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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布鲁克斯曾是疏离派的领袖，现在却引领着重新拥抱美国的风潮。1936年，他出版了《新英格兰的光彩》（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这是系列丛书“创造者与发现者”（Makers and Finders）的开山之作，从此，他踏上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历史性的征程：他潜心埋首于美国从1800年到1915年所有一流、二流与三流文学家的作品之中，横跨一个世纪之久。美国所有的文艺作品于他而言都不再陌生，除了他自己的早期作品，因为他后悔当时那么尖锐地批评美国的文化。他的态度改变很大，从无情地批评重要作家的局限，转向赞扬不甚知名的作家。他就像是在追寻家族史，对某个家族的过去心怀永不餍足的兴趣，以无尽的耐心去追索任何一件逸事，凭着这股精神，他几乎重新书写了整个美国文学史，他的作品往往充满超凡的洞见，不复往昔那般尖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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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只有布鲁克斯有如此转变。曼肯的幽默式嘲讽曾与布鲁克斯严峻的批评齐名，但现在他也开始缅怀以往的美国文学景象。的确，当初他对新政发起了刻薄反动式的批评，因此被视为上个时代的人：他的傲慢无礼简直就是哈定与柯立芝总统那个时代的标志，在罗斯福时代完全不合时宜，他的幽默天分似乎也已经被用光了。可是他撰写的三册令人爱不释手的自传却充满了如同布鲁克斯文学史一般的怀旧情绪。只要是知道他过去有多么不可一世的人，都能发现当时的环境的确可以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讽刺天分，尽情地施展才华。同样地，辛克莱·刘易斯也在他的小说《多兹沃思》（Dodsworth）中展现出了新的气息，而到了1938年，他在《浪荡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中已经公开且得意地体现出了美国特色，用美式布尔乔亚价值来对抗年轻人的叛逆。最后，他还对一位心怀疑虑的欧洲读者宣称，他并不是像有些美国批评家怀疑的那样，是因为恨美国文化才写下了《巴比特》，恰恰相反，他是因为爱它才写了这部作品。甚至还有多斯·帕索斯这样的年轻小说家，他曾率先在激进小说中表达对美国文化的厌恶，后来在《我们站立的这片土地》（The Ground We Stand On）这本书中也认为，美国在过去有若干文化素质有助于日后产生一些新政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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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美国特色之所以日渐兴起，原因在于欧洲在文化与道德上正逐渐失去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美国与欧洲在文化上的相对地位正在渐渐发生变化。艾略特、加特鲁德·斯坦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大概是最后一批羁旅外国的重要文人。大萧条后，美国旅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而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也制造了大批流亡美国的学者与艺术家，旅外浪潮因而扭转为人才的大量移入。欧洲的知识分子把美国作为移居的目的地不只是为了保命而外逃，有时也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舒适的、充满机遇的地方。1933年之前已经有少部分人移居美国，随后更是形成浪潮，其中包括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W. H. 奥登（W. H. Auden）、托马斯·曼（Thomas Man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米约（Milhaud）、欣德米特（Hindemith），以及许多较不知名的人士。艺术史家、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等都大批大批地移居美国。美国曾经是世界的工业领袖，现在则成为西方世界的智识首都，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首都的话。[13]尽管从许多欧洲人的立场来看，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但无论如何，在文化层面，大西洋两岸都已不再将美国与欧洲作为对比。过去的欧美对话不再重要，大家现在把所有西方人与西方世界都视为一个整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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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20世纪30年代时失去了政治与道德上的世界领导地位。法西斯向美国人展示了前所未见的极权政治与暴政，而欧洲民主列强对它的绥靖显露出西方政治制度的瑕疵。纳粹与苏联在1939年的协定——只有那些最易受骗的人才看不出来布尔什维克的外交手段与法西斯一模一样——戳破了苏维埃是民主同路人的假象，使得世人再也无法像过去近十年来那样将平民民主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美国不再需要为了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启迪而借鉴外国的政治制度。在“二战”末期，当法西斯死亡集中营被发现以后，即使是美国历史上最丑陋的事件都是小巫见大巫了。与此同时，欧洲承受的巨大苦难让美国以一种新的姿态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1947年，美国发动了救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同年，最具国际视野的作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从欧洲回到美国后说“目前的美国在政治上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14]，美国的20世纪文化是“曾主宰建国之初的美国、在内战后蓬勃繁荣的民主创造性的复兴”。他认为，20世纪让“美国的艺术与文学又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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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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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党派评论》研讨会的来龙去脉和当时表达的情绪。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过度悲观氛围在知识分子圈中所引发的疏离感已成为过去，但是新的疏离感在心怀异见的作家之间又开始出现了，它尤其吸引着富有活力和批判精神的战后新一代作家。这些新的异见者以充分的理由认为，现在是有史以来社会最需要批判与建言的时候，因此他们认为昔日对疏离的推崇在今天仍然具有意义。这些人并不喜欢今天的文化环境或是世界的政治局势——这不能怪他们——因为这种不满，他们关于思想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角色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但是我认为，他们的这种看法过度简化了历史，它对应该如何经营智识生活提出的建议存在一定的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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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家关心的问题是：将疏离视为道德上的绝对必要之举，究竟会促进还是会阻碍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的启蒙工作？他们的观点显示出，无论如何，20世纪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抱怨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了。以前他们不满的是美国学者和文人不受重视，甚至不为法律所容，因此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与鼓励，收入也很微薄。这样的感觉并未完全消失。但是从过去二十年来的媒体文章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说法已出现：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有人说，知识分子在有了自由、机会与社会影响力以后，正在因此以微妙的方式变得腐化；还有人说，知识分子获得了社会的重视与认可，却失去了独立性，甚至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分子是成功了，但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他们获得大学教职，进入政府，或是在大众媒体工作，享受着舒适甚至优渥的生活，却因此不得不服从这些机构对他们的要求。他们身为作家，失去了一流创造力所需的敢怒敢言的气势；身为社会评论家，失去了否定或是叛逆的能力；身为科学家，失去了成就杰出科学研究所需的开创性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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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知识分子似乎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拒绝财富与功名的引诱，二是带着愧疚感接受这些动人的诱惑。他们固然会为掌权者忽视和践踏智识而苦恼，但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腐化堕落，所以更会为掌权者重视智识而苦恼。借用何奥教授的话：当布尔乔亚社会拒绝知识分子时，只不过是又多了一个证据证明这个社会有多么无知和庸俗，但是如果这个社会给知识分子以优厚的“礼遇”，则无异于是在收买他们。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被藐视，要么被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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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视知识分子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彼此矛盾的抱怨根本匪夷所思、令人发笑。但实际上，这样的说法精确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困境，因为知识分子一方面拥有高尚的理想，另一方面却也受制于现实的野心与利益的诱惑。异见作家表达的忧虑来源于一个事实：历史上，每当美国社会收编它的知识分子时，往往正是这个民族最需要自我批评的独立良知之际。我认为，这些作家之所以受到批评，不是因为他们的忧虑，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忧虑之下的悲剧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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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中，美国的知识分子也许是最容易受到良心谴责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总是需要为自己的角色辩护。比如英国与法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价值，他们之于国家民族的权利是否有合法性。但是，以往就曾困扰过美国知识分子的罪恶感于今尤烈，这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主流政治对话呈现出令人恼火的盲目和道德优越感（我们有多少政客敢负责任地公开谈论红色中国的问题？），美国的知识分子自然会为此而担忧。不过也许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在此之前，疏离的传统已然变成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规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最开始面对这个规范时都选择遵从它。但是现在他们不再如此了，经过了二十多年失望的疏离经验后，他们已经从这种规范中解脱了出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自己的道德立场是有问题的，于是便不再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像所有习惯了深思熟虑的人一样，他们不再冲动武断。而那些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都认为这样的变化是不可原谅的，因此开始用年轻人天生的残酷语言与自诩纯净无瑕的左派立场来谴责这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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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今日的年轻知识分子，几乎从职业生涯的起点就开始感觉到伴随成功而来的压力与诱惑，这当然是美国文化环境改变的结果，这结果令人鼓舞，但是也令人气愤。1890年到1914年间的知识分子积极奋力争取的东西，现在已经实现了：艺术与政治自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呼吁、自由讨论性、暴力与腐化问题的权利，以及批评政府当局的权利等。但是这些成果现在却有点儿变质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先锋本身已经被体制化，不再像从前一样是社会尖锐批判力量的桥头堡。这个社会已经习惯于接纳新奇事物，而这种包容心态甚至成了一种传统——“新事物的传统”。昨日的先锋就是今天的流行和明天的陈词滥调。美国的画家惯于在抽象的表现主义中追求艺术表达的自由，几年后发现他们的作品价格飙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各地大学校园中都出现了“垮掉的一代”，被人们当作乐子，然后变成了像是精致文化争议的舞台中充满喜感的表演者般的存在。在社会批判的领域，扮演警世先知的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变成了畅销书作家；而具有严谨学术气味的作者，例如米尔斯严厉批判了美国社会的各个面向，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群。里斯曼《孤独的人群》悲观地描述了美国人的性格，成了社会学历史上最畅销的书籍，而威廉·H. 怀特（William H. Whyte）分析精辟的书《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也是被各类机构中的人广为阅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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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了解，为什么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这些并不是好现象。不实际的成功可能比失败还糟糕。这些书籍受到了广大自由派中产阶级读者的接纳，但他们是以无动于衷、全盘接纳的包容心态面对知识分子的作品，并未做出富有活力的回应。对这些刚刚摒弃自身生活方式，走出疏离的作家，读者现在会说：“太有趣了！”甚至有时会说：“讲得真有道理！”但这样消极的、不痛不痒的接纳态度只会惹恼作家，他们并不在乎版税，他们在乎的是经世致用，是在时代的道德观念中留下印记。因此，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经过严肃思考写出的作品被别人当作消遣而非精神挑战来阅读。作家常常会怀疑这是不是他们自己的错，是不是他们个人的妥协削弱了他们意欲传递的信息，或是他们与自己谴责的大众根本就相去不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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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期待作家这种诚实的自我检讨会带来进步，但很不幸，实际上它带来的是沮丧，虽然这种沮丧本身也许令人同情，可是往往最后的结果只是沦为寻找某种“立场”或是姿态而已。异见知识分子时常觉得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承担着道德责任，并认为这种责任主要是谴责社会上的某些作为与破除某些不好的事物，以致知识分子的好坏不取决于是否具有想象力或意见是否准确，而是取决于最大限度的否定能力。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不是启蒙社会，而是反对社会现状——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都应该是一种启蒙，而且能够为知识分子重新树立起正直与勇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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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肆宣扬疏离的左派文人显然想要建立一种负责任的批判抗议文化，而当社会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地位时，他们支持疏离的主张就更坚决了，他们认为即使是盲目无理的抗议都胜于道德上的退却妥协；他们缅怀过去，因为“那时许多事都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很容易提出抗议”；他们说知识分子要凶一点，不可以像“妓女”或是“叛徒”一样出卖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根本立场；他们还对比了社会责任和智识责任，说前者不好，后者好。他们说这些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仅应当视疏离为追求真理或是某种艺术性表达的必然结果，而且还要认识到，在面对社会时，唯有保持否定的立场或姿态，才有助于他们产生艺术原创性、社会批判洞见与道德上的正直品格。他们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追求真理或是创造性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或是认为即使自己可能会因此与社会对立也不得放弃真理和创造性。真正的原因乃是，他们认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担起回绝社会的责任（这是巴里茨教授的用词）。他与社会疏离并不是为维持自身的正直而冒的风险，而是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各种责任的首要条件。因此，疏离不仅是一种生活的事实，更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必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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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是循着崇尚疏离的光谱更进一步，就会发现一些更为激进的人，他们的核心观点不为左翼作家所接受，但是他们同样将疏离当作一种首要原则——其中等而上之者是浪漫的无政府主义者，而等而下之者则是那些“垮掉的一代”的叛逆青年，或是像诺曼·梅勒笔下的那些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最大的特色在于，虽然总是强调维持和平、推动民主、发展文化与解放个性，但他们在讨论政治与文化时却出奇地粗陋、呆板、缺乏幽默感，有时甚至没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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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怀有政治异见的知识分子表达的疏离心声至少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而且不管他们是否过于极端，他们这样做已经是在与其他知识分子进行某种对话，意识到自己对智识世界承担着一份责任。但是在他们身后，今天的“垮掉的一代”在相当程度上主宰着社会舆论，成了一个棘手的文化问题。“垮掉的一代”不可能比政治异见者更左——用今天的话来说，政治异见者简直是左到没边了（farther out）。用我之前描述知识分子气质的词来说，政治异见者往往过于“虔敬”，而“垮掉的一代”则是心怀“玩兴”放飞自我。如果问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他们会同意政治异见分子关于商业主义、大众文化、核武器与民权运动的主张，但整体而言，他们并不想跟布尔乔亚阶层进行什么严肃的辩论。“垮掉的一代”所呈现出的这种疏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脱离”（disaffiliated）。他们已经走出了“常态生活”（the world of the squares）[16]，也基本放弃了追求严肃智识成就与坚持社会抗议所需要的“工作使命感”（sense of v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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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掉的一代”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回绝智识主义，拥抱感性的生活——劳伦斯·利普顿（Lawrence Lipton）写过一本有关他们的书《神圣的野蛮人》（The Holy Barbarians），对他们深怀同情，说他们是在尝试当另类的圣者，放弃正常的职场生涯与收入，甘愿过着贫穷的生活。因此，即使最同情他们的人也承认，他们没有也不屑于留下什么好作品。到头来，他们对我们文化最鲜明的贡献可能就在于那些好笑的黑话。可虽然他们实验性地解放了语言的形式，却未像达达主义者一样提供一种新的风趣或者幻想，或者像加特鲁德·斯坦那样为散文开创一种新的方向。这场运动始终不能突破它的青涩稚嫩。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杰克·凯鲁亚克说：“我们要把文学上、文法上与句法上的限制通通拿掉，只剩下激烈的情感表达与抗议的话语即可。”这让人觉得，他们这么做并不像之前的那些文学实验，而是更像进步教育改革中对孩子的过度放纵。就像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说的一样：“‘垮掉的一代’表现出的原始主义……为一般美国人的反智心态提供了最好的借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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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掉的一代”脱离社会的风格说明他们继承了波希米亚的传统，只不过远远不及老一代波希米亚人士那么幽默和善于反思，更不如他们那样重视个性。哈利·T. 摩尔（Harry T. Moore）曾指出，“过去有某些天才会自我隔绝、远离社会，尤其是艺术方面的天才；但是大规模远离社会则是另一回事。多数的‘垮掉的一代’都不了解历史或政治，也不想了解。他们一心只想离开常态世界……”[18]他们这种群体性的疏离与消极生活态度让人想起一位大学生关于现代文化的课堂报告里那段令人难忘的话：“除非个人大规模逃离社会，否则这个世界就无法被拯救。”这些“垮掉的一代”常受大众媒体或主流社会的文章嘲笑，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思想行为太一致了，一致到他们甚至有自己的服饰。因此，他们制造了一个有趣的矛盾“疏离的同化”（a conformity of alienation）。他们摆出的疏离姿态滑稽和夸张到让其他的疏离者觉得他们背叛了疏离本身，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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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垮掉的一代”既会被某些疏离的理论大师视为这种运动下的一种尚不成熟的混乱发展，也会被这场运动的教父肯尼思·雷克斯罗特（Kenneth Rexroth）愤怒地批评，被同情他们的评论家梅勒抱怨。梅勒认为他们对于感性与情欲解放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受不了他们态度消极、缺乏主见与自我。对他们最直率的批评，可能是梅勒数年前在《异议》（Dissent）杂志上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名叫《白种的黑人：对嬉皮士的反思》（“The White Negro: Superficial Reflections on the Hipster”）。梅勒甚至认为，嬉皮士比“垮掉的一代”更好，因为他们从黑人那里了解到了生活的痛苦，“没有一个黑人走在路上不畏惧下一秒也许会遭遇突如其来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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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现代人的集体生命困境不是在核战争中迅速死亡，就是“在同化的桎梏下缓慢死亡”。因此，像嬉皮士与黑人一般时刻准备面对暴力与死亡成了一种重要的美德。梅勒之所以欣赏嬉皮士，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死亡的挑战，愿意接受“脱离社会，无根地存在，踏上漫无目的的人生旅程，追寻反叛的自我意义”。简言之，不管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在犯罪，“他们都决定在心中鼓励精神的变态（psychopath），探索一种视安全为乏味与病态的生命体验……”嬉皮士们有他们自己“精神异常下的智慧”，这种智慧很难解释，因为“嬉皮士是广大人类丛林中具有智慧的原始人，一般文明中的人无法理解他们的魅力”。嬉皮士现象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的人数——梅勒估计，自认为嬉皮士的人顶多不超过十万——而是在于“他们乃是一群精英，具有精英可能会有的冷酷，他们的语言通常很容易为青少年所理解，因为嬉皮士对于生命的激烈看法与他们的经验相近，也与他们的叛逆欲望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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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勒说，一旦嬉皮士陷入犯罪行为中——例如，两个年轻的流氓把糖果店老板的脑袋打开了花——这种行为当然称不上是“十分治愈”的勇敢之举，但至少也是“某种必需的勇气，因为他们杀死的不仅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中年人，更是一整个制度：他们挑战了私有财产，挑战了警察，让自己的生命陷入不确定的危险中。所以，这两个人是在未知中冒险……”[19]当然，美国早期的疏离者是绝对想不到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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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朴素决绝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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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与60年代的嬉皮士及左翼分子对于疏离与其表达方式有着各自的看法，但是他们一致相信，如果要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创造性与个体性，或是要维持社会观察者的批判力道，防止他们被腐化，知识分子就应该保有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风格、立场或是姿态。他们相信，疏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源自浪漫的个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个半世纪以来，创造性人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让我们得以了解到，在创造性的个体与社会的需求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更且，西方社会的艺术家与智识圈对他们的地位越是有自觉性，就越是知道社会并不能随意操控天才乃至杰出人才的头脑，而是必须接纳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看到的创造性的伟大案例越多，就越是可以明显知道这些人绝对不是“好人”，不是能适应环境、包容他人、脾气温和的人，天才往往有着某种不符合常规的个性，如果社会要从他们身上获益，就必须容忍他们的怪异——埃德蒙·威尔逊在其著作《伤痕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中讨论菲罗克忒忒斯时思考了这个问题——我们能如此了解艺术家的疏离，主要拜浪漫主义之赐；而思想家的疏离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则是马克思主义确立的，因为后者提出，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就会为知识分子所抛弃，他们宁可迎接即将到来的历史运动，也不愿意固守逐渐衰败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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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可能是坚持某些艺术价值或是政治信念的必然后果，如果我们明白此点，就很容易得到疏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样的结论，但这是个错误的逻辑，就如同我们知道天才通常有怪脾气，所以误以为只要我们培养出怪脾气，就自然会显现出天才的气质一般。当然，没有人会笨到宣称，如果某个年轻作家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沉迷赌博，就会有跟这位大作家一样的才华。但只要上述的错误假设一直埋藏在潜意识里，我们就真的会误以为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怪异人格或风格，就无法尽情表现才华。同样地，我们有时也会误认为，只要是怒斥世事，就都算是知识分子式的批判。当然，严肃的观察家一定会避免这样的混淆，但无疑地，这种迷思已成为一般人对知识分子或艺术家最强烈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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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式生活在文化上的局限总是使得美国作家不断在寻找一种与自身社会相对照、可供效仿的社会秩序，一种适合智识生活的理想环境。19世纪，美国的学术界向往德国的大学，艺术家向往法国或意大利的艺术圈环境，作家则羡慕法国“大作家”（grand écrivain）的地位。[20]但是，虽然以往这些想象攸关美国知识界的自我认知与进步，现在却因为各种原因而褪色了。从古到今，知识分子在以个人对抗社会时都需要一个团体作为避难所，或是作为自信心的支柱，因此，寻找这样一个理想团体的何奥教授是在遵循一个古老的传统。如今，既然欧洲已经不能提供这个理想模范了，那就只剩下无国界的波希米亚人士可资仿效，它提供了开启自由与创造力的钥匙。但即使对于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必须提出反对。没有人会否认波希米亚社群在智识上与政治上的意义，但是它的主要价值不是在于为每个人提供年轻时的理想天堂吗？一个年轻的作家或艺术家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处于实验性的创作过程中，此时的他需要找寻自我与风格，需要自由，波希米亚式的解放生活因而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的重要文学作品是在波希米亚式生活中创作出来的；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成熟与多产时期过的都是波希米亚式生活，这不合于史实。在美国特别如此。越是有名的作家，就越是孤僻。何奥所说的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波希米亚，我们可把它看成玩笑话，但绝不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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