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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19世纪产生了那样的反智浪潮。当主张吃苦耐劳、阳刚务实、批评贵族化与女性化以及离尘脱俗的文化的人表达反智立场时，他们的观点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他们却把身边那些更苍白、更没有实效的智识表现以偏概全地认作智识本身。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塑造了智识，今日美国的智识之所以发育不良，部分原因恰恰是他们的责难——例如彻底的民粹、无脑坚持“实际性”等。所以，反智人士等于是亲手实现了自己的预言。智识之所以被人和失败联系在一起，被一个缺乏生命力与影响力、困在无法穿透的世界中的社会阶层所代表，部分是因为反智者自身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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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精英文化与民主意识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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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焦点从公众转到作家身上，就会发现，直到19世纪末，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关于他们的身份和技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民族声音，避免一味模仿英国文学，避免过度依赖英国的文学批评，同时还要避免因此陷入文学沙文主义。他们必须注意，不可太过于偏向贵族式风格，虽然可能只有少数人才会犯这种毛病——库珀可能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因为他们深深同情着美式民主散发出来的诱人活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希望。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不得不面对他们自己的孤立，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主题。他们不得不面对美国生活为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提供的这片物质土地，它与欧洲作家所拥有的物质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没有历史纪念碑、没有遗迹、没有伊顿公学、没有牛津、没有赛马场、没有古代、没有传奇，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中的社会——从霍桑到亨利·詹姆斯，甚至更后来的作家，都曾为此感到遗憾，尽管偶尔会有像克雷夫科尔这样的作家认为这样没什么不好，至少不会有封建与压迫；而其他人，如爱默生，则认为如果想要把美国视为一个充满潜力的文学主题，则无须史迹，只需要有适当的想象力即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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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有绝对的必要为这些文人（以及在学院教书的学者，这些学院大多很可怜，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些给教官和粗野的年轻人居住的小型公寓，处在这个或者那个教派的监管之下）打造一种合适的职业。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作家能靠严肃的原创写作获得版税，稿酬也很少，再加上英国著名作品盗版成风，当时又缺乏国际版权协定的保护，无良书商更是以低价倾销图书。直到19世纪40年代朗费罗与惠提尔的作品开始获得大众喜爱前，整个阅读市场能靠创作赚到钱的只有欧文与库珀，但是他们两人都不太需要版税的支持。几乎每个作家都需要在写作之外有一份稳定的主要收入来源，版税只是作为补充；这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可能是遗产、妻子的信托基金、演讲、大学教职、杂志编辑，比如梭罗就曾当过几年工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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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十年里，美国作家曾用不同的方式抗议他们的处境——转行、出国或是公开批评图书市场。但那时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疏离视为他们追求其他价值的结果，而不是视疏离本身为某种价值。他们并没有现代思想家面临的最大困境——现代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自我意识的产物。他们虽苦于在社会中的困顿处境，但未被这种处境压垮。（这让人不禁想到梭罗的冷笑话。他的《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度过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 Rivers］印了一千本，有七百多本都卖不出去，只好堆在房间里。他说：“我现在有一间藏了九百本书的图书馆，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写的。身为作者，守着自己辛劳的成果有什么不好吗？”如果换成现今作家碰到类似的状况，恐怕早就因此对现代文化大做文章、发表成篇理论了。）我们若是把美国作家的状况与国外的类似案例比较一下，例如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则会发现情况似乎也没那么严重。美国的作家对祖国其实是爱恨交织的，而后世那些强烈感到自己与社会相疏离的文学评论家一定可以在这些前辈的作品上找到相同的感觉。梅尔维尔曾说过：“我觉得我好像在自己的国家被放逐了。”但在其他地方，他也表达了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我希望美国能注意到她的作家正变得越来越伟大，我这样说是为了美国，而不是为了美国的作家。如果其他国家赶在美国之前为拿笔的英雄们加冕，那多遗憾啊！”整体而言，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在《党派评论》杂志的研讨会上说得很中肯：他从不相信“美国过去伟大的作家觉得很疏离或是失落，就算有，可能也不到批评家所宣称的一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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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90年以后，美国的作家与知识分子凝聚成了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的阶级，他们开始对温文儒雅与保守心态感到不耐烦，因此向美国社会宣战了。从1890年到20世纪30年代间，他们积极争取表达与批判的自由，他们与社会的疏离成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理由，成了他们的美学与政治抗争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美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在维系旧价值。而现在，无论是就历史现实还是公共认识而言，他们都走向了宣传创新的道路——宣传政治、道德、艺术与文学上的新观念。19世纪时，美国的知识分子曾被温和安全的理想主义笼罩，现在则迅速建立起了知识圈谈论腐败与剥削、性与暴力的权利，甚至是义务。长久以来，智识被其敌人与友人视为消极与无效之物，现在却渐渐开始参与政治，与权力扯上关系。早先，它被大众视为属于保守阶级的东西，有着偏右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在1890年以后出现的知识分子阶级却展现出稍微偏左的姿态，在大萧条期间很多人更是走向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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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我们带到有关知识分子地位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上。如果我之前的论述足够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反智是立基于民主制度与平等信念的。无论知识分子是否享有传统精英的特权，从思想与行动的方式来看，他们都肯定属于精英。直到1890年，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仍然具有有闲贵族阶级的背景，无论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局限，但仍可自认为精英。但1890年后，这种情形便不复存在。自我认同的问题再度困扰知识分子，因为每当他们与社会大众看法不同时，他们都认为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张——不论是以民粹主义、进步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呈现——是在代表人民对抗特殊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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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的知识分子突然就置身于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中：他们一方面想要成为支撑民主社会的好公民，另一方面却在不断抵抗社会文化的持续低俗化。他们自身阶级的精英文化性格与民主意识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矛盾，而他们很少能够坦然面对这种矛盾。最能代表这种普遍不情愿心态的是某些作家，他们一方面抨击阶级间的隔阂，另一方面又渴望民众听从他们的看法。须知，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联盟注定是不完美的，服膺民主的知识分子阶级注定时常令民众大失所望。当政治气氛充满希望与活力时——也就是民主事业繁荣的时期，例如进步时期与新政时期——这些失望可能会被掩藏乃至遗忘，然而这种情况通常不会持久。进步时期之后是20世纪20年代的反动风潮，而新政之后则是麦卡锡主义。迟早，大众与知识分子间对政治或文化的看法要分道扬镳，于是知识分子在受伤与震惊之余，只好去寻找既能表达他们的感受又不会牺牲其民主情怀的方式。大众文化的各种庸俗现象给了他们疏离人民的发泄借口。社会主义的希望幻灭，而任何新的社会改革运动看似也不可能了，这就使他们对与大众“和解”不抱希望。因此很多知识分子迷恋大众文化的原因之一，竟然是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疏离民主社会的正当（也就是非政治性的）借口。有一些对于大众文化最尖酸的批评就来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悲叹大众实在不长进，这种心态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会出现对大众文化的一些刺耳的甚至无人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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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后，我们第一次可以将知识分子看成一个阶级，这可能是20世纪知识分子地位转变的最重要表现。当他们失去了有闲贵族阶级的背景后，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需要整个被重新定义了。19世纪初有许多智识人物，其中有一些是职业的知识分子，但是那时还没有出现某种机制或是机构可以将知识分子凝聚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阶级，彼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相互联系。到了19世纪末，美国才发展出了以下这些东西：真正的大学系统，满足先进学术研究需要的大型图书馆，引介新理念、发行量大、支付稿酬的杂志，大量受到国际版权法保护、奖掖本土作者也不拘泥于上流社会文化的出版社，各类学术领域的专业组织，各类学术期刊，需要大量专业技能的政府机构，最后还有一些慷慨赞助科学、学术与文学的大型基金会。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一些智识行业，现在都出现了。如果我们要想象那时变化的幅度，对比下列属于改变之前的例子就知道：19世纪30年代那些爆料杂志、杰克逊时期的《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波尔克总统时期的古根海姆基金会，或是克利夫兰总统时期的剧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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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影响力大增，且更有组织地参与到了美国社会、各类制度与市场的运作中；然而在同一时间，他们也更加意识到自身的疏离。之前这种疏离感是在巨头文化时期出现的。这一时期，某些不得志的作家、受挫折的贵族催生了巨头文化，它最有代表性的宣言乃是亨利·亚当斯在此时段末期所写的小说《教育》（Education）。这本书在稍早的时候就写成了，但在1918年才首次公开流传，被一战后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他们认为这本书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与他们在美国文化中的处境。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也重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梅尔维尔的重要性。他们对亚当斯的书产生巨大共鸣，不是因为同情他个人在时代环境下的孤寂落寞，而是因为他对一战后美国社会的描述与他们对1920年的美国的感觉一致：二者都是粗糙、物质化与没有心智的社会。虽然巨头文化的疏离不同于这一代先锋派的疏离，但是两者都觉得自己被抛弃，都怀着不安、失败、感叹的悲情。他们中有一些人甚至认为，现今“民主派”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的处境还不如有闲贵族阶级知识分子的处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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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前，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疏离成了一种颠扑不破的定律，这是有些讽刺的。因为这段时期，美国发生了所谓的“小文艺复兴”（Little Renaissance），文学与政治文化都充满了原创性与活力，与之前明显产生对比。但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陷入了对美国传统文化的不满，他们的疏离感开始凝结成一股特别的意识形态。他们并不是疏离于一般的、现代工业主义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的当代社会，而是疏离于这些东西在美国所呈现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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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与1918年，凡怀克·布鲁克斯分别出版了《美国成熟了》（America’s Coming-of-Age）和《文学与领导》（Letters and Leadership），敲响了早期的文化警钟。这些书充满激情与雄辩（尽管他后来有些后悔），他说出了一个可悲的事实：“美国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为了文化而文化的观念。”他认为，从一开始，美国人的心灵就遭到双重夹击，一边是清教徒的严苛生活纪律，一边是移民者追求商业与财富的野心，以致这个民族从来就不喜好文化创作和一流的思想或艺术家。它的心灵一方面产生了远离尘世、高度抽象模糊的宗教愿景，另一方面则催生了追求金钱的物质欲望。而被夹在中间的是一个思考阶层，这个阶层飞快地从年少进入中年，然后又进入迟缓、残酷的凋零期。美国的文化生命“处在一个发展停滞的状态”，“美国人的心灵远离文化创造所需要的经验”，大批的文化人才遭到浪费，或生长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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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画家、哲学家、科学家与宗教家都被这个社会残酷对待，他们在成长中受到阻碍，吃不饱饭，处处受打压，郁郁而不得志，甚至在自我成长的一开始就遭到社会阻碍。这个社会需要睿智的领袖，却无可救药地排斥领袖，破坏了一切有助于产生好领袖的元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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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认为，美国的历史缺乏一种智识传统或是有助于产生这种传统的土壤，结果“美国是所有民族中最需要伟大领袖与伟大思想引领的，却因为缺乏这两样东西而无法开发这个民族所蕴含的伟大潜能，失去了成就丰功伟业的机会”。一方面，一种过度的个人主义使得美国无法形成集体式的精神生活。立基于征服与占有的殖民拓荒精神导致了不利于创造与批判的物质主义；另一方面，这种物质主义被清教徒精神进一步强化，这种清教徒精神乃是拓荒者的心灵寄托，它贬抑人性在精神上的自主可能，让人只得去追寻物质层面的拥有、压制美学的想象。而美国的企业在移民精神、清教徒精神与拓荒精神下发展，的确比其他地方的企业更具挑战冒险心态，但也因此吸收和改变了太多“美国性格”中的优点。随后，美国得到了一个多元的社会，但就是没有“有机的本土文化”，所以，“我们的标准文人，不管他的目标为何，都无法超越原始的、部落式的素朴艺术观，也就是把文化或艺术仅视为娱乐或是催眠”——有这样的观点，是一点儿也不令人讶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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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在发出这一番尖锐无情的批评后，接着研究了马克·吐温与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而且可以说，他还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的批评写入了这些研究中。他的看法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或是批评家。曼肯对美国文学作品——例如关于斯蓬河（Spoon River）、温斯堡（Winesburg）、齐尼斯（Zenith）的作品——的批评更为辛辣，这些作品描绘了美国小镇偏狭、停滞、贫瘠的生活，它的禁忌与霸道，以及小人物阴郁、辛酸的文化。[12]这种对于美国的看法在19世纪90年代民粹的温和反抗中活跃起来，并在“小文艺复兴”期间得到了清晰的表述，此时，它在旅居国外的“迷惘的一代”之间发展成了一种固定的信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执念。1922年，哈罗德·斯特恩斯（Harold Stearns）编了一本文集《美国的文明》（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布鲁克斯与曼肯的文章都收录在内。其中有几位作者甚至认为，美国根本没有文化。他们道出了当时美国人的想法，所谓美式正义观就是由萨科和万泽蒂案代表的，美国对科学的看法就是由斯科普斯案所代表的，美国的宽容由三K党代表，美式的礼仪由禁酒令代表，美国对于法律的尊重就由大都市中的匪帮们代表，而美国人最深远的精神事业则体现在股市狂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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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萧条与二战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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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竞相疏离于社会的原因很可能在于他们并不认为美国的文化问题属于现代社会的通病，而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仿佛觉得，在其他国家的布尔乔亚阶级与叛逆的艺术家、失意的作家以及流浪海外、自我放逐的文化人之间，并不存在令人难堪的对立。于是这种纷纷崇尚疏离的风气扭转了往昔社会对比欧洲与美国时的看法。以往大众认为欧洲代表了压迫、腐败与颓废，而美国则象征民主、纯真与活力。但现在，这种意象在知识分子间已经颠倒了过来：欧洲是有文化的，而美国则庸俗粗野。从本杰明·韦斯特和欧文开始，艺术家与作家纷纷将这种疏离感付诸实践，在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期都流浪于国外，20世纪20年代，更是有一大批知识界人士旅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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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这种美国与欧洲的简单对比不复存在了。大家慢慢觉得这种对比其实并不正确，甚至有可能从来都不符合现实。欧洲国家也沾染上了商业化气息，跟美国一样也出现了庸俗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虽然有些欧洲人会生气地说，欧洲其实是被“美国化”或是被“可口可乐化”了，仿佛所谓大众社会是来自美国的舶来品，或是美式文化入侵的结果，但是像托克维尔一样聪明的欧洲人都知道，美国本就是工业化与大众文化的先锋，它仅仅预示了日后欧洲也会出现的景象，而不是做了什么会改变欧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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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相对态势大大改变了。大萧条使得那些羁旅在外的人士回到美国，他们发现美国变了，一个新的美国出现了。30年代中期，美国的确出现了一股全新的道德与社会氛围。大萧条唤醒了美国人已然麻木的政治智慧。新政虽然起先受到知识分子怀疑，但最后赢得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赞赏。大家突然觉得，这个国家似乎又需要知识分子了，于是开始敬重他们。重新涌现的劳工运动决定，不仅仅要成为又一种利益团体，而要当社会改造的动力。民众比以往更为积极了，会表达自己的失望，勇于在统治者面前捍卫自己的权利。整个社会到处都是抗议和重新发现。20年代那种愤懑和对美国的随便否定似乎都已经过去了，凭借那种普遍的失落感与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并不足以对抗国内的民主反动派与国外法西斯。现在，最需要的似乎是寻找方向，借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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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旧情怀退去而新的心境开始形成时，这种变化竟如此广泛普遍，实在令人惊讶——众多风格、动机、出身迥异的作家与思想家重新集结起来，会聚在一个新的共同精神目标之下。文学上的民族主义重新涌现，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在他的著作《现代美国文艺思潮》（On Native Grounds）中把这种现象观察得很清楚。知识分子热切地重新观看美国，报道、记录与拍摄这个国家。作家们怀着一种全新的兴趣和敬意看待美国。例如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人物传记以嘲讽贬抑为基调：W. E. 伍德沃德（W. E. Woodward）疯狂地批评华盛顿；埃德加·李·马斯特（Edgar Lee Master）毫不留情地批驳林肯；凡怀克·布鲁克斯猛烈地抨击马克·吐温，诸如此类。但是，到了30年代与40年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是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他对林肯的生平做出了完整、生动与细致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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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布鲁克斯曾是疏离派的领袖，现在却引领着重新拥抱美国的风潮。1936年，他出版了《新英格兰的光彩》（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这是系列丛书“创造者与发现者”（Makers and Finders）的开山之作，从此，他踏上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历史性的征程：他潜心埋首于美国从1800年到1915年所有一流、二流与三流文学家的作品之中，横跨一个世纪之久。美国所有的文艺作品于他而言都不再陌生，除了他自己的早期作品，因为他后悔当时那么尖锐地批评美国的文化。他的态度改变很大，从无情地批评重要作家的局限，转向赞扬不甚知名的作家。他就像是在追寻家族史，对某个家族的过去心怀永不餍足的兴趣，以无尽的耐心去追索任何一件逸事，凭着这股精神，他几乎重新书写了整个美国文学史，他的作品往往充满超凡的洞见，不复往昔那般尖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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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只有布鲁克斯有如此转变。曼肯的幽默式嘲讽曾与布鲁克斯严峻的批评齐名，但现在他也开始缅怀以往的美国文学景象。的确，当初他对新政发起了刻薄反动式的批评，因此被视为上个时代的人：他的傲慢无礼简直就是哈定与柯立芝总统那个时代的标志，在罗斯福时代完全不合时宜，他的幽默天分似乎也已经被用光了。可是他撰写的三册令人爱不释手的自传却充满了如同布鲁克斯文学史一般的怀旧情绪。只要是知道他过去有多么不可一世的人，都能发现当时的环境的确可以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讽刺天分，尽情地施展才华。同样地，辛克莱·刘易斯也在他的小说《多兹沃思》（Dodsworth）中展现出了新的气息，而到了1938年，他在《浪荡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中已经公开且得意地体现出了美国特色，用美式布尔乔亚价值来对抗年轻人的叛逆。最后，他还对一位心怀疑虑的欧洲读者宣称，他并不是像有些美国批评家怀疑的那样，是因为恨美国文化才写下了《巴比特》，恰恰相反，他是因为爱它才写了这部作品。甚至还有多斯·帕索斯这样的年轻小说家，他曾率先在激进小说中表达对美国文化的厌恶，后来在《我们站立的这片土地》（The Ground We Stand On）这本书中也认为，美国在过去有若干文化素质有助于日后产生一些新政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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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美国特色之所以日渐兴起，原因在于欧洲在文化与道德上正逐渐失去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美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相对地位正在渐渐发生变化。艾略特、加特鲁德·斯坦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大概是最后一批羁旅外国的重要文人。大萧条后，美国旅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也制造了大批流亡美国的学者与艺术家，旅外浪潮因而扭转为人才的大量移入。欧洲的知识分子把美国作为移居的目的地不只是为了保命而外逃，有时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舒适的、充满机遇的地方。1933年之前已经有少部分人移居美国，随后更是形成浪潮，其中包括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W. H. 奥登（W. H. Auden）、托马斯·曼（Thomas Man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米约（Milhaud）、欣德米特（Hindemith），以及许多较不知名的人士。艺术史家、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等都大批大批地移居美国。美国曾经是世界的工业领袖，现在则成为西方世界的智识首都，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首都的话。[13]尽管从许多欧洲人的立场来看，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但无论如何，在文化层面，大西洋两岸都已不再将美国与欧洲作为对比。过去的欧美对话不再重要，大家现在把所有西方人与西方世界都视为一个整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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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20世纪30年代时失去了政治与道德上的世界领导地位。法西斯向美国人展示了前所未见的极权政治与暴政，而欧洲民主列强对它的绥靖显露出西方政治制度的瑕疵。纳粹与苏联在1939年的协定——只有那些最易受骗的人才看不出来布尔什维克的外交手段与法西斯一模一样——戳破了苏维埃是民主同路人的假象，使得世人再也无法像过去近十年来那样将平民民主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美国不再需要为了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启迪而借鉴外国的政治制度。在“二战”末期，当法西斯死亡集中营被发现以后，即使是美国历史上最丑陋的事件都是小巫见大巫了。与此同时，欧洲承受的巨大苦难让美国以一种新的姿态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1947年，美国发动了救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同年，最具国际视野的作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从欧洲回到美国后说“目前的美国在政治上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14]，美国的20世纪文化是“曾主宰建国之初的美国、在内战后蓬勃繁荣的民主创造性的复兴”。他认为，20世纪让“美国的艺术与文学又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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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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