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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拒绝与权力结合的知识分子非常了解——也许太了解了——他的无力感正好有助于看清事物。但他可能容易忘记，接近权力与面对相关的问题也可带来其他的洞见。批评者企图透过舆论来影响世界，接触权力者则希望直接使用权力来实现知识界的理想。这两者并非必然互斥或是敌对。每一种选择都有个人的或是道德上的风险，我们无法把每个人的抉择化为普遍化的规范。批评权力的人所犯的典型智识错误乃是他们不了解行使权力的限制，而他们所犯的道德错误则是总关注自身的纯洁性，但是当一个人没有职责在身时，保持纯净并不困难。而掌权者身旁的专家，他的错误在于不愿意用他具有的独立思考能力来批判当权者。他可能会因为被吸入权力旋涡的观点中而失去中立批判的能力。美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与权力隔绝也不被社会接受，因此突然与权力结合容易让他们迷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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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所说，对于知识分子个人，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就这样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只寻求权力与在权力下自我妥协的技术专家，另一类则是故意疏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乎的是自身的纯洁而不是实现他们的理念。我们永远不会缺乏专家，也不会缺乏与社会保持距离同时批判社会的知识分子，这两类人都会源源不绝地出现也不吝展现自身。双方间的争辩应该会持续下去，而知识分子圈内也会出现可以仲裁权力世界与批判世界的方式。果如此，则知识分子群体就可以免于分裂为数个互不沟通的敌对阵营。我们的社会在很多方面生病了，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多元的组成部分，彼此能自由地沟通。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想要为权力服务，那就是一种悲哀，但是如果所有跟权力接触的知识分子都因此自认为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只向权力负责，那也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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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不可归类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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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在一篇颇有洞见的史学文章中建议，我们可以把在知识界活跃的人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入世知识分子”（clerisy，这是柯立芝的用语），他们是与社会脉动一致的思想者，是社会的代言人；另一种是“先锋知识分子”，他们远远超越时代的氛围与主流价值观。[22]社会上精彩绝伦的创造力与知识界的原始动力都是来自“先锋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享有盛名的是那些“入世知识分子”。富兰克林、杰斐逊与亚当斯乃是“入世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库珀、爱默生（至少在他的成熟期）、大法官霍姆斯、威廉·詹姆斯、豪威尔斯、李普曼等。“先锋知识分子”的名单更是亮丽，但是人类的心灵与才华多姿多彩，所以在这之外还有第三类人，他们的思想混杂多元，很难被归入前两类。例如马克·吐温，他的心灵显然可以分割成数块，有极端的疏离也有与社会同调处；再如亨利·亚当斯，他的情况与马克·吐温相同，只是风格不同。哦！不……其实最令我们激赏的是这些人才华的闪烁多变，而不是可以被清楚归类。在疏离问题上是如此，在心灵状态与生活方式上也是如此。让我们觉得惊艳称奇的不是纯粹的波希米亚或是布尔乔亚，而是无尽的混杂与多元风格。像是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独居时期的狄金森，或是生活多元、强健的惠特曼，在保险公司总裁办公室写作的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可同时兼顾金融业工作与写作的艾略特，以及医生作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等。所以，如果我们看看以下这份名单，就知道硬要将谁归类于某一种类型其实是徒劳的事：杜威与查尔斯·S. 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凡勃伦与威廉·詹姆斯，豪威尔斯与亨利·詹姆斯，霍尔姆斯与布兰代斯，马克·吐温与梅尔维尔，爱默生与爱伦·坡，亨利·亚当斯与H. C. 利（H. C. Lea），亨利·米勒与福克纳，查尔斯·A. 比尔德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与海明威，多斯·帕索斯与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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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有才华、有创造性心灵的人，在成为作家或是思想家之前，都会先降生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被赋予一种后天难以改变的个性与气质。这些是命运给他的东西，他必须与之共处。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大法官霍姆斯与经济学家凡勃伦作为对比的例子。他们是同时代的人，都有着饱含热情、横跨不同领域的心灵，又很讽刺地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但除了这些以外，他们再无一处相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如果企图在生涯之初重塑他们自己，一定是徒劳的——我们如何能够想象霍姆斯抛弃他的清教徒贵族传统，变成一个波希米亚人士，或是凡勃伦变成一位严守规矩的人，成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呢？霍姆斯出身于典型的新英格兰绅士家庭，这个背景限制了他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他最后进入了最高法院这个“体制内”机构，但是大家都认为，他在那里并未放弃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或是停止生产有益于世界的思想。而凡勃伦则是在扬基文化与祖先的挪威文化的夹缝中长大，对于前者他从不以为然，可是作为一个出生在美国的人，后者也不是他的真正文化。因此，他注定了永远都是一个边缘人，徘徊在美国社会的主流信仰之外。作为一个学者，假如他想要追求某种学术生涯，他就必须进入体制内，但是他在每一个地方都水土不服，与人处不来。我觉得，他可能具有某种天生的智慧，所以即使在这世界友善地对待他时，他还是刻意与其保持距离。他本人一定感觉到，他的特殊天才有一部分正在于总是给他惹麻烦的乖僻性格。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看作他始终不得志的原因，但正是这种乖张的性格令他屡屡有杰出的社会理论问世，成为当时最富创造力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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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可以容纳很多不同风格的智识生命——我们可以见到热情叛逆的人、优雅华贵的人、质朴内敛的人、精明复杂的人、耐心睿智的人，以及某些有着敏锐观察力、能适应环境的人。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这样才能在狭小单一的社会中欣赏和理解各种杰出的心智。有人认为，现在的自由文化与精致文化必然会慢慢瓦解，对于这种武断的、悲观的预言，我不知道它是对是错，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样的看法会令人陷入自怜或失望的心态，而不是产生抗拒崩解的决心或是发挥创造力的自信。当然，在现代的情境下我们的选择很可能是有限的，而未来的文化恐将由头脑单一、只具某种信仰的人掌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立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就有信心认为：未来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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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文化小镇，包括爱默生、霍桑、梭罗在内的多位美国文学家都曾居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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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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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27日，我受到密歇根大学的邀请赴海沃德凯尼斯顿讲座发表第一次演说，开启了撰写本书的机缘。该演讲经扩充之后，于当年8月8日发表于《密歇根校友季刊》（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之上，名为《民主与美国的反智》（“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此时，我意识到这其中还有许多待解之疑问，逼迫我继续探索下去。后来我分别在许多演讲中提到书中处理的主题，首先是在剑桥大学讲给历史学会的大学生听，1958年至1959年间，我在那里担任美国史教授。随后，我在1961年至1962年间分别于俄亥俄州的海勒姆学院（Hiram College）、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以及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办讲座。最后，在1962年至1963年间，我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委员会的访问学者。我得感谢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热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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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以及高等教育基金会的美国史教育影响委员会的赞助。卡耐基基金会的赞助让我可以将轮休的一年投入本书的撰写，让我得以更早完工，且有了更充分的研究资源。哥伦比亚大学不吝于给予我更自由的研究时间，但仅仅提到这一点绝不足以道尽我在与它的联系中收获的智识回报：我与它走过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先是作为研究生，后来成为历史系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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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凯维特·霍夫施塔特（Beatrice Kevitt Hofstadter）总是会为我提供无可衡量的宝贵建言。我的同事彼得·盖伊（Peter Gay）与弗里茨·斯坦（Fritz Stem）通读了全书草稿，并提供了关键的评论。在我写作本书的这几年，我的研究助理小菲利普·格雷温（Philip Greven. Jr）、卡罗尔·格鲁伯（Carol Gruber）、尼尔·哈里斯（Neil Harris）与安·莱恩（Ann Lane）等人帮我收集了许多原始资料。在我构思、修改、收集资料、补充修正本书的七年里，以下朋友给予了各式各样的协助：丹尼尔·阿龙（Daniel Aaron）、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李·本森（Lee Benson）、约翰·M. 布卢姆（John M. Blum）、卡尔·布里登博（Carl Bridenbaugh）、保罗·卡特（Paul Carter）、劳伦斯·克雷明、芭芭拉·克罗斯（Barbara Cross）、罗伯特·D. 克罗斯（Robert D. Cross）马库斯·坎利夫、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朱利安·富兰克林（Julian Franklin）、亨利·F. 格拉夫（Henry F. Graff）、罗伯特·汉迪（Robert Handy）、H. 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爱德华·C. 柯克兰、威廉·E. 路希滕伯格（William E. Leuchtenburg）、埃里克·麦基特里克（Eric McKitrick）、亨利·梅（Henry May）、沃尔特·P. 梅茨赫尔（Walter P. Metzger）、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戴维·里斯曼、亨利·罗宾斯（Henry Robbins）、多萝西·R. 罗斯（Dorothy R. Ross）、欧文·萨内斯（Irving Sanes）、威尔逊·史密斯（Wilson Smith）、杰拉尔德·斯特恩斯（Gerald Stearn）、约翰·威廉·沃德（John William Ward）、C. 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还有欧文·怀利。因为我们之间的对谈经常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因此不能说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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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涵盖的题材很广泛，我所做的研究恐怕不能超过我所仰赖的文献。我的注释显示了那些我所依靠的资料来源，但它们无疑仍未能穷尽我得益于当代美国史学界的丰硕成果。我最常引用的书与文章大多撰写于过去的十五到二十年间，它们本身就是非凡的成就。在我们考察美国的智识成就时，也许应该也把这个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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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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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们时代的反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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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Highbrow in Politics,” Partisan Review, Vol. XX (March-April 1953), pp. 162-5; 时间见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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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我所知，唯一研究过此问题的美国历史学者是Merle Curti，在他的专著American Paradox与“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LX, 1955, pp. 259-82中都谈到了此问题，后者是他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Jacques Barzum在House of Intellect（New York, 1959）中用当代的视野与从知识分子内部的角度来看此问题。Journal of Social Issues有一期专门以此为主题（Vol. XI, 3, 1955），数位作者一起讨论了反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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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rton White: “Reflections on Anti- Intellectualism”, Daedalus (Summer, 1962, pp. 457-68)一文，对此词做了有趣的定义。怀特提出了一个相当有用的区分，就是“反智的”（anti-intellectual）意指敌视知识分子，而“反智主义的”（anti-intellectualist）指反对在一切知识及生活上都以智识为依归。他分析了两种主张下各自的策略及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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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些事情深深提醒我们，在世界各地与美国，知识分子社群通常都是多元的。不管是否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多少都知道（纵使偶有例外）此情形才对。而知识分子圈子对此有双重标准：如果是发自内部的批评，则多以善意视之而且采纳其有见地处；但若从外部而来，即使是同一种批评，也会被认为是恶意的而被贴上“反智”的标签，视为危险。例如数年前很多人批评各基金会纷纷推动大型研究计划，因为它们挤压了个体研究者获补助的机会。但是当里斯委员会介入调查此事时，同一批学者却表达不乐见由学界外部来干预此事的看法。这并非他们已改变态度，而是对他们而言由谁来批评是重要的。 当然，并非只有学界有此现象，这其实是任何组织都有的情形。政党成员或是少数族群成员都有可能对某些批评持双重标准，视其由内或由外来而定。然而这种双重标准有其历史而非逻辑上的理由，因为批评的动机常会与批评是否合宜有关。批评基金会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建设性地扭转基金会的不当政策，但里斯委员会采用的批评路线却可能使基金会受损或瓦解。同理，我们都知道关于犹太人或黑人的笑话，由自己人说或是外人说，它的寓意就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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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个名词是作家Stewart Alsop在他的专栏中首先使用的，他在其中记录了与弟弟John的一次谈话。作家说许多政治倾向偏共和党的聪慧之士，都很仰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他弟弟回答，“当然，只要是学究都会喜欢他，可是你认为有多少学究呢？”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The Reporter’s Trade (New York, 1958),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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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ouis Bromfield: “The Triumph of the Egghead” The Freeman, Vol. III (December 1, 1952),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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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 “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at the Breakfast Given by Various Republican Group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tatler Hotel, Los Angeles…September #4, 1954,” p. 4; 强调为作者所加。很可能总统是听国防部部长威尔逊说过类似的话，因为有人引述部长曾说：“学究就是那些不理解一切自己所知之事的人。”Richard and Gladys Harkness, Reader’s Digest, Vol. LXXI (August, 1957),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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