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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读本收入了一些富有格调的内容,足以证实这样的情结是存在的。华兹华斯(Wordsworth)作品中的反智诗句在19世纪上半叶很出名,而爱默生的反智诗句则在下半叶很出名。1884年的一本五年级读本收录了爱默生的《告别》(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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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嘲笑人们的知识与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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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嘲笑高等的学府与那些饱学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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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上帝在伊甸园见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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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知识才想要躲躲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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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识带来的快乐存在偏见,反对学童阅读小说的告诫与教诲也被反复重申,甚至有时有人会提出,为了消遣与愉悦而阅读不是好事。“看书时把书翻坏或是拆散就是糟蹋书,但是为了愉悦而看书就是对书的误用。”埃尔森密集分析了这些课本后,下结论道:“反智在美国文化中不是新的东西,它深深埋藏在教科书中,从开国以来学童就在一代代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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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有时很重视艺术,但是这并不能补偿其对于智识的贬抑。当大家在讨论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国家文化纪念碑与作品,或是在弘扬美国本土艺术时,无可避免地会谈到音乐与美术。对于编纂教科书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艺术家的作品内容,而是他的艺术生涯,因为这可以证明他是个勤奋努力的人。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就被描绘成童年非常穷苦的少年,买不起画笔,只好从猫尾巴上拔毛做成笔来画画:“我们可以看到,凭借努力、天赋与毅力,一个美国小男孩终于成为最著名的画家。”但是,学习艺术虽然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性格,可同时也有其危险。18世纪英国道德主义者汉娜·莫尔(Hannah More)留下的一份文献载明:“在所有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崇仰艺术的其实是陷溺于女色的根源……过度崇仰艺术导致腐化,腐化使得国家衰退,因此崇仰艺术就是国家行将瓦解的确切前兆。”意大利总是被拿来作为例子:正是它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导致整个民族的性格落入遭人非议的地步。需要提到的是,欧洲人常常批评美国文化,于是美国学校的读本日益重视普及美国艺术与文学发展的状况,以此回应这些批评。因为艺术与民族荣耀有关,且被视为一种工具,所以至少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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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学校读本对于小孩有多大影响。但是任何接受书中观点的小孩,都难免会以为学术与艺术不过是欧洲那些较不稳定社会的装饰品,认为艺术是为了民族主义服务的,完全从它对性格的影响来看待它的价值。如同埃尔森所言,这样的学生将来会“更诚实、勤勉、有信仰与有道德。他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公民,不会受到艺术与学术这些东西的坏影响或是失去男子气概”。所以归结言之,读本中有关文化的观念会使学生“将人生投入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坚强完善人格的锻炼之中,而艺术与智识只有在能带来某些具体用处时才变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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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到的学校读本的种种现象都表明19世纪的美国人有了一种更为清晰的教育信念。也许这种信念最令人感动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股坚定的善意:大家都认为教育不应该只属于一部分人,而应该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这样的决心在美国历史中成功延续了下去:学校成为普及社会与经济机会的机构。美国人不太知道教育的适当标准何在,即使他们能找到这些标准,也很难在这个国家的大规模教育体系里落实。在美国,教育的目的是教授有用的技能与提高社会竞争能力,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提高智识能力或是享受思维的乐趣这种目标就没那么清晰,且未必都得到大家的赞同。很多美国人都怀疑:像这种“高级”的教育只适合富裕有闲的阶级、贵族子弟,或是过去的欧洲社会;它的用处没有多么明显,危险却不小;如果教育太注重智识的发展,可能会带来傲慢或是孤芳自赏的心态,而这种情况通常在道德败坏的人身上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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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同情却不被尊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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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教育上不愿意重视智识的养成,这样的态度并不会因为有了好的师资而改变,更何况从来就没有好的师资。社会从来也没有重视过师资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下,要吸收优秀的人来当老师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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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任何现代社会中,老师的数目与际遇都能精确反映这个社会的本质。老师是第一个以专注于走进学童经历为己任的人,是全职智识专业的代表。学童在心中对老师的感觉与对老师社会地位的认知,都会在塑造学童的教育与知识态度上扮演关键角色。当然,这个因素在小学阶段没有在中学明显,因为小学主要是教导生活与学习上的基础,但是在中学阶段,学生在心智上会快速觉醒,开始接触智识世界。但从小学到大学的任何一个阶段,老师都不只是一位指导者,也可能是学生潜在的标杆或学习对象,学生可从老师身上得知成人世界的许多价值观。学生从老师那里习得如何思考,并借着观察社会如何看待老师而得知老师的社会地位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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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法国与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等国家中,老师的地位较受重视,老师——尤其是中学老师,在乡间很受敬重,因为他们在人格与职业上都代表着一种可以仿效的典范。所以在那些社会,年轻人愿意从事教职,因为老师的工作有意义且报酬不差。有些聪明的小孩虽然家里并没有好的智识环境,但是如果碰到留心智识、富有教养的老师,就可能受到启发。在学校里碰到好老师是这些小孩获得智识启蒙的唯一机会,但是在美国教育史上的大部分时候,中小学老师并未担负启蒙智识的责任。这些老师不但本身没有智识发展上的企图,有时甚至连教学能力都不足。不管老师素质如何,待遇低、缺乏个人自由使得老师这个行当与被剥削和胁迫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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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几乎所有的教育评论家都同意,美国的老师待遇差又不被重视。若干年前,美国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马里昂·福尔瑟姆(Marion Folsom)谈到,美国老师的薪资水准几乎可称为“国耻”,这表示“社会大众根本不尊敬老师”[15]。媒体也常常提到这种状况。例如有人报道,密歇根州有个城市的老师年薪竟然比收垃圾的清洁队员还少四百美元。另外,佛罗里达州的一群老师向报纸投诉,州长私人厨师一年的薪资是三千六百美元,比州内许多拥有大学学历的老师薪水还高。[16]美国老师与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的绝对薪资(薪资购买力)高于欧洲老师,但是薪资水准在社会中的排名却低于除加拿大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1949年,美国老师的收入是国民平均所得的1.9倍,而英国是2.5倍,法国是5.1倍,西德是4.7倍,意大利是3.1倍,丹麦是3.2倍,瑞典是3.6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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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这个职业在美国的地位比在其他国家都低,比美国的各种行业更是低得多。迈伦·利伯曼(Myron Lieberman)指出,美国教师的特色就是他们多半出身于中下阶层社会的顶部。上层社会与上层中产阶级这两个部分的人都不会想去当老师。而当老师的人常在学期中,尤其是暑假时,找副业以弥补生计。这些副业通常都是较低级的工作,例如餐厅服务生、吧台服务员、管家、清洁人员、农场帮工、赌场帮工、挤牛奶工或是任何杂工。他们出身的家庭通常是低阶或是中等家庭,而家中的读物多半限于《周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或是《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之类。[18]对多数的教师而言,虽然工作收入不算高,但是比起他们父母辈的经济地位来说已经是某种进步了,而且他们的小孩也会活得更好,因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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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黑板丛林》(The Blackboard Jungle)一书揭露了教育界的弊端,美国城市中的一些破败区域也有很糟糕的学校,但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美国中学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还不错,尤其是与中产阶级或是上层阶级学生的关系,他们是学校的教育焦点,一般来说较受老师宠爱,即使能力与中下阶层家庭学生一样时也是如此。可是有趣的是,美国的青少年一般都同情他们的老师,而不是尊敬他们。青少年们知道老师待遇不好,都认为应该给老师加薪才对。因此,较积极、能力好的青少年都知道教书是没前途的,他们不会走这条路。[19]于是,老师这个行业就一直难以吸引最好的人才,因而持续平庸下去。而如果在学生心中,老师和他们的收入代表着智识与其所获得的报酬,那么老师们的表现与社会给他们的待遇不啻让智识这个东西失去了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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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师们的艰苦处境早在美国立国时就存在了。美国人对教育的热忱从来就没有高到足以大力支持老师的地步。这一部分得归因于英美传统对于老师的态度一向是无法与欧陆国家相比的。[20]不管如何,在美国总是会有缺乏合格老师的问题,而且早期美国的社会里,要找到适任的教师且能留住他们是很困难的。殖民时期受过教育的人本就很少,他们的机会很多,因此大多不愿意屈就较低的教育工作薪资。于是大家想到一些解决的办法。有一些小学干脆就由中上阶层受过教育的妇女团体来“承包”,虽然学校是私人设立,但是一部分或大部分的经费都由公家来支付。直到19世纪为止,美国小学教师的责任一直是由妇女来担负。在某些小镇里,牧师也兼任教师,或是教师兼任小镇各类的行政或教会工作。也有的情况是,既然不可能找到永久性的教师,那就把老师工作给一些立志要成为律师或是牧师的年轻人作为暂时的寄居之处。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找到优秀的年轻人来教书,但是如此一来又造成一种印象:教书不过是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暂时栖身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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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况下,长久待在教师行业的人就被看成没有大志或是能力不足无法跳槽。也许只有坏事能传千里吧,威拉德·S. 埃尔斯布里(Willard S. Elsbree)的书《美国的老师》(The American Teacher)里记载的尽是杏坛丑闻:酗酒、诽谤、亵渎、互相诉讼与外遇出轨等事。[21]既然老师难找,殖民时期就出现了“契约工教师”这样的情形。1725年,一位特拉华州的牧师指出:“每当一艘船载着新移民从欧洲来到美国时,一些殖民地的人就会说,让我们过去买一位老师来吧!”1776年,《马里兰报》(Maryland Journal)有这样一则广告:有一艘船刚从爱尔兰来,船上待出售的有“各种爱尔兰货品,其中包括老师、猪肉、牛肉与马铃薯”。大概同时间,康涅狄格州的报纸有广告悬赏缉拿“一位逃跑的老师,浅色皮肤,短发,皮肤和腿有毛病”。残障的人因为找工作不易,所以常常就当了老师。1673年,纽约州首府奥伯尼(Albany)在三位教师的阵容外又雇用了一名面包师傅任教,理由是“他的手受伤了,无法做面包了”[22]。虽然这样做是出于一种错付的好意,然而到底还是真实反映了美国缺乏合格老师的窘境。只有马萨诸塞州因为历来是全美受教育者比例最高的州,所以有许多大学毕业生会先去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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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能力强、乐于奉献的老师偶尔还是会有,但是不胜任者实在太多也太明显,以致老师的社会形象都是由他们决定的。一位观察者在1725年说:“真相乃是,教师的学校与老师形象实在太糟,连大众都认为小孩子应该由自己来教。”[23]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至19世纪,当时留下这样一则报道:“这个人的身体实在残疾到无法从事任何劳动——他跛脚、太胖、没有力气、得了肺结核、病恹恹的或是太懒根本不想工作——唉,他们经常从这类人中挑选学校老师,把他们丢到教小孩的岗位上。”对于这类老师,人们有一系列刻板印象:独眼或是单腿老师、牧师因为爱喝酒被逐出教会而改行的老师、跛脚老师、该去当小提琴手的老师,以及“周末喝醉酒因此周一处罚全班的老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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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上下,凡是有心的教育专家无不担心老师的素质。卡特在描述1824年马萨诸塞州的学校状况时说:[25]男性教师可分成三类,一是认为教书好混,比一般工作轻松;二是受过良好教育者,将教书视为过渡性工作;三是那些没有才能、无望成功或是在其他行业混不下去的人——有句俗话说:“如果一个年轻人的品行不至于糟到被抓去坐牢,那么他就应该够资格当一个学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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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 Caldwell)对于该州老师的素质愤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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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人极度懒惰,成为他周遭之人的沉重负担,那么有一个方法可以摆脱他,那就是让他去当老师。大家都认为,教书是除了发呆以外最轻松的事。如果有一个人将家财挥霍殆尽,或是因行为不检点而陷入债务,那他随时可以来教书,因为这是最不需要任何技能的事,他一定可以胜任。有没有人因为酗酒或做尽坏事而快要毁了他自己?不会的,他可曾为触犯法律而悔过,并从监狱里出来了吗?虽然他没有品行,也不被人信任,但是他可以到学校教书带小孩子,因为只要他有意愿,只要他会读会写,会解数学平方根,我们就承认他会是个好老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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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国小说里对老师的描写,不正和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小说《沉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里描绘的那位“鹤人”伊卡博德·克兰(Ichabod Crane)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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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鹤的绰号对他来说还挺合适的。他很高,但是极瘦,窄肩,长臂长腿,手伸出袖外很多,腿像铲子似的,整个人的骨架像是要散掉一样。他的头很小,前额很平,大耳朵,绿色的眼睛又大又清澈,鼻长而尖,头像是挂在脖子上随风摇晃。如果他迎着强风走在山坡上,衣服随风飘动,我们会以为他是精灵或是玉米田中的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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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笔下的鹤人不是坏人。他游走各家,打杂工,挣饭钱,尽可能让农民们觉得他好相处,尽量帮忙农事,照顾儿童。在妇女面前他也有些地位,因为与她们常碰见的土包子比起来,他算是读过书的人。但是这个“有点儿狡猾又有点儿可信赖的奇妙之人”,男人都看不起他,而他们却认为他可以做村中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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