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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渡边先生所说的，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来展开。这方面的成果，学界比较认可。近年来，因为主编《学人》，并且提倡“学术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关注。有十分赞赏的，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我想主要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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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1950年代以来中国报刊、书籍的生产方式有所了解，不难明白《学人》作为独立的集刊出现的意义。在基金会及出版社的支持下，学者独立办刊，这与此前只能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组稿、审稿的运作方式大不相同。现在中国国内此类学术集刊逐渐多起来，我以为是大好事。也有一些名义上有挂靠单位，但基本上由学者独立操作的。这是近年中国思想、学术日趋多元化的前提。其次，我想谈《学人》的学术品格。讨论这个问题，最好将第一辑上发表的那一组“学术史笔谈”考虑在内。那组短文常常被作为这批学者调整学术思路的表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1980年代学术的反省，以及对1990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展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代表了一代人的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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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对1980年代学术的反省。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百废待兴，一切都从头开始。中国人重新直接面对西方学术思想发展的大趋势，学界普遍十分兴奋。有一阵子热闹非凡，每天都有新思想被引进。几十年间在西方学界各领风骚的不同学派的思想，几乎在同一个早上涌入中国。年轻人学得快，用得也快，明显比中年一代占有优势，因而比较容易“出风头”。但大都仓促上阵，刚刚念过“诗云”，就开始卖弄“子曰”。可以这么说，在1980年代的中国，面临整个学术的突破，年轻一辈——我指的不是具体的年龄层，而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培养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身才华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因此，学术界充满生机。这一代人的思维极度活跃，也有毛病，那就是大都显得非常浮躁，绝大部分弄潮儿并没有深厚的学术根基。现炒现卖，今天刚读了一本新书，明天就开始宣讲，而且效果居然很好。似乎每天都有新突破，常常听到pass这个词。今天刚把上一代人给pass，明天又被下一代人所pass；至于具体到某某名流，更是如走马灯般地被pass。表面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学界非常活跃，但缺少坚实而且严谨的学术著述。1990年代中国学术风气的转变，我将其作为从学术革命走向常规建设来描述。适应这种转折，学者必须调整自己的思路。比如，相对来说，注重学术规则，强调研究的独立与纯粹，追求厚实的品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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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一代学者”，这个说法必须加以界定。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个时代都有“新一代”，只不过在学术史上不一定被认可而已。在中国，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大学生是一代人，“文革”结束以后培养的又是一代人。现在活跃在中国学界的，大都是这两代人。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生则已经功成名就，不再是学术研究的主力。我们这一代刚好赶上改革开放，知识结构与上一代人不大一样。最明显的一点，上代人接受的“外国文化”，包括从事学术研究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来自苏联，而我们则以欧美为主。新一代大都懂一两门外语，有留学或出国考察的经历，学术视野比较开阔，思想也比较活跃。跟即将崛起的下代人不同，我们这代人大都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这种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对从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挺重要的。借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说，我们也是“一生而历二世”。经历过两个不同的时代，思考问题的方法与角度，会有些特异之处。是好是坏，是喜是忧，先别急于下结论。我只是说，这代人现在占据比较有利的学术地位，因而普遍有明确的继往开来的意识和气魄。提倡学术史研究，其实也蕴涵着这种自我定位。现在谈论学术史研究的，大都注重的是20世纪中国学术。这里隐含着一句不便直接表述的“大话”：那就是，为20世纪中国学术画上句号，然后走向21世纪。这种“野心”，不只是因这代人刚好生活于世纪之交，更重要的是，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动机及使用的理论框架，均与上两三代学者有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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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来说吧。这一百年，中国基本上处于落后与挨打的局面。因此，知识者大都很难平心静气地体会并评价中国文化。或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或者为了对抗西方而故意张扬“东方文明”。我们这代人所处环境不同，有可能以平常心以及比较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谈论中国文化。不讳言这与近年中国经济的崛起有某种微妙的联系，但不能倒过来推论。1980年代热衷于介绍西学的，不少现在改为研究中国文化。不过，这些人以前对西学的拥抱，至今仍在起作用，起码使得他们不会轻易认同所谓的“国粹”。现在很多人批评“五四”对中国文化否定过多，我以为这不是关键所在。不在于评价高低或者批判与继承的比例如何，而在于那个时代只能以西学为标准，并以之剪裁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强调更多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避免完全照抄西方的理论原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而且，这里还有个陷阱，弄不好会变成鲁迅所嘲笑的“爱国的自大”。正因为有此顾虑，我们不愿意“旗帜鲜明”地提倡什么“原则”或“理论”，只是主张先清理百年学术足迹，借触摸历史、评判过去来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立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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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人的研究，即使以我熟悉的朋友为例，也因学科及兴趣的差异，无法一概而论。一定要说，我想只能从下面几点入手。首先，这代人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比较注重“科际整合”。一方面受国外学术思潮（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古来传统本就文史哲不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来说，超越文学、史学、哲学的疆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不过有了“科际整合”这个说法，做起来更理直气壮些。但这么一来，很容易将现代西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各自得到比较充分发展以后的互相渗透，误读为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文史哲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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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注重大、小传统的交流和沟通。如果只是考虑民间文化，或者单纯研究方术呀、民间信仰呀、会党呀、歌谣呀等等，这些研究早就有了，近年也出现了不少此类著作。但我想，我们这代人更注重的，不只是小传统，而是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不是“补缺”，不是“填补空白”，不是说过去不太重视民间文化，我们来补课；而是希望借助于小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大、小传统之间的对话，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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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比较注重文化的“连续性”，或者说是强调“活着的传统”。过去的读书人喜欢讲“全史在胸”，这样来从事研究工作方才可能眼界开阔。随着专业化的进程，研究领域越切越细。比如说，在大学讲中国文学史，有人讲先秦，有人讲唐宋，有人讲明清，接下来还有近代、现代、当代之分。这样一来，研究者很少对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有整体的感觉。近年，政府重视并鼓励“传统文化”的研究，“传统文化”指的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在我看来，研究者的眼光如果只停在辛亥，而不考虑近百年中国文化的变迁，这种研究，“血脉”不大能贯通。我的想法是，“传统”不只是“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影响于未来。具体研究课题可以是古代，也可以是现代，但都必须把古代和现代贯穿起来思考。研究时当然只能“小题大作”，不过，有没有这种眼光与思路，我以为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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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说的只是趋势和追求。这代人在各个研究领域里，已经出版了许多著述。但要说哪些最能体现这代人的学术风格，以及所谓跨越20世纪的学术，我没有能力推荐与评判。也就是说，我说的只是“可能性”，而且是“一己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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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鉴学派对中国的影响，我必须解释一下。大概1980年前后，北京大学专门研究法国史的张芝联先生，就开始连续撰文介绍法国年鉴学派。不过，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去年才出版中译本。另外，他的《地中海与菲力浦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以及《法国史》等的中译本，正在印刷中。此前，布洛赫的著作以及勒高夫等人主编的《新史学》也有中译本。不过，1980年代中国学者提及年鉴学派，大都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真正阅读原著的不多。这是因为在中国学界，懂英语的人多，而能阅读法文原著的则很少。也就是说，我们对年鉴学派的了解，只停留在大体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主张。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关系，仍然不是很深。您刚才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中国的人文学者，大都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我自己也是这样，研究中偶有涉及，但容易露馅。这几年治中国史的年轻学者中，不少人对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感兴趣。但把这些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借用到文化或文学研究中来，而又不流于生拉硬扯，并不简单，目前只是在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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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最让近百年中国读书人感觉困惑。能否“为学问而学问”，或者说，“为学术而学术”有没有价值，这问题不好说。我想把它分开来谈。一方面，近百年中国动荡的政治环境，使得学者很难认同“为学问而学问”的选择。这与古代中国士大夫“经世致用”或“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有关。依照这个传统，如果无法“经天纬地”，做那些与家国兴亡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那是“雕虫小技”。对于过去时代正统的读书人来说，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这种情况发生变化。1905年宣布取消科举，以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开始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专家。这种专业化的趋向，促使学者们反省自身的位置与功能，开始大谈“为学问而学问”。就连本性上特别关注政治与人生的梁启超、陈独秀等，也都提倡过“为学问而学问”。但这种提倡，基本上无法真正落实。一碰到国家危机，需要挺身而出，或可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时候，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学术，而选择了政治。不只是口头上谈论，而且参加直接的政治斗争，甚至成为某一党派的领袖。可以这么说，对于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为学问而学问”的传统并没有真正确立，也不被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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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真正确立的传统，不等于说就没有价值。我本人是认可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的，主要着眼于学术的独立与自主，不愿意为了一时一地的政治功利而抛弃学术，更不要说“曲学阿世”。如果说我们这代人在学术上有什么特点的话，这可能是其中之一。我所说的，主要指的是治学过程中的态度与方法，不包括此前此后蕴藏在课题选择中的文化理想。这种提法，直接针对的是近百年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以经术文饰其政论”的传统。打破“学问”从属于“政治”的格局，不等于说除了学问，我别无所求。我的意思是，在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时候，我是抱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可我选择什么样的课题，比如说学术史研究，或者武侠小说研究，都有某种文化理想渗透在里面。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向的思考，以及对某种精神世界的向往，都可能影响你对课题的选择。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文化追求，以及其治学态度，两者固然有关系，但不应该直接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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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这个问题，其实是无法给出确凿的答案的。正如您所说的，研究者自以为的“客观”并不可靠。你的知识背景，你的期待视野，你对历史提问的方式，还有你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框架，已经内在地决定了你的研究不可能“完全客观”。作为学术活动的主体，研究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与趣味。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有人自觉，有人不自觉，后者往往自以为“客观”。也就是说，标榜“纯粹客观”的学者，很可能只是对自家立场缺乏自觉的反省而已。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并不透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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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才以我的林语堂研究为例，很惭愧，那是我早期的文章，带有某种浪漫色彩。那时我刚到北京，学术上处于转折期。那本《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有比较明显的主观倾向，好多朋友说这本书比以后的著作好读。“好读”的意思是说，里面有好多个人的情感，有意思，文字也流畅些。但这本书过分直接地表露自己的立场，而且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地方。从博士论文以后，我的论述策略有比较大的转变。既然是著述，当然有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与主观立场。只是尽量减少离题的发挥，尽可能贴近研究对象。完全复原研究对象，既不可能，也不是研究的唯一目的——还是不谈自己的好。之所以对主观性很强的随意发挥那么反感，很大原因是这种研究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势力很大，而且现在仍很走红。我所说的“随意发挥”，与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自家主见不同。意识到我的研究不可能“纯客观”，时时对自家立场与方法抱一种审视的态度，这样才可能尽量避开各种各样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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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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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识分子”这概念，本身也在演变。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使用时，内涵可能大有差异。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手段的“知识分子”，与学界作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更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一般来说，渡边先生的观察没错，好多人是从“阶层”而不是“机能”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的。这可能与整个中国的教育水平比较低有关。比如，五六十年代，中学毕业就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到了1980年代，大概念完大学的，才叫知识分子。现在呢，教育逐渐普及，成为“知识分子”的条件是不是又得提高？还有另一种说法，那便是以所从事的职业划分，比如，从事脑力劳动的就是知识分子。科技发展正逐渐泯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加上近年博士下海教授经商屡见不鲜，使得这种划分也成问题。现在再用所受教育或从事职业来界定“知识分子”，已经不大恰当了。因此，目前一般中国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能指学历，也可能指职业，当然，还有一种——下面我要讲的——是从“机能”来理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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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刚写过一篇文章，谈论今日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其中提到1990年代的中国，同为大学教授，因其所从事专业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不一样，其心态与处境大不相同。其他从事不同职业的“读书人”，其命运及立场的差异，更是不言而喻。因此，我不主张再像过去那样笼统地谈论“知识分子”的待遇或前途。过去所说的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今日干脆按其职业称之为人文学者、科学家、医生或诗人。至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留下来另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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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88年前后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就出现类似的看法。那时主要是介绍美国人的观点。假定以思想创造、学术探讨、文化传播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那就不一定限制在某一阶层。就像渡边先生强调的，现代社会里，追求民主、自由、公正、和平，以及注重人权、环境保护等，这种对社会状态及国家命运的关注，不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特征的限制。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原来固定在某一阶层，转为强调其超越特定阶层利益而关注社会整体命运，这种思路，当然得益于教育的相对普及，以及知识不再被少数人所垄断。在这个意义上，古人所说的“士农工商，四民平等”，方才可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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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四民平等”是个古老的概念，我只是借用一下。刚才我说读书人对社会整体命运的关注，因跟古已有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比较接近，容易被人接受。可我立说时有两重意思，后面的推论可就不大为人理解了。我为什么借用“四民平等”这个词？如果只是强调各阶层都有关注国家命运的责任，那大家可能都可以接受。可这话等于没说。我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不再设想读书人比别的阶层更优越，因而必然承当更大的责任。过去总是假定读书人能明理，有权利、也有义务出而主持公道，关心甚至掌握国家的命运。我觉得读书人的这种忧患意识、苦难崇拜以及社会责任感等，有自我英雄化的倾向。很美好，但有点虚幻。我想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比如，我是大学教师，像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我有我的职业道德，也有我的利益追求；与此同时，我作为公民，仍然强烈地关心国家命运。可我不觉得，作为大学教师，我就天生比其他阶层的人必须、而且能够承当更大的责任。如果我那么说，那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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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我的说法很好理解，可是，跟已经充分专业化的日本不同，中国读书人仍保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参与热情。我刚才的说法，因而显得“境界”不高。表述这一意见的文章题为《学者的人间情怀》，发表在去年的《读书》杂志上，那原是三年前在香港一个会议上的发言稿。文章发表后据说好多人有意见，说是“逃避社会责任”。因为我在文章中，只强调“人间情怀”，而不用“社会责任”这个词。我想说的是，学者对社会及国家命运的关注，主要是一种“心情”，或者说是一种道德自律，而不必过分追求“效果”。我以为，现代中国的读书人，已不是古代的国师或王佐，社会不再提供他们立法或执政的机会。没有这种权力与机遇，而又仍然保存这种幻想，还在大谈“不出如苍生何”，还在期待“登高一呼，应者影从”，有这种必要吗？换一个角度，我不代表“人民”，只是一个个体，一个公民，我照样可以发言。但这不是外在的“社会责任”，而是受良心与道德的支配。因此，我借用了佛家的“有情”与“不忍”，强调我之关注家国兴亡，主要是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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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我这话本身，便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不好说。中国有句话，叫“不谈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不谈政治”的背后，很可能是拒绝进入人家为你设定并一定要你进入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拒绝”当然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不过，同样“不谈政治”，有人有“潜台词”，有人没有。不一定都将“不谈政治”解读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立场。我刚才所说的同时扮演学者与公民两种角色，比起传统读书人的“经天纬地”来，姿态是低多了；但其学术独立意识，以及对社会人生的另一种关注，仍然与主流意识形态颇有差异。因此，“左右为难”，有人说你“逃避”，有人说你“居心叵测”。之所以执著于此，很大程度与我对学术功能的理解，以及对所谓的“公共空间”的追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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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知の共和国”这样的说法，但有“知识界”这个词。指的是知识者超越特定专业的局限，在一起商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比“文艺界”、“学术界”或者“教育界”还要广泛，而且不限于具体职业，强调的是借助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关注和参与社会。一般来说，像北京的《读书》、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以及去年创刊的《东方》，都可以看做是知识界的刊物。参与这些刊物的编辑与写作，往往是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这么一种“文化空间”，在当代中国，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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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多中国的知识者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就像您所说的，在这种文化空间中，永远不谈政治不谈经济是不可能的。但考虑到中国的现状，暂时回避特别敏感的话题，有利于刊物的生存与发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确实是目前中国许多刊物的策略。可“问题”背后可能有“主义”，只是不便直接说出来而已。我关注的不只是民间刊物所发表的学术、文化、政治的见解，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其实应该包括各种民间筹办的社团、学校、研究所等），对1990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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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我研究中国文化，而不从事康德哲学或罗马史的研究，有许多外在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外语不好，抽象思维能力不强等。还有一点，作为中国人而且主要生活在中国，我没有研究西学的自信。其次，我的气质，我的性情，以及我的教养，都适合于从事中学而不是西学的研究。这里当然不排除我本人对中国思想文化资源某种程度的迷恋。只是这种“迷恋”，无论如何不会勇敢到判定西方穷途末路，惟有中国文化可以救世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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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中国的逐渐强大，以及欧洲中心说的破灭，使得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不再以西方权威为唯一裁判。过去当然也有选择，不过思想资源基本上是西方的，“中国”只是研究对象。不出原理，只被观照。这种局面现在有所改变。过去在研究中，如果发现中国的事情与西方原理不合，必然追求中国为什么“例外”？现在转过来追问，既然涵盖不了中国的现象，这“原理”是否有问题？相对来说，指出西方学者的偏见容易，另立新说则没那么简单。几年前，有位朋友说过一句不太准确但很有气魄的话：国学出原理。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从事具体的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研究，表面上不如大谈西学者来得“理直气壮”，但若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则更可能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这个问题不宜多说，对于成熟的学者来说，选择研究课题以及设计理论框架的利弊，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今天的中国学界，不乏挑战西方主流学术的雄心（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但能走到哪一步，很难说。天下事，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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