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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对于知识分子功能的看法，其实颇为讽刺地体现了遍布于美国整个民族的特性：重视实用性，崇尚男子气概与原始主义。有趣的是，共产党的行事准则和商人表现出的某些态度很类似，只有些微的不同。对共产党来说，重要的任务是艰巨而实际的，那就是发动革命。其他的则都是次要的。艺术与知识如果无助于革命，就没什么用。作家要是不能服务于革命，就会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学娼妓，这是共产党批评他们时惯用的形象：他们是“最古老、最受仰慕的娼妓”，（用一位出身无可指摘的无产阶级年轻作家的话来说）“是文学害虫……是施了胭脂水粉的浪荡女人，为了些许银钱就愿意模仿传说中的东方女人扭动腰肢跳起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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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但必须有道德纯净性，还要有无比的男子气概，但是作家大都缺乏后者。所以，政治上所需要的实际与威猛就与文人的气质不合。有一次一位党的领导干部就公开说党内一位作家的诗作与短篇小说只是他工作之余的“休闲嗜好”，这充分地说明了党认为文艺对革命大业而言并不重要。而最糟糕的是，作家们若不在作品中处理有关阶级斗争的主题，便会被视为缺乏男子气概。党内的知识分子对此事意见不一，但是最鹰派的会严词谴责这些所谓的文学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同性恋文学”。有一次戈尔德告诉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他认为这种作家其实是陷于一种疯狂的嫉妒心理，因为他们的“雄性经验”被阉割了。戈尔德与索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有过一次出名的论战，他说后者的小说“简直是在宣扬一种小花小草似的小确幸人生观，缺乏真正的血肉与勇气的存在意识，就像是一个同性恋者的白日梦般，穿着华美的袍子在花园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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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无产阶级意识战斗情怀最高昂的时刻，主张把党的信念与文学完全合一的人希望那些工人作家能够勇于为这个社会提供一些“无产阶级现实主义”（Proletarian Realism，这是戈尔德的用词）的意识，因为布尔乔亚的作家做不到。《新群众》（New Masses）是共产党的刊物，有一个工人作家说，希望伐木工人、流动工人、矿工、小职员、机械员、餐厅侍者等都能来投稿与阅读本刊，因为他们比那些三流作家重要多了。“虽然可能内容很粗糙——因为可能作者才刚刚下工脱下脏鞋子洗了把脸，但是我们何所惧？怕文学批评家吗？怕他们会说《新群众》这刊物登些劣质、文法不对的东西吗？见鬼了，兄弟们，街边杂志架上满是文法高雅的垃圾文献。”当然，这样的话语可能会让作家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敬而远之。让他们疏远共产党的是一位作家所谓的“将无产阶级理想化的情怀，单调地弹奏没有感情的琴弦，敌视关注其他阶层的思想观念，看不上经过特意调节的写作和批评，回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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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反映出共产党在面对作家与知识分子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迫切地想要用到他们，却又无法维系能够留住他们的氛围。戈尔德本身是文人，他的文学风采使得一些文人还愿意徘徊在共产党旁边，而他有时也为党内同志对于作家的态度深感焦虑不安。他有一次承认，知识分子太常被迫自认为是革命运动的局外人，“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与“浑蛋”等同，在美国的共产党圈子中的确有此现象。党内有些人在内部派系斗争时也会利用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敌意作为武器：约瑟夫·弗里曼（Josepf Freeman）在20世纪20年代时有一次党内斗争，有一派人竟然散布谣言，说另一派人是大学生、资产阶级与犹太人。这样自然产生了严重后果。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是无党派都市大报的记者，他曾严肃地指控托洛茨基：“我从来就不喜欢像他这样的都市知识分子，他们把每一个有关人的问题都简化成为三段论逻辑，而他们自认为在推论上自己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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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位左翼作家来说，一定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大家都接受党的教条而承认知识分子以及造就出知识分子的机构都是不好的。多斯·帕索斯在“一战”期间曾写道：“我认为我们都是虚假的革命家，我们在茶桌上谈革命信念与激进主义，但是却都是花拳绣腿而已……我真希望取缔这些误导年轻人的大学，以及相关的中产阶级虚矫文化。”吉纳维芙·塔格德（Genevieve Taggard）说道，在革命的紧迫任务之下，作家都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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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实际的人才能搞革命，如果想要组织战斗部队或是采行某种体制改革，却碰到一个两眼茫然不知所措的文艺青年，着实令人愤怒。如果我负责一场革命，我会把艺术家都赶走，我只相信务实的事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自己就是艺术家，我像任何一个小孩子一样知道母亲何时在忙、我不应打扰，所以我不想成为革命大业的绊脚石，我只希望革命成功，我可以安静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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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作家参加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反对资本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对于艺术文化的不敬与压迫。但是无论对于生活的体制怎么抉择，总是有一个实际的事情挡在前头，那就是我们到底要资本主义式的工业化发展，还是要共产主义者所讲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追求个人的成就，还是组成一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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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政府发行了一种没有任何担保、不能兑换黄金的绿背纸币。战后，绿背纸币贬值，政府为收缩通货，立法以100：80的比例将绿背纸币兑换为美元。因为这项政策可能令负债农民破产，遂遭到大量农民抵制，部分农民与工人还联合成立了“绿背纸币党”（Greenback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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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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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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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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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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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是我们所能从事的最重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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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谈到美国的反智传统，一定要注意到美国历史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始终极度注重平民教育。从以前到现在，很少有人会真正怀疑美国人的这种信念。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曾对19世纪的美国做过研究，他认为“教育就是那时的信仰”，虽然他随后补充，美国人对教育的期待和对宗教的期待一样，希望它能“很实用，有收益”[1]。近代以来，美国是第一个效法普鲁士建立免费基础教育制度的国家。美国最早的法律就曾规定，政府要拨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建立学校。美国的学校与图书馆快速增加，证明他们很重视知识的传播，而不断增加的学院（lyceum）与“肖托夸运动”（Chautauquas）[*]显示出这股对教育的热忱会延续到成人终身教育之中，而不会随着学校教育结束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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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美国的政治人物就坚持教育对于一个共和国的重要性。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词中力劝国人设立“可以普遍散播知识的机构”。因为这个新的国家体制需要公共意见的参与，华盛顿认为“开启民智是很重要的事业”。1816年，年老的杰斐逊警告国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散漫无知，国家就没有未来可言。”当1832年林肯总统初次踏入政坛从事竞选活动时，他告诉选民，“教育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所能从事的最重要之事”[2]。对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童来说，林肯总统躺在一堆柴火前就着火光读书的景象深深印在他们心中（我相信，我们之中没有谁不曾好奇过他当时到底正在读什么书）。在各种场合中，很多演讲者、作家与编辑都习惯在发表长篇大论时先说一下教育的重要性。一位中西部小镇的编辑在1836年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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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现在这个坚固的社会结构有一天会瓦解，欢乐的阳光……会变得暗淡，那么这一切都是由于民众的无知。如果我们可以一直团结下去……如果我们希望土地不受独裁者的践踏，如果我们希望幸福的日子一直持续，如果你想要太阳永远照耀着我们每一个自由人的脸庞，就请好好教育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儿童。只有这样才会让想独揽大权的暴君害怕，才能让受压迫人民的能力得到解放。因为只有智慧才能成为支撑民族荣耀的梁柱，唯有智慧与道德才可让这些梁柱免于倾圮覆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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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过去的一些言论转到今天的现实状况，我们一定会讶异，很多人都在批评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对教育怀有热情了。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漠不关心——老师薪资低、教室爆满、在同一时间安排两堂课、教室破旧、设备老旧以及其他种种衍生出的问题，例如过度重视球队与乐队、不良学区内的破烂学校、对学科程度要求过低、忽视重要科目的教授与忽视资优学生等。[4]有时候美国的学校似乎被运动与相关的商业化活动、媒体的批评所主导，这样的情况还蔓延到了高等教育中，最糟糕的例子是俄克拉荷马大学校长竟然说他想办一所以橄榄球队为荣的大学。有些最终极的教育价值似乎永远和美国人擦身而过。美国人每年花很多钱与力气把子弟送进大学，但是这些年轻人到了大学后，似乎连对阅读都不太提得起劲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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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公立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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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在口头上一再夸耀我们的教育体系，但是尽责的教育人员一直都知道，这个体系有若干严重的缺失之处。历来诚实检讨教育制度的书籍对目前的一些教育观察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他们只知沉湎于过去的一切，可就现在看来，过去也没有那么美好。这些检讨教育的文献是由一群令人敬佩的人所撰写，其中包含尖锐的批评与沉重的抱怨。美国人愿意设立公立学校制度，却吝于对该制度给予足够支持。他们愿意紧跟广泛传播知识的世界潮流，但是却聘用一些不适任的老师，并给他们车夫一般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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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改革推动者的历史，其实就是他们对抗不利教育环境的历史。教育领域的书籍里常提到种种诉求，就如同清教徒讲道时的诉求一般。教育改革的文献充满抱怨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任何想要进步的人都会抱怨，但在这种抱怨之下还潜藏着一股几近绝望的暗流。更有甚者，这些抱怨不单存在于偏远西部，或是密西西比州的最深处，同时也在马萨诸塞州出现。马萨诸塞乃是公立学校系统办得最好的地方，在美国各州中一向以办教育闻名。但是在1826年，马萨诸塞州的教育改革者詹姆斯·戈登·卡特（James Gordon Carter）发出警告，如果马萨诸塞州议会不改变政策，其公立学校制度在二十年内就会瓦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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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教育局局长霍勒斯·曼（Horace Mann）在1837年对他辖下全美最好的公立学校系统发出了一番警告，很有启发性。他说：“学校的房舍太小，且区位不佳；而学区教育委员会为了省钱，没有让教科书统一化，导致一个课程有时候要用到八种或十种课本；学区教育委员会成员薪资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如果社区中有一部分人不关心教育，自然就不会为学校付出任何努力，而有钱人早就对公立学校失望透顶，送子弟去私立学校就读了；很多城镇的学校不能达到州政府对于学校管理的要求；公立学校普遍缺乏合格称职的教师，但是现任的教师无论多么不适任，得到的评价却是‘大众可以接受’；阅读课程指定书籍的难度明显需要提升；在过去的一代里，学生的拼写能力退步了；我们学校阅读班的小孩十二个里有十一个根本不理解他们读到的字词是什么意思。”因此，他生怕“学区教育委员会不尽责、老师不称职、社会大众不关心这三方面的问题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直到有一天公立学校系统整个瓦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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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持续不断，从新英格兰蔓延到了全国各地。1870年，美国正处在中学教育大改革的前夜，威廉·富兰克林·菲尔普斯（William Franklin Phelps）时任明尼苏达州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出任全国教育协会会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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