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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51 美国今日的年轻知识分子，几乎从职业生涯的起点就开始感觉到伴随成功而来的压力与诱惑，这当然是美国文化环境改变的结果，这结果令人鼓舞，但是也令人气愤。1890年到1914年间的知识分子积极奋力争取的东西，现在已经实现了：艺术与政治自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呼吁、自由讨论性、暴力与腐化问题的权利，以及批评政府当局的权利等。但是这些成果现在却有点儿变质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先锋本身已经被体制化，不再像从前一样是社会尖锐批判力量的桥头堡。这个社会已经习惯于接纳新奇事物，而这种包容心态甚至成了一种传统——“新事物的传统”。昨日的先锋就是今天的流行和明天的陈词滥调。美国的画家惯于在抽象的表现主义中追求艺术表达的自由，几年后发现他们的作品价格飙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各地大学校园中都出现了“垮掉的一代”，被人们当作乐子，然后变成了像是精致文化争议的舞台中充满喜感的表演者般的存在。在社会批判的领域，扮演警世先知的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变成了畅销书作家；而具有严谨学术气味的作者，例如米尔斯严厉批判了美国社会的各个面向，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群。里斯曼《孤独的人群》悲观地描述了美国人的性格，成了社会学历史上最畅销的书籍，而威廉·H. 怀特（William H. Whyte）分析精辟的书《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也是被各类机构中的人广为阅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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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53 不难了解，为什么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这些并不是好现象。不实际的成功可能比失败还糟糕。这些书籍受到了广大自由派中产阶级读者的接纳，但他们是以无动于衷、全盘接纳的包容心态面对知识分子的作品，并未做出富有活力的回应。对这些刚刚摒弃自身生活方式，走出疏离的作家，读者现在会说：“太有趣了！”甚至有时会说：“讲得真有道理！”但这样消极的、不痛不痒的接纳态度只会惹恼作家，他们并不在乎版税，他们在乎的是经世致用，是在时代的道德观念中留下印记。因此，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经过严肃思考写出的作品被别人当作消遣而非精神挑战来阅读。作家常常会怀疑这是不是他们自己的错，是不是他们个人的妥协削弱了他们意欲传递的信息，或是他们与自己谴责的大众根本就相去不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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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55 我们当然期待作家这种诚实的自我检讨会带来进步，但很不幸，实际上它带来的是沮丧，虽然这种沮丧本身也许令人同情，可是往往最后的结果只是沦为寻找某种“立场”或是姿态而已。异见知识分子时常觉得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承担着道德责任，并认为这种责任主要是谴责社会上的某些作为与破除某些不好的事物，以致知识分子的好坏不取决于是否具有想象力或意见是否准确，而是取决于最大限度的否定能力。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不是启蒙社会，而是反对社会现状——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都应该是一种启蒙，而且能够为知识分子重新树立起正直与勇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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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57 大肆宣扬疏离的左派文人显然想要建立一种负责任的批判抗议文化，而当社会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地位时，他们支持疏离的主张就更坚决了，他们认为即使是盲目无理的抗议都胜于道德上的退却妥协；他们缅怀过去，因为“那时许多事都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很容易提出抗议”；他们说知识分子要凶一点，不可以像“妓女”或是“叛徒”一样出卖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根本立场；他们还对比了社会责任和智识责任，说前者不好，后者好。他们说这些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仅应当视疏离为追求真理或是某种艺术性表达的必然结果，而且还要认识到，在面对社会时，唯有保持否定的立场或姿态，才有助于他们产生艺术原创性、社会批判洞见与道德上的正直品格。他们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追求真理或是创造性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或是认为即使自己可能会因此与社会对立也不得放弃真理和创造性。真正的原因乃是，他们认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担起回绝社会的责任（这是巴里茨教授的用词）。他与社会疏离并不是为维持自身的正直而冒的风险，而是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各种责任的首要条件。因此，疏离不仅是一种生活的事实，更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必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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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59 我们若是循着崇尚疏离的光谱更进一步，就会发现一些更为激进的人，他们的核心观点不为左翼作家所接受，但是他们同样将疏离当作一种首要原则——其中等而上之者是浪漫的无政府主义者，而等而下之者则是那些“垮掉的一代”的叛逆青年，或是像诺曼·梅勒笔下的那些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最大的特色在于，虽然总是强调维持和平、推动民主、发展文化与解放个性，但他们在讨论政治与文化时却出奇地粗陋、呆板、缺乏幽默感，有时甚至没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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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61 这些怀有政治异见的知识分子表达的疏离心声至少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而且不管他们是否过于极端，他们这样做已经是在与其他知识分子进行某种对话，意识到自己对智识世界承担着一份责任。但是在他们身后，今天的“垮掉的一代”在相当程度上主宰着社会舆论，成了一个棘手的文化问题。“垮掉的一代”不可能比政治异见者更左——用今天的话来说，政治异见者简直是左到没边了（farther out）。用我之前描述知识分子气质的词来说，政治异见者往往过于“虔敬”，而“垮掉的一代”则是心怀“玩兴”放飞自我。如果问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他们会同意政治异见分子关于商业主义、大众文化、核武器与民权运动的主张，但整体而言，他们并不想跟布尔乔亚阶层进行什么严肃的辩论。“垮掉的一代”所呈现出的这种疏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脱离”（disaffiliated）。他们已经走出了“常态生活”（the world of the squares）[16]，也基本放弃了追求严肃智识成就与坚持社会抗议所需要的“工作使命感”（sense of v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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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63 “垮掉的一代”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回绝智识主义，拥抱感性的生活——劳伦斯·利普顿（Lawrence Lipton）写过一本有关他们的书《神圣的野蛮人》（The Holy Barbarians），对他们深怀同情，说他们是在尝试当另类的圣者，放弃正常的职场生涯与收入，甘愿过着贫穷的生活。因此，即使最同情他们的人也承认，他们没有也不屑于留下什么好作品。到头来，他们对我们文化最鲜明的贡献可能就在于那些好笑的黑话。可虽然他们实验性地解放了语言的形式，却未像达达主义者一样提供一种新的风趣或者幻想，或者像加特鲁德·斯坦那样为散文开创一种新的方向。这场运动始终不能突破它的青涩稚嫩。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杰克·凯鲁亚克说：“我们要把文学上、文法上与句法上的限制通通拿掉，只剩下激烈的情感表达与抗议的话语即可。”这让人觉得，他们这么做并不像之前的那些文学实验，而是更像进步教育改革中对孩子的过度放纵。就像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说的一样：“‘垮掉的一代’表现出的原始主义……为一般美国人的反智心态提供了最好的借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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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65 “垮掉的一代”脱离社会的风格说明他们继承了波希米亚的传统，只不过远远不及老一代波希米亚人士那么幽默和善于反思，更不如他们那样重视个性。哈利·T. 摩尔（Harry T. Moore）曾指出，“过去有某些天才会自我隔绝、远离社会，尤其是艺术方面的天才；但是大规模远离社会则是另一回事。多数的‘垮掉的一代’都不了解历史或政治，也不想了解。他们一心只想离开常态世界……”[18]他们这种群体性的疏离与消极生活态度让人想起一位大学生关于现代文化的课堂报告里那段令人难忘的话：“除非个人大规模逃离社会，否则这个世界就无法被拯救。”这些“垮掉的一代”常受大众媒体或主流社会的文章嘲笑，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思想行为太一致了，一致到他们甚至有自己的服饰。因此，他们制造了一个有趣的矛盾“疏离的同化”（a conformity of alienation）。他们摆出的疏离姿态滑稽和夸张到让其他的疏离者觉得他们背叛了疏离本身，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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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67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垮掉的一代”既会被某些疏离的理论大师视为这种运动下的一种尚不成熟的混乱发展，也会被这场运动的教父肯尼思·雷克斯罗特（Kenneth Rexroth）愤怒地批评，被同情他们的评论家梅勒抱怨。梅勒认为他们对于感性与情欲解放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受不了他们态度消极、缺乏主见与自我。对他们最直率的批评，可能是梅勒数年前在《异议》（Dissent）杂志上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名叫《白种的黑人：对嬉皮士的反思》（“The White Negro: Superficial Reflections on the Hipster”）。梅勒甚至认为，嬉皮士比“垮掉的一代”更好，因为他们从黑人那里了解到了生活的痛苦，“没有一个黑人走在路上不畏惧下一秒也许会遭遇突如其来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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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69 当下，我们现代人的集体生命困境不是在核战争中迅速死亡，就是“在同化的桎梏下缓慢死亡”。因此，像嬉皮士与黑人一般时刻准备面对暴力与死亡成了一种重要的美德。梅勒之所以欣赏嬉皮士，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死亡的挑战，愿意接受“脱离社会，无根地存在，踏上漫无目的的人生旅程，追寻反叛的自我意义”。简言之，不管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在犯罪，“他们都决定在心中鼓励精神的变态（psychopath），探索一种视安全为乏味与病态的生命体验……”嬉皮士们有他们自己“精神异常下的智慧”，这种智慧很难解释，因为“嬉皮士是广大人类丛林中具有智慧的原始人，一般文明中的人无法理解他们的魅力”。嬉皮士现象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的人数——梅勒估计，自认为嬉皮士的人顶多不超过十万——而是在于“他们乃是一群精英，具有精英可能会有的冷酷，他们的语言通常很容易为青少年所理解，因为嬉皮士对于生命的激烈看法与他们的经验相近，也与他们的叛逆欲望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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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71 梅勒说，一旦嬉皮士陷入犯罪行为中——例如，两个年轻的流氓把糖果店老板的脑袋打开了花——这种行为当然称不上是“十分治愈”的勇敢之举，但至少也是“某种必需的勇气，因为他们杀死的不仅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中年人，更是一整个制度：他们挑战了私有财产，挑战了警察，让自己的生命陷入不确定的危险中。所以，这两个人是在未知中冒险……”[19]当然，美国早期的疏离者是绝对想不到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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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73 七　朴素决绝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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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75 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与60年代的嬉皮士及左翼分子对于疏离与其表达方式有着各自的看法，但是他们一致相信，如果要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创造性与个体性，或是要维持社会观察者的批判力道，防止他们被腐化，知识分子就应该保有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风格、立场或是姿态。他们相信，疏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源自浪漫的个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个半世纪以来，创造性人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让我们得以了解到，在创造性的个体与社会的需求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更且，西方社会的艺术家与智识圈对他们的地位越是有自觉性，就越是知道社会并不能随意操控天才乃至杰出人才的头脑，而是必须接纳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看到的创造性的伟大案例越多，就越是可以明显知道这些人绝对不是“好人”，不是能适应环境、包容他人、脾气温和的人，天才往往有着某种不符合常规的个性，如果社会要从他们身上获益，就必须容忍他们的怪异——埃德蒙·威尔逊在其著作《伤痕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中讨论菲罗克忒忒斯时思考了这个问题——我们能如此了解艺术家的疏离，主要拜浪漫主义之赐；而思想家的疏离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则是马克思主义确立的，因为后者提出，当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就会为知识分子所抛弃，他们宁可迎接即将到来的历史运动，也不愿意固守逐渐衰败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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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77 疏离可能是坚持某些艺术价值或是政治信念的必然后果，如果我们明白此点，就很容易得到疏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样的结论，但这是个错误的逻辑，就如同我们知道天才通常有怪脾气，所以误以为只要我们培养出怪脾气，就自然会显现出天才的气质一般。当然，没有人会笨到宣称，如果某个年轻作家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沉迷赌博，就会有跟这位大作家一样的才华。但只要上述的错误假设一直埋藏在潜意识里，我们就真的会误以为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怪异人格或风格，就无法尽情表现才华。同样地，我们有时也会误认为，只要是怒斥世事，就都算是知识分子式的批判。当然，严肃的观察家一定会避免这样的混淆，但无疑地，这种迷思已成为一般人对知识分子或艺术家最强烈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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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79 此外，美式生活在文化上的局限总是使得美国作家不断在寻找一种与自身社会相对照、可供效仿的社会秩序，一种适合智识生活的理想环境。19世纪，美国的学术界向往德国的大学，艺术家向往法国或意大利的艺术圈环境，作家则羡慕法国“大作家”（grand écrivain）的地位。[20]但是，虽然以往这些想象攸关美国知识界的自我认知与进步，现在却因为各种原因而褪色了。从古到今，知识分子在以个人对抗社会时都需要一个团体作为避难所，或是作为自信心的支柱，因此，寻找这样一个理想团体的何奥教授是在遵循一个古老的传统。如今，既然欧洲已经不能提供这个理想模范了，那就只剩下无国界的波希米亚人士可资仿效，它提供了开启自由与创造力的钥匙。但即使对于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必须提出反对。没有人会否认波希米亚社群在智识上与政治上的意义，但是它的主要价值不是在于为每个人提供年轻时的理想天堂吗？一个年轻的作家或艺术家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处于实验性的创作过程中，此时的他需要找寻自我与风格，需要自由，波希米亚式的解放生活因而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的重要文学作品是在波希米亚式生活中创作出来的；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成熟与多产时期过的都是波希米亚式生活，这不合于史实。在美国特别如此。越是有名的作家，就越是孤僻。何奥所说的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波希米亚，我们可把它看成玩笑话，但绝不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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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81 康科德的知识分子们都不喜欢波士顿，因此康科德算是逃避波士顿者的乡间寄居处。但是在这里并没有所谓的波希米亚式社群集结，出乎意料地也没有什么称得上知识分子团体的社群。我们只要回想梭罗和爱默生的冷淡关系，或是霍桑与他邻居的不睦，或是布朗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的事迹，就会明白为何康科德的知识分子相邻而居，却未形成某种知识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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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83 这里不但没有波希米亚式的狂欢——何奥在描述康科德时连忙澄清这是个平静的小镇——甚至连社群都谈不上。梭罗曾在他日记中说，当他“跟爱默生说话或试着跟他说话时，他不但不知所云，甚至还忘了我是谁”，两人简直鸡同鸭讲；而爱默生抱怨梭罗“不听他说话，只顾着反驳他”。关于这些离世独居者，爱默生写道：“这些作家的书房很寂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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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85 所以，与创作的关系更密切的是朴素决绝的孤立，而不是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打扰。我们要认识到，在知识分子受到外来压力时，他们之间的凝聚力或是相互的认同与支持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与波希米亚式生活不能混为一谈，后者的标志乃是人与人间的亲切往来。对于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心灵而言，想要与他人交往的时间绝对不会少于想要独处的时间，但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通常会想办法独自面对世界，而不是借着波希米亚式生活来与他人“共同面对世界”。“共同面对世界”是一种政治战术，但独自面对世界则是典型的创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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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87 对于那些关心如何才能有效表达政治异议的知识分子而言，波希米亚的历史并不怎么振奋人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历史中，曾有一个光辉的时刻，美学、社会批判与波希米亚生活交汇在一起——以《群众》杂志的主编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时期为代表。但整体来说，美国的波希米亚风格较趋近于个人的炫耀与叛逆，而不具政治效力——至少从这方面看来，“垮掉的一代”是属于波希米亚传统的。文化社会缺少波希米亚风是一种遗憾，但是如果要把它用到严肃的创作或政治目的中，那对它的要求就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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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89 八　知识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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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91 崇尚疏离的人不喜欢和“体制内”（accredited institutions）扯上关系，这显示出他们在根本上厌恶智识与权力有任何联系。知识分子一旦进入“体制内”，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这个观念会将所有的大学教授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这种观念可视为在粗略表述一个现实的问题：充满创造力的事业所需要的条件与“体制内”的机构所要求的心态是不同的，二者间必然存在冲突。学者们早就知道，在这种机构中工作要付出的个人代价小于失去这种机构的支持所要付出的代价。确实，他们实际上没有选择，他们需要的图书馆与实验室——也许还包括学生——都是某个机构才能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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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93 对于纯粹以创作为业的作家来说，这个问题更严重。学院提供的便利设施与种种行政要求并不都契合富有想象力的天才，可能会扼杀个人真正的创造气质。此外，学院生活会限制人的经历。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都出自学院中那些教授文学创作的老师之手，他们写作的经验也全部来自课堂的训练，那将会如何呢？如果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把时间都花在例如开会讨论大一作文课程的改革上，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尽管如此，大学对作家与艺术家提供的若干支持，在很多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且很多时候，若是不如此，则社会恐将出现一大堆文化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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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95 对各种专业学科的知识分子而言，大学只是折射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知识与权力间的关系：我们几乎本能地反对知识与权力的分离，但从现代的观念来看，我们也反对它们的结合。然而以往可不是这样：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分子，或是中世纪的教父、文艺复兴的学者、启蒙时期的哲学家，都一致地寻求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同时接受其带来的风险，并没有任何过度乐观或是天真的心态。他们都希望知识可以借着与权力的结合得到扩大，而权力一旦与知识结合，也可以沾上一些文明的气息。我们之前提及，在国父那一代，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方式就符合此理想。在社会群体或是个人的脑海中，知识和权力以平等的地位相交汇。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国父们素质较高的缘故，虽然他们的确如此。这可能不只是因为杰斐逊总统读的是亚当·斯密的著作，而艾森豪威尔总统读的是西部小说。其实原因是18世纪的社会没有那么专业分化。富兰克林时代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他自己的木棚中做科学试验，一个有政治天分的人也可以从庄园主变成律师，再成为驻外大使。但是今天知识与权力各自已经有了不同的功能。当权力寻求知识时（现在的趋势就是这样，且在渐渐增强），它并不是在寻求推理批判性的智性，而是在寻求专业能力，以服务其需要。拥有权力者通常并不尊重有专业能力的专家所标榜的客观中立原则：有一次，某一位州长请来几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为某一个争议中的议案做民调，却在事先告诉他们，民调需要得到怎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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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97 如果有权力者只要求知识成为他们实现目的的工具，那么在美国，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乃是“专家”这个身份。稍早我们曾经指出，拥有国家各项施政所需的专业知识使得知识分子重新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股力量。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变成专家时，他还算是知识分子吗？他是否只是一个从事心智工作的技术人员，为雇用他的人效命？此处，如同在大学与其他机构中，答案不易出现，但是真正的答案一定不会让当代的知识分子满意。现在事情的真相乃是，美国的教育只培养专家而非知识分子或文化人，而这些人到政府或企业或大学服务时，他们不会一下子就变成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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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07499 但是有一些人确实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而且也进入政府服务，这些人的情形就比较复杂了。当一位真正具有智识与思考力的人担任驻外大使或是总统的幕僚时，他就突然不是知识分子了吗？当然，如果一个人开始从权力的角度看世界或是在权力领域的逻辑制约下行动，他就不可能再以知识分子的气质来思考或行事。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可以选择的事情：要么牺牲一些智识的自由以换取权力与智识间的接轨，要么像浮士德一般出卖自己的灵魂，以便认识这个从学院中无法认识的世界——这不是强行套上强加的疏离道德规范便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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