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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时，代表美国知识分子立场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连续几期刊登了一个重要的研讨会“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化”（Our Country and Our Culture）的论文，以半官方的方式承认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新的心态。[1]他们认为，“美国的知识分子现在用新的方式来看待美国及其制度了……很多知识分子或写作者现在感觉与这个国家和它的文化更亲近了……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认为疏离是宿命，不论他们认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相反，大家很想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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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针对二十五个研讨会参与者，问了一些关于美国知识分子与这个国家间关系的问题，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说，他们知道知识分子与这个社会正在“和解”，而且也乐见于此。尽管他们的回答有限制条件，并提醒说不应为此过度自满，如果忽略这点，可能会夸大他们的肯定态度。但总体上，他们的答复显示出一群过去极度疏离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改变了观念。过去大家总是习惯于“加剧疏离”，但是现在多数回答者认为，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强调，疏离其实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过去有一些伟大的作家与思想家在抗议美国社会的同时，也夹杂了对这个社会的深刻认同与对其价值的强烈肯定——伟大的成就往往伴随着抗议与肯定之间的拉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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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否认，知识分子作为不顺从社会的批判者，有着根本性的价值，也没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放弃这种角色，成为社会现状的传声筒或辩护者。大家都承认，现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视他们的国家为文化沙漠，想要逃离了，他们也不再像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带着青少年的羞赧”来比较欧洲和美国。比起二三十年前的同道，现在的知识分子在美国感到更为自在，已经能接受美国的现状。有一位写道：“我们正目睹美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布尔乔亚化过程。”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改变了，这个国家也改变了，而且是变得更好。美国在文化上正变得更成熟，不再处处仰仗、受教于欧洲。有钱与有权势的人已学会接受甚至遵从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看法。也因此，知识分子或是艺术家都开始乐于在美国创作，而且在此地创作的报酬还不错。所以，有一位研讨会参与者甚至说（他起初还感觉这个研讨会是带有一点儿自满气味的）：“现在如果还宣称美国是没文化的地方，就太愚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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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同化”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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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二十五位研讨会参与者中，只有三位——欧文·何奥（Irving Howe）、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与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完全不同意《党派评论》的问卷默认的“和解”心态；第四位，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则认为一定要抗议“现在流行于知识分子之间的同化的意愿”。这四人都认为，“重新拥抱美国”就等于向目前的保守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压力投降，也无异于投向舒适与沾沾自喜的怀抱。这场研讨会的主题所用的字眼，“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化”，激怒了这四人——米尔斯说，“这是屈服于现状”，“软弱与焦虑下的顺服”，用这样的字眼简直是“想尽办法苟且地将这种投降观点合理化”。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甚至20年代时的文化争论，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做法等于是主动放弃他们曾经“被误导采取”的疏离立场，但对于稍年轻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场道德上的失败，令人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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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有人正式在《党派评论》写文章抗议当年研讨会的“主流”立场，这篇文章是时任布兰迪斯大学教授的何奥所发表的《这个同化的时代》（“This Age of Conformity”）[2]。他认为这个研讨会就是“知识分子向文化妥协时步调不一的一个表征”。他说，“晚近的资本主义已经替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荣誉位置”，所以他们并不反抗，而是乐于选择“投入祖国的怀抱”。“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同化派’。即使有人还想要坚守立场，他们批判的力道也变得“温和、负责且驯良”。大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大学数量剧增，让知识分子被卷入现在的经济体系中，由于冷战以及国际情势的影响，这个体系永远都将是战争经济。“因此智识上的自由在美国社会正受到严重破坏，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站起来坚决捍卫他们的言论思想自由权利，而往昔这个权利正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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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奥对这种归顺与同化现象的攻击其实渊源久远，它来自波希米亚人群体。法国小说家福楼拜（Flaubert）曾说，波希米亚“是我们这类人的故乡”，而何奥也相信这种思维与生活方式乃是美国文化创造力的先决条件。“美国智识生活最活跃的时期正是波希米亚之风兴起之时”，何奥如此主张，尽管这个主张给他带来了麻烦。他还说：“马萨诸塞州康科德（Concord）[*]也有一种波希米亚的氛围，它同时体现出稳重、颠覆与超越的精神。”波希米亚曾经把艺术家与作家们团结在一起，这样他们才能够集体对抗这个世界或征服这个世界，可是它的这种角色已不复存在了。“波希米亚作为我们智识生活的氛围，它渐渐地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刻意表现出来的，或是装出来的。”波希米亚的消失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很大影响，导致“很多知识分子感到寂寞与隔绝，扼杀了自由式的乐观主义”。曾经，年轻的作家们一起在城市的角落里面对这个世界，但现在他们都“住到郊区的舒适住宅与大学城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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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奥说，我们不是要训斥任何知识分子“出卖了理想”或是呼吁大家远离物质主义的诱惑。重要的是，“这些会慢慢腐蚀我们坚守立场与保持独立的能力”，众多小的妥协会慢慢造成大的改变。“最值得我们警觉的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把生命奉献给商业文明所无法实现的价值的人——渐渐失去吸引力了。”在何奥看来，对抗商业文明这场战争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我们以往一直认为，艺术价值与商业间的矛盾是急迫的大问题，但如果现在改变了，“就等于我们抛弃了20世纪中最好的文学、批评与抽象思考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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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奥悲叹：“以往那种让我们较容易抵抗商业物质文明的自信都不见了。”他对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研讨会上提出的看法特别反感，后者说，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风貌即使有缺点，也比三十年前好。何奥认为，“任何将1923年那种自由昂扬的文化精神与1953年沉寂的文化界做比较，或是将两者的文学成就做比较的行为”，都只是可笑的幻想。如果金钱收买了知识分子，那只是因为知识分子已经变乖了，不再想着挑战金钱了，转而“无耻地拜倒”在它面前。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力，尤其是那些新现实主义者，他们“追逐权力，放弃表达自由，甘当政治龙套”。因此，当知识分子“被吸入‘体制内’时，不但会失去传统的反叛精神，从某一方面来说也已经不能称为知识分子了”。不管做什么，都比出卖他们的智识好：“完全远离权力与名望，或者甚至是盲目批判现行文化，也比为了五斗米折腰好，因为至少那样做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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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奥的文章并非仅代表他个人，它也是左派知识分子的宣言。若干年后，有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洛伦·巴里茨（Loren Baritz）站在类似的立场上反思社会科学，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任何知识分子若是一味赞同他的社会，则无异于智识娼妓，背叛了他所承袭的传统。”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在定义上是否就意味着他必须永远是一个批判者？他是否有可能在遵从社会潮流的同时忠于他的良知与智性？”[3]他呼吁，知识分子应该远离任何社会机构：“如果知识分子被吸入社会机构中，就有被其吞噬的危险……当他接触权力时，权力也会接触侵蚀他。”正确的做法应是刻意远离社会责任：“当知识分子向社会而不是智识负责时，他的心灵必定会失去至少一部分自由与韧性，而这两样东西是他身为知识分子的最基本条件。”如果知识分子退回到象牙塔中，那是因为“为社会负责的需要、中立的需要，以及隔绝与疏离带来的自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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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世纪的巨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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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看看贯穿于该期《党派评论》的立场，再看看像何奥这样对此持异议的学者的说法，就会发现这是两种古老而熟悉的声音间的对话。两百年来，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对疏离的自觉性关怀，这绝不是今日美国知识分子独有的。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创作不是与教会就是与贵族密切相关，或是同时与两者相关。因此，经常性地疏离于社会并不常见。但是从18世纪开始的现代生活有着新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孕育出了新的精神意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丑陋面貌、物质主义与对人的剥削令有识之士受到冒犯。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作品与思想不再由贵族来支持，转而受到市场机制的宰制，这使得他们与中产阶级进入了不愉快的尖锐对抗。知识分子当然在各方面都对这个新的布尔乔亚世界不满——他们始终浪漫地坚持社会制约下的个体性、波希米亚式的团结与政治上的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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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这种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著名先例时，何奥首先就想到了福楼拜，这位不断挖掘法国布尔乔亚阶级之愚钝的作家。[4]在英国，马修·阿诺德用稍不一样的方式在《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同样针对市场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处境。而在美国，某些超验主义者持续地关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感性”（individual sensibility）所面对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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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布尔乔亚发展历史，每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情况。美国知识分子产生疏离的历史背景，使得不妥协的完全疏离成了20世纪知识分子眼中的正统与标杆，因为在19世纪美国的社会中，那些被社会接受认可的“典型”作家就有些许疏离，而先锋作家更是极度疏离，我们可以如此描述19世纪中叶。当时的美国社会，即使那些被认为“归属”于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并非真正如此“归属”。因此，在今天，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于自身角色的认识受过去历史的影响，所以他们会为知识分子的成功或与权力的结合而感到不自在，甚至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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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美国初期历史中，有两种知识分子具有权力，一类是清教徒的牧师，另一类则是国父。最后他们虽然都失去了权力，一部分是由于自身的缘故，一部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但也都留下了各自的影响。清教徒牧师创立了新英格兰的智识主义传统；当新英格兰人成群地大规模向外迁移时，这个传统便被扩散到了其他地方，成为美国迎来整个19世纪甚至直至20世纪蓬勃智识风潮的主因。[5]虽然清教徒也有他们的缺陷，可是他们至少敬重智识，而且培养出坚毅的精神，这对于成就卓越智识是必需的。当这种精神显现时，经常会有鼓舞与振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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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父们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他们留下的遗产其实深受清教徒思想的熏陶。在殖民地独立的过程中，民众们努力摆脱被殖民的地位，打造新的认同感，这期间，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在这场美国启蒙运动中，领袖们发挥了很大的效果：他们给这个新国家一个融贯完整而可行的价值体系，给予其认同上的定义和历史上的定位，为民族提供了存在感，以及一个政治体系与政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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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20年后，原本的共和秩序已经为一连串的经济与社会变迁所摧毁；这个共和秩序曾历经了革命与制宪，而联邦党人与杰斐逊派的人也都在其中成长。当美国经历了逐渐向西部扩张、工业急速发展、政治上渐趋平等、南方力量的衰落后，原先领导与控制美国民主政治的贵族阶层越来越没落了。教会的信友与福音派人士早就已经使神职人员体系瓦解。而现在一种具有新政治风格的新型民主领袖将要把“商人律师集团”（mercantile-professional class）赶出领导位置，就像新的工业家与行销专家会在商业界中把他们赶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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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未被社会变迁浪潮横扫到的只剩下有钱有闲、有文化的绅士阶层，他们已经没有影响力了，但是他们是文艺与文化机构的受众与赞助者。他们阅读“标准”的作家所写的东西，订阅知识分子们常看的杂志，赞助图书馆与博物馆，将子弟送到老派的学院读古典的博雅教育课程。他们发展出了社会抗议的温和传统，因为他们怀抱着贵族的偏见，反对各处纷纷兴起的平民民主的野蛮之风，他们注重行为礼节，反对那些资本暴发户与庄园主愚不可及的物质主义。美国最精彩的道德批判传统是由一些强硬的绅士子弟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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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若以为这些人继承了旧共和秩序下的、由国父们体现出的若干质朴传统，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看见这些人虽有贵族阶级的礼仪、抱负与偏见，却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旧共和秩序领袖们的思想虽由后续的贵族阶层所继承，此时却已缺乏精神与动力。接续国父文化的是另一种文化，我一般称其为巨头文化（mugwump culture）——“巨头”并非仅指传统上所称的镀金时代上层社会提倡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指没落贵族阶层的文化与智识风貌。在整个19世纪，这个阶层是美国知识文化界的主要受众。[6]巨头文化受新英格兰影响很大，且从清教徒继承了庄严与高尚的风格，却后继无力。它从国父与美国启蒙运动那里直接继承了若干智识上与政治上的价值。然而在巨头文化的氛围中，18世纪的共和式智识文化逐渐枯萎，原因主要是巨头文化的思想家无法将这些精神落实于实践之中。国父的文化中有一股重要的信念，就是关心理念是否能诉诸实践，以及理念是否能够解决现实权力政治的问题；但是在巨头文化中，理念与现实经验间的距离、理念与实际政治间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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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文化再现了国父的古典主义，和他们渴望秩序、尊重智识、让世界合理化、让政治制度合于理性的愿望，它也相信社会地位是政治领导的合适支点，想要为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树立庄重得体的模范。但是，这些贵族阶层远离美国最急迫、最刺激的变化，从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机构的管理中被排挤了出去，并拒绝认同一般人的欲望，而是创造了一种特别精致、枯燥、冷漠、傲慢的文化——这些都是桑塔亚纳（Santayana）认为的绅士传统所具有的特性。这种文化的领袖们在意的是智识能否被尊重，而不是它有多少创意。G. K.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别处说的一句话正足以描绘他们：他们会因为拥有智识而非使用智识而感觉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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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跟一般的美国人不同，他们对传统有强烈的情怀。但是传统在他们看来并非力量的来源或是崇拜的对象。在传统与个人思想自由间存在无可避免的张力，他们反对过于个人化或是创意化，因为在他们的哲学中，这种倾向必然被视为自我中心、自我放纵。他们批判事物的立场充分显示出这是一个急于维系自身地位的阶级。他们认为，所谓批判，就是要引发“正确的品位”与“合宜的道德感”——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品位与道德定义为拒绝挑战政治或是美学现状。因此文学应该是“道德”的守护者，而道德永远是指传统的社会道德，不是个别艺术家的艺术形式训练或者思想家的真理观呈现出的独立道德性。文学应该乐观，致力于发扬生命的积极面，不能鼓励现实主义或是悲观情绪。幻想、晦涩、神秘主义、个体性与反叛都绝非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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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华兹华斯与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被美国文学评论家塞缪尔·吉尔曼（Samuel Gilman）谴责。他在1823年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中说他们的作品“违反了正确的智识风格与一般大众的价值观”。吉尔曼认为，这样的作家不应该出名：“他们写的是独白式的诗句。他们写的东西跟世界无关，而是把自己置于世界之上。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炫耀自己的才华与抒发诗情以自娱而已。”[7]当然，此处他们被攻击的理由与19世纪欧洲许多优秀诗人被攻击的理由没多大不同。差异只在于欧洲的环境较复杂，因此给诗人的空间多一些。美国的文化环境很单纯，容易受到某个单一阶级的主宰，但是这个阶级很可能立意良善，只是智识格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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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级面对一位真正的天才时所显露出的不适，可由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对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话语得知。希金森非常鼓励这位女诗人，对她很和善，甚至有时还很理解她，但也仅将她视为一个想成名的女诗人而已，因此常常在提到她时说：“我那个有点儿不正常的阿默斯特女诗人。”他也忍不住建议她，如果她太寂寞的话可以去参加波士顿妇女俱乐部的聚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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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文学批评的作用就在于鼓励作家们传扬这个特殊群体的创作精神：“与世界保持距离，也居于世界之上。”但是清教徒坚强的信仰精神已经消失，这股精神曾经造就了热情的信仰异议者和遵守律法的人；同样消失了的还有对抗现实世界的精神与强大的力量，正是这两样东西造就和试炼了国父的心智。我们看看清教徒社会，它虽然人口不多且屡有经济困窘问题，却能够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智识传统，产生优秀的宗教与政治文献。国父们当时在政治严峻的压力下，向世人示范了如何将理性应用于政治之中，他们那个世代在文学、科学与艺术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巨头文化虽然出现于较富裕的年代，却缺乏好的政治文献与对科学的兴趣。它擅长历史评论与上流社会文学，但是它对于知识分子原创性与自发性的冷漠，使得它更适合支持二流而非一流人才。当有二流人才出现在它面前时，它就不会颂扬一流人才。它忽视美国历来最卓越的心灵——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梭罗与惠特曼等人——而是大力赞扬小说家库珀，这是它认为的最杰出的作家。它也支持欧文、布赖恩特、朗费罗、洛厄尔与惠提尔等人。我们很容易轻视巨头文化阶层的人，尽管他们毕竟赞助了美国大部分的文化创作。但他们未能欣赏或鼓励美国的一流人才，这一点必将留在关于他们的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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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巨头文化不尊重心智的心态对美国文学所造成的影响，在文学评论圈中早已得到公认，人们为此大为遗憾。1915年，凡怀克·布鲁克斯曾经抱怨，美国的文学被两极化了，不是极端精英化就是极端通俗化。而晚近的菲利普·拉夫借用劳伦斯的话，指出现在的分歧有如白人与印第安人、亨利·詹姆斯与惠特曼的差异一般。他们想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文学与思想界存在着两个阵营，一边是感性、精致、理论与纪律，另一边则是自发性、活力、感官现实与对机会的把握。简言之，就是存在着一种令人悲叹的分裂：抽象的心智素质与实际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肇因于巨头文化时期，现在仍可在美国作家的身上见到若干残迹。霍桑曾针对“入世”作品的盛行写下这么一句话：“我没有活过，只是梦到自己活着……我见过的世面这么少，我实在无法凭空编造出故事……”他这么说，可能不只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19世纪美国怀抱思考与教养的人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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