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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喜欢讲国际性——起码表面上如此。因此，中国学者便常因其“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被质疑。我想稍为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不否认日本学界对西学的介绍与接纳，远在中国之上。而且确实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对于国外学术发展不甚了然，也不大感兴趣，因而视野大受限制。但此外，还有别的原因。比如，对自认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因而不屑于去了解具体的中国的“中国通”不满。来日本前不久，我接待了一位欧洲的汉学家。他告诉我，他从事中国研究三十年，没买过中国人写的研究著作，只买资料书。理由是，“理论我们自己有”。像他那么直率的不多，但读汉学家著作而感觉隔膜的时候却不少。不是说只有生活在中国才对中国的事情有发言权，而是不能忍受“我出理论你出资料”这种研究策略。除了对研究对象的蔑视，还有明显流露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文化一元论观念，都让人感觉不舒服。我承认，这不完全是学理问题，还包括民族自尊。不过，中国确实太大，问题太复杂，不是随便三两条原理就能涵盖得了的；加上这十几年变化太快，像我们出国一年，刚回去时都不敢随便开口。谈“特殊性”，很可能是感觉已有的原理不适应，无法涵盖研究对象，但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述方式。或者说，感觉到问题所在，而又无法马上推出令人信服并足以取而代之的新的原理。至于有些涉及国家利益，以及文化观念不同引起的争议，这里不便深加追究。有一点可以说，中国学者虽然不再是“国师”，但大都还有一种“担当精神”，谈论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多考虑可行性，看不起“煽情”之作，不敢乱唱高调，这与隔岸观火者的“冷静与客观”不大一样。有这么多现实的考虑，在国外公开发言时，交锋的确实不纯粹是学理。许多知识者在国内批评政府，在国外则反对霸权。有时自己都觉得挺好玩的。这在国外学者看来，是不是有点过分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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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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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不大好说。一方面，在中国，这问题比较敏感；另一方面，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谈作为一个普通知识者对这问题的看法。首先，大众传媒所说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等，都是一种通俗化的表达，与学者的讨论民族问题不同。抽象地谈“民族”，渡边先生肯定比我了解得多。我想是否就谈“中华民族”，而且从中国人“民族”观念的形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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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来讲“夷夏之辨”，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则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我查过有关文献，1900年章太炎《訄书》中有一篇《原人》，以希腊、意大利种族不同因而创建独立国家为例，论证“驱逐胡虏”的合理性。可文中使用的概念很混乱，有黄种、白种之别，有华夏、戎狄之分，还有异国、异种、异教之说。其中还夹杂不少古代中国的神话传说，这跟后来所说的“民族”不大一样。我所知道最早谈论“民族主义”的，是1901年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其中提到养成我固有的民族主义，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这算是比较完整的表述了吧？从1902年起，不少文章开始大谈“二十世纪乃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主义，后来被革命派引申为“排满”，不过，一开始主要是强调抵抗外国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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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中国自古就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跟希腊、意大利或德国都很不一样。讨论民族主义，落实到中国的语境，首先碰到的问题便是“什么是民族”？笼统地说说“中华民族”好办，具体分疏则有许多困难，弄不好还有煽动分裂之嫌。相对来说，康梁等改良派比较慎重，而革命派着眼于排满，管不了那么多。前些天，与东京都立大学的宫村治雄教授讨论梁启超之翻译《国家论》。原作者伯伦知理生活在多民族聚居的瑞士，主张不以民族、而以国民政治意志来构成国家。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故当年译介此书时不注意这问题。梁启超则相反，特别强调这一点，大概他脑子里有中国的民族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康有为与章太炎的争论。主张保皇的康有为称，满洲种族上古出自大禹之后，没理由排斥；一定要讲“民族”，则长江以南基本上都不是“炎黄子孙”，因《春秋》里以吴越为夷狄。不用说，我的老家广东更是“南蛮𫜤舌”了。照康有为这么一说，要讲“炎黄子孙”，大半个中国就必须划出去了？章太炎的反驳也很有力：中国人讲民族不以天然民族为界，而以历史民族为界。只要服膺我中华文化，当然包括信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就不是异族。古来的“夷夏之辨”，注重的都不是血统，而是文化与道德。即所谓“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这与现代意义上的以血缘或以种族出发来讨论“民族主义”不同。正因为中国人从一开始谈论“民族”，便面临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因而总是无意识地模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直到现在，即便是学者，也会大谈含义模糊的“中华民族”——记得您曾追问我，中国学者常说的“民族自信”指的是什么？是哪个“民族”的自信？我承认一般人谈“炎黄子孙”以及“民族文化”时，主要指的是汉族及其文化。但不等于说学者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学理上的缺陷毫无认识。只是为了“从俗”，而且考虑到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多民族共同生活，以及现代社会民族问题的敏感与复杂，故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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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介绍章太炎的观点时，没作价值评判。章太炎所说的“归化”带有明显大汉族主义色彩，而且主要服务于其“排满”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后，掌权的革命派马上抛弃“排满”的口号，提倡“五族共和”，就是汉、满、蒙、回、藏大团结的意思。谁当权，谁都绕不过这个问题。现代中国，除汉族外的5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九千万，不是小事情。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很可能是下个世纪中国最让人头疼的问题。现在大家，包括政府和民间，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可问题总是需要正面接触，公开讨论，才有逐步解决的可能。现在大家更愿意谈论“中华民族”，这基本上是把“民族主义”理解为“国民主义”，即是将这个国家的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种提法有其苦衷，也有其合理性，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各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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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问我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是好是坏？这很难说。可以说是又好又坏。在我看来，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民族主义是一种抵抗列强的有效武器，起码在这个世纪，曾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强化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华夏中心意识”，妨碍其进一步走向文明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对外来说，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可能是弱者；可对内来说，汉族则毫无疑问是强者。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共存的世界，前者总是会对后者造成某种压迫。尽管中国政府多方努力，完全的民族平等几乎是不可能的。多数与少数、强者与弱者、中心与边缘，感觉就是不一样。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并非完全绝缘，对“民族主义”的提倡可能带来的后果，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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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20世纪，中国是弱者，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反抗压迫，一般学者都会给予较高的评价。但有一个问题，“五四”那代人特别警惕“义和团情结”，反对狭隘的爱国心。此后几十年，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大家很少再提这个话题。中国比较弱的时候，这问题还不太明显；现在，中国正逐渐强大起来，知识者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人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大中华主义”。鲁迅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人，要不是圣人，要不是禽兽，难得以平常心待之。我想，对知识者来说，考虑问题应该有个提前量，现在就该认真反省这一百年我们提倡民族主义的利与弊，以及可能留给下个世纪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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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现代与传统》第7辑，199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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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民族主义”及其他——答吴晓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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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很多关注您的朋友，都知道您去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流与访问。这一年中您对日本以及西方学界形成了怎样的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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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研究中国文化的，出国访学，主要接触的是国外的汉学家。汉学家中有许多了不起的学者，但汉学（或曰“中国学”）并不代表日本、欧洲或美国的最高学术水平。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但不必讳言，在国外，“汉学”只是一个边缘性学科。我们以往习惯拿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进行比较，这很不公平。要比较，就应该以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水平，与日本人研究日本文化的水平、法国人研究法国文化的水平相比，这样才能大体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一般说来，每个国家研究本国文化的力量，相对比较强，也更能代表其学术水平与发展方向。所以，在日本期间，我除了与众多汉学家切磋专业问题外，更有意识地接触了一些研究日本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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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侧重点有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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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对晚清、民国的历史、文学、思想的演变有兴趣，所以比较多地关注江户文化，以及江户时代与明治以后在思想文化上的连续性。我们以往更强调明治维新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意义，可是这几十年间日本学者越来越注重江户文化。比如江户时代教育的普及，文学里面雅与俗的调适，大都市形成后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江户文化趣味对以后日本文化的影响等等。如果承认江户文化和明治文化的连续性，那么所谓西洋的冲击是造成现代日本的最根本原因的说法，便很难成立。也就是说，在西洋文化进来之前，日本文化中已经孕育着这么一种转变的可能性，如教育、商业、都市以及整个学术文化的演变，使得日本有可能接受并转化外来的西洋文化。当然，这并不是完全排除西洋文化对日本的刺激和影响。这个思路，和我以前之所以注重晚清，有许多相通之处。日本民族在思考现代性的问题上，和中国学者肯定有许多交叉的地方。所以，我在日本读了不少江户时代的著作以及江户文化研究方面的书，一方面是感兴趣，另一方面是想从中理解文化的连续性和变异性，理解本国文化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理解现代化过程中从动力到起步、到发展的方向感是如何获得的。这些其实也为我思考现代中国的命运提供了另一个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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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否大致比较一下日本学术研究在思路、方法和风格上与欧美学界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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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怎么说都不妥当。如果一定要比较，也只能局限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而且“大而言之”。我想可以套用王国维的说法：可信者未必可爱，可爱者未必可信。日本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以及具体考察时在情感、理智、精力以至财力方面的投入，都很令人钦佩。他们选择的题目相对要小，实证性强，材料翔实，更侧重于历史和考证。这使他们的成果可信度比较高，所以我说“可信”。而美国学者更偏重于对理论的关注，对当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对学术的功能的理解，所以读他们的研究著作，感到在设计理论框架时下了很多工夫。日本学者会说，我是研究什么对象的；而美国学者则可能说，我是用什么理论来研究的。这是很不一样的。一定要概括，可以说读美国的学术著作感到可爱，读日本的则感到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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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可爱”和“可信”的区分中是否隐含了价值判断上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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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这么说。应该说对双方都略含一点批评，两者的优势和缺陷都是很明显的。但就目前中国学界来说，我们对欧美的理论色彩很浓的中国学著作接触较多，也更感兴趣；对日本的实证研究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新命题新思路则缺乏敏感与耐心。在日本时，有一个东京大学的法学部教授对我说，研究日本思想文化史的学者不懂中文，是很大的局限。这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极少会对不懂日文表示歉意。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对对方思想、文化的关注，本来应该非常重要，而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注重欧美，而彼此之间不太重视。我们对日本汉学界的了解还多一点，对日本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则相当隔膜，翻译介绍的很少，感兴趣的也不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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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江户文化的重新关注，是否也和这几年风行的“东方主义”有一定联系？您是怎样看待东方主义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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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些年也翻译介绍过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著作，影响也很大。不过，强调江户文化与明治文化的连续性，在丸山真男三四十年前的著作中已有这种倾向。东方经济、文化崛起后，很多人开始反省欧洲中心主义，这是近年来大家普遍关心的课题。但具体操作起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分疏。一百年来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如从早期传教士介绍进来的平等观念、进化秩序，到“五四”时提倡科学与民主，再到马克思主义风行全国并付诸实践，其中有很多已经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时，怎么样对待这些已成为新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西方文化”？在美国和在中国讨论“东方主义”，有没有区别？美国学术界讨论作为“他者”的东方的存在，肯定东方的价值及其独立性，包括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和现在仍生活在东方——中国和日本——的学者的思路，肯定是有差异的。这个问题不考虑的话，人家讨论这个题目，你也跟着来，依样画葫芦，说到底仍是跟着人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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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界这几年对“东方主义”的引入，可能还有着经济起飞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强调本土化、民族性的意识形态背景，在这一点上，东方主义是否又与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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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有比较大的忧虑。尤其是在东亚这几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正在膨胀。中国人本来就有一种华夏中心意识，由于经济的落后，这种意识曾暂时压下去过，但并没有在思想意识中真正得到清算。“五四”那代人对“义和团情结”的批评，到1930年代以后没有了，我们后来很少考虑“义和团情结”可能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当一个民族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时候，大家都会肯定民族主义的价值。而现在，假定21世纪中国真的经济腾飞，对这个问题则不能不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盲目的乐观以及政府盲目的鼓励，都会带来负面效果。一方面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会有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你作为一个弱势民族，用它对抗强大的帝国主义时，民族主义实际上变成一种国民主义；而反过来在学理上讨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特性时，你还能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吗？中国本就有56个民族，你站在哪个民族的立场上谈“民族主义”？在国外，不止一次有人问我“华夏民族”是什么意思，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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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主义问题的反省，可能还牵涉着其他的问题，比如“国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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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的问题涉及对国学的理解。而“国学”则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学术界使用这个概念应该比较小心。国学的概念从产生之日起，便基本上是一个防御性的口号，是为了对抗西学而刻意张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汉唐、明清，都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国学”；“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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