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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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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并非荣誉称号，只是一种职业选择；因此，已经“为宦”或“下海”的“前学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不涉及教授卖馅饼倒汽车或者进政协议朝政之类的热门话题，而是思考愿意并仍在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命运及其可能的选择——因后者更多困惑与迷惘，更值得理解与同情。讲“命运”及“选择”，在纵论“天下大势”时，不免掺进一己之体验，且注重现实对策而不是理论分析。这种带“可行性论证”色彩的思考，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文化转型期的人文学者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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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文学者的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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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的中国，政局的逐渐稳定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形成不同的职业阶层及利益集团。不要说经商或从政者与校园书生在价值观念上有很大差别，就连同样坚持学术研究，也可能因学科不同而命运迥异。老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今日中国随处可见因职业和境遇的改变而“脱胎换骨”的壮举。如今再谈“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或者“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除非给“知识分子”重新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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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知识分子”，由于在市场竞争中境遇不同，很难再有相对统一的立场。以大学校园为例，越是实用性强、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学科，越受政府的重视、企业的支持。而这意味着这些学科的研究基金、教授的经济收入，以及招生、分配等均处于有利地位。在所有学科中，最没有实用价值的，莫过于古老的“文史哲”。因此，其面临的处境最为严峻。1992年北京大学首次没有完成国家计划招生指标，特殊的军训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不应忽视考生对综合大学基础学科的冷淡——招不满学生的大都是此类学科。北大中文系历来以录取分数在文科各系中最高为自豪，这几年居然也面临生源危机，开始接纳第二志愿考生。“一叶知秋”，考生的选择其实是社会选择的表征。大学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不如经济、法律、政治等社会学科受欢迎，这在中国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这一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因其代表了当今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政府和企业都愿意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精英，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也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礼遇，惟有人文学者可有可无备受冷落。所谓“衣食足，知廉耻”；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谓“经济增长必然带来体制变更”、“经济的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穷怕了的中国人（从政府到民间），普遍相信只要经济发展，一切矛盾将迎刃而解。借用今夏北京流行的文化衫上的话：“有钱和没钱，感觉就是不一样！”冷落无法“来钱”的人文科学，对于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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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不如流行歌手或体育明星能赚钱，这点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反正各有各的价值追求，各有各的自尊和骄傲。真正让人惶惑不安的是，同样稳坐书斋潜心研究，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再引起社会的关注。对于功成名就的老学者来说，最多慨叹一下“人心不古”，反正“要改也难”；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尽可“悬崖勒马”，调整专业方向；最难受的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中年学者。这几年学界的“浮躁”，很大程度根源于人文学者的这种自我调整。相对来说，科技精英以及社科专家的调整比较成功，而人文学者则多有怨言。除了政府决策的某些失误外，更主要的是人文学者原先不切实际的自我期待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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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历来以知识分子的代理人自居，在各类专家中声名最为显赫。一方面因其研究成果比较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只要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都能谈几句文学与哲学；相反，核物理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讨论的。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出现时，考虑的显然不是具体的专业问题，而讨论作为整体的家国兴亡文化盛衰，正是人文学者的专长。只要“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力量存在或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人文学者的作用便毋庸置疑。可一旦“知识分子”因其境遇不同而分化瓦解，社会上只承认各种各样学有所长的“专家”时，人文学者的“中心地位”便烟消云散。人文学者往往抱怨政治权威的压迫，其实正是这种“压迫”成就了人文学者的声名，也虚构了人文学者的“中心地位”——似乎真的是在“经天纬地”。随着经济建设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公众对意识形态争论不感兴趣，“左派”、“右派”同时受冷落。除了打官司爆冷门，人文学者已经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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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由中心向边缘移动，并非始于今日；起码从科举制度取消那天起，这一大趋势就已经不可逆转。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赛先生的走红，使得“专门家”成为现代中国读书人的主要出路。自然科学家容易适应这一文化转型，人文学者则因研究对象的缘故，更多关注精神与价值，更能理解并继承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再加上从晚清的改良群治、“五四”的思想启蒙，一直到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意识形态争论始终是全民族关注的重点，肩负重任的人文学者因此来不及蜕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家”，基本上保留传统士大夫的“抗议者”或“卫道者”姿态。近年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世人的观念日新月异。在“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年代，精神文化的贬值实属必然，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不愿困守书斋而又无力回天的人文学者，其失落感可想而知。政治权威的控制并没有放松，如今又加上民众的漠视以及自身经济地位的急剧下降，于是出现各种针锋相对的激烈言辞：有愤世嫉俗，大骂世道不公的；有顺应潮流，宣称“有本事下海，没本事闭嘴”的；也有眼不见心不烦，主张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秋冬”的。有趣的是，争论者大都是人文学者，且基本上“君子动口不动手”。也就是说，真正感觉到文化危机、意识到自身角色转换艰难的，主要是人文学者。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传统中国士大夫文化的最后一次挣扎——在以后的世界里，人文学者将逐渐习惯于站在“专家”而不是“国师”的立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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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日渐边缘化，不再扮演虚假的“立法者”角色，也不再自作多情地独立承担“家国兴亡”的重任，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社会分化早就剥夺了人文学者“立法”的权利，只不过几十年过分浓密的斗争风雨掩盖了这一真相。边缘化的结果使人文学者得以反省自身，谋求独立的政治姿态及文化品格，并设计可能的发展路向。本文正是依此思路，讨论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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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个时期三种研究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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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谈“经国之大业”，而从专家治学角度着眼，这个世纪中国大陆的学术环境，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20世纪初到1940年代末为“个体学术”时期，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前期为“计划学术”时期，从1980年代后期起逐渐进入“市场学术”时期。当然，这种划分只是言其大趋势，不可能一刀切，学界中随时可能出现抵抗流俗的特立独行之士。这里的基本思路是，特定时期的经济关系及政治环境，深刻影响学者的研究心态。与其从个人修养角度提倡“乐道安贫”，不如探讨在已有的政治文化格局中寻求发展学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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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到1940年代末，尽管有过抗战中大学教授挨饿受困的特例，但一般情况下教授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平民百姓。一方面是传统士大夫的余威并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欧风美雨之横扫中国，使得留学生颇受优待。以1920年代北京学界为例，教授月薪三五百者大有人在，而一般图书馆勤杂人员则只有六到八块大洋。优裕的生活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人文学者能够“从心所欲”。学有余力，不妨聚会结社或办刊出书，力争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学术研究主要凭个人兴趣和眼光，不必考虑政府要求和市场销路——实际上当年大部分学术刊物和同人杂志不发稿费，教授们也大都不缺钱花；至于政府的舆论控制，尚未真正危及学术研究的自由。直到1933年蔡元培领衔在上海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其“缘起”所述“基于严正之研究学术立场”与“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倡导”，还能为当局所默许。【2】可以说抗战以前中国人文学者的活动空间很大，既可议政，亦可述学，且大体衣食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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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风沙扑面豺狼当道”的白色恐怖，当然也是真实的存在，不过主要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就纯粹的学者而言，个人选择研究课题和理论框架的自由还是有的，体现在著述中就是没有所谓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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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出现的是“计划学术”——国家下达研究课题、研究经费以及理论框架，学者只能在此范围内施展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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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所有制国家里，政府代表人民行使一切权力。似乎不是人民养着政府，而是政府养着人民——尤其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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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当局的口谕中常有“养起来”、“给饭吃”之类表示施恩的妙语。既然政府提供薪水，自然有权要求被“养起来”的专家提供必要的服务。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就是论证现行政策及制度的合理性，巩固已有的意识形态“神话”。几十年间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惩罚那些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难得成功，不过釜底抽薪还是相当有效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不会甘冒无处开工资乃至进劳改场的风险去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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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著述并非不再为稻粱谋，而是无法直接为稻粱谋，一切取决于政府的定夺。连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都因其所学“不合时宜”而慨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3】，余者可想而知。政府在提供生活资料和出版机会的同时，提供共同信念、思维方式乃至具体的研究计划。在这种供求关系中，人文学者确实被养起来了——很少选择的机会，因而也很少焦虑和不安。直到有一天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文学者可能换一种活法，也换一个思考的角度，才意识到此前处境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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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代中期起，人文学者的“雇主”发生变化，除了政府仍然发给薪水外，课外讲学以及著述的收入成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去年以来，随着私立学校的兴起以及报刊书局的扩充，不少学人的“灰色收入”甚至超过正常的工资。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文学者都能卖文为生，但毕竟多了条活路。目前中国的大学教授，单靠薪水无法维持“小康”生活。按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北大教师薪水在北京市职工收入平均线以下：至于出租车司机收入，通常更是北大教师的八到十倍【4】。这种“脑体倒挂”现象，政府再三许诺给予重视，但短时间内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这就逼使大学教授在尽量不妨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通过别的途径获取生活资料。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最正经的莫过于讲学或写稿。合适的讲学机会不常有（正规的学术讲演往往不付酬；如主办单位收费，则一次演讲的酬金约50～200元），为报刊或书局撰稿仍是人文学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报刊竞争激烈，稿费制度日趋灵活，原有的由政府制定的稿酬统一标准基本被抛弃。不过报刊愿高价收买的稿件，主要是能引起社会轰动的“内幕报道”或“热点追踪”，非我辈学人所能撰写。严肃的文化刊物和学术著作的稿费，一般为每千字20～30元，《读书》杂志每千字30～45元，《中国文化》和《学人》因有独立的经费补贴，每千字付酬50元。有些刚创办或正在筹办的文化刊物（如广州的《开放时代》和《东方》），开价每千字80～120元，但只收短稿。考虑到目前北京的大学教授月薪只等于在一般刊物上发表一篇万把字文章，稿费的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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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费成为不少人文学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一现状，大大削弱了政府的绝对权威。经济上的独立不等于思想的自由，可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很难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公开出版的著述中，尽管仍有不少禁区无法涉足，但思想者只要有饭吃，可以把脑袋扛在自己肩膀上。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文化学术面临各种危机；惟有一点值得庆幸：长官意志和政治干预比以前少多了。“雇主”由政府转为市场，人文学者选择的空间大为拓展。不再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单是有所选择有所竞争，就令不少“久在樊笼里”的读书人兴奋不已。可这种“复得返自然”的自由感很快就消失了，“市场”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可爱——尤其是对那些坚持某种文化理想的人文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学术走向市场，固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政治权威的依附，然而金钱的压力照样可以挫败学者的独立与自尊。设想政府与市场的互相牵制，为文化学术的发展腾出大片空间，起码是不现实的。焉知金钱和权力不能联手合作，对文化学术造成双重的压迫？把文化学术抛向市场，虽然可能淘汰大批庸才，但也可能扼杀所学“不合时宜”的精英。市场要求迎合时尚，真正的人文学者则追求陈寅恪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5】，对现实存在持超然乃至批判的态度，二者立场相去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抵抗金钱的诱惑甚至比抵抗政治权威的压迫更为艰难——后者即使失败，起码还有一种“悲壮感”值得咀嚼回味。只是市场竞争毕竟比政府的统一计划有较大的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余地，老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明知走向市场并非风和日丽，学者们大都仍取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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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文学者的“走向市场”，并非指下海经商，而是指著述时不以个人学术兴趣而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标。报刊图书不再是纯粹的宣传手册，而是一种特殊商品；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得政府对报社书局增加税收、报社书局要求作者适应市场。“有钱的不读书，读书的又没钱”的现状，使得高深的文化学术著作出版十分困难。于是出现一种按订货要求写作的趋向，报刊书局和各种丛书的主编因而在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除了少数成名的学者，很少人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眼光从事著述——除非没有评职称或赚稿费补贴家用等世俗考虑。“订货要求”有松有严、有合理有不合理，不一定直接危害学术著述的质量；但如何由适应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转为争取“订货合同”，这对于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来说，无疑是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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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处于两种体制并存的过渡阶段，但市场的诱惑与压迫正日益加剧，这就逼使人文学者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与对策。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学术生命是相当短暂的，只能争取在特定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该寄希望于理想的学术环境的到来。太阳一定会重新升起，可对于那些注定在黎明前死去的人来说，这是一句空话。与其提供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不如切实探讨在暗夜中行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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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人与学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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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可能大规模拨款，把日益庞大的学者队伍重新养起来；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又很难因饱读圣贤书而完全化解。“乐道”而不“安贫”的学者们，必须调整策略，以适应社会需求。排除彻底下海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者，留在“岸上”的人文学者，大致有两种选择：一是能雅，一是能俗。最忌讳的是雅俗都不能到位，总想脚踩两只船，到头来两头落空。也就是说，原有的学者可能两极分化，以适应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当然，“雅”、“俗”之类的说法都过于模糊，无法准确界定；倘若一定要坐实，不妨将学者分为能雅的“学院派”与能俗的“文化人”。这里的“雅”、“俗”只是指研究心态和策略，不包含价值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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