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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者的专业著述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言论是两回事，可以这么区分，但也跟学科和个人的兴趣有关。有的学科，比如政治学，这两套笔墨之间就没办法分清；而如考古学，则可以区分。之所以区分两种文体，还反映了我对于学者介入社会的方法和途径的理解。我对社会的关注可以说是间断性的。学者当然应该介入社会，但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学者与一般文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有自己的专业。当你从事专业研究进入高潮状态，不可能一边写专业著作一边写杂文随笔。因此，有时我会对有趣的话题保持沉默，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分身乏术。另一方面，我也是有意识间断性地对社会表态和介入。学者与新闻从业人员的不同，在于其距离感。追踪时代潮流并争取不断发言的人，很容易被潮流所裹挟，丧失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学院除了给我知识背景之外，很大的好处是不必每天都对社会发言。倘若变成一个“明星学者”，则无法拒绝大众传媒，每天必须对各种社会问题表态。现在已有这种趋向，稍出了点名之后就什么都找你说，而且你胆子也够大，什么都敢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社科人文什么都表态。那样，很难有个人独立思考的自由，也容易丧失学者区别于一般新闻从业人员的、由于具有比较深厚的知识积累所培养出来的思考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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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写文化评论一类侧重于人文关怀的文章之外，还主持《学人》、《文学史》集刊的组织编辑工作，这是否也是您所理解的介入社会的另一种途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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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在民间”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学术研究，我最想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办教育，一是出杂志。现在从事一些学术组织工作，比如办《学人》、《文学史》，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胡适说办《独立评论》是为公家做事情，我自己也希望借此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并对文化建设承担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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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些报刊提出学界在偏重学问的同时，忽略了思想的重要性，在强化了学者意识的同时，淡化了知识分子职能。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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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恐怕更适合新闻界的口味。其实，不管哪一个时代，学问家都不如思想家受关注。别的不说，你谈的是“区区小事”，而人家开口便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后者的发言姿态无疑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这首先是由拟想的读者对象不同决定的。假如我的发言主要是对专家来的，怎么有可能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一个讨论生态环境问题，另一个讨论李商隐诗歌的符号系统，这两者被关注的程度是不能比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虚构的。只不过大众传媒在某一阶段对作为话题的“学术”感兴趣，于是造成一个假象，好像大家都在搞学问，没人谈思想。而且，我始终认为，学术和思想虽然可能各自有所侧重，但不相信没有思想的学问家能做出什么大学问，也不信任没有学问整天都在思想的思想家。当然，这个话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事和个人这双重因素。比如1980年代更关心大命题，喜欢谈主义，1990年代对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不再满意了，于是“主义”说得少了些。讨论思想与学术哪个重哪个轻，还必须考虑个人选择问题。比如，我的知识结构与欣赏兴趣，相对说来偏于学术；硬要我大谈思想，谈不好。可这不等于说，我认定“思”不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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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倾向于认为关于重学术和重思想的论争是人们刻意强调的结果，这会不会模糊学术史和思想史之间独立的分工和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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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切入角度当然是有所区别的，学术史可能对概念、对表达方法更关注，而思想史对表达的内容更留意。前者关注怎么说，后者关注说什么。以往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之所以不太令人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基本上变成了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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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术史研究则希望进行学科清理，包括概念的厘定，文化模型的重新解释以及借助于文化现象来理解思想的演进。它与思想史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思想史的写作是后起的，中国人本来就只谈学术史，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中国式的问题。1990年代初我们创办《学人》，第一辑上集中讨论学术史问题，目的是试图思考学问中的思想和思想的表达方式。因为中国人的思和学没有完全分开，或者说思在学中。学术和思想两者没有完全独立，因此讨论学术史时可以把学和思两者结合起来思考。如梁启超、钱穆各自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今人看来很可能是思想史。一半思想一半学术，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人做学问与思考世界，两者是有重叠的。正是这学与思没有完全分家和厘定里面，蕴藏着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当时想从这里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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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路径上说，是想借助于学术史理解传统，触摸传统，反省传统。这比起盲目信仰什么主义要好一点。同时对已有的理论模式，尤其是借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化的研究思路表示怀疑。既然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述方式和理论框架，宁愿采用中国人做学问的古老方法：阙疑。我不懂，但我在思考。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学术史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过渡，一种自我训练、自我调整。这是一个没有旗帜的“旗帜”，想借学术史研究反省已有做学问的方法和根基，然后慢慢摸索到适合你自己所走的路。做学问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注重个人悟性，即所谓“存乎一心”。好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但是自己却能够知道到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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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一文中指出了1990年代中国人文科学所面临的历史处境，关于这个问题您能否最后再谈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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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斯诺在《两种文化》一书中曾提出科学家所代表的学术和文学家所代表的知识这两者间的矛盾。我认为，1990年代的中国，同时出现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矛盾。由于经济因素的作用，那些直接服务于国计民生、有利于政府的管理运作的学科，受到更普遍的关注。如北大的经济、法律、管理等系，虽然同属文科，其地位及作用，实际上与古老的文史哲已经相距很远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走向，已经成为讨论当代中国学术格局不容忽视的一个大问题。与社会科学很容易获得政府和社会的价值确认相比，传统的人文科学给大众的印象却是“没有实用价值”、“大而无当”、“个人趣味”以及“坐冷板凳”（当然不是所有人文学者都“坐冷板凳”，有的又热得够呛）。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这是很自然的，也值得庆贺。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术该怎么办？可能每个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后，都或多或少面临人文学术萎缩的问题。不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这种过分讲究实用，漠视精神、道德和理想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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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处境之下，人文科学恐怕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面则迫切需要调整自身的某些机制以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是坐等政府以及社会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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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儒学研究很值得我们思考。在日本，不少优秀的儒学研究者在法学部工作，而在中国，儒学研究基本上是文学院的专利。文学院的知识背景，使得学者很容易从精神角度理解儒家，局限于讨论作为心性之学的儒家；而法学部的教授则可以从社会科学角度，讨论作为帝王之学的儒家，例如它作为政权的理论纲领与解释框架，在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怎样对国家的具体运作起作用的。这些问题是我们人文学者很少考虑的。对社会科学的借鉴，是人文学者调整自身知识结构及研究思路时，必须重视的课题。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大都具有这种思路。相对说来，搞人文的比较注重吸收社会科学成果，搞社会科学的反而觉得自己“挺科学”的，对人文的东西不太关注，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可以说，人文和社科二者间的互相渗透，是今后学术发展的很重要的课题，尽管各自的立足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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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文科学的最终命运可能仍然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人文的某些终极价值的充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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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庄子的话说，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有待之学。可以化为具体操作，容易因“有用”而备受青睐。但对于“有待之学”来说，机缘很重要，有时为了可行性，不得不牺牲理想。而人文科学基本上是“无待之学”，不要求在一时一地获得验证，也不可能急功近利，因而自由驰骋的可能性更大。思想的深刻性，想象的自由度，对历史及现实的整体把握能力，是人文学者的特长。人家会说你“大而无用”，其实，这不算特别恶毒的攻击——处处讲求“有用”，焉能成其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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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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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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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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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科院开讲座，说实在的，有点战战兢兢。我到过很多地方讲演，但从来没有到过纯粹理科背景的地方。清华大学也去，但清华大学除理工科外，还有一部分是文科。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基本听众。到纯粹理工背景的院校——何况还是中科院，总让人有点担心。因为，诸位知道，作演讲有个小秘密：题目越专越好讲，题目太大，或者太泛，很难出彩。最怕的是底下听讲的人三教九流，你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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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上说，江湖上行走，不怕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正派，就怕白衣书生。少林武当一出手，你就知道他的拳法从哪里变化出来的，该如何对付。只有白衣秀士，不知道来龙去脉。假如对于对手毫无了解，出招很困难。今天，我就面临这个状态，在不明了对象的情况下，就开始出招。这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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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人文研究界，我的研究范围算是比较广的，但如果讲究学科背景，专业还是文学。按照一般人的想象，文学是最不“专业”的专业。为什么呢？因为谁都懂。谁都敢说文学——说好说坏是另一回事。不信你看，从党政领导，到科学家，再到部队的战士、家里的保姆，都敢跟你谈论文学。前些年出门乘火车时，常碰到人跟我聊天。火车上的聊天，学问可大着呢，很难对付的，就好像晚明文人张岱笔下的“夜航船”。为什么难对付？因为你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什么人。经常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这个人还算比较老实，只好回答，是学文学的。这下可就麻烦了，人家开始跟你讨论，前些天中央台播放的电视剧，很轰动的，你觉得怎么样？上车时刚买了本《啄木鸟》或者《上海文学》，里面有个什么短篇，你以为如何？你要是说全都没看，或者表示不屑，他肯定觉得你这个文学教授是“假冒伪劣”。后来，我学了一招，人家再问我，学什么的，我就回答：天体物理。（大笑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到顶不住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状况——对方告诉我，他也是学天体物理的。（不断的笑声）我的专业，好处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谁都懂——起码是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有胆量跟你“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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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转入正题。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诸位可别误解，以为我要来班门弄斧。到这里来讲网络，明显是找错地方。我讲的是“传统文化”，所谓“网络时代”，只是一个论述的背景。讨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存在意义和发展空间，我想，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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