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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民族主义”及其他——答吴晓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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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很多关注您的朋友，都知道您去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流与访问。这一年中您对日本以及西方学界形成了怎样的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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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研究中国文化的，出国访学，主要接触的是国外的汉学家。汉学家中有许多了不起的学者，但汉学（或曰“中国学”）并不代表日本、欧洲或美国的最高学术水平。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但不必讳言，在国外，“汉学”只是一个边缘性学科。我们以往习惯拿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进行比较，这很不公平。要比较，就应该以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水平，与日本人研究日本文化的水平、法国人研究法国文化的水平相比，这样才能大体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一般说来，每个国家研究本国文化的力量，相对比较强，也更能代表其学术水平与发展方向。所以，在日本期间，我除了与众多汉学家切磋专业问题外，更有意识地接触了一些研究日本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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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侧重点有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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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对晚清、民国的历史、文学、思想的演变有兴趣，所以比较多地关注江户文化，以及江户时代与明治以后在思想文化上的连续性。我们以往更强调明治维新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意义，可是这几十年间日本学者越来越注重江户文化。比如江户时代教育的普及，文学里面雅与俗的调适，大都市形成后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江户文化趣味对以后日本文化的影响等等。如果承认江户文化和明治文化的连续性，那么所谓西洋的冲击是造成现代日本的最根本原因的说法，便很难成立。也就是说，在西洋文化进来之前，日本文化中已经孕育着这么一种转变的可能性，如教育、商业、都市以及整个学术文化的演变，使得日本有可能接受并转化外来的西洋文化。当然，这并不是完全排除西洋文化对日本的刺激和影响。这个思路，和我以前之所以注重晚清，有许多相通之处。日本民族在思考现代性的问题上，和中国学者肯定有许多交叉的地方。所以，我在日本读了不少江户时代的著作以及江户文化研究方面的书，一方面是感兴趣，另一方面是想从中理解文化的连续性和变异性，理解本国文化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理解现代化过程中从动力到起步、到发展的方向感是如何获得的。这些其实也为我思考现代中国的命运提供了另一个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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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否大致比较一下日本学术研究在思路、方法和风格上与欧美学界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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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怎么说都不妥当。如果一定要比较，也只能局限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而且“大而言之”。我想可以套用王国维的说法：可信者未必可爱，可爱者未必可信。日本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以及具体考察时在情感、理智、精力以至财力方面的投入，都很令人钦佩。他们选择的题目相对要小，实证性强，材料翔实，更侧重于历史和考证。这使他们的成果可信度比较高，所以我说“可信”。而美国学者更偏重于对理论的关注，对当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对学术的功能的理解，所以读他们的研究著作，感到在设计理论框架时下了很多工夫。日本学者会说，我是研究什么对象的；而美国学者则可能说，我是用什么理论来研究的。这是很不一样的。一定要概括，可以说读美国的学术著作感到可爱，读日本的则感到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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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可爱”和“可信”的区分中是否隐含了价值判断上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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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这么说。应该说对双方都略含一点批评，两者的优势和缺陷都是很明显的。但就目前中国学界来说，我们对欧美的理论色彩很浓的中国学著作接触较多，也更感兴趣；对日本的实证研究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新命题新思路则缺乏敏感与耐心。在日本时，有一个东京大学的法学部教授对我说，研究日本思想文化史的学者不懂中文，是很大的局限。这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极少会对不懂日文表示歉意。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对对方思想、文化的关注，本来应该非常重要，而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注重欧美，而彼此之间不太重视。我们对日本汉学界的了解还多一点，对日本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则相当隔膜，翻译介绍的很少，感兴趣的也不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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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江户文化的重新关注，是否也和这几年风行的“东方主义”有一定联系？您是怎样看待东方主义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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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些年也翻译介绍过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著作，影响也很大。不过，强调江户文化与明治文化的连续性，在丸山真男三四十年前的著作中已有这种倾向。东方经济、文化崛起后，很多人开始反省欧洲中心主义，这是近年来大家普遍关心的课题。但具体操作起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分疏。一百年来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如从早期传教士介绍进来的平等观念、进化秩序，到“五四”时提倡科学与民主，再到马克思主义风行全国并付诸实践，其中有很多已经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时，怎么样对待这些已成为新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西方文化”？在美国和在中国讨论“东方主义”，有没有区别？美国学术界讨论作为“他者”的东方的存在，肯定东方的价值及其独立性，包括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和现在仍生活在东方——中国和日本——的学者的思路，肯定是有差异的。这个问题不考虑的话，人家讨论这个题目，你也跟着来，依样画葫芦，说到底仍是跟着人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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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界这几年对“东方主义”的引入，可能还有着经济起飞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强调本土化、民族性的意识形态背景，在这一点上，东方主义是否又与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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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有比较大的忧虑。尤其是在东亚这几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正在膨胀。中国人本来就有一种华夏中心意识，由于经济的落后，这种意识曾暂时压下去过，但并没有在思想意识中真正得到清算。“五四”那代人对“义和团情结”的批评，到1930年代以后没有了，我们后来很少考虑“义和团情结”可能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当一个民族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时候，大家都会肯定民族主义的价值。而现在，假定21世纪中国真的经济腾飞，对这个问题则不能不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盲目的乐观以及政府盲目的鼓励，都会带来负面效果。一方面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会有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你作为一个弱势民族，用它对抗强大的帝国主义时，民族主义实际上变成一种国民主义；而反过来在学理上讨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特性时，你还能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吗？中国本就有56个民族，你站在哪个民族的立场上谈“民族主义”？在国外，不止一次有人问我“华夏民族”是什么意思，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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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主义问题的反省，可能还牵涉着其他的问题，比如“国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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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的问题涉及对国学的理解。而“国学”则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学术界使用这个概念应该比较小心。国学的概念从产生之日起，便基本上是一个防御性的口号，是为了对抗西学而刻意张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汉唐、明清，都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国学”；“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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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目前的“国学热”有哪些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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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一谈到“国学”，就认定是传统中国文化学术；而传统文化学术又是以辛亥革命为界，1912年后的文化学术就不属于“国学”范围。比如，北大的传统文化中心就不会资助现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假定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块，前一块是“国学”，后一块是受西洋影响的现代文化，那么，没有影响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国学”，就只能是一种博物馆文化，这等于否定了它的活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延续过程中，会有很多变形，如宋元影响明清，明清影响现代等等。假如把“国学”理解为中国文化，就不应该以辛亥革命来割断它的连续性。而现在对“国学”的界定，很容易将其送进博物馆。这是我不以为然的第一点。第二种我不以为然的，是把“国学”看成是纯粹中国的学问。实际上“中国”的概念本身就一再变迁，历朝历代都在接受外来的文化，不管是汉唐以来佛教思想的传播，还是明清以降的接受西洋文化，这使哪一个朝代的学术都没有真正纯粹过。设想有一种不受外来文化污染的“国学”，是一个很好笑的命题。这种思路也会带来危机，即回到晚清以国学抵抗西学那么一种文化姿态。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第三个问题是把提倡“国学”简单地与爱国主义等同，很容易使“国学”意识形态化。当年讨论“国学”最热的时候，有人要胡适颂扬中华民族精神，胡适表示说，我是个历史学家，不是因为中华民族特别伟大，我才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你先假定一个特别伟大的东西，目的是发扬光大这个东西，那么你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一定有预先设定的范围、方法及结论，基本上是利用传统文化达到政治目的。这种把“国学”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的思路是很危险的，对学术发展非常不利。“国学”一旦工具化、意识形态化，首先分辨的是“有用”与“无用”，有利于今天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就是有用的，就会受到重视，比如说研究《三国演义》，强调其有利于商业经营（商战）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起码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因为，现在没有直接用处的，不见得便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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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概念已经被大众传媒炒得很热了，这会不会使“国学”从严肃的学术问题蜕变为一个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大众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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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作为大众传媒中的通俗性概念，是可以存在的。而学术界也跟着热情洋溢地倡导，我则有点担忧。章太炎当年曾强调“独行则贞”，当你把一种主张推广到社会并形成思潮时，则必然会泥沙混杂，出现很多问题。学术一热起来，就有这种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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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个人性的，贵族性的，一种必定寂寞的精神追求。对所谓的“国学”热潮，也应该有这种比较清醒的理解。我自己从事中国文学与学术研究，也被当成是治“国学”者看待。大概任何一种文化姿态，都很难避免被误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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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前述观点其实还涉及了维护学术的尊严与学者自身的独立性问题。您是如何处理自己独特的学术定位与社会总体学术思潮之间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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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治学，既须“预流”，又须独立。也就是说，对一个时代最有发展前程的学科和学术思潮既要保持参与，同时又要维护个人选择的独立性。而现在学术界讨论问题时往往忽略了学术选择的自主性和个人性。许多人设计和选择学术道路时习惯遵循“我们”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应该走什么路，“我们大陆”、“我们知识分子”等等。“预流”的同时，必须防止对学术个性的扭曲。我的选择，借用章太炎的说法，叫“自坚门户”。章认为中国人学术思想上的最大缺点不是太独立，而是太汗漫了，没有自己独自的声音。只有成一家之言，才有可能与人家平等对话，才谈得上百家争鸣。相对说来，我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志趣与能力，来设计并完成自己的学术思路，而不太愿意匆匆忙忙去批评别人。这样，对别人的选择，也可能会多一点理解，省去很多无谓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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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您这种学术道路的自觉选择使您在一般的学者眼中成为比较典型的学院派的代表。但您又曾经在《读书》杂志上主张“学者的人间情怀”，主张介入社会，您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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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上海朋友来访，说看到了我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读后十分感慨，说“没有想到”。一般只读学术论文的人，不见得会注意到那篇文章。它反映了我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实际上，我是用两种文体写作。如果作史学研究，则相对冷静，不太流露激情；另一种则是写作文化评论和学术随笔，借此保持对社会、对人生、对当下的介入与批评。我自己是比较有意识地把这两者加以区分的。这与我对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的理解与估价有关，我不太愿意借学术论文发泄人生感慨。当然，完全离开当下的思考，是不能从事学术研究的，我选择题目时也常常有着现实生存处境的刺激，如作武侠研究。但这种现实生存处境和当下的思考是压在纸背的，可能在对象的陈述中会透露出来，但不是直接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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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两种文体的写作是否可以说体现了作为学者与作为知识分子这两种职能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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