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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胡适等人以教授身份出面自办报刊书局，理由是中国缺乏有远见的“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6】，这是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最大障碍。“舆论家”这一概念，不如“文化人”广为人知。不过，认定学有所长者出而经世的最佳手段是办报刊开书局，这一设想为各派学者所共同接受。1950年代以后同人刊物被禁止，专家学者与报刊编辑隔行如隔山。1980年代后期，各种丛书编委会（如“走向未来”编委会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立，以及同人刊物的出现（如《东方纪事》），使学者们得以影响整个文化走向。由于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各种民间文化团体起了很大作用，政府至今对此仍有很大的顾忌。可近年颇为风行的经济承包，使得不少报纸专栏、杂志乃至出版社，实际上成了某一批文化人的活动阵地。可以说每一套成功的文化丛书或每一种有独立个性的学术刊物，后面都有一个小小的文人集团。只不过怕引起当局过分丰富的联想，好多不打出编委会或主持人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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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到去年年底，全国报纸总数已由1978年的186种增加到1755种（其中约600家为党委机关报），加上724家电台和542个电视台，全国新闻从业人员为二十余万人。【7】今春报纸纷纷扩版或另出周末版，被称为新闻界中“一场悄悄的革命”【8】。各省报除西藏、青海外，均从4版扩大到8版，《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出12版，而《广州日报》则每周四天12版，三天16版。扩版的主要意图是扩大市场招揽广告，这就决定了办报人着眼点逐渐从官场转向民间。如今北京街头到处是零售报摊，而街头报摊从不卖《人民日报》、《瞭望》等大报大刊。周末版和各种小报的走红，逼使报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增加一点知识性和趣味性，套用老报人赵超构的一句名言，就是“软些，再软些”。“软”有“软”的问题，但对于此前过分僵硬的政策说教，如今报刊用稿的伸缩度大为增加，文化人可以较为自由地讨论社会和文化问题——只要不正面触犯时忌或违反报刊文章的体例。实际上年初以来，为适应报纸扩版和新刊诞生，稍有知名度的文人学者大都忙得不亦乐乎。循此思路，倘有一批人文学者走出大学校园或研究院，成为专栏作家或自由撰稿人，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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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与传媒之间的隔阂，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目前双方都表现出某种合作的诚意。学者筹办丛书和刊物，必须借助传播媒介；而报刊开专栏供特稿，同样期待与学界“联手”。大众传媒容易趋时媚俗，学者则失之迂阔，倘能真诚合作（而不是同化），还是大有可为的。尤其是目前的“广告文学”和“有偿新闻”严重损害了大众传媒的声誉【9】，更需要一批有文化理想的人文学者加盟。并非做不了“学问”才写报刊文章，对于注重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人文学者来说，“觉世”的报刊文章比“传世”的学术著述更有价值，更值得全身心投入。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为人文学者通过大众传媒介入社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精彩的文化评论，非一般记者编辑所能撰写，其社会影响又非学术著述所能比拟，对于“术业有专攻”而又倾向于经世致用的文化人来说，这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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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有独立思想而又为大众所接纳的文化评论并非易事，同样，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固守校园，从事相对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将步履艰难。前者主要是调整研究心态和叙述策略，一旦成功则经济收入可观；后者更符合原有的学术训练及社会期待，只是必须争取到足够的研究资金。政府已经设有“国家社科基金”和“教委社科基金”，支持人文和社科研究的重点项目，对发展学术起了一定作用，越来越为各级学校和个人所瞩目。只是僧多粥少，颇有杯水车薪之憾；再加上在指导思想、管理规则和选题方面的诸多限制，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课题很难得到应有的资助。比如，《199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规定资助“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项目有如下十个：（1）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2）社会主义文艺价值论，（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4）社会主义文艺管理研究，（5）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与当代文学，（6）中国晚清文学研究，（7）《格萨尔》研究，（8）维吾尔长诗《福乐智慧》研究，（9）当代中国重要作家研究，（10）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别的研究题目当然也可以提出申请，但与“课题指南”及其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相去甚远者，是不可能得到政府资助的。好在近年出现了各种从民间获取支持学术研究资金的新途径——后者一般允许研究者在选择课题和设计理论框架上有较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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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民间”，这是中国文化史的一大特色。三代时官守其书，师传其学，私门无著述文字；直到春秋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兴起促成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两汉以下，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其间屡禁屡兴，私学自有官学无法取代的独特魅力。史学家章太炎和吕思勉甚至断言：“学术文史，在草野则理，在官府则衰”；“学术之命脉，仍系于私家也”【10】。这里的“学”，既包括教育体制，也包括学术精神。晚清以来，官学、私学之争，在理论上未能充分展开【11】；倒是1950年代政府一声令下，私学全部改换门庭。近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私学重新崛起，且声誉日增。从培训班到职业学校到正规的中小学，再到培养技术人才的大学，民间办学的步伐越迈越大。今年初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16条规定：“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除了中央及地方政府办学外，各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都可以依法办学，海外侨胞和外国友好人士也可以捐资办学。【12】这种“藏智于民”的教育改革思路，促使私学迅猛发展。去年上半年北京市审批建立的民办、私立学校达五百余所，下半年增加到700所。据说单温州一地，民间办学就接近一千八百所。【13】今年4月，报载上海引进外资办高校，然而只是“意向”，尚未真正实现。【14】倘若允许境外团体或个人来华筹办综合性大学，这一步跨得出去，将大大改变原有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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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办学改变了原有的教育体制，民间赞助文化学术，则将强化人文学者的独立精神。目前赞助学术的方式大致有如下三种：第一种基本上只出钱不问事，完全委托官方机构代为办理，如李嘉诚的资助汕头大学和霍英东的设立教育基金；第二种由前党政要员挂帅故能吸引海外资金，有众多学者参加具体操作故能从事比较切实的学术活动，如肖克任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叶选平任会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第三种是境外基金会直接支持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学者的研究计划，如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的资助出版《学人》集刊、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资助若干中国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展开研究。第一种资金最为雄厚，但纯属官方控制；第三种民间色彩最浓，可资金来源有限，不该寄予太大希望。绝大部分捐资者希望以某种形式获得补偿，纯粹出于文化理想者实属凤毛麟角。资助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可以得到某种回报，起码也能成为变相的广告，而直接资助学者个人则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影响。目前最为流行的是争取官、民兼顾，既出学术成果，又有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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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企业赞助文化是一种远见卓识”【15】，只是国内企业家还没有阔到捐资时可以不计工本不讲实利的地步，大都要求有直接的广告效果。因此，电视剧制作、体育比赛和文艺表演都很容易找到厂家赞助，而人文研究则基本无人问津。《中国文化》集刊的出版，以及“505中国文化奖”的设立，都曾得到国内企业家的大力赞助【16】，这总算开了个好头。倘若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单靠港台以及海外的资金来支持，而国内企业家只是袖手旁观，那未免太令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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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学者自愿集资出版学术刊物（如《文学史》集刊），主要是坚持文化理想，体现独立精神，力争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保留一方“净土”，并借同人刊物的形式建立公共空间。但具体操作起来困难很大，如何在双层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目前尚属探路阶段，无法“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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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尚未制定出建立学术基金会的完整法规、经济尚未高速发展、社会尚未正常运转的情势下，要求企业大规模赞助文化学术事业是不可能的。即便将来学术基金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申请资助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这还不包括有些资助附带的条件可能相当苛刻，同样限制研究者聪明才智的发挥。也就是说，寻求基金会或企业的资助，是以后人文学者从事专深且不切实用的研究时可以选择的一条路，但这条路并不一定铺满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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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人”与“学院派”分途发展的假设，并不包含价值评判，学者尽可根据自己的才情、志趣与机遇，选择最适合自己扮演的角色。这里只是力图客观描述当下中国人文学者的艰难处境，分析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既没有力挽狂澜的雄才大略，也不想预售天国的入场券——基本上是只谈“问题”，不问“主义”。如此低调的叙述，并非心存忌惮故“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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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建学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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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秋以来的中国学界，失去此前常有的“热点”与“中心”，不再吸引大众传媒的关注。这种相对沉寂不全是政治高压的结果，更多的是学者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放逐。对这种学术思路的调整，各方评价不一；我因身在其中，不便“广而告之”。只想略为介绍这一学术思路演进的大致线索，至于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有一点必须说明，这只是部分（北京）年轻学人的思路，并未成为什么“主潮”学术；只因论题涉及，不能不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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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两年，海内、海外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大致相同。先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亨廷顿（S. P. Huntington）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于是成了热门话题；后又有“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说法，哈维尔（V. Havel）的《无权者的权力》也在北京开始流传。同样是对刚刚逝去的政治运动的理性思考，只因语境不同，海内外学者观察的角度以及表述的方式均有很大差异。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国内学者不满足于反省政治斗争的策略，更进而反省“知识分子”自身的位置及立场。伴随着这一反省的，是关于学术史研究的倡导。1991年1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聚会上，一批年轻学人大谈借学术史研究正本清源，重新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17】这当然有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学科清理”相对抗之意，可也隐含着对时贤借学术谈政治的不满。清理近百年中国学术，发现康有为、章太炎开启的“求是”与“致用”之争贯串整个世纪；时至今日，“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18】，仍是中国学者的拿手好戏。将文化学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点上，“左派”、“右派”似乎没有根本的差别。这个世纪的中国人，过分强调“学以致用”，对“不问政治”的纯粹书生以及“脱离实际”的文化学术，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尊重。将一切都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从长远看，弊远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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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政学分途，从积极方面说，是认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永久的独立价值，值得为之奉献毕生精力；从消极方面说，则是意识到学者在政治斗争中作用甚微，完全有理由卸下“经天纬地”的千斤重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学者之责并不比政府官员或商人更重更大。当年胡适自责因注重学术忽视思想斗争而导致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19】，如此夸大学者对时局的影响，近乎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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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读书人，大概不会再有胡适那样良好的自我感觉。强调学者的天职在学术而不在政治，有权利“闭门读书”——至于闭紧了门能否读得好书，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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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分专业化的西方国家，知识分子追求介入社会，发挥文化批判功能；而在士大夫传统尚未完全消失的中国，反而必须为“专业化”辩护。所谓“学术独立”的口号能否成立尚待论证，说到底，“不问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消解权威不见得比对抗权威更能为权威所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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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斗争，但希望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20】，并非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之所以偶尔出而议政，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争当“大众代言人”或自认“不出如苍生何”。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分清“述学”与“议政”，不是十分容易；但认准政治与学术，各有各的游戏规则，不再借学术谈政治（或反之），有利于政治与学术各自的正常发展。这也是近年来不少年轻学人发展两套思路两副笔墨——以杂感议政，以专著述学——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术选择，有近年政治环境的制约，有文化保守主义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被近百年中国学术史的思考逼出来的。正式提倡学术史研究虽在1991年初，可认真反省人文学者的“姿态”，早在此前就已经开始。1989年底（其时戒严尚未解除），一批年轻学者在《读书》编辑部聚会，反省1980年代学术思潮，话题直承1988年年底“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所作的学术思考。倘若不是1989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中国学术界也会认真清理近百年中国学术传统。当然，经历了这场政治风波，尤其是仍在国内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们，对学术传统的“触摸”与“解读”，会有一些“独到”之处。是祸是福，没必要过早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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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21】。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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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18日于京西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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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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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15日）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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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阅《申报》1933年3月13日关于“纪念会缘起”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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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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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90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2653元（《八十年代北京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91年3期），同年北大副教授月薪约200元；1992年北大副教授月薪涨至250元，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2677元（《国家统计局关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3年2月19日），而北京市职工薪水历来高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未见权威性统计数字，笔者今年曾询问近二十位在运营中的司机，普遍答曰：“月收入二千元左右，但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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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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