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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处境之下，人文科学恐怕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面则迫切需要调整自身的某些机制以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是坐等政府以及社会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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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儒学研究很值得我们思考。在日本，不少优秀的儒学研究者在法学部工作，而在中国，儒学研究基本上是文学院的专利。文学院的知识背景，使得学者很容易从精神角度理解儒家，局限于讨论作为心性之学的儒家；而法学部的教授则可以从社会科学角度，讨论作为帝王之学的儒家，例如它作为政权的理论纲领与解释框架，在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怎样对国家的具体运作起作用的。这些问题是我们人文学者很少考虑的。对社会科学的借鉴，是人文学者调整自身知识结构及研究思路时，必须重视的课题。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大都具有这种思路。相对说来，搞人文的比较注重吸收社会科学成果，搞社会科学的反而觉得自己“挺科学”的，对人文的东西不太关注，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可以说，人文和社科二者间的互相渗透，是今后学术发展的很重要的课题，尽管各自的立足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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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文科学的最终命运可能仍然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人文的某些终极价值的充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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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庄子的话说，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有待之学。可以化为具体操作，容易因“有用”而备受青睐。但对于“有待之学”来说，机缘很重要，有时为了可行性，不得不牺牲理想。而人文科学基本上是“无待之学”，不要求在一时一地获得验证，也不可能急功近利，因而自由驰骋的可能性更大。思想的深刻性，想象的自由度，对历史及现实的整体把握能力，是人文学者的特长。人家会说你“大而无用”，其实，这不算特别恶毒的攻击——处处讲求“有用”，焉能成其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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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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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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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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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科院开讲座，说实在的，有点战战兢兢。我到过很多地方讲演，但从来没有到过纯粹理科背景的地方。清华大学也去，但清华大学除理工科外，还有一部分是文科。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基本听众。到纯粹理工背景的院校——何况还是中科院，总让人有点担心。因为，诸位知道，作演讲有个小秘密：题目越专越好讲，题目太大，或者太泛，很难出彩。最怕的是底下听讲的人三教九流，你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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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上说，江湖上行走，不怕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正派，就怕白衣书生。少林武当一出手，你就知道他的拳法从哪里变化出来的，该如何对付。只有白衣秀士，不知道来龙去脉。假如对于对手毫无了解，出招很困难。今天，我就面临这个状态，在不明了对象的情况下，就开始出招。这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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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人文研究界，我的研究范围算是比较广的，但如果讲究学科背景，专业还是文学。按照一般人的想象，文学是最不“专业”的专业。为什么呢？因为谁都懂。谁都敢说文学——说好说坏是另一回事。不信你看，从党政领导，到科学家，再到部队的战士、家里的保姆，都敢跟你谈论文学。前些年出门乘火车时，常碰到人跟我聊天。火车上的聊天，学问可大着呢，很难对付的，就好像晚明文人张岱笔下的“夜航船”。为什么难对付？因为你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什么人。经常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这个人还算比较老实，只好回答，是学文学的。这下可就麻烦了，人家开始跟你讨论，前些天中央台播放的电视剧，很轰动的，你觉得怎么样？上车时刚买了本《啄木鸟》或者《上海文学》，里面有个什么短篇，你以为如何？你要是说全都没看，或者表示不屑，他肯定觉得你这个文学教授是“假冒伪劣”。后来，我学了一招，人家再问我，学什么的，我就回答：天体物理。（大笑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到顶不住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状况——对方告诉我，他也是学天体物理的。（不断的笑声）我的专业，好处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谁都懂——起码是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有胆量跟你“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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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转入正题。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诸位可别误解，以为我要来班门弄斧。到这里来讲网络，明显是找错地方。我讲的是“传统文化”，所谓“网络时代”，只是一个论述的背景。讨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存在意义和发展空间，我想，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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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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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不是历史学分期：比如学界常谈论的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而是指“当下的中国”。或者说，跟我们血肉相连的生存环境和精神氛围。不管我们从事什么专业，做自动化，做天体物理，还是做文学研究，都必须面临的那个大的生存环境和精神氛围。同时，我想讨论的“传统文化”，也不是眼下流行的学院派术语。你如果到北大听课，很快你就明白，教授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以降这将近百年的中国文化，不在其内。这种思路，我始终不太适应。因此，我更愿意倒过来说——“文化传统”，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就存在着的、我们必须面对的文化氛围。这么一来，我等于把一般人理解的“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链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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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包括党政领导、教授专家，还有歌星和老板，为了表示知识渊博，都喜欢从孔夫子说起。而且，紧接下来，就是当下的经济环境、治安状态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诸位必须明白，两三千年前的中国文化特征，不太可能直接影响今天的股市升降。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最直接、最贴身、最让人感到有真切感的，其实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不要说先秦两汉太遥远，连清代基本上都已被“戏说”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强调，学者谈论中国文化，最好不要局限于先秦两汉，或者魏晋南北朝，还得多多关注晚清以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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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发议论写文章，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时间上从三皇五帝一直说到当下，空间上则是东西南北五湖四海。这种大而无当的论述框架，反而使得我们对当下的生存状态相对漠视。诸位学自动化的，或许问题不大；学文史哲的，很容易养成这种习惯：开口说话时，基本上跟当下没什么关系。表面上是“目光远大”，实际上则是回避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真问题”。所以，我要强调五四新文化传统和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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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今天看来，有很多缺陷。在这个问题上，年轻的跟我们这一代人感觉不太一样，比较容易遗忘。遗忘曾经有过的辉煌，也遗忘尚未完全痊愈的伤痛。因此，不管是在北大讲课，还是到外面讲演，我都再三强调，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而是跟我们血肉相连，你想挣脱也挣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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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面对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开始打破过去多年设置的许多障碍与禁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个标志，即对传统中国持特别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座如果有1980年代上过学的人，大概都会记得，那个时候对老祖宗评价之低、对传统文化批判之严，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极少有的。评价低到什么程度？不妨以最有名的文化政论片《河殇》为例。一时间，《河殇》成为政治家乃至老百姓争相讨论的“话题”。这部作品代表了1980年代中国读书人的政治激情、担当意识，以及随处可见的纠合着自卑与自大的浮躁心理。将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困境落实到一点，即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对抗。也就是说，以“黄土地”为象征的大陆文明本身的内在缺陷，注定敌不过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到了1990年代，时势转移，很多人批评这部片子，但多从政治立场入手。我更愿意指出其文化理念的缺失：过于认同地理决定论，最终把现当代中国许多本可避免的“天灾人祸”，全都推卸给了老祖宗，以及这片沉默的“黄土地”。我以为，这是很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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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思路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学文学的人，大体都知道“寻根文学”，包括阿城、韩少功等。其实，请大家注意，在小说家之前，画家已经开始这种觉醒。画家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回过头来，对充满野性与灵气的中国传统的、民间的、原始的艺术感兴趣。从美术，到音乐，到电影，再到小说，整个文化思潮酝酿着巨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传统中国文化比较亲和，基本持正面评价，而且力图在重新解读中获得再出发的动力。这个转折没有因1989年的政治变故而停顿，而是变了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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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国的文化进程中，“国学”的重新崛起成为关注的重心。“国学”这个词，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基本上是一个守旧的概念。1990年代初，《人民日报》有一篇大文章，叫《燕园兴起国学热》，说的是北京大学有很多人对传统中国文化大感兴趣。但说实话，这是政治家和新闻界在“做文章”。到现在为止，当代中国人，包括北大师生，对传统文化真有信仰，而且真能体贴入微的，可以说少而又少。因为做国学研究，所花的时间与精力，远比从事当代文化批评要大，而“收益”又很不明显。所以，你会看到，所谓“传统文化复兴”，基本上停留在报纸宣传，真正关注的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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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1990年代以后，读书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体贴和同情，这比起1980年代来，是一大变化。而且，在这里面，有一种值得关注的思潮，那就是强调中国文化没有断裂。中国文化“没断”，意思是说，从先秦两汉一直到今天，虽波浪起伏，中国文化仍旧血脉贯通。而不像1980年代很多知识者所相信的，中国文化因“五四运动”而发生过“断裂”，即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断成两截：以前是文言文的世界，现在是白话文的世界。这一论述思路，在1990年代受到很多挑战。今天的中国学界，更多地强调我们读屈原，读李白，也读鲁迅，读老舍。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所面对的“文化传统”，其实兼及“古典”和“现代”。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学文，学理，学工，学医，都必须直面你的精神氛围和文化环境。这是你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这里指的不是具体专业知识，而是你的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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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两种文化”的论争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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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C.P．斯诺《两种文化》的中译本。原书是1960年代出版的。斯诺有一个基本判断，到了1950年代，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大派，或者说分裂成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个是文学知识分子，一个是科学家。这里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并非都写小说或做文学研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文科。说简单点，一个是文科，一个是理工科。整个世界的知识分裂为两大块：一大块是人文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形成的世界，一大块是工程师、科学家形成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基本上是隔阂的，而且缺乏对话的渠道，互相带有很大的偏见。人文知识分子觉得科学家没文化，科学家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只会讲大话。双方各执己见。一个批评对方的学问没有用处，一个则说对方缺乏超越的情感。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斯诺称，打开这个局面的根本办法，是改变现有的教育体制。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专门化，导致学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这个现代教育体制的弊病，不仅限于英国，中国人对此更有切肤之痛。因为高中分文科和理科，你想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呢，还是做科学家，十四五岁就得下决心，作决定。当初的一念之差，日后极难更改，这未免太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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