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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目前的“国学热”有哪些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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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一谈到“国学”，就认定是传统中国文化学术；而传统文化学术又是以辛亥革命为界，1912年后的文化学术就不属于“国学”范围。比如，北大的传统文化中心就不会资助现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假定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块，前一块是“国学”，后一块是受西洋影响的现代文化，那么，没有影响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国学”，就只能是一种博物馆文化，这等于否定了它的活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延续过程中，会有很多变形，如宋元影响明清，明清影响现代等等。假如把“国学”理解为中国文化，就不应该以辛亥革命来割断它的连续性。而现在对“国学”的界定，很容易将其送进博物馆。这是我不以为然的第一点。第二种我不以为然的，是把“国学”看成是纯粹中国的学问。实际上“中国”的概念本身就一再变迁，历朝历代都在接受外来的文化，不管是汉唐以来佛教思想的传播，还是明清以降的接受西洋文化，这使哪一个朝代的学术都没有真正纯粹过。设想有一种不受外来文化污染的“国学”，是一个很好笑的命题。这种思路也会带来危机，即回到晚清以国学抵抗西学那么一种文化姿态。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第三个问题是把提倡“国学”简单地与爱国主义等同，很容易使“国学”意识形态化。当年讨论“国学”最热的时候，有人要胡适颂扬中华民族精神，胡适表示说，我是个历史学家，不是因为中华民族特别伟大，我才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你先假定一个特别伟大的东西，目的是发扬光大这个东西，那么你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一定有预先设定的范围、方法及结论，基本上是利用传统文化达到政治目的。这种把“国学”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的思路是很危险的，对学术发展非常不利。“国学”一旦工具化、意识形态化，首先分辨的是“有用”与“无用”，有利于今天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就是有用的，就会受到重视，比如说研究《三国演义》，强调其有利于商业经营（商战）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起码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因为，现在没有直接用处的，不见得便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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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概念已经被大众传媒炒得很热了，这会不会使“国学”从严肃的学术问题蜕变为一个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大众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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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作为大众传媒中的通俗性概念，是可以存在的。而学术界也跟着热情洋溢地倡导，我则有点担忧。章太炎当年曾强调“独行则贞”，当你把一种主张推广到社会并形成思潮时，则必然会泥沙混杂，出现很多问题。学术一热起来，就有这种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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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个人性的，贵族性的，一种必定寂寞的精神追求。对所谓的“国学”热潮，也应该有这种比较清醒的理解。我自己从事中国文学与学术研究，也被当成是治“国学”者看待。大概任何一种文化姿态，都很难避免被误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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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前述观点其实还涉及了维护学术的尊严与学者自身的独立性问题。您是如何处理自己独特的学术定位与社会总体学术思潮之间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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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治学，既须“预流”，又须独立。也就是说，对一个时代最有发展前程的学科和学术思潮既要保持参与，同时又要维护个人选择的独立性。而现在学术界讨论问题时往往忽略了学术选择的自主性和个人性。许多人设计和选择学术道路时习惯遵循“我们”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应该走什么路，“我们大陆”、“我们知识分子”等等。“预流”的同时，必须防止对学术个性的扭曲。我的选择，借用章太炎的说法，叫“自坚门户”。章认为中国人学术思想上的最大缺点不是太独立，而是太汗漫了，没有自己独自的声音。只有成一家之言，才有可能与人家平等对话，才谈得上百家争鸣。相对说来，我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志趣与能力，来设计并完成自己的学术思路，而不太愿意匆匆忙忙去批评别人。这样，对别人的选择，也可能会多一点理解，省去很多无谓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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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您这种学术道路的自觉选择使您在一般的学者眼中成为比较典型的学院派的代表。但您又曾经在《读书》杂志上主张“学者的人间情怀”，主张介入社会，您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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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上海朋友来访，说看到了我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读后十分感慨，说“没有想到”。一般只读学术论文的人，不见得会注意到那篇文章。它反映了我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实际上，我是用两种文体写作。如果作史学研究，则相对冷静，不太流露激情；另一种则是写作文化评论和学术随笔，借此保持对社会、对人生、对当下的介入与批评。我自己是比较有意识地把这两者加以区分的。这与我对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的理解与估价有关，我不太愿意借学术论文发泄人生感慨。当然，完全离开当下的思考，是不能从事学术研究的，我选择题目时也常常有着现实生存处境的刺激，如作武侠研究。但这种现实生存处境和当下的思考是压在纸背的，可能在对象的陈述中会透露出来，但不是直接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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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两种文体的写作是否可以说体现了作为学者与作为知识分子这两种职能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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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者的专业著述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言论是两回事，可以这么区分，但也跟学科和个人的兴趣有关。有的学科，比如政治学，这两套笔墨之间就没办法分清；而如考古学，则可以区分。之所以区分两种文体，还反映了我对于学者介入社会的方法和途径的理解。我对社会的关注可以说是间断性的。学者当然应该介入社会，但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学者与一般文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有自己的专业。当你从事专业研究进入高潮状态，不可能一边写专业著作一边写杂文随笔。因此，有时我会对有趣的话题保持沉默，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分身乏术。另一方面，我也是有意识间断性地对社会表态和介入。学者与新闻从业人员的不同，在于其距离感。追踪时代潮流并争取不断发言的人，很容易被潮流所裹挟，丧失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学院除了给我知识背景之外，很大的好处是不必每天都对社会发言。倘若变成一个“明星学者”，则无法拒绝大众传媒，每天必须对各种社会问题表态。现在已有这种趋向，稍出了点名之后就什么都找你说，而且你胆子也够大，什么都敢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社科人文什么都表态。那样，很难有个人独立思考的自由，也容易丧失学者区别于一般新闻从业人员的、由于具有比较深厚的知识积累所培养出来的思考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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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写文化评论一类侧重于人文关怀的文章之外，还主持《学人》、《文学史》集刊的组织编辑工作，这是否也是您所理解的介入社会的另一种途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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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在民间”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学术研究，我最想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办教育，一是出杂志。现在从事一些学术组织工作，比如办《学人》、《文学史》，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胡适说办《独立评论》是为公家做事情，我自己也希望借此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并对文化建设承担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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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些报刊提出学界在偏重学问的同时，忽略了思想的重要性，在强化了学者意识的同时，淡化了知识分子职能。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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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恐怕更适合新闻界的口味。其实，不管哪一个时代，学问家都不如思想家受关注。别的不说，你谈的是“区区小事”，而人家开口便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后者的发言姿态无疑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这首先是由拟想的读者对象不同决定的。假如我的发言主要是对专家来的，怎么有可能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一个讨论生态环境问题，另一个讨论李商隐诗歌的符号系统，这两者被关注的程度是不能比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虚构的。只不过大众传媒在某一阶段对作为话题的“学术”感兴趣，于是造成一个假象，好像大家都在搞学问，没人谈思想。而且，我始终认为，学术和思想虽然可能各自有所侧重，但不相信没有思想的学问家能做出什么大学问，也不信任没有学问整天都在思想的思想家。当然，这个话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事和个人这双重因素。比如1980年代更关心大命题，喜欢谈主义，1990年代对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不再满意了，于是“主义”说得少了些。讨论思想与学术哪个重哪个轻，还必须考虑个人选择问题。比如，我的知识结构与欣赏兴趣，相对说来偏于学术；硬要我大谈思想，谈不好。可这不等于说，我认定“思”不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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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倾向于认为关于重学术和重思想的论争是人们刻意强调的结果，这会不会模糊学术史和思想史之间独立的分工和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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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切入角度当然是有所区别的，学术史可能对概念、对表达方法更关注，而思想史对表达的内容更留意。前者关注怎么说，后者关注说什么。以往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之所以不太令人满意，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基本上变成了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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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术史研究则希望进行学科清理，包括概念的厘定，文化模型的重新解释以及借助于文化现象来理解思想的演进。它与思想史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思想史的写作是后起的，中国人本来就只谈学术史，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中国式的问题。1990年代初我们创办《学人》，第一辑上集中讨论学术史问题，目的是试图思考学问中的思想和思想的表达方式。因为中国人的思和学没有完全分开，或者说思在学中。学术和思想两者没有完全独立，因此讨论学术史时可以把学和思两者结合起来思考。如梁启超、钱穆各自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今人看来很可能是思想史。一半思想一半学术，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人做学问与思考世界，两者是有重叠的。正是这学与思没有完全分家和厘定里面，蕴藏着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当时想从这里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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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路径上说，是想借助于学术史理解传统，触摸传统，反省传统。这比起盲目信仰什么主义要好一点。同时对已有的理论模式，尤其是借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化的研究思路表示怀疑。既然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述方式和理论框架，宁愿采用中国人做学问的古老方法：阙疑。我不懂，但我在思考。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学术史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过渡，一种自我训练、自我调整。这是一个没有旗帜的“旗帜”，想借学术史研究反省已有做学问的方法和根基，然后慢慢摸索到适合你自己所走的路。做学问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到了一定程度，特别注重个人悟性，即所谓“存乎一心”。好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但是自己却能够知道到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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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一文中指出了1990年代中国人文科学所面临的历史处境，关于这个问题您能否最后再谈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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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斯诺在《两种文化》一书中曾提出科学家所代表的学术和文学家所代表的知识这两者间的矛盾。我认为，1990年代的中国，同时出现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矛盾。由于经济因素的作用，那些直接服务于国计民生、有利于政府的管理运作的学科，受到更普遍的关注。如北大的经济、法律、管理等系，虽然同属文科，其地位及作用，实际上与古老的文史哲已经相距很远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走向，已经成为讨论当代中国学术格局不容忽视的一个大问题。与社会科学很容易获得政府和社会的价值确认相比，传统的人文科学给大众的印象却是“没有实用价值”、“大而无当”、“个人趣味”以及“坐冷板凳”（当然不是所有人文学者都“坐冷板凳”，有的又热得够呛）。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这是很自然的，也值得庆贺。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术该怎么办？可能每个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后，都或多或少面临人文学术萎缩的问题。不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这种过分讲究实用，漠视精神、道德和理想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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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处境之下，人文科学恐怕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面则迫切需要调整自身的某些机制以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是坐等政府以及社会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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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儒学研究很值得我们思考。在日本，不少优秀的儒学研究者在法学部工作，而在中国，儒学研究基本上是文学院的专利。文学院的知识背景，使得学者很容易从精神角度理解儒家，局限于讨论作为心性之学的儒家；而法学部的教授则可以从社会科学角度，讨论作为帝王之学的儒家，例如它作为政权的理论纲领与解释框架，在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怎样对国家的具体运作起作用的。这些问题是我们人文学者很少考虑的。对社会科学的借鉴，是人文学者调整自身知识结构及研究思路时，必须重视的课题。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大都具有这种思路。相对说来，搞人文的比较注重吸收社会科学成果，搞社会科学的反而觉得自己“挺科学”的，对人文的东西不太关注，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可以说，人文和社科二者间的互相渗透，是今后学术发展的很重要的课题，尽管各自的立足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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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文科学的最终命运可能仍然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人文的某些终极价值的充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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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庄子的话说，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有待之学。可以化为具体操作，容易因“有用”而备受青睐。但对于“有待之学”来说，机缘很重要，有时为了可行性，不得不牺牲理想。而人文科学基本上是“无待之学”，不要求在一时一地获得验证，也不可能急功近利，因而自由驰骋的可能性更大。思想的深刻性，想象的自由度，对历史及现实的整体把握能力，是人文学者的特长。人家会说你“大而无用”，其实，这不算特别恶毒的攻击——处处讲求“有用”，焉能成其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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