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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检视新教育提倡（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成功实行了）的“改良后”的课程内容与范围，就可以知道，新教育想要教育出“完整的小孩”（the whole child），也就是想塑造受教育者的品行与人格；我们还可以知道，新教育并不想让小孩被这个满是生产、竞争、野心、职业、创造和分析思考的世界所限制，他们想帮助小孩了解消费与休闲、愉悦与满足的世界——简言之，就是让他们以优雅得体的姿态变得被动和懂得享乐，用那个关键的词来说，就是“适应”。在这个世界里，重要的不是了解化学，而是知道哪种洗洁精较好用；不是学习物理学，而是学会开车与保养车；不是通晓历史，而是明白地方上的天然气工厂如何运作；不是熟悉生物学，而是知道如何可到达动物园；不是阅读莎士比亚或狄更斯，而是懂得如何写一封商业书信。新教育不把消费与个人生活品位等事留给家庭或是其他机构，而是把家庭的生活或事务转变成仔细研究的目标，有时还会令人不适地重新评价它们（例如“我家怎样才可以更民主？”）。一位新教育的提倡者说，他希望小孩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能够坦然问出以下的问题：“我怎样才可以更健康？”“我如何才可以更漂亮？”“我怎样才可以交更多的朋友？”“我的休闲嗜好如何才可以让我更成熟？”[38]学校教授的东西应该符合青少年的兴趣，包括电视与媒体灌输的兴趣。举个例子，纽约州某个地方从七岁到十岁的学生都要学一门“家庭生活课”，这门课程包含以下主题：“如何做个好学生？”“如何当保姆？”“如何融入团体生活？”“如何建立人缘？”“如何处理粉刺？”“如何整理自己的卧房？”等等。八年级的学生会碰到这样的考试题目：“只有女孩才用除体味的芳香剂吗？”“肥皂可以用来洗头发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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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教育中的生活适应运动已经过了最顶峰的时期，渐渐走下坡路了。这里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美国社会中，中学教育的角色已经发生了长期性的改变。马丁·特罗（Martin Trow）指出，美国的中学教育“起初是精英式的，完全是为进入大学做准备；后来公立高中大量出现，变成了一个大众化国民教育的终点站；而现在高中正在经历第二次转型阵痛，要成为大规模的大学预备教育阶段”。[40]新教育的倡议者当初要改变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且现在也不再有一大群“需要被解救”的学生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高中生的父母都没上过高中，而且很多是刚移民到美国，也不会英文，所以他们就只好被动地接受新教育拥护者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今天，高中生的父母亲至少也有高中学历，还有一大群学生家长是大学生，而且很关心教育问题。这些家长对于高中教育应该怎样、对于智识文化，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对新教育提出的方案不会照单全收；同时，还有很多人赞成对新教育理念日益增长的批判，其中以阿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与莫蒂默·史密斯（Mortimer Smith）为代表。更且，高中现在已不是上一代时那样的教育终点站了。由于一半的学生要继续读大学，加之以前高中教育可以满足毕业生成为一般白领阶层的需要，但是现在恐怕要有大学学历才行，所以高中教育的理念与课程需要调整。于是家长都担心自己学区的高中质量不好，会影响小孩进入好大学的机会，因此纷纷向学校施压，逼学校提高课业要求。最后，苏联发射卫星的事情促使那些主张提高学业要求的人加快了行动脚步，他们认为美国正在与苏联进行一场教育竞赛。这些年，这种声音开始取得成果。但是当初生活适应教育运动背后的理念并没有完全从教育界或是这个社会消失。在职业教育领域，行政部门和师范院校仍然充斥着大量对追求学业成绩毫无兴趣的人。想象一个刚上台的执政党，它的所有政策都要靠行政系统来落实，但是这个系统中却满是态度坚决的反对党，这个执政党可谓步履维艰。而美国教育界的情况，现在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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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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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他们将面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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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杜威的教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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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政策在理念上有两个支柱：运用（也可能是误用）科学发现，以及杜威的教育哲学。但在这两个理念中，杜威的教育哲学较为重要，因为他的教育观本就包含一种科学能启发教育思想的信念，除此之外，它还给予教育者一种包容与体谅的世界观，使他们可以尽情发挥博爱的精神，实现以教育促进民主的热情。杜威的贡献乃是他有一种对儿童的新看法，这种看法在19世纪末逐渐流行；他把这种看法与实用主义哲学以及社会日益增长的改革需求相联结。由此，他在这种新的儿童观与新的世界观之间建立了一种令人满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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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关心新教育的人一定知道它与杜威思想间的关联。在研究反智问题时讨论这个，可能就会被认为是要把杜威归类为反智人士——但是杜威一直宣扬应该教导儿童如何思考，所以这样看待他实在是不对的。这样做还可能被人认为是要把教育失败的责任推给他——这好像是无可避免的推论——但是我提到他的目的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要检视过去存在的一些观念与想法，而杜威乃是这些想法最有影响力的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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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想要讨论这些想法的局限与对它们的误用，但我并不是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和谴责进步主义的教育思想。根据克雷明的出色研究，进步主义教育包含几股思想与倾向在内。虽然在这种思想的外围，一些极端分子的言行对它的形象造成了些许伤害，但是总的来说，进步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好的，而且很重要。今日，部分因为保守派对进步派理念的曲解，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保守派教育理念的缺失与自满：它如何接受甚至鼓励儿童在教室中被动地面对教诲，它如何赋予老师以过多的权力，它提倡的学习方式如何依赖死记硬背。而进步教育最大的优点在于它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它想激发学生的兴趣，它想要利用学生需要活动的心理，它在关注老师与教育者的心态时能充分考虑到对方的自然特质，它研拟出的教学法使得老师不致享有过多权威，它还尝试开发儿童的表达能力与学习能力。它最大的优点乃是：在教育这个领域中，大家认为所有的好方法都已经被发掘了，但它还是在不断尝试与实验新的方法。例如在一个实验性质的学校中，挑选出一些学生及老师，引发他们对于教学与研究的奉献精神与热情，然后我们就可能看到了不起的结果，过去很多进步主义的学校都做过这种事，现在也还在做。[1]但是很不幸，不管实验结果多么令人鼓舞，我们都无法普及推广，因为它是在特殊情境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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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的价值在于它的实验性与对儿童所做的诸多研究。它的缺点则在于它努力地想推广它的信念，想将其一般化，却无法估计实验项目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最重要的是，它倾向于改变既有课程体系，特别是在中学教育中，因为这方面越是需要复杂的、有组织的研究项目，课程问题就会变得越严重。迄今为止，我一直避免提及“教育中的进步主义”这个表述，而是以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名词“新教育”来称呼。“新教育”是指将某些进步主义原则熔铸成为一个信条，并希望把这个信条落实于大众教育之中；把对孩童教育的实验成果扩大适用于所有年龄的国民教育规划上，最终的目标是以进步主义之名批评现行课程与博雅教育。这个过程从头到尾都在援用杜威的教育思想。他使用的名词与观念很明显地出现在1918年的《教育基本原则》（Cardinal Principles）中，出现在新教育后续的每一份文件中。人们赞扬、引用、重复他的话，讨论他的观念，甚至有时还阅读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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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常认为杜威遭到了误解，而且很多人反复指出，他迟早得出来抗议某些以他的名义施行的教育措施。也许杜威的本意被经常性地、广泛地曲解，但是说实话，他的文章的确很难懂。他写作的文章极度模糊，解释空间很大，威廉·詹姆斯曾说他的文章“很糟糕，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他的文章读起来就像是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使读者觉得好像一个无法接触到的地方有着什么很震撼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是又无法确知是什么事。杜威的文字表述令人难以理解，而这种风格最极致的情况竟出现在他最重要的教育理念著作中。这不禁让人怀疑，他在教育理念上的影响力之所以这么大，部分原因可能是大家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不少教育思想学派都在打着他的旗号，但其实他们可能只是自以为是地在诠释他，或是假借他之口而已。因此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结论：杜威的著作被广泛地，尤其是被那些反智的新教育主张者误解与误用了。不过，似乎更公允的说法是，即便是生活适应教育运动的主张者，也是经过仔细和正确地解读杜威的作品之后，才引用他的。克雷明曾说：“不管从杜威的《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到生活适应教育运动的思想线索有多么曲折隐晦，这条线索还是可以画出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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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条关联线索事实上是不应该如此隐晦的。文章风格带来的缺点很少属于“纯粹的”风格问题。比杜威的文章被他的狂热粉丝们扭曲更有可能的是，他的思想有内在的模糊与断裂，以致产生了解读上的困难。而这些断裂与模糊又代表着我们的教育理论与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困难与未能解决的问题。不管有没有杜威本人的背书，他的粉丝们对他的思想所做的诠释与引申，都是为了批评教育上“领导”与“指导”的观念，批评文化与思辨的价值，主张自发性、民主与实用性。就这一点，他们其实是将政治上的平等思想、宗教上的福音主义与商业上的实用主义应用到了教育领域。在检视杜威的思想究竟如何产生这些影响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种思想的内容本身以及产生它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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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教育重新建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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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理论是他整体哲学的一部分，而这个教育理论的目标内含高远的抱负。首先，他想发展出一种与达尔文主义相契合的教育理论，着重于培养学习者的智慧，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他生于达尔文《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问世的年代，而且求学于进化论风行的时期，当然会觉得现代教育应该以科学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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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杜威认为，所谓学习者，乃是学习以他的心智为工具，去解决身处的环境给他带来的各种问题，因此他提出教育就是学习者的成长。他认为，现代教育体系必须在民主、科学与个人主义的时代下运作，所以教育一定要符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尤其重要的是，教育一定要先清除基于往昔前民主时代与前工业时代的旧观念，那时人们认为，知识就是对永恒真理的沉思，是有钱有闲的贵族干的事。杜威认为，他与他同时代的人应该试图超越过去留下来的二元对立看法，这其中最主要的乃是“知”与“行”的对立。他认为，所谓的“行”，其实包含了“知”，但不是像他的对手所说的那样，“知”从属于“行”，而且不如“行”重要——杜威认为，“知”本身就是一种“行”，而“行”乃是获得与应用“知”的其中一种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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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想要找到民主与进步的社会所需的教育制度。现行社会的缺点就是照着现有阶级来塑造儿童，那么如何才能让这种情况不再一代代延续下去呢？如果一个民主社会真的想要增进所有成员的福祉，它就必须有特别的教育体系，在人们小时候就要让他们能够培养能力，而且教育不能只是把现行社会的特质复制到他们身上，而是要学习如何改善它们。因此杜威把教育看成重新建构社会的一个主要方式。简单来说，如果要重新打造社会，我们一定要找出儿童如何才能对此目标做出贡献。但是杜威认为，除非实行以下改革，否则这个目标便难以达成：儿童一定要被放在学校教育的中心位置，老师和传统课程的权威要让位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成年教师的温和指引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推动学习进步，也有助于形成一种适合从事社会改革的性格与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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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无疑是对杜威理论的过度简化式描述，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知道他是如何阐述他的问题，以及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儿童身上。我们不妨从这里开始讨论他的理论，因为儿童这个概念乃是新教育的核心；对于新教育而言，儿童这个概念并不单纯只是一个智识上的概念，它是一系列情感承诺与要求的焦点。对于这个概念，我们稍后必须做详细的考察。杜威与他同时代的人为儿童这个概念赋予的特别意义，后来被新教育潮流采用，而它确实是比后达尔文时代更具浪漫与原始的色彩。杜威及他的跟随者想要破除先前提及的二元对立现象，但是现在这个儿童的概念与儿童自然成长的假设让他们更难办到这件事了。而且，尽管杜威不断地极力澄清，但这种概念也使得儿童的核心地位难以与诉诸权威与秩序的教育手段相调和，事实证明，这种手段仍是必要的。最后，因为儿童形象周围笼罩着圣洁的光环，所以我们很难现实地讨论民主在教育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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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了解杜威及其同时代的人如何充满感情地看待儿童教育的问题，就必须回到20世纪初的智识氛围中，那个时代，人们正着手改革美国的教育。当时在美国及欧洲，大家都突然对儿童教育产生了兴趣，而且专业教育者也有了心态上的转变。1909年，瑞典女性主义者埃伦·凯（Ellen Key）出版了著名的《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代表了那些觉得儿童已被重新发现的人们心中的期望。慢慢地，这种态度变成了潮流。1900年，佐治亚州公共教育部门的主管在全国教育协会的年会中递交了这样一篇文章：《这个小孩会成为什么样子？》（“What Manner of Child Shall This Be?”）。他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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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我不会在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伟大改造中寻求答案。我不会说是印刷术、望远镜、蒸汽机、轮船、海底电缆、电报、无线电、电话、照相机等。我也不会说是太阳系某一颗新行星的发现，或是大幅促进医学检验技术的X光机等。我更不会说是那些节省大量人工的机器发明。我会略过以上这些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毫不犹豫地宣称，对儿童的重新发现与重视乃是这个行将结束的世纪的伟大发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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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明他认为“发现儿童”现象的重要性后，这位教育官员总结了这个世纪以来教育进步的情况：教育从本是“少数贵族群体的专利”变成了“民主的广大群众们可拥有的权利”。美国的小孩子们已经有了机会的平等，现在更进一步的改革正在路上。“我们美国人已经发现旧的教育制度并不适用……我们已不再强行将小孩塞入教育制度中，而是让制度配合小孩的需要。”他采用了宗教的意象，把老师比喻为耶稣，因为他们将小孩从裹尸布与死亡之火中解救出来，就像耶稣当时让拉撒路复活一样，让小孩子们可以继续成长。他充满信心地预测，未来老师的角色还会更重要，因为他们要拯救神创造的最天真的儿童。“过去评判老师的能力高下，端视他能否教导出聪明的小男生和小女生而定。而现在则是看他能否教好迟钝或是有障碍缺陷的儿童。在世界教育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老师的教学能力并非以对资优生的教学效果衡量，反而是以对最差学生的启迪能力来看的。”[4]于是新的教育方法就变成了精通“天才与放牛班心理学”。当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与对学校制度的改善已充分到使得教育系统能够触及与启迪每一个儿童，美国生活的“最大欣喜”就到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启迪每一个儿童，使他们在未来能对我们的民主做出经济、智识与国力方面的贡献，那就是我们成就与喜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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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话是由一线教育工作者而非学者所说，我详加引述，是因为它们总结了那时的若干教育理念。这些理念反映出“新教育”所具有的基督教情怀与仁爱、“新教育”所认为的儿童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教育成果上民主与机会的重要性、对迟缓儿教育的重视、对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研究的乐观、相信教育就是教导如何成长，以及相信教育经由教导出能自我实现的儿童，会有助于民主制度的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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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佐治亚州的教育官员可能读过这方面专家的著作，因为他对于儿童的看法与当时这些专家的看法一致。杜威博士那时四十岁出头，刚开始讨论教育，当然就是所谓的专家之一；但是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在他之前的两位当时更有影响力的前辈的说法。他们是教育家弗朗西斯·韦兰·帕克（Francis Wayland Parker）与心理学家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杜威认为帕克是进步教育之父，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非常有成效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学校主管。19世纪70年代，他改造了马萨诸塞州昆西（Quincy）的学校体系，即使以最传统的教育理念标准来看，他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久后，他接任芝加哥库克县师范学校校长，在那里他发展出了更全面的教育理论与教学技巧。由此，他为杜威立下了一个典范，因为杜威在1896年创设他自己的实验学校前，很欣赏库克县师范学校。帕克同时也为赫尔立下范本，后者每年固定去参访他的学校，“以便时时跟得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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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帕克的教育理论所使用的概念太老派，跟新潮流不合。例如，他的概念都属于达尔文理论出现前的时期，缺乏复杂的功能心理学（functionalist psychology）元素，而后者正是杜威理论能广泛吸引人的原因。帕克关于儿童的理论虽然大部分师承自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Friedrich Froebel），却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儿童是神的创造物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小孩是什么？”那我们要先了解上帝。“上帝把他的神性放在儿童身上，而且……小孩透过追索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来寻求真理，而这个神性就显现于这个追索过程中。”他也认为，“儿童许多自发性的行为倾向，其实就是天生具有的神性的痕迹。”他呼吁老师们：“我们在这里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试着去了解这些行为倾向，并让它们继续发展下去，跟随着自然而行。”如果儿童带有神性，而且“代表了过去历史的果实与未来世界的种子”，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任何教育措施的重心都应该放在儿童身上。”帕克关心儿童自发性倾向，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们可以大胆猜测，部分原因乃在于他认为儿童对各方面都非常好奇，对什么事都表现出自然而然的兴趣，好像天生就是一副科学家、艺术家与巧手工匠的样子。因此，帕克推出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程规划，完全不同于之后的进步教育，他甚至相信，小学的每一年级都需要教文法，因为他认为小学生应该要“完全掌握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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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稍后的杜威一样，帕克也强调学校应该像一个社区：“学校应该像一个模范家庭、一个完整的社区，以及一个民主团体的雏形。”如果学校这个机构经营得好，它可以帮助我们达成改造儿童的非凡目标：“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可以拯救每一个小孩。”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在心里记住：“靠着美国中小学的教育，我们等待着世界的重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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