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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杜威的教育思想中有一种隐约的乌托邦色彩——很多教育理论家认为，这种乌托邦色彩很吸引人。杜威的乌托邦思想并非立基于对一种理想教育制度的想象。他当然不会笨到替一个现在已经成型固定的社会擘画一幅蓝图，而考虑到他理论的要旨是“教育即成长”、不断地成长，他当然不会赞成所谓蓝图的存在。他的乌托邦思想是在方法上的：他认为那些传统的二元对立并不是真实社会的属性，需要改正或消除掉，而是以往对这个世界错误的看法所导致的。仅仅想办法消除这些对立观念是不够的，人们可以通过在更高层面上将它们统一起来，从而彻底克服这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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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杜威呼应了他之前很多美国思想家对历史的看法。他的语言显示出，他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充满了错误，需要被改正。要让现在的任何一项事业成功运作，就需要改正过去残留的缺点，教育就是这样。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有一段隽永的话：“现在并不只是过去之后出现的时间而已……它是将过去抛在脑后的生命状态。”因此，研读过去的文化产物无法帮助我们了解现在。重要的是过去的生活本身，虽然这些文化产物是关于这种过去生活的印记，但是这个印记是死的——而完美的生活本身正是超越过去生活的过程。“对于过去及其遗产的了解在当下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反之则不然。”因此，如果教育的主要材料是对过去的研究，就会使现在与过去失去关键的联系，“而且会让过去与现在对立起来，让现在变成对过去的无谓模仿。”杜威于是提出了最关键的论点：“这样一来，文化就成了一种点缀和慰藉，一种避难所。”[43]它将因此失去改造的能力，失去改善现状与创造未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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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要再度把焦点放在儿童身上，因为儿童是走向未来的关键，儿童可以把这个世界从它沉重的过去中解放出来。但是首先儿童本身应该得到解放——而只有在一个适合的教育体制下，他们才能真正得到解放——摆脱这个世界的压迫，摆脱文化中的陈腐之物，摆脱社会对于学校体系的限制。杜威本人很现实，他明白，以儿童自发的学习兴趣与冲动来指引教育过程，是有局限的。但是美国的教育者恰恰就对这个学习兴趣与冲动感兴趣。杜威要把儿童从历史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好让儿童可以用新的方式来面对过去的文化，美国的教育者因此认为他是在贬低过去的文化，斥其为装饰与慰藉“产品”，认为他的理论是为了开创一种解放儿童、使他们获得自由与充分成长的教育计划。杜威的理论将儿童放在教育的最中心，将教育视为无止境的成长，他主导了美国对教育目标的讨论，可即使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来澄清，他还是挡不住别人误用他的理论所造成的反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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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弗洛伊德一样，杜威将社会教化年轻人所用的规则、禁令与习惯等，都看成一种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束缚。但是杜威的立场比弗洛伊德稍微乐观一些。弗洛伊德认为，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会阻碍自然本能的发展，是无法避免的悲剧。而杜威认为，社会毁了儿童“韧性”与“自由”的特性，这些正是他们改变现存传统的力量来源。教育以其“傲慢强制、钻营贿赂、僵化死板的方式，扼杀了儿童鲜活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已经成为“剥削无助年轻人的一门艺术”[44]，而教育本身则为社会所利用，以扼杀其自身内推动自我改造的能力。对杜威来说，这个世界给儿童带来了灾难，但是这个状况可以借助适当的教育过程来避免；对弗洛伊德而言，世界与儿童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虽然可以被扭转，甚至可以在细节处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但在本质上，这个对立是无法克服的障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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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个世代的进步教育实验证明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旧式教育的一些缺点被成功地改正了，但是其他问题反而被“新教育”强化。在“新教育”下，儿童对成年人独断命令的服从性降低了，但是同辈压力却成了严重的问题。老师的权威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微妙的操控手段，它要求老师进行自我欺骗，常常引发学生的怨恨。学生害怕课业失败的心理依旧存在，而教育界引入的一些原本意在消除这种心理的机制，却因为缺乏标准、不被认同，无法给学生带来成就感而折戟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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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威最后一次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里，他观察到“旧式教育机构一心想要改变新的机构，变得像它们自己一样”。他对一些进步教育做出的努力颇为满意，但也承认他的一些想法与原则后来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变质了。例如，“在师范学院等地，这些想法和原则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主题，有着死板的条条框框，学校把这些主题按照某种标准化的步骤教给学生，让他们死记硬背……”又是记诵与标准化过程！他说，这样训练老师“是用错的方法来教对的原则”。杜威最后一次郑重提醒这些学习进步教育的老师，只有正确的训练方法才能造就老师应有的性格，而不是教给他们什么课程或是标准。遵循好方法，就可能开创民主社会；如果采取“威权原则”，教育就会“扭曲和摧毁民主社会的基础”[46]。于是，人们开始寻找一种反制度的制度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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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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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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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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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社会疏离或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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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分子与主流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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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种形态的反智持续地充斥在美国生活的各个层面，但同时，智识这种东西已经有一个新的、正面的意义，而社会也比较接受知识分子了，甚至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地位还提高了。但是这种“接受”并不十分好受。知识分子早已习惯被拒绝，而且多年来他们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制式反应，就是社会对他们的拒绝会是长久的，所以很多人甚至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在此情况下最有尊严与最合宜的反应，就是保持与社会的“疏离”（alienation）。有趣的是，他们害怕的竟然不是被社会拒绝或是对他们公然的敌意，因为他们早已学会面对这些，也几乎把这个当成他们必然的命运；相反，他们害怕的是失去这种疏离状态。很多雄心勃勃的年轻知识分子最怕的是，如果他们渐渐地被社会重视、接受和任用，就只得被同化，不再有创意或是具批判精神，因此就不再真正对社会“有用”了。这就是知识分子面对的两难处境——他们固然痛恨反智，也把这看成社会的严重缺点，但是对于社会的接纳，他们却感到头疼，而且关于如何面对这状况存在很深的内部分歧。因此今日在知识分子群体内最大的争议，来自如何看待以往的疏离与现在的接纳。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问题在近年来是怎么出现的，然后再回顾一下知识界的历史地位，看看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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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0世纪50年代的普遍反智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那些中生代与老一代，并不像20世纪20年代时的前辈一样，想要对美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进行反击。相反地，即使在他们被严厉攻击与被指控对国家不忠之际，他们仍很讽刺地“重新拥抱美国传统”，连当时的麦卡锡主义也挡不住他们：人们生怕麦卡锡与他的暴民党羽会摧毁某些美国的传统价值，这正好提醒他们这些价值的宝贵。有些挺麦卡锡的著名旧式保守派参议员就被认为是美国式正直人格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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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时，代表美国知识分子立场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连续几期刊登了一个重要的研讨会“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化”（Our Country and Our Culture）的论文，以半官方的方式承认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新的心态。[1]他们认为，“美国的知识分子现在用新的方式来看待美国及其制度了……很多知识分子或写作者现在感觉与这个国家和它的文化更亲近了……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认为疏离是宿命，不论他们认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相反，大家很想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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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针对二十五个研讨会参与者，问了一些关于美国知识分子与这个国家间关系的问题，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说，他们知道知识分子与这个社会正在“和解”，而且也乐见于此。尽管他们的回答有限制条件，并提醒说不应为此过度自满，如果忽略这点，可能会夸大他们的肯定态度。但总体上，他们的答复显示出一群过去极度疏离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改变了观念。过去大家总是习惯于“加剧疏离”，但是现在多数回答者认为，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强调，疏离其实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过去有一些伟大的作家与思想家在抗议美国社会的同时，也夹杂了对这个社会的深刻认同与对其价值的强烈肯定——伟大的成就往往伴随着抗议与肯定之间的拉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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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否认，知识分子作为不顺从社会的批判者，有着根本性的价值，也没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放弃这种角色，成为社会现状的传声筒或辩护者。大家都承认，现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视他们的国家为文化沙漠，想要逃离了，他们也不再像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带着青少年的羞赧”来比较欧洲和美国。比起二三十年前的同道，现在的知识分子在美国感到更为自在，已经能接受美国的现状。有一位写道：“我们正目睹美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布尔乔亚化过程。”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改变了，这个国家也改变了，而且是变得更好。美国在文化上正变得更成熟，不再处处仰仗、受教于欧洲。有钱与有权势的人已学会接受甚至遵从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看法。也因此，知识分子或是艺术家都开始乐于在美国创作，而且在此地创作的报酬还不错。所以，有一位研讨会参与者甚至说（他起初还感觉这个研讨会是带有一点儿自满气味的）：“现在如果还宣称美国是没文化的地方，就太愚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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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同化”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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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二十五位研讨会参与者中，只有三位——欧文·何奥（Irving Howe）、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与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完全不同意《党派评论》的问卷默认的“和解”心态；第四位，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则认为一定要抗议“现在流行于知识分子之间的同化的意愿”。这四人都认为，“重新拥抱美国”就等于向目前的保守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压力投降，也无异于投向舒适与沾沾自喜的怀抱。这场研讨会的主题所用的字眼，“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化”，激怒了这四人——米尔斯说，“这是屈服于现状”，“软弱与焦虑下的顺服”，用这样的字眼简直是“想尽办法苟且地将这种投降观点合理化”。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甚至20年代时的文化争论，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做法等于是主动放弃他们曾经“被误导采取”的疏离立场，但对于稍年轻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场道德上的失败，令人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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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有人正式在《党派评论》写文章抗议当年研讨会的“主流”立场，这篇文章是时任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的何奥所发表的《这个同化的时代》（“This Age of Conformity”）[2]。他认为这个研讨会就是“知识分子向文化妥协时步调不一的一个表征”。他说，“晚近的资本主义已经替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荣誉位置”，所以他们并不反抗，而是乐于选择“投入祖国的怀抱”。“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同化派’。即使有人还想要坚守立场，他们批判的力道也变得“温和、负责且驯良”。大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大学数量剧增，让知识分子被卷入现在的经济体系中，由于冷战以及国际情势的影响，这个体系永远都将是战争经济。“因此智识上的自由在美国社会正受到严重破坏，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站起来坚决捍卫他们的言论思想自由权利，而往昔这个权利正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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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奥对这种归顺与同化现象的攻击其实渊源久远，它来自波希米亚人群体。法国小说家福楼拜（Flaubert）曾说，波希米亚“是我们这类人的故乡”，而何奥也相信这种思维与生活方式乃是美国文化创造力的先决条件。“美国智识生活最活跃的时期正是波希米亚之风兴起之时”，何奥如此主张，尽管这个主张给他带来了麻烦。他还说：“马萨诸塞州康科德（Concord）[*]也有一种波希米亚的氛围，它同时体现出稳重、颠覆与超越的精神。”波希米亚曾经把艺术家与作家们团结在一起，这样他们才能够集体对抗这个世界或征服这个世界，可是它的这种角色已不复存在了。“波希米亚作为我们智识生活的氛围，它渐渐地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刻意表现出来的，或是装出来的。”波希米亚的消失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很大影响，导致“很多知识分子感到寂寞与隔绝，扼杀了自由式的乐观主义”。曾经，年轻的作家们一起在城市的角落里面对这个世界，但现在他们都“住到郊区的舒适住宅与大学城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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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奥说，我们不是要训斥任何知识分子“出卖了理想”或是呼吁大家远离物质主义的诱惑。重要的是，“这些会慢慢腐蚀我们坚守立场与保持独立的能力”，众多小的妥协会慢慢造成大的改变。“最值得我们警觉的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把生命奉献给商业文明所无法实现的价值的人——渐渐失去吸引力了。”在何奥看来，对抗商业文明这场战争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我们以往一直认为，艺术价值与商业间的矛盾是急迫的大问题，但如果现在改变了，“就等于我们抛弃了20世纪中最好的文学、批评与抽象思考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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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奥悲叹：“以往那种让我们较容易抵抗商业物质文明的自信都不见了。”他对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研讨会上提出的看法特别反感，后者说，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风貌即使有缺点，也比三十年前好。何奥认为，“任何将1923年那种自由昂扬的文化精神与1953年沉寂的文化界做比较，或是将两者的文学成就做比较的行为”，都只是可笑的幻想。如果金钱收买了知识分子，那只是因为知识分子已经变乖了，不再想着挑战金钱了，转而“无耻地拜倒”在它面前。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力，尤其是那些新现实主义者，他们“追逐权力，放弃表达自由，甘当政治龙套”。因此，当知识分子“被吸入‘体制内’时，不但会失去传统的反叛精神，从某一方面来说也已经不能称为知识分子了”。不管做什么，都比出卖他们的智识好：“完全远离权力与名望，或者甚至是盲目批判现行文化，也比为了五斗米折腰好，因为至少那样做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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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奥的文章并非仅代表他个人，它也是左派知识分子的宣言。若干年后，有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洛伦·巴里茨（Loren Baritz）站在类似的立场上反思社会科学，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任何知识分子若是一味赞同他的社会，则无异于智识娼妓，背叛了他所承袭的传统。”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在定义上是否就意味着他必须永远是一个批判者？他是否有可能在遵从社会潮流的同时忠于他的良知与智性？”[3]他呼吁，知识分子应该远离任何社会机构：“如果知识分子被吸入社会机构中，就有被其吞噬的危险……当他接触权力时，权力也会接触侵蚀他。”正确的做法应是刻意远离社会责任：“当知识分子向社会而不是智识负责时，他的心灵必定会失去至少一部分自由与韧性，而这两样东西是他身为知识分子的最基本条件。”如果知识分子退回到象牙塔中，那是因为“为社会负责的需要、中立的需要，以及隔绝与疏离带来的自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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