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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切入角度当然是有所区别的，学术史可能对概念、对表达方法更关注，而思想史对表达的内容更留意。前者关注怎么说，后者关注说什么。以往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之所以不太令人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基本上变成了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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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术史研究则希望进行学科清理，包括概念的厘定，文化模型的重新解释以及借助于文化现象来理解思想的演进。它与思想史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思想史的写作是后起的，中国人本来就只谈学术史，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中国式的问题。1990年代初我们创办《学人》，第一辑上集中讨论学术史问题，目的是试图思考学问中的思想和思想的表达方式。因为中国人的思和学没有完全分开，或者说思在学中。学术和思想两者没有完全独立，因此讨论学术史时可以把学和思两者结合起来思考。如梁启超、钱穆各自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今人看来很可能是思想史。一半思想一半学术，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人做学问与思考世界，两者是有重叠的。正是这学与思没有完全分家和厘定里面，蕴藏着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当时想从这里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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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路径上说，是想借助于学术史理解传统，触摸传统，反省传统。这比起盲目信仰什么主义要好一点。同时对已有的理论模式，尤其是借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化的研究思路表示怀疑。既然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述方式和理论框架，宁愿采用中国人做学问的古老方法：阙疑。我不懂，但我在思考。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学术史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过渡，一种自我训练、自我调整。这是一个没有旗帜的“旗帜”，想借学术史研究反省已有做学问的方法和根基，然后慢慢摸索到适合你自己所走的路。做学问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注重个人悟性，即所谓“存乎一心”。好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但是自己却能够知道到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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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一文中指出了1990年代中国人文科学所面临的历史处境，关于这个问题您能否最后再谈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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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斯诺在《两种文化》一书中曾提出科学家所代表的学术和文学家所代表的知识这两者间的矛盾。我认为，1990年代的中国，同时出现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矛盾。由于经济因素的作用，那些直接服务于国计民生、有利于政府的管理运作的学科，受到更普遍的关注。如北大的经济、法律、管理等系，虽然同属文科，其地位及作用，实际上与古老的文史哲已经相距很远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走向，已经成为讨论当代中国学术格局不容忽视的一个大问题。与社会科学很容易获得政府和社会的价值确认相比，传统的人文科学给大众的印象却是“没有实用价值”、“大而无当”、“个人趣味”以及“坐冷板凳”（当然不是所有人文学者都“坐冷板凳”，有的又热得够呛）。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这是很自然的，也值得庆贺。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术该怎么办？可能每个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后，都或多或少面临人文学术萎缩的问题。不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这种过分讲究实用，漠视精神、道德和理想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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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处境之下，人文科学恐怕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面则迫切需要调整自身的某些机制以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是坐等政府以及社会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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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儒学研究很值得我们思考。在日本，不少优秀的儒学研究者在法学部工作，而在中国，儒学研究基本上是文学院的专利。文学院的知识背景，使得学者很容易从精神角度理解儒家，局限于讨论作为心性之学的儒家；而法学部的教授则可以从社会科学角度，讨论作为帝王之学的儒家，例如它作为政权的理论纲领与解释框架，在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怎样对国家的具体运作起作用的。这些问题是我们人文学者很少考虑的。对社会科学的借鉴，是人文学者调整自身知识结构及研究思路时，必须重视的课题。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大都具有这种思路。相对说来，搞人文的比较注重吸收社会科学成果，搞社会科学的反而觉得自己“挺科学”的，对人文的东西不太关注，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可以说，人文和社科二者间的互相渗透，是今后学术发展的很重要的课题，尽管各自的立足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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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文科学的最终命运可能仍然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人文的某些终极价值的充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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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庄子的话说，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有待之学。可以化为具体操作，容易因“有用”而备受青睐。但对于“有待之学”来说，机缘很重要，有时为了可行性，不得不牺牲理想。而人文科学基本上是“无待之学”，不要求在一时一地获得验证，也不可能急功近利，因而自由驰骋的可能性更大。思想的深刻性，想象的自由度，对历史及现实的整体把握能力，是人文学者的特长。人家会说你“大而无用”，其实，这不算特别恶毒的攻击——处处讲求“有用”，焉能成其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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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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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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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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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科院开讲座，说实在的，有点战战兢兢。我到过很多地方讲演，但从来没有到过纯粹理科背景的地方。清华大学也去，但清华大学除理工科外，还有一部分是文科。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基本听众。到纯粹理工背景的院校——何况还是中科院，总让人有点担心。因为，诸位知道，作演讲有个小秘密：题目越专越好讲，题目太大，或者太泛，很难出彩。最怕的是底下听讲的人三教九流，你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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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上说，江湖上行走，不怕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正派，就怕白衣书生。少林武当一出手，你就知道他的拳法从哪里变化出来的，该如何对付。只有白衣秀士，不知道来龙去脉。假如对于对手毫无了解，出招很困难。今天，我就面临这个状态，在不明了对象的情况下，就开始出招。这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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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人文研究界，我的研究范围算是比较广的，但如果讲究学科背景，专业还是文学。按照一般人的想象，文学是最不“专业”的专业。为什么呢？因为谁都懂。谁都敢说文学——说好说坏是另一回事。不信你看，从党政领导，到科学家，再到部队的战士、家里的保姆，都敢跟你谈论文学。前些年出门乘火车时，常碰到人跟我聊天。火车上的聊天，学问可大着呢，很难对付的，就好像晚明文人张岱笔下的“夜航船”。为什么难对付？因为你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什么人。经常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这个人还算比较老实，只好回答，是学文学的。这下可就麻烦了，人家开始跟你讨论，前些天中央台播放的电视剧，很轰动的，你觉得怎么样？上车时刚买了本《啄木鸟》或者《上海文学》，里面有个什么短篇，你以为如何？你要是说全都没看，或者表示不屑，他肯定觉得你这个文学教授是“假冒伪劣”。后来，我学了一招，人家再问我，学什么的，我就回答：天体物理。（大笑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到顶不住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状况——对方告诉我，他也是学天体物理的。（不断的笑声）我的专业，好处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谁都懂——起码是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有胆量跟你“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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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转入正题。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诸位可别误解，以为我要来班门弄斧。到这里来讲网络，明显是找错地方。我讲的是“传统文化”，所谓“网络时代”，只是一个论述的背景。讨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存在意义和发展空间，我想，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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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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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不是历史学分期：比如学界常谈论的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而是指“当下的中国”。或者说，跟我们血肉相连的生存环境和精神氛围。不管我们从事什么专业，做自动化，做天体物理，还是做文学研究，都必须面临的那个大的生存环境和精神氛围。同时，我想讨论的“传统文化”，也不是眼下流行的学院派术语。你如果到北大听课，很快你就明白，教授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以降这将近百年的中国文化，不在其内。这种思路，我始终不太适应。因此，我更愿意倒过来说——“文化传统”，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就存在着的、我们必须面对的文化氛围。这么一来，我等于把一般人理解的“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链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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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包括党政领导、教授专家，还有歌星和老板，为了表示知识渊博，都喜欢从孔夫子说起。而且，紧接下来，就是当下的经济环境、治安状态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诸位必须明白，两三千年前的中国文化特征，不太可能直接影响今天的股市升降。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最直接、最贴身、最让人感到有真切感的，其实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不要说先秦两汉太遥远，连清代基本上都已被“戏说”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强调，学者谈论中国文化，最好不要局限于先秦两汉，或者魏晋南北朝，还得多多关注晚清以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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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发议论写文章，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时间上从三皇五帝一直说到当下，空间上则是东西南北五湖四海。这种大而无当的论述框架，反而使得我们对当下的生存状态相对漠视。诸位学自动化的，或许问题不大；学文史哲的，很容易养成这种习惯：开口说话时，基本上跟当下没什么关系。表面上是“目光远大”，实际上则是回避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真问题”。所以，我要强调五四新文化传统和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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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今天看来，有很多缺陷。在这个问题上，年轻的跟我们这一代人感觉不太一样，比较容易遗忘。遗忘曾经有过的辉煌，也遗忘尚未完全痊愈的伤痛。因此，不管是在北大讲课，还是到外面讲演，我都再三强调，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而是跟我们血肉相连，你想挣脱也挣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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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面对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开始打破过去多年设置的许多障碍与禁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个标志，即对传统中国持特别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座如果有1980年代上过学的人，大概都会记得，那个时候对老祖宗评价之低、对传统文化批判之严，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极少有的。评价低到什么程度？不妨以最有名的文化政论片《河殇》为例。一时间，《河殇》成为政治家乃至老百姓争相讨论的“话题”。这部作品代表了1980年代中国读书人的政治激情、担当意识，以及随处可见的纠合着自卑与自大的浮躁心理。将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困境落实到一点，即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对抗。也就是说，以“黄土地”为象征的大陆文明本身的内在缺陷，注定敌不过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到了1990年代，时势转移，很多人批评这部片子，但多从政治立场入手。我更愿意指出其文化理念的缺失：过于认同地理决定论，最终把现当代中国许多本可避免的“天灾人祸”，全都推卸给了老祖宗，以及这片沉默的“黄土地”。我以为，这是很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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