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9370
1704909371
怎么说呢？怎么说都不妥当。如果一定要比较，也只能局限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而且“大而言之”。我想可以套用王国维的说法：可信者未必可爱，可爱者未必可信。日本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以及具体考察时在情感、理智、精力以至财力方面的投入，都很令人钦佩。他们选择的题目相对要小，实证性强，材料翔实，更侧重于历史和考证。这使他们的成果可信度比较高，所以我说“可信”。而美国学者更偏重于对理论的关注，对当代人生存处境的思考，对学术的功能的理解，所以读他们的研究著作，感到在设计理论框架时下了很多工夫。日本学者会说，我是研究什么对象的；而美国学者则可能说，我是用什么理论来研究的。这是很不一样的。一定要概括，可以说读美国的学术著作感到可爱，读日本的则感到可信。
1704909372
1704909373
您在“可爱”和“可信”的区分中是否隐含了价值判断上的倾向性？
1704909374
1704909375
不敢这么说。应该说对双方都略含一点批评，两者的优势和缺陷都是很明显的。但就目前中国学界来说，我们对欧美的理论色彩很浓的中国学著作接触较多，也更感兴趣；对日本的实证研究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新命题新思路则缺乏敏感与耐心。在日本时，有一个东京大学的法学部教授对我说，研究日本思想文化史的学者不懂中文，是很大的局限。这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极少会对不懂日文表示歉意。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对对方思想、文化的关注，本来应该非常重要，而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注重欧美，而彼此之间不太重视。我们对日本汉学界的了解还多一点，对日本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则相当隔膜，翻译介绍的很少，感兴趣的也不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704909376
1704909377
日本对江户文化的重新关注，是否也和这几年风行的“东方主义”有一定联系？您是怎样看待东方主义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省？
1704909378
1704909379
日本前些年也翻译介绍过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著作，影响也很大。不过，强调江户文化与明治文化的连续性，在丸山真男三四十年前的著作中已有这种倾向。东方经济、文化崛起后，很多人开始反省欧洲中心主义，这是近年来大家普遍关心的课题。但具体操作起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分疏。一百年来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如从早期传教士介绍进来的平等观念、进化秩序，到“五四”时提倡科学与民主，再到马克思主义风行全国并付诸实践，其中有很多已经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时，怎么样对待这些已成为新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西方文化”？在美国和在中国讨论“东方主义”，有没有区别？美国学术界讨论作为“他者”的东方的存在，肯定东方的价值及其独立性，包括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和现在仍生活在东方——中国和日本——的学者的思路，肯定是有差异的。这个问题不考虑的话，人家讨论这个题目，你也跟着来，依样画葫芦，说到底仍是跟着人家走。
1704909380
1704909381
我国学界这几年对“东方主义”的引入，可能还有着经济起飞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强调本土化、民族性的意识形态背景，在这一点上，东方主义是否又与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
1704909382
1704909383
我对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有比较大的忧虑。尤其是在东亚这几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正在膨胀。中国人本来就有一种华夏中心意识，由于经济的落后，这种意识曾暂时压下去过，但并没有在思想意识中真正得到清算。“五四”那代人对“义和团情结”的批评，到1930年代以后没有了，我们后来很少考虑“义和团情结”可能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当一个民族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时候，大家都会肯定民族主义的价值。而现在，假定21世纪中国真的经济腾飞，对这个问题则不能不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盲目的乐观以及政府盲目的鼓励，都会带来负面效果。一方面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会有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当你作为一个弱势民族，用它对抗强大的帝国主义时，民族主义实际上变成一种国民主义；而反过来在学理上讨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特性时，你还能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吗？中国本就有56个民族，你站在哪个民族的立场上谈“民族主义”？在国外，不止一次有人问我“华夏民族”是什么意思，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704909384
1704909385
对民族主义问题的反省，可能还牵涉着其他的问题，比如“国粹主义”。
1704909386
1704909387
“国粹”的问题涉及对国学的理解。而“国学”则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学术界使用这个概念应该比较小心。国学的概念从产生之日起，便基本上是一个防御性的口号，是为了对抗西学而刻意张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在汉唐、明清，都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国学”；“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产生的。
1704909388
1704909389
您认为目前的“国学热”有哪些应该注意的问题？
1704909390
1704909391
第一个问题是，一谈到“国学”，就认定是传统中国文化学术；而传统文化学术又是以辛亥革命为界，1912年后的文化学术就不属于“国学”范围。比如，北大的传统文化中心就不会资助现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假定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块，前一块是“国学”，后一块是受西洋影响的现代文化，那么，没有影响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国学”，就只能是一种博物馆文化，这等于否定了它的活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延续过程中，会有很多变形，如宋元影响明清，明清影响现代等等。假如把“国学”理解为中国文化，就不应该以辛亥革命来割断它的连续性。而现在对“国学”的界定，很容易将其送进博物馆。这是我不以为然的第一点。第二种我不以为然的，是把“国学”看成是纯粹中国的学问。实际上“中国”的概念本身就一再变迁，历朝历代都在接受外来的文化，不管是汉唐以来佛教思想的传播，还是明清以降的接受西洋文化，这使哪一个朝代的学术都没有真正纯粹过。设想有一种不受外来文化污染的“国学”，是一个很好笑的命题。这种思路也会带来危机，即回到晚清以国学抵抗西学那么一种文化姿态。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第三个问题是把提倡“国学”简单地与爱国主义等同，很容易使“国学”意识形态化。当年讨论“国学”最热的时候，有人要胡适颂扬中华民族精神，胡适表示说，我是个历史学家，不是因为中华民族特别伟大，我才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你先假定一个特别伟大的东西，目的是发扬光大这个东西，那么你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一定有预先设定的范围、方法及结论，基本上是利用传统文化达到政治目的。这种把“国学”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的思路是很危险的，对学术发展非常不利。“国学”一旦工具化、意识形态化，首先分辨的是“有用”与“无用”，有利于今天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就是有用的，就会受到重视，比如说研究《三国演义》，强调其有利于商业经营（商战）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起码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因为，现在没有直接用处的，不见得便没有价值。
1704909392
1704909393
“国学”的概念已经被大众传媒炒得很热了，这会不会使“国学”从严肃的学术问题蜕变为一个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大众话题？
1704909394
1704909395
“国学”作为大众传媒中的通俗性概念，是可以存在的。而学术界也跟着热情洋溢地倡导，我则有点担忧。章太炎当年曾强调“独行则贞”，当你把一种主张推广到社会并形成思潮时，则必然会泥沙混杂，出现很多问题。学术一热起来，就有这种负面作用。
1704909396
1704909397
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个人性的，贵族性的，一种必定寂寞的精神追求。对所谓的“国学”热潮，也应该有这种比较清醒的理解。我自己从事中国文学与学术研究，也被当成是治“国学”者看待。大概任何一种文化姿态，都很难避免被误解的命运。
1704909398
1704909399
您的前述观点其实还涉及了维护学术的尊严与学者自身的独立性问题。您是如何处理自己独特的学术定位与社会总体学术思潮之间的关系的？
1704909400
1704909401
学者治学，既须“预流”，又须独立。也就是说，对一个时代最有发展前程的学科和学术思潮既要保持参与，同时又要维护个人选择的独立性。而现在学术界讨论问题时往往忽略了学术选择的自主性和个人性。许多人设计和选择学术道路时习惯遵循“我们”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应该走什么路，“我们大陆”、“我们知识分子”等等。“预流”的同时，必须防止对学术个性的扭曲。我的选择，借用章太炎的说法，叫“自坚门户”。章认为中国人学术思想上的最大缺点不是太独立，而是太汗漫了，没有自己独自的声音。只有成一家之言，才有可能与人家平等对话，才谈得上百家争鸣。相对说来，我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志趣与能力，来设计并完成自己的学术思路，而不太愿意匆匆忙忙去批评别人。这样，对别人的选择，也可能会多一点理解，省去很多无谓之争。
1704909402
1704909403
或许正是您这种学术道路的自觉选择使您在一般的学者眼中成为比较典型的学院派的代表。但您又曾经在《读书》杂志上主张“学者的人间情怀”，主张介入社会，您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1704909404
1704909405
昨天有上海朋友来访，说看到了我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读后十分感慨，说“没有想到”。一般只读学术论文的人，不见得会注意到那篇文章。它反映了我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实际上，我是用两种文体写作。如果作史学研究，则相对冷静，不太流露激情；另一种则是写作文化评论和学术随笔，借此保持对社会、对人生、对当下的介入与批评。我自己是比较有意识地把这两者加以区分的。这与我对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的理解与估价有关，我不太愿意借学术论文发泄人生感慨。当然，完全离开当下的思考，是不能从事学术研究的，我选择题目时也常常有着现实生存处境的刺激，如作武侠研究。但这种现实生存处境和当下的思考是压在纸背的，可能在对象的陈述中会透露出来，但不是直接表达出来。
1704909406
1704909407
您的两种文体的写作是否可以说体现了作为学者与作为知识分子这两种职能的分工？
1704909408
1704909409
作为学者的专业著述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言论是两回事，可以这么区分，但也跟学科和个人的兴趣有关。有的学科，比如政治学，这两套笔墨之间就没办法分清；而如考古学，则可以区分。之所以区分两种文体，还反映了我对于学者介入社会的方法和途径的理解。我对社会的关注可以说是间断性的。学者当然应该介入社会，但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学者与一般文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有自己的专业。当你从事专业研究进入高潮状态，不可能一边写专业著作一边写杂文随笔。因此，有时我会对有趣的话题保持沉默，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分身乏术。另一方面，我也是有意识间断性地对社会表态和介入。学者与新闻从业人员的不同，在于其距离感。追踪时代潮流并争取不断发言的人，很容易被潮流所裹挟，丧失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学院除了给我知识背景之外，很大的好处是不必每天都对社会发言。倘若变成一个“明星学者”，则无法拒绝大众传媒，每天必须对各种社会问题表态。现在已有这种趋向，稍出了点名之后就什么都找你说，而且你胆子也够大，什么都敢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社科人文什么都表态。那样，很难有个人独立思考的自由，也容易丧失学者区别于一般新闻从业人员的、由于具有比较深厚的知识积累所培养出来的思考的深度。
1704909410
1704909411
您在写文化评论一类侧重于人文关怀的文章之外，还主持《学人》、《文学史》集刊的组织编辑工作，这是否也是您所理解的介入社会的另一种途径呢？
1704909412
1704909413
基于“学在民间”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学术研究，我最想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办教育，一是出杂志。现在从事一些学术组织工作，比如办《学人》、《文学史》，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胡适说办《独立评论》是为公家做事情，我自己也希望借此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并对文化建设承担一种责任。
1704909414
1704909415
近来有些报刊提出学界在偏重学问的同时，忽略了思想的重要性，在强化了学者意识的同时，淡化了知识分子职能。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1704909416
1704909417
这个说法恐怕更适合新闻界的口味。其实，不管哪一个时代，学问家都不如思想家受关注。别的不说，你谈的是“区区小事”，而人家开口便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后者的发言姿态无疑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这首先是由拟想的读者对象不同决定的。假如我的发言主要是对专家来的，怎么有可能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一个讨论生态环境问题，另一个讨论李商隐诗歌的符号系统，这两者被关注的程度是不能比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虚构的。只不过大众传媒在某一阶段对作为话题的“学术”感兴趣，于是造成一个假象，好像大家都在搞学问，没人谈思想。而且，我始终认为，学术和思想虽然可能各自有所侧重，但不相信没有思想的学问家能做出什么大学问，也不信任没有学问整天都在思想的思想家。当然，这个话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事和个人这双重因素。比如1980年代更关心大命题，喜欢谈主义，1990年代对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不再满意了，于是“主义”说得少了些。讨论思想与学术哪个重哪个轻，还必须考虑个人选择问题。比如，我的知识结构与欣赏兴趣，相对说来偏于学术；硬要我大谈思想，谈不好。可这不等于说，我认定“思”不如“学”。
1704909418
1704909419
您倾向于认为关于重学术和重思想的论争是人们刻意强调的结果，这会不会模糊学术史和思想史之间独立的分工和侧重？
[
上一页 ]
[ :1.7049093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