。保罗·罗森菲尔德（Paul Rosenfeld）在1933年指出，这类作家已经忘了他们身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而是“一味顺从所有政党都会有的庸俗作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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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也不例外，如果硬要将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套在这些左翼作家身上，则在《群众》杂志时期那种波希米亚式的氛围就必须被摧毁殆尽。党必须让这些作家知道波希米亚风格或即使是各种小小的个人叛逆尝试，都是不够严肃、不够虔诚与神经质的。约翰·里德（John Reed）曾经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文艺青年，他首先赞同这种改造。他说：“阶级斗争会毁了你的诗歌。”如果它这么做了，诗歌就必须被丢弃。他又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为了知识分子存在，是为了人民存在。”他对孟什维克理论家说：“你们这些人没有真实的人性。你们充其量只是书虫，永远都在想着马克思说什么或是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我们会发动一场革命——不是用书本，而是用来复枪。”里德没活多久，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要如何实现他的理念。他死后，共产党内刺激知识分子的责任就落在迈克尔·戈尔德（Michael Gold）身上。戈尔德在阶级意识与信念上的自我改造比任何知识分子都彻底。[35]弗洛伊德·戴尔（Floyd Dell）是共产党同路人，也是个无可救药的波希米亚文艺作家，他认为戈尔德虽是个文人，“却很惭愧他自己不是工人……所以他每次碰到工人时都敬畏他们，极力地称赞他们”。比戴尔年轻一辈的作家都能了解为什么戈尔德会有这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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