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490736e+09
1704907360
1704907361 三　19世纪的巨头文化
1704907362
1704907363 我们若看看贯穿于该期《党派评论》的立场，再看看像何奥这样对此持异议的学者的说法，就会发现这是两种古老而熟悉的声音间的对话。两百年来，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对疏离的自觉性关怀，这绝不是今日美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创作不是与教会就是与贵族密切相关，或是同时与两者相关。因此，经常性地疏离于社会并不常见。但是从18世纪开始的现代生活有着新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孕育出了新的精神意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丑陋面貌、物质主义与对人的剥削令有识之士受到冒犯。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作品与思想不再由贵族来支持，转而受到市场机制的宰制，这使得他们与中产阶级进入了不愉快的尖锐对抗。知识分子当然在各方面都对这个新的布尔乔亚世界不满——他们始终浪漫地坚持社会制约下的个体性、波希米亚式的团结与政治上的激进。
1704907364
1704907365 在寻找这种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著名先例时，何奥首先就想到了福楼拜，这位不断挖掘法国布尔乔亚阶级之愚钝的作家。[4]在英国，马修·阿诺德用稍不一样的方式在《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同样针对市场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处境。而在美国，某些超验主义者持续地关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感性”（individual sensibility）所面对的困境。
1704907366
1704907367 就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布尔乔亚发展历史，每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情况。美国知识分子产生疏离的历史背景，使得不妥协的完全疏离成了20世纪知识分子眼中的正统与标杆，因为在19世纪美国的社会中，那些被社会接受认可的“典型”作家就有些许疏离，而先锋作家更是极度疏离，我们可以如此描述19世纪中叶。当时的美国社会，即使那些被认为“归属”于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并非真正如此“归属”。因此，在今天，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于自身角色的认识受过去历史的影响，所以他们会为知识分子的成功或与权力的结合而感到不自在，甚至厌恶。
1704907368
1704907369 但其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美国初期历史中，有两种知识分子具有权力，一类是清教徒的牧师，另一类则是国父。最后他们虽然都失去了权力，一部分是由于自身的缘故，一部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但也都留下了各自的影响。清教徒牧师创立了新英格兰的智识主义传统；当新英格兰人成群地大规模向外迁移时，这个传统便被扩散到了其他地方，成为美国迎来整个19世纪甚至直至20世纪蓬勃智识风潮的主因。[5]虽然清教徒也有他们的缺陷，可是他们至少敬重智识，而且培养出坚毅的精神，这对于成就卓越智识是必需的。当这种精神显现时，经常会有鼓舞与振奋的效果。
1704907370
1704907371 而国父们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他们留下的遗产其实深受清教徒思想的熏陶。在殖民地独立的过程中，民众们努力摆脱被殖民的地位，打造新的认同感，这期间，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在这场美国启蒙运动中，领袖们发挥了很大的效果：他们给这个新国家一个融贯完整而可行的价值体系，给予其认同上的定义和历史上的定位，为民族提供了存在感，以及一个政治体系与政治规则。
1704907372
1704907373 大约在1820年后，原本的共和秩序已经为一连串的经济与社会变迁所摧毁；这个共和秩序曾历经了革命与制宪，而联邦党人与杰斐逊派的人也都在其中成长。当美国经历了逐渐向西部扩张、工业急速发展、政治上渐趋平等、南方力量的衰落后，原先领导与控制美国民主政治的贵族阶层越来越没落了。教会的信友与福音派人士早就已经使神职人员体系瓦解。而现在一种具有新政治风格的新型民主领袖将要把“商人律师集团”（mercantile-professional class）赶出领导位置，就像新的工业家与行销专家会在商业界中把他们赶走一般。
1704907374
1704907375 现在还未被社会变迁浪潮横扫到的只剩下有钱有闲、有文化的绅士阶层，他们已经没有影响力了，但是他们是文艺与文化机构的受众与赞助者。他们阅读“标准”的作家所写的东西，订阅知识分子们常看的杂志，赞助图书馆与博物馆，将子弟送到老派的学院读古典的博雅教育课程。他们发展出了社会抗议的温和传统，因为他们怀抱着贵族的偏见，反对各处纷纷兴起的平民民主的野蛮之风，他们注重行为礼节，反对那些资本暴发户与庄园主愚不可及的物质主义。美国最精彩的道德批判传统是由一些强硬的绅士子弟开创的。
1704907376
1704907377 但我们若以为这些人继承了旧共和秩序下的、由国父们体现出的若干质朴传统，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看见这些人虽有贵族阶级的礼仪、抱负与偏见，却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旧共和秩序领袖们的思想虽由后续的贵族阶层所继承，此时却已缺乏精神与动力。接续国父文化的是另一种文化，我一般称其为巨头文化（mugwump culture）——“巨头”并非仅指传统上所称的镀金时代上层社会提倡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指没落贵族阶层的文化与智识风貌。在整个19世纪，这个阶层是美国知识文化界的主要受众。[6]巨头文化受新英格兰影响很大，且从清教徒继承了庄严与高尚的风格，却后继无力。它从国父与美国启蒙运动那里直接继承了若干智识上与政治上的价值。然而在巨头文化的氛围中，18世纪的共和式智识文化逐渐枯萎，原因主要是巨头文化的思想家无法将这些精神落实于实践之中。国父的文化中有一股重要的信念，就是关心理念是否能诉诸实践，以及理念是否能够解决现实权力政治的问题；但是在巨头文化中，理念与现实经验间的距离、理念与实际政治间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远了。
1704907378
1704907379 巨头文化再现了国父的古典主义，和他们渴望秩序、尊重智识、让世界合理化、让政治制度合于理性的愿望，它也相信社会地位是政治领导的合适支点，想要为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树立庄重得体的模范。但是，这些贵族阶层远离美国最急迫、最刺激的变化，从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机构的管理中被排挤了出去，并拒绝认同一般人的欲望，而是创造了一种特别精致、枯燥、冷漠、傲慢的文化——这些都是桑塔亚纳（Santayana）认为的绅士传统所具有的特性。这种文化的领袖们在意的是智识能否被尊重，而不是它有多少创意。G. K.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别处说的一句话正足以描绘他们：他们会因为拥有智识而非使用智识而感觉骄傲。
1704907380
1704907381 这些人跟一般的美国人不同，他们对传统有强烈的情怀。但是传统在他们看来并非力量的来源或是崇拜的对象。在传统与个人思想自由间存在无可避免的张力，他们反对过于个人化或是创意化，因为在他们的哲学中，这种倾向必然被视为自我中心、自我放纵。他们批判事物的立场充分显示出这是一个急于维系自身地位的阶级。他们认为，所谓批判，就是要引发“正确的品位”与“合宜的道德感”——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品位与道德定义为拒绝挑战政治或是美学现状。因此文学应该是“道德”的守护者，而道德永远是指传统的社会道德，不是个别艺术家的艺术形式训练或者思想家的真理观呈现出的独立道德性。文学应该乐观，致力于发扬生命的积极面，不能鼓励现实主义或是悲观情绪。幻想、晦涩、神秘主义、个体性与反叛都绝非正道。
1704907382
1704907383 因此，华兹华斯与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被美国文学评论家塞缪尔·吉尔曼（Samuel Gilman）谴责。他在1823年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中说他们的作品“违反了正确的智识风格与一般大众的价值观”。吉尔曼认为，这样的作家不应该出名：“他们写的是独白式的诗句。他们写的东西跟世界无关，而是把自己置于世界之上。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炫耀自己的才华与抒发诗情以自娱而已。”[7]当然，此处他们被攻击的理由与19世纪欧洲许多优秀诗人被攻击的理由没多大不同。差异只在于欧洲的环境较复杂，因此给诗人的空间多一些。美国的文化环境很单纯，容易受到某个单一阶级的主宰，但是这个阶级很可能立意良善，只是智识格局有限。
1704907384
1704907385 这个阶级面对一位真正的天才时所显露出的不适，可由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对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话语得知。希金森非常鼓励这位女诗人，对她很和善，甚至有时还很理解她，但也仅将她视为一个想成名的女诗人而已，因此常常在提到她时说：“我那个有点儿不正常的阿默斯特女诗人。”他也忍不住建议她，如果她太寂寞的话可以去参加波士顿妇女俱乐部的聚会。[8]
1704907386
1704907387 多少年来，文学批评的作用就在于鼓励作家们传扬这个特殊群体的创作精神：“与世界保持距离，也居于世界之上。”但是清教徒坚强的信仰精神已经消失，这股精神曾经造就了热情的信仰异议者和遵守律法的人；同样消失了的还有对抗现实世界的精神与强大的力量，正是这两样东西造就和试炼了国父的心智。我们看看清教徒社会，它虽然人口不多且屡有经济困窘问题，却能够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智识传统，产生优秀的宗教与政治文献。国父们当时在政治严峻的压力下，向世人示范了如何将理性应用于政治之中，他们那个世代在文学、科学与艺术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巨头文化虽然出现于较富裕的年代，却缺乏好的政治文献与对科学的兴趣。它擅长历史评论与上流社会文学，但是它对于知识分子原创性与自发性的冷漠，使得它更适合支持二流而非一流人才。当有二流人才出现在它面前时，它就不会颂扬一流人才。它忽视美国历来最卓越的心灵——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梭罗与惠特曼等人——而是大力赞扬小说家库珀，这是它认为的最杰出的作家。它也支持欧文、布赖恩特、朗费罗、洛厄尔与惠提尔等人。我们很容易轻视巨头文化阶层的人，尽管他们毕竟赞助了美国大部分的文化创作。但他们未能欣赏或鼓励美国的一流人才，这一点必将留在关于他们的记录中。
1704907388
1704907389 无论如何，巨头文化不尊重心智的心态对美国文学所造成的影响，在文学评论圈中早已得到公认，人们为此大为遗憾。1915年，凡怀克·布鲁克斯曾经抱怨，美国的文学被两极化了，不是极端精英化就是极端通俗化。而晚近的菲利普·拉夫借用劳伦斯的话，指出现在的分歧有如白人与印第安人、亨利·詹姆斯与惠特曼的差异一般。他们想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文学与思想界存在着两个阵营，一边是感性、精致、理论与纪律，另一边则是自发性、活力、感官现实与对机会的把握。简言之，就是存在着一种令人悲叹的分裂：抽象的心智素质与实际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肇因于巨头文化时期，现在仍可在美国作家的身上见到若干残迹。霍桑曾针对“入世”作品的盛行写下这么一句话：“我没有活过，只是梦到自己活着……我见过的世面这么少，我实在无法凭空编造出故事……”他这么说，可能不只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19世纪美国怀抱思考与教养的人发声。
1704907390
1704907391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19世纪产生了那样的反智浪潮。当主张吃苦耐劳、阳刚务实、批评贵族化与女性化以及离尘脱俗的文化的人表达反智立场时，他们的观点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他们却把身边那些更苍白、更没有实效的智识表现以偏概全地认作智识本身。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塑造了智识，今日美国的智识之所以发育不良，部分原因恰恰是他们的责难——例如彻底的民粹、无脑坚持“实际性”等。所以，反智人士等于是亲手实现了自己的预言。智识之所以被人和失败联系在一起，被一个缺乏生命力与影响力、困在无法穿透的世界中的社会阶层所代表，部分是因为反智者自身的缘故。
1704907392
1704907393 四　精英文化与民主意识的冲突
1704907394
1704907395 如果我们把焦点从公众转到作家身上，就会发现，直到19世纪末，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关于他们的身份和技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民族声音，避免一味模仿英国文学，避免过度依赖英国的文学批评，同时还要避免因此陷入文学沙文主义。他们必须注意，不可太过于偏向贵族式风格，虽然可能只有少数人才会犯这种毛病——库珀可能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因为他们深深同情着美式民主散发出来的诱人活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希望。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不得不面对他们自己的孤立，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主题。他们不得不面对美国生活为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提供的这片物质土地，它与欧洲作家所拥有的物质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没有历史纪念碑、没有遗迹、没有伊顿公学、没有牛津、没有赛马场、没有古代、没有传奇，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中的社会——从霍桑到亨利·詹姆斯，甚至更后来的作家，都曾为此感到遗憾，尽管偶尔会有像克雷夫科尔这样的作家认为这样没什么不好，至少不会有封建与压迫；而其他人，如爱默生，则认为如果想要把美国视为一个充满潜力的文学主题，则无须史迹，只需要有适当的想象力即可。[9]
1704907396
1704907397 因此，当时有绝对的必要为这些文人（以及在学院教书的学者，这些学院大多很可怜，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些给教官和粗野的年轻人居住的小型公寓，处在这个或者那个教派的监管之下）打造一种合适的职业。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作家能靠严肃的原创写作获得版税，稿酬也很少，再加上英国著名作品盗版成风，当时又缺乏国际版权协定的保护，无良书商更是以低价倾销图书。直到19世纪40年代朗费罗与惠提尔的作品开始获得大众喜爱前，整个阅读市场能靠创作赚到钱的只有欧文与库珀，但是他们两人都不太需要版税的支持。几乎每个作家都需要在写作之外有一份稳定的主要收入来源，版税只是作为补充；这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可能是遗产、妻子的信托基金、演讲、大学教职、杂志编辑，比如梭罗就曾当过几年工人。[10]
1704907398
1704907399 在这几十年里，美国作家曾用不同的方式抗议他们的处境——转行、出国或是公开批评图书市场。但那时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疏离视为他们追求其他价值的结果，而不是视疏离本身为某种价值。他们并没有现代思想家面临的最大困境——现代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自我意识的产物。他们虽苦于在社会中的困顿处境，但未被这种处境压垮。（这让人不禁想到梭罗的冷笑话。他的《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度过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 Rivers］印了一千本，有七百多本都卖不出去，只好堆在房间里。他说：“我现在有一间藏了九百本书的图书馆，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写的。身为作者，守着自己辛劳的成果有什么不好吗？”如果换成现今作家碰到类似的状况，恐怕早就因此对现代文化大做文章、发表成篇理论了。）我们若是把美国作家的状况与国外的类似案例比较一下，例如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则会发现情况似乎也没那么严重。美国的作家对祖国其实是爱恨交织的，而后世那些强烈感到自己与社会相疏离的文学评论家一定可以在这些前辈的作品上找到相同的感觉。梅尔维尔曾说过：“我觉得我好像在自己的国家被放逐了。”但在其他地方，他也表达了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我希望美国能注意到她的作家正变得越来越伟大，我这样说是为了美国，而不是为了美国的作家。如果其他国家赶在美国之前为拿笔的英雄们加冕，那多遗憾啊！”整体而言，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在《党派评论》杂志的研讨会上说得很中肯：他从不相信“美国过去伟大的作家觉得很疏离或是失落，就算有，可能也不到批评家所宣称的一半程度”。
1704907400
1704907401 大约在1890年以后，美国的作家与知识分子凝聚成了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的阶级，他们开始对温文儒雅与保守心态感到不耐烦，因此向美国社会宣战了。从1890年到20世纪30年代间，他们积极争取表达与批判的自由，他们与社会的疏离成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理由，成了他们的美学与政治抗争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美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在维系旧价值。而现在，无论是就历史现实还是公共认识而言，他们都走向了宣传创新的道路——宣传政治、道德、艺术与文学上的新观念。19世纪时，美国的知识分子曾被温和安全的理想主义笼罩，现在则迅速建立起了知识圈谈论腐败与剥削、性与暴力的权利，甚至是义务。长久以来，智识被其敌人与友人视为消极与无效之物，现在却渐渐开始参与政治，与权力扯上关系。早先，它被大众视为属于保守阶级的东西，有着偏右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在1890年以后出现的知识分子阶级却展现出稍微偏左的姿态，在大萧条期间很多人更是走向极左。
1704907402
1704907403 这就把我们带到有关知识分子地位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上。如果我之前的论述足够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反智是立基于民主制度与平等信念的。无论知识分子是否享有传统精英的特权，从思想与行动的方式来看，他们都肯定属于精英。直到1890年，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仍然具有有闲贵族阶级的背景，无论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局限，但仍可自认为精英。但1890年后，这种情形便不复存在。自我认同的问题再度困扰知识分子，因为每当他们与社会大众看法不同时，他们都认为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张——不论是以民粹主义、进步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呈现——是在代表人民对抗特殊利益集团。
1704907404
1704907405 因此，20世纪的知识分子突然就置身于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中：他们一方面想要成为支撑民主社会的好公民，另一方面却在不断抵抗社会文化的持续低俗化。他们自身阶级的精英文化性格与民主意识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矛盾，而他们很少能够坦然面对这种矛盾。最能代表这种普遍不情愿心态的是某些作家，他们一方面抨击阶级间的隔阂，另一方面又渴望民众听从他们的看法。须知，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联盟注定是不完美的，服膺民主的知识分子阶级注定时常令民众大失所望。当政治气氛充满希望与活力时——也就是民主事业繁荣的时期，例如进步时期与新政时期——这些失望可能会被掩藏乃至遗忘，然而这种情况通常不会持久。进步时期之后是20世纪20年代的反动风潮，而新政之后则是麦卡锡主义。迟早，大众与知识分子间对政治或文化的看法要分道扬镳，于是知识分子在受伤与震惊之余，只好去寻找既能表达他们的感受又不会牺牲其民主情怀的方式。大众文化的各种庸俗现象给了他们疏离人民的发泄借口。社会主义的希望幻灭，而任何新的社会改革运动看似也不可能了，这就使他们对与大众“和解”不抱希望。因此很多知识分子迷恋大众文化的原因之一，竟然是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疏离民主社会的正当（也就是非政治性的）借口。有一些对于大众文化最尖酸的批评就来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悲叹大众实在不长进，这种心态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会出现对大众文化的一些刺耳的甚至无人性的批评。
1704907406
1704907407 1890年后，我们第一次可以将知识分子看成一个阶级，这可能是20世纪知识分子地位转变的最重要表现。当他们失去了有闲贵族阶级的背景后，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需要整个被重新定义了。19世纪初有许多智识人物，其中有一些是职业的知识分子，但是那时还没有出现某种机制或是机构可以将知识分子凝聚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阶级，彼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相互联系。到了19世纪末，美国才发展出了以下这些东西：真正的大学系统，满足先进学术研究需要的大型图书馆，引介新理念、发行量大、支付稿酬的杂志，大量受到国际版权法保护、奖掖本土作者也不拘泥于上流社会文化的出版社，各类学术领域的专业组织，各类学术期刊，需要大量专业技能的政府机构，最后还有一些慷慨赞助科学、学术与文学的大型基金会。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一些智识行业，现在都出现了。如果我们要想象那时变化的幅度，对比下列属于改变之前的例子就知道：19世纪30年代那些爆料杂志、杰克逊时期的《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波尔克总统时期的古根海姆基金会，或是克利夫兰总统时期的剧院计划。
1704907408
1704907409 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影响力大增，且更有组织地参与到了美国社会、各类制度与市场的运作中；然而在同一时间，他们也更加意识到自身的疏离。之前这种疏离感是在巨头文化时期出现的。这一时期，某些不得志的作家、受挫折的贵族催生了巨头文化，它最有代表性的宣言乃是亨利·亚当斯在此时段末期所写的小说《教育》（Education）。这本书在稍早的时候就写成了，但在1918年才首次公开流传，被一战后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他们认为这本书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与他们在美国文化中的处境。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也重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梅尔维尔的重要性。他们对亚当斯的书产生巨大共鸣，不是因为同情他个人在时代环境下的孤寂落寞，而是因为他对一战后美国社会的描述与他们对1920年的美国的感觉一致：二者都是粗糙、物质化与没有心智的社会。虽然巨头文化的疏离不同于这一代先锋派的疏离，但是两者都觉得自己被抛弃，都怀着不安、失败、感叹的悲情。他们中有一些人甚至认为，现今“民主派”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的处境还不如有闲贵族阶级知识分子的处境好。
[ 上一页 ]  [ :1.7049073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