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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跟一般的美国人不同，他们对传统有强烈的情怀。但是传统在他们看来并非力量的来源或是崇拜的对象。在传统与个人思想自由间存在无可避免的张力，他们反对过于个人化或是创意化，因为在他们的哲学中，这种倾向必然被视为自我中心、自我放纵。他们批判事物的立场充分显示出这是一个急于维系自身地位的阶级。他们认为，所谓批判，就是要引发“正确的品位”与“合宜的道德感”——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品位与道德定义为拒绝挑战政治或是美学现状。因此文学应该是“道德”的守护者，而道德永远是指传统的社会道德，不是个别艺术家的艺术形式训练或者思想家的真理观呈现出的独立道德性。文学应该乐观，致力于发扬生命的积极面，不能鼓励现实主义或是悲观情绪。幻想、晦涩、神秘主义、个体性与反叛都绝非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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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华兹华斯与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被美国文学评论家塞缪尔·吉尔曼（Samuel Gilman）谴责。他在1823年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中说他们的作品“违反了正确的智识风格与一般大众的价值观”。吉尔曼认为，这样的作家不应该出名：“他们写的是独白式的诗句。他们写的东西跟世界无关，而是把自己置于世界之上。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炫耀自己的才华与抒发诗情以自娱而已。”[7]当然，此处他们被攻击的理由与19世纪欧洲许多优秀诗人被攻击的理由没多大不同。差异只在于欧洲的环境较复杂，因此给诗人的空间多一些。美国的文化环境很单纯，容易受到某个单一阶级的主宰，但是这个阶级很可能立意良善，只是智识格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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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级面对一位真正的天才时所显露出的不适，可由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对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话语得知。希金森非常鼓励这位女诗人，对她很和善，甚至有时还很理解她，但也仅将她视为一个想成名的女诗人而已，因此常常在提到她时说：“我那个有点儿不正常的阿默斯特女诗人。”他也忍不住建议她，如果她太寂寞的话可以去参加波士顿妇女俱乐部的聚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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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文学批评的作用就在于鼓励作家们传扬这个特殊群体的创作精神：“与世界保持距离，也居于世界之上。”但是清教徒坚强的信仰精神已经消失，这股精神曾经造就了热情的信仰异议者和遵守律法的人；同样消失了的还有对抗现实世界的精神与强大的力量，正是这两样东西造就和试炼了国父的心智。我们看看清教徒社会，它虽然人口不多且屡有经济困窘问题，却能够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智识传统，产生优秀的宗教与政治文献。国父们当时在政治严峻的压力下，向世人示范了如何将理性应用于政治之中，他们那个世代在文学、科学与艺术的道路上大步前行。巨头文化虽然出现于较富裕的年代，却缺乏好的政治文献与对科学的兴趣。它擅长历史评论与上流社会文学，但是它对于知识分子原创性与自发性的冷漠，使得它更适合支持二流而非一流人才。当有二流人才出现在它面前时，它就不会颂扬一流人才。它忽视美国历来最卓越的心灵——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梭罗与惠特曼等人——而是大力赞扬小说家库珀，这是它认为的最杰出的作家。它也支持欧文、布赖恩特、朗费罗、洛厄尔与惠提尔等人。我们很容易轻视巨头文化阶层的人，尽管他们毕竟赞助了美国大部分的文化创作。但他们未能欣赏或鼓励美国的一流人才，这一点必将留在关于他们的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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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巨头文化不尊重心智的心态对美国文学所造成的影响，在文学评论圈中早已得到公认，人们为此大为遗憾。1915年，凡怀克·布鲁克斯曾经抱怨，美国的文学被两极化了，不是极端精英化就是极端通俗化。而晚近的菲利普·拉夫借用劳伦斯的话，指出现在的分歧有如白人与印第安人、亨利·詹姆斯与惠特曼的差异一般。他们想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文学与思想界存在着两个阵营，一边是感性、精致、理论与纪律，另一边则是自发性、活力、感官现实与对机会的把握。简言之，就是存在着一种令人悲叹的分裂：抽象的心智素质与实际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肇因于巨头文化时期，现在仍可在美国作家的身上见到若干残迹。霍桑曾针对“入世”作品的盛行写下这么一句话：“我没有活过，只是梦到自己活着……我见过的世面这么少，我实在无法凭空编造出故事……”他这么说，可能不只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19世纪美国怀抱思考与教养的人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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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19世纪产生了那样的反智浪潮。当主张吃苦耐劳、阳刚务实、批评贵族化与女性化以及离尘脱俗的文化的人表达反智立场时，他们的观点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他们却把身边那些更苍白、更没有实效的智识表现以偏概全地认作智识本身。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塑造了智识，今日美国的智识之所以发育不良，部分原因恰恰是他们的责难——例如彻底的民粹、无脑坚持“实际性”等。所以，反智人士等于是亲手实现了自己的预言。智识之所以被人和失败联系在一起，被一个缺乏生命力与影响力、困在无法穿透的世界中的社会阶层所代表，部分是因为反智者自身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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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精英文化与民主意识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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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焦点从公众转到作家身上，就会发现，直到19世纪末，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关于他们的身份和技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民族声音，避免一味模仿英国文学，避免过度依赖英国的文学批评，同时还要避免因此陷入文学沙文主义。他们必须注意，不可太过于偏向贵族式风格，虽然可能只有少数人才会犯这种毛病——库珀可能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因为他们深深同情着美式民主散发出来的诱人活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希望。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不得不面对他们自己的孤立，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主题。他们不得不面对美国生活为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提供的这片物质土地，它与欧洲作家所拥有的物质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没有历史纪念碑、没有遗迹、没有伊顿公学、没有牛津、没有赛马场、没有古代、没有传奇，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中的社会——从霍桑到亨利·詹姆斯，甚至更后来的作家，都曾为此感到遗憾，尽管偶尔会有像克雷夫科尔这样的作家认为这样没什么不好，至少不会有封建与压迫；而其他人，如爱默生，则认为如果想要把美国视为一个充满潜力的文学主题，则无须史迹，只需要有适当的想象力即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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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有绝对的必要为这些文人（以及在学院教书的学者，这些学院大多很可怜，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些给教官和粗野的年轻人居住的小型公寓，处在这个或者那个教派的监管之下）打造一种合适的职业。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作家能靠严肃的原创写作获得版税，稿酬也很少，再加上英国著名作品盗版成风，当时又缺乏国际版权协定的保护，无良书商更是以低价倾销图书。直到19世纪40年代朗费罗与惠提尔的作品开始获得大众喜爱前，整个阅读市场能靠创作赚到钱的只有欧文与库珀，但是他们两人都不太需要版税的支持。几乎每个作家都需要在写作之外有一份稳定的主要收入来源，版税只是作为补充；这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可能是遗产、妻子的信托基金、演讲、大学教职、杂志编辑，比如梭罗就曾当过几年工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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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十年里，美国作家曾用不同的方式抗议他们的处境——转行、出国或是公开批评图书市场。但那时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疏离视为他们追求其他价值的结果，而不是视疏离本身为某种价值。他们并没有现代思想家面临的最大困境——现代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自我意识的产物。他们虽苦于在社会中的困顿处境，但未被这种处境压垮。（这让人不禁想到梭罗的冷笑话。他的《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度过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 Rivers］印了一千本，有七百多本都卖不出去，只好堆在房间里。他说：“我现在有一间藏了九百本书的图书馆，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写的。身为作者，守着自己辛劳的成果有什么不好吗？”如果换成现今作家碰到类似的状况，恐怕早就因此对现代文化大做文章、发表成篇理论了。）我们若是把美国作家的状况与国外的类似案例比较一下，例如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则会发现情况似乎也没那么严重。美国的作家对祖国其实是爱恨交织的，而后世那些强烈感到自己与社会相疏离的文学评论家一定可以在这些前辈的作品上找到相同的感觉。梅尔维尔曾说过：“我觉得我好像在自己的国家被放逐了。”但在其他地方，他也表达了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我希望美国能注意到她的作家正变得越来越伟大，我这样说是为了美国，而不是为了美国的作家。如果其他国家赶在美国之前为拿笔的英雄们加冕，那多遗憾啊！”整体而言，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在《党派评论》杂志的研讨会上说得很中肯：他从不相信“美国过去伟大的作家觉得很疏离或是失落，就算有，可能也不到批评家所宣称的一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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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90年以后，美国的作家与知识分子凝聚成了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的阶级，他们开始对温文儒雅与保守心态感到不耐烦，因此向美国社会宣战了。从1890年到20世纪30年代间，他们积极争取表达与批判的自由，他们与社会的疏离成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理由，成了他们的美学与政治抗争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美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在维系旧价值。而现在，无论是就历史现实还是公共认识而言，他们都走向了宣传创新的道路——宣传政治、道德、艺术与文学上的新观念。19世纪时，美国的知识分子曾被温和安全的理想主义笼罩，现在则迅速建立起了知识圈谈论腐败与剥削、性与暴力的权利，甚至是义务。长久以来，智识被其敌人与友人视为消极与无效之物，现在却渐渐开始参与政治，与权力扯上关系。早先，它被大众视为属于保守阶级的东西，有着偏右的意识形态立场，但在1890年以后出现的知识分子阶级却展现出稍微偏左的姿态，在大萧条期间很多人更是走向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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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我们带到有关知识分子地位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上。如果我之前的论述足够清楚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反智是立基于民主制度与平等信念的。无论知识分子是否享有传统精英的特权，从思想与行动的方式来看，他们都肯定属于精英。直到1890年，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仍然具有有闲贵族阶级的背景，无论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局限，但仍可自认为精英。但1890年后，这种情形便不复存在。自我认同的问题再度困扰知识分子，因为每当他们与社会大众看法不同时，他们都认为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张——不论是以民粹主义、进步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呈现——是在代表人民对抗特殊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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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世纪的知识分子突然就置身于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中：他们一方面想要成为支撑民主社会的好公民，另一方面却在不断抵抗社会文化的持续低俗化。他们自身阶级的精英文化性格与民主意识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矛盾，而他们很少能够坦然面对这种矛盾。最能代表这种普遍不情愿心态的是某些作家，他们一方面抨击阶级间的隔阂，另一方面又渴望民众听从他们的看法。须知，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联盟注定是不完美的，服膺民主的知识分子阶级注定时常令民众大失所望。当政治气氛充满希望与活力时——也就是民主事业繁荣的时期，例如进步时期与新政时期——这些失望可能会被掩藏乃至遗忘，然而这种情况通常不会持久。进步时期之后是20世纪20年代的反动风潮，而新政之后则是麦卡锡主义。迟早，大众与知识分子间对政治或文化的看法要分道扬镳，于是知识分子在受伤与震惊之余，只好去寻找既能表达他们的感受又不会牺牲其民主情怀的方式。大众文化的各种庸俗现象给了他们疏离人民的发泄借口。社会主义的希望幻灭，而任何新的社会改革运动看似也不可能了，这就使他们对与大众“和解”不抱希望。因此很多知识分子迷恋大众文化的原因之一，竟然是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疏离民主社会的正当（也就是非政治性的）借口。有一些对于大众文化最尖酸的批评就来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悲叹大众实在不长进，这种心态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会出现对大众文化的一些刺耳的甚至无人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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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后，我们第一次可以将知识分子看成一个阶级，这可能是20世纪知识分子地位转变的最重要表现。当他们失去了有闲贵族阶级的背景后，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需要整个被重新定义了。19世纪初有许多智识人物，其中有一些是职业的知识分子，但是那时还没有出现某种机制或是机构可以将知识分子凝聚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阶级，彼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相互联系。到了19世纪末，美国才发展出了以下这些东西：真正的大学系统，满足先进学术研究需要的大型图书馆，引介新理念、发行量大、支付稿酬的杂志，大量受到国际版权法保护、奖掖本土作者也不拘泥于上流社会文化的出版社，各类学术领域的专业组织，各类学术期刊，需要大量专业技能的政府机构，最后还有一些慷慨赞助科学、学术与文学的大型基金会。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一些智识行业，现在都出现了。如果我们要想象那时变化的幅度，对比下列属于改变之前的例子就知道：19世纪30年代那些爆料杂志、杰克逊时期的《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波尔克总统时期的古根海姆基金会，或是克利夫兰总统时期的剧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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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影响力大增，且更有组织地参与到了美国社会、各类制度与市场的运作中；然而在同一时间，他们也更加意识到自身的疏离。之前这种疏离感是在巨头文化时期出现的。这一时期，某些不得志的作家、受挫折的贵族催生了巨头文化，它最有代表性的宣言乃是亨利·亚当斯在此时段末期所写的小说《教育》（Education）。这本书在稍早的时候就写成了，但在1918年才首次公开流传，被一战后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他们认为这本书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与他们在美国文化中的处境。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也重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梅尔维尔的重要性。他们对亚当斯的书产生巨大共鸣，不是因为同情他个人在时代环境下的孤寂落寞，而是因为他对一战后美国社会的描述与他们对1920年的美国的感觉一致：二者都是粗糙、物质化与没有心智的社会。虽然巨头文化的疏离不同于这一代先锋派的疏离，但是两者都觉得自己被抛弃，都怀着不安、失败、感叹的悲情。他们中有一些人甚至认为，现今“民主派”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的处境还不如有闲贵族阶级知识分子的处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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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前，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疏离成了一种颠扑不破的定律，这是有些讽刺的。因为这段时期，美国发生了所谓的“小文艺复兴”（Little Renaissance），文学与政治文化都充满了原创性与活力，与之前明显产生对比。但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陷入了对美国传统文化的不满，他们的疏离感开始凝结成一股特别的意识形态。他们并不是疏离于一般的、现代工业主义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的当代社会，而是疏离于这些东西在美国所呈现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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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与1918年，凡怀克·布鲁克斯分别出版了《美国成熟了》（America’s Coming-of-Age）和《文学与领导》（Letters and Leadership），敲响了早期的文化警钟。这些书充满激情与雄辩（尽管他后来有些后悔），他说出了一个可悲的事实：“美国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为了文化而文化的观念。”他认为，从一开始，美国人的心灵就遭到双重夹击，一边是清教徒的严苛生活纪律，一边是移民者追求商业与财富的野心，以致这个民族从来就不喜好文化创作和一流的思想或艺术家。它的心灵一方面产生了远离尘世、高度抽象模糊的宗教愿景，另一方面则催生了追求金钱的物质欲望。而被夹在中间的是一个思考阶层，这个阶层飞快地从年少进入中年，然后又进入迟缓、残酷的凋零期。美国的文化生命“处在一个发展停滞的状态”，“美国人的心灵远离文化创造所需要的经验”，大批的文化人才遭到浪费，或生长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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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画家、哲学家、科学家与宗教家都被这个社会残酷对待，他们在成长中受到阻碍，吃不饱饭，处处受打压，郁郁而不得志，甚至在自我成长的一开始就遭到社会阻碍。这个社会需要睿智的领袖，却无可救药地排斥领袖，破坏了一切有助于产生好领袖的元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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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认为，美国的历史缺乏一种智识传统或是有助于产生这种传统的土壤，结果“美国是所有民族中最需要伟大领袖与伟大思想引领的，却因为缺乏这两样东西而无法开发这个民族所蕴含的伟大潜能，失去了成就丰功伟业的机会”。一方面，一种过度的个人主义使得美国无法形成集体式的精神生活。立基于征服与占有的殖民拓荒精神导致了不利于创造与批判的物质主义；另一方面，这种物质主义被清教徒精神进一步强化，这种清教徒精神乃是拓荒者的心灵寄托，它贬抑人性在精神上的自主可能，让人只得去追寻物质层面的拥有、压制美学的想象。而美国的企业在移民精神、清教徒精神与拓荒精神下发展，的确比其他地方的企业更具挑战冒险心态，但也因此吸收和改变了太多“美国性格”中的优点。随后，美国得到了一个多元的社会，但就是没有“有机的本土文化”，所以，“我们的标准文人，不管他的目标为何，都无法超越原始的、部落式的素朴艺术观，也就是把文化或艺术仅视为娱乐或是催眠”——有这样的观点，是一点儿也不令人讶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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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在发出这一番尖锐无情的批评后，接着研究了马克·吐温与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而且可以说，他还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的批评写入了这些研究中。他的看法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或是批评家。曼肯对美国文学作品——例如关于斯蓬河（Spoon River）、温斯堡（Winesburg）、齐尼斯（Zenith）的作品——的批评更为辛辣，这些作品描绘了美国小镇偏狭、停滞、贫瘠的生活，它的禁忌与霸道，以及小人物阴郁、辛酸的文化。[12]这种对于美国的看法在19世纪90年代民粹的温和反抗中活跃起来，并在“小文艺复兴”期间得到了清晰的表述，此时，它在旅居国外的“迷惘的一代”之间发展成了一种固定的信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执念。1922年，哈罗德·斯特恩斯（Harold Stearns）编了一本文集《美国的文明》（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布鲁克斯与曼肯的文章都收录在内。其中有几位作者甚至认为，美国根本没有文化。他们道出了当时美国人的想法，所谓美式正义观就是由萨科和万泽蒂案代表的，美国对科学的看法就是由斯科普斯案所代表的，美国的宽容由三K党代表，美式的礼仪由禁酒令代表，美国对于法律的尊重就由大都市中的匪帮们代表，而美国人最深远的精神事业则体现在股市狂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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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萧条与二战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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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竞相疏离于社会的原因很可能在于他们并不认为美国的文化问题属于现代社会的通病，而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仿佛觉得，在其他国家的布尔乔亚阶级与叛逆的艺术家、失意的作家以及流浪海外、自我放逐的文化人之间，并不存在令人难堪的对立。于是这种纷纷崇尚疏离的风气扭转了往昔社会对比欧洲与美国时的看法。以往大众认为欧洲代表了压迫、腐败与颓废，而美国则象征民主、纯真与活力。但现在，这种意象在知识分子间已经颠倒了过来：欧洲是有文化的，而美国则庸俗粗野。从本杰明·韦斯特和欧文开始，艺术家与作家纷纷将这种疏离感付诸实践，在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期都流浪于国外，20世纪20年代，更是有一大批知识界人士旅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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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这种美国与欧洲的简单对比不复存在了。大家慢慢觉得这种对比其实并不正确，甚至有可能从来都不符合现实。欧洲国家也沾染上了商业化气息，跟美国一样也出现了庸俗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虽然有些欧洲人会生气地说，欧洲其实是被“美国化”或是被“可口可乐化”了，仿佛所谓大众社会是来自美国的舶来品，或是美式文化入侵的结果，但是像托克维尔一样聪明的欧洲人都知道，美国本就是工业化与大众文化的先锋，它仅仅预示了日后欧洲也会出现的景象，而不是做了什么会改变欧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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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相对态势大大改变了。大萧条使得那些羁旅在外的人士回到美国，他们发现美国变了，一个新的美国出现了。30年代中期，美国的确出现了一股全新的道德与社会氛围。大萧条唤醒了美国人已然麻木的政治智慧。新政虽然起先受到知识分子怀疑，但最后赢得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赞赏。大家突然觉得，这个国家似乎又需要知识分子了，于是开始敬重他们。重新涌现的劳工运动决定，不仅仅要成为又一种利益团体，而要当社会改造的动力。民众比以往更为积极了，会表达自己的失望，勇于在统治者面前捍卫自己的权利。整个社会到处都是抗议和重新发现。20年代那种愤懑和对美国的随便否定似乎都已经过去了，凭借那种普遍的失落感与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并不足以对抗国内的民主反动派与国外法西斯。现在，最需要的似乎是寻找方向，借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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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旧情怀退去而新的心境开始形成时，这种变化竟如此广泛普遍，实在令人惊讶——众多风格、动机、出身迥异的作家与思想家重新集结起来，会聚在一个新的共同精神目标之下。文学上的民族主义重新涌现，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在他的著作《现代美国文艺思潮》（On Native Grounds）中把这种现象观察得很清楚。知识分子热切地重新观看美国，报道、记录与拍摄这个国家。作家们怀着一种全新的兴趣和敬意看待美国。例如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人物传记以嘲讽贬抑为基调：W. E. 伍德沃德（W. E. Woodward）疯狂地批评华盛顿；埃德加·李·马斯特（Edgar Lee Master）毫不留情地批驳林肯；凡怀克·布鲁克斯猛烈地抨击马克·吐温，诸如此类。但是，到了30年代与40年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是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他对林肯的生平做出了完整、生动与细致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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