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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进大学后可以转行，可代价很大。我的研究生里，就有原先学机械的，学生物的，学医学的，他们因为抑制不住对于文学的强烈兴趣，于是改行。但这种成功的例子并不太多。一辈子能在文科和理科都打一个滚，是一种很幸运的事。像我这样只能呆在文科、诸位只能安于“自动化”专业，即便做得很好，就人类好奇的天性而言，也是一种遗憾。可是这种状态，我相信是极难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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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说，现在出现好的苗头，那就是“第三种文化”日益成为可能。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第三种文化”，除了超越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各自的“偏见”，到底是什么样子，斯诺也没说清楚。所谓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做研究，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产生好感，这有点像现在颇为时尚的跨学科研究。对于具体课题来说，此举确实有意义，但要说就此打破两个世界的壁障，则未免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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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本书，是199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原著早在1979年就在法国出版了。题目是《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知识》，作者是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1960年代以后，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二者之间，并没像英国人斯诺期待的那样，逐渐走向融合。所以，到了1970年代末，法国人才必须站出来，强调科学知识不是人类知识的全部。这话一听，就有明显的倾向性，为什么不说人文知识“并不是全部的知识”？明摆着，人文知识已经被挤到角落，沦落为被保护的角色。这种科学以外的“知识”，叫什么？利奥塔尔称为“叙述性的知识”。这种“叙述性的知识”，界面友好，内部融和，可它对于整个人类生活的贡献，却不如科学知识那么明显，地位因而也就不那么崇高。也就是说，两种知识的对立依然存在。一种属于实证主义的知识，另一种则倾向于批判、反思和阐释。二者的工作宗旨、评价标准以及技术手段都很不一样。我们要追问的是：能否超越两种知识间的鸿沟，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融合？首先是可不可能，而后才是具体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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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推崇的是“通才”。而现代社会讲求分工合作，更注重“专家之学”。可以说，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专业化。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即使有很多弊病，可无法逆转。意识到过分强调“专才”的弊病，加上中国本就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这些年的大学文科教学，开始有意识地整合人文知识。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教育部一直在小学、中学教育里强调素质教育。而大学呢，其实也在做。比如北京大学，六七年前开始办“文科实验班”。文科实验班的同学进校后，不放在中文系、历史系或哲学系，而是单独建制，然后请文史哲各系的老师给他们上课。《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弄得我们很狼狈。文章说此实验班的目标是“培养大师”——请注意，不是通识教育，而是给精英专设的精英教育。因此，尽管北大自己没说，社会上却戏称之为“大师班”，弄得学生们飘飘然。（星散的笑声）“文科实验班”的目标是打破已有的科系界限。但实验多年，结果却不太理想。为什么这么说？北大的自我定位是研究型大学，学生中大部分进入研究院。而一旦从事专业研究，实验班的学生往往眼界高而基础训练不太好。每一样都懂得，但每一样都没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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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文史哲，这理想很好，可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这让我们感到很困惑，太专了不行，太泛了也不行。还有一所大学胆子更大，不只文史哲合一，还想再加上中西文不分。给学生如此高的期待，能读出来吗？我很怀疑。要求大学四年就基本掌握古今中外的人文知识，就怕学生顶不住，头脑变成一盆彩色糨糊。我欣赏加强人文教育的提法，但不主张淡化专业意识。这要看是什么学校，不同学校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像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过分强调淡化专业，不是很恰当。可现在总的趋势是走大文科的路，比如北大，以后学生招进来不分系，就是文科，三年级才开始进入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这实验遭到很多老师反对，但北大校方已经决定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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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矛盾是，力图走出已有专业化的狭窄道路，但又走不出来。不是真的走不出来，而是走出来后，效果不好，大学中文系几乎变成文秘专业。按照这个思路来培养人才，特别适合于在大众传媒工作，或给领导当秘书。因为他什么都懂一点，人文学的乃至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都大略具备，可就是缺乏专业特长。1990年代后，好些大学中文系改为或添设实用性很强的文秘专业，但北大没这么做。要是北大文科也都变成文秘了，那可就太悲惨了。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找出一个解决“通才”与“专家”矛盾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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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知道，1910年，大学者王国维撰《国学丛刊序》，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这话很有名，常被论者引用。可我说，这是一种治学的理想境界。能把新学旧学中学西学融会贯通，那是一个学者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大学教育的基点。应该明白，这种学术境界，一辈子努力，都不一定能够实现。怎么能要求一个十七八岁，刚从中学上来的大学生，就有这种眼界和胸襟？要是悬的如此之高，我看以后的文科教育麻烦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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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那就是“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的争辩。可以这么说，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学者的最大困惑，就是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学问到底“有用”还是“无用”，一直心存疑虑。这是一个至今仍制约着我们的思维，从学术管理机构到具体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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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学里做工作总结，总要说“产学研三结合”。把“产”放在最前面，把“学”和“研”搁在后头，这在以普遍知识的追求为主要目标的学者看来，很难接受。再说，大学里面，不是每个专业都能做到“产学研三结合”的，比如说哲学，比如说天体物理。（三五笑声）在1990年代的经商热里，京城不少重要的教学科研单位闹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校园里开个文具店，没赚钱；办个出租车公司，起名叫“祝福”，鲁迅不是有一篇小说叫《祝福》嘛，也没赚钱；弄辆车跑跑运输，第一天出门就给撞了，（大笑声）不只没赚，还赔。把人文学者逼到这个地步，整天想着如何赚钱，而且出的都是特别猬琐的主意。（笑声断断续续）开小卖部，不对，是文具店，这哪是大学教师做的事？将来写20世纪中国教育史，必须把这世纪末的奇观认真考量考量。这里有国家太穷，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但也有教育观念的误区。办教育，不能急功近利。所谓人文学术“无用”，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正是源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而且，这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晚清以降好几代人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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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回学校或教育部评奖，文理科的表格是统一的，经常会有这么一栏：“引用率多少”。文科跟理科的引用率不一样，你写一篇胡扯的文章，触犯众怒，整天给人家当靶子，那引用率就很高了。（笑声由小渐大）而且还有一个更荒谬的，要你注明你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多少“产值”。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同屋是位念化学的，他的博士论文出来后，校方估计直接经济产值是五千万。我一听很伤心，我那博士论文虽说也得到学界的很高评价，可也就仅此而已，没听说转化为多少产值。每回看到这张表，我就生气。开始以为是我们学校的偏见，后来发现别的学校也一样。跟国外的学者一说，他们也笑了，全都一样。你说你的文学研究，或者哲学研究，对人类精神文化建设有多大的贡献，拿证据来。你能量化吗？量化不出来的。数字化管理的结果是，你可以说，但领导不信，心里想：好不好，还不是全靠你一张嘴。理科的科研成果可以转化，能估算出大概的产值，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文科的成绩却无法用准确的数据体现。学校再三解释，表格是统一的，文科可以不说产值，就说你们的社会效果。可“社会效果”如何如何，能说得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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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前两年，北大给中央电视台做“中华文明之光”的系列节目。有一次审稿时，我跟编导吵了起来。为什么呢？那一集的题目是“八仙传说”。编导嫌撰稿的教授没写出所谓的“亮点”，体现不了今日讲述八仙的意义。我说，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传说，有这么一个民俗，你把它讲清楚了，不就行了吗？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历史，阐释历史，没必要追求每个故事传说的“现实意义”。可编导坚持说，那不行，那样的话，“境界上不来”。撰稿的老师被逼急了，说，有了，黄浦大桥开通的时候，曾请了一批艺人到现场舞“八仙”，即由艺人扮成铁拐李、吕洞宾等，每个人说一段大桥如何如何好的台词。可见，“八仙”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一听就乐，说，中央台这么一播，各地工程剪彩都来舞“八仙”，浪费钱财，加上“传播迷信”，你们可要负责任。那位认真的编导，这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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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这种以“有用”、“无用”来理解并衡量中国文化价值的思路，可谓根深蒂固。很多响亮的口号，包括“以史为鉴”，都不能说是尊重知识的表现。因为，对于人文研究者来说，首先是求知、求解，至于以何“为鉴”，那是阅读者的选择与发挥。如果做学问时，过于期待有用，那会扭曲学者的立场。今天需要包公，明天需要雍正，于是大加吹捧，很热闹，可这种“用”很危险。诸位知道，1950年代末为曹操平反，背后大有来头；《海瑞罢官》的是非，更是连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还有“文化大革命”中的评《水浒》，批宋江！这可全都是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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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肆意阉割、裁剪历史的，不只是政治家，也包括许多急于用世的学者。怎么样，事过境迁，一下子全都被抛弃了。人文研究这么折腾，可真是惨，难怪人家看不起。今天需要说宋江好，拼命找材料，论证宋江乃农民起义领袖，确实好；过两天上面说宋江是投降派，于是又连夜翻古书，找出“铁证如山”，说明他是投降派。当然，“文化大革命”结束，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又可以把此前弃置不用的材料重新捡起，“及时雨”宋江还是好人一个。可做学问做到这步田地，像翻烙饼似的，随政治情势出不同的牌，还有什么学者的尊严可言？我之所以不喜欢“以史为鉴”的提法，是因为它很容易导致“影射史学”。我们有过很痛苦的教训，不能再走这条路。当然，要跟人家讲清楚什么“无用”就是“大用”，确实很不容易。经常有人问，你研究文学，有用没用？我说：没用。既然没用，研究它干嘛？我的回答是：没有具体的小用，但有大用；只是这个“大用”，不是一时一地就能马上体现出来的。要求人文学立竿见影，马上显示它的社会功用，这一思路，对学术发展很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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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悠久的历史可供追忆，是一种幸福。尤其对于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而言，触摸历史，是很重要的一环。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将几千年文化视为巨大的包袱，恨不得马上扔掉。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意识到，这几千年的“光荣与梦想”，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不可能马上转化为产值，但对于中国人精神境界的锻造，却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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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个小例子。记得清华大学校长说过，“方正”出在北大，而不是出在清华，是有道理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北大文理兼修，而清华则是纯粹的工科院校。据说方正现在的科技状态不太理想，但起码好长一段时间里，校办企业它是独领风骚的。而他们的核心技术激光照排，确实是文理科诸多教授通力合作，才有日后的辉煌。那位校长还说，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这话很有见地。不纯粹是科系多少的问题，而是在一个没有文科背景的校园里，精神生活会相对干枯。精神生活的干枯，会影响到师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相信，大科学家和能工巧匠就是不一样，前者对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很高的期待。纯粹的工科院校，容易培养出动手能力很强的能工巧匠，但这还不够，创造性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有赖于文科思维的激活。这么说，不是要求你们都来修文科的课程，而是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讲求“实际”，过于追求“有用”，并因而远离玄虚的诗情与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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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网络时代的文化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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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份，我写了一篇文章，和这回演讲的题目接近，叫《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南方周末》先摘要登出，后来《学术界》全文刊登，之后，《文摘报》做了摘要。摘要的时候，加了个题目，叫《面对数码时代的挑战，人文学者喜忧参半》。我的文章一万多字，《文摘报》已经够客气的了，摘了一千多，好大一块。这么一摘，加上改了题目，必定是只有忧而没有喜。文章登出后，不断有热心人提醒我，互联网是个好东西，而且表示要免费为我“启蒙”。其实，我并没有全盘否定“数码时代”。只是在一片叫好声中，提醒大家，网络并没有解决人文研究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先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收藏不等于习得。不知诸位注意到了没有，文科教授特别喜欢买光盘，比如《十三经注疏》啊，《全唐诗》啊，《二十五史》啊，我们这两天正在讨论，《四库全书》的光盘买不买。每天想这个问题，感觉比以前的“坐拥书城”还兴奋。买来光盘的当天晚上很高兴，睡不着，因为我拥有了如此丰富的知识。但几年下来，我发现，那些宝贝不属于我，而属于电脑。第二，查寻不等于理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北大学生在宿舍里可以自由上网，不要钱，可在国内各网站间随意漫游。不过，据他们坦白，上网主要是聊天和“打帖”。但不管怎么说，以前苦不堪言的寻访资料，现在变得唾手可得。查起来容易，可阅读、理解以及如何有效使用可就困难多了。第三，知道了不等于能创新。现在的学生，比十年前的学生懂得的东西多得多；而十年前的学生，又比我懂得的多——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我相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一样的地方是，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人文科学却不见得。我们不敢说现代人比古希腊人更聪明，也不敢说比先秦诸子更富有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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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篇文章，谈到网络时代的最大得益，是自由表达和业余写作成为可能。至于问题，我提到人文学对学者个人的意志、悟性、情感和想象力有很大的依赖，而这一特性，在网络时代受到严峻的挑战。文章谈到的，不细说，这里只想补充两点。第一，关于文章体式。晚清以前的作家和学者，受出版条件限制，著作完稿后不断琢磨，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此乃常态。现代学者中，也有互相交流草稿的习惯。如今发表途径多样，往往朝甫脱稿，夕即印行。再加上网络，更是如虎添翼。假如你愿意，而且文章足够精彩的话，八点写完，马上“打帖”，十分钟后便可能成为热门话题，半个小时后即“名满天下”。如此奇妙的场景，是传统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可也正因为发表便利，传播迅速，容易养成快手，而难得再有“慢工出细活”的规矩，更不要说“十年磨一剑”了。对于新闻评论、散文小品等可以一挥而就的写作，问题不大；可对于平实厚重的学术论文，或需要投入十年八年心力的鸿篇巨制，则是一大考验。随着专业网点的出现，这种比快的心态，已经从校园文学逐渐蔓延到学术研究。目前网上的文字，优点是少伪饰，多灵气，随意挥洒，天马行空。可写作的自由与文章的美感，二者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反过来，屏幕上的快速写作与阅读，很可能降低人们对于文体感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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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读书人，有一经验谈——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顾炎武、汪中都有关于抄书如何有益学问的言论和实践。德国批评家本雅明也有类似的想法，对抄书这一笨而又笨的“读书法”表示赞许。在他看来，真正的读书人，应是定居书中，驻足字丛，而不是像观光客那样满足于走马观花。这样的读书法，很没效率，但穿透肌肤，深入骨髓，真正受用终生。不是行政官员的利用开发，也不是学院派的隔岸观火，而是“文化人”的深入其间，在阅读、思考、写作中安身立命。我故意使用含混不清的“文化人”，是因为想起陈寅恪《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对于王国维的评价：“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在我看来，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而这种真正意义的“读书种子”，在比速度、讲效用的数码时代，能否顺利生存，我甚表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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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这仍属于“盛世危言”。但我相信，几年后，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我在北大给研究生演讲，希望他们发表意见。不少人跟我争论，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理科生或有理科背景的，普遍比文科学生乐观。他们认定，这只是“技术”问题，网络能够自我更新，足以克服目前所见的诸多弊病。这正好回到刚才所说的，科学家偏向于实证，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注重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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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网络直接联系的，还有教育问题。对于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来说，现在的手段明显增多了。我想，这些手段，大致可分四类：第一，大学的扩招；第二，传媒的竞争；第三，多媒体光盘的日新月异；第四，远程教育的大力推广。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学扩招主要针对理工科，后三者则主要指向文科。我相信，网络上点击最多的，还是文科的东西，比如我刚才说的那最不专业的“文学”。你还会发现，不少人在讨论，会不会有一天网络取代了大学。关于这个问题，不只科学家，哲学家也有很乐观的。我说的是《后现代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法国人利奥塔尔。这本书是我在从北京到外地的大学去讲演的飞机上读完的。里面有这么一句，回来后我跟学生们说了，把他们乐得够呛。那段话的意思是：网络兴起后，各种文化的迅速普及，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因为，就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网络更能干；对想象新的招数或新的游戏而言，教师也不比跨学科集体更可行。因此，教师这个行业，面临着下岗的危险——后面这句话，是我的引申发挥。我读到这里，特别紧张，因为当天恰好是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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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跟学生们讨论，逐渐统一了认识——对于远程教育的效果，或许不能太理想化。如果问我标准化的电视教学，跟过去的书院、现在的大学有什么不同，我会回答，再也没有因材施教，也没有现场感了，因此也就没有师生间直接的交流了。大学里讲课，没有固定的讲稿，会有很多临场发挥，不太准确，甚至有失误或者疏漏，但这样的课堂，生气勃勃，有生命力。学生会说，这位老师有口音，那位老师讲课很投入，还有一位，常常语出惊人。所有这些细节，并非无关紧要，可以随便删去，这是师生之间学问和情感交流的一部分。其实，这正是所谓的耳濡目染。可以这么说，知识的传授，尤其是人格的养成，很大程度靠的是耳濡目染。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谈老北大的文章，传播很广，也招来一些批判。我说，老北大的魅力在于，平日管理很松，学生主要靠自学。因为那时北大学生模仿的对象，是英国的牛津大学。林语堂翻译过一篇谈牛津的文章，说牛津大学的教师上课时，抽烟，对着学生喷云吐雾，几年下来，学生就被“熏陶”出来了。（笑声）我是北大中文系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那时没有选课的规定，就是跟导师谈话。三年期间，王瑶先生没给我正式上过课。只是每星期去他家一次，跟他聊天。他抽烟斗，因此，我也属于被“熏陶”出来的。对于理科来说，这样带学生，我不知道适应不适应。但对文科来说，绝对有好处。现在的学生经常抱怨，说，老师太忙了，没有时间跟他们聊天，他们很伤心。我相信，有一天，整天对着屏幕读书写作的师生们，会怀念那种有点嘈杂、有点忙乱的面对面的交流。当面和不当面，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想说的是，科技发展了，但传统的“熏陶”的概念，依然有效。假如这样，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其实，网络并没有对整个人文学造成致命的打击。相反，网络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不少便利条件，当然，也设下不少的陷阱。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趋利避害，绕开这样那样的陷阱，重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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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怎样使中国文化保持对话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说到中国文化，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这么一说。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在变，都会注入一些新的东西，每代人的工作，都在给后世留下一个带有我们这代人精神印记的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有能力，而且获得成功的话。也就是说，要让中国文化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在“对话”中进行自我调整。当然，作为研究者个人，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相对于整个大时代来，个人的力量实在渺小得很。举个例子，大家都抱怨整个社会重理轻文，重物质轻精神，可这，说了等于白说。我给大家提供一组数字，这不是我的研究成果，是从《人民政协报》2001年3月12日所载的调查报告中得来的。这些年，中国的大学有大的发展，可文科在校生所占比例，约为8.9％。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几的大学生是学理工医农等“有用”的学科的。而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77年所做的统计，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50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在在校大学生中占50％的，有13个国家；占30％～50％的，有26个国家；占20％～30％的，有6个国家；占18％～20％的有4个国家。合起来是49个，最后一个是中国。而中国比文科生比例最低的，还低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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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后进国家，晚清以降，中国人急起直追，需要很多科技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过于偏向实用，过于急功近利，并因此落下一些毛病。其实，这不是近年才发生的问题，而是这一百年大的发展路向。早期，传教士办大学，他们希望培养的，主要不是科学人才，所以，教会大学里，工科、理科也有，但主要专业是文科，广义上的文科。私立大学办起来了，文科相对省钱，也就比较容易筹办。所以，1950年代以前，大学中，文科科系占的比重比较大。变化在哪儿？抗战中，文科人数、科系大幅度削减。哪些专业增长得最快？医学，其次是工商。这很好理解，打仗的时候，特别需要医务人才。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文科在校生所占的比例，从20％降到11.9％。理科也有所下降。增长的是工科、农科等。更要紧的，其实是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结果是，保留14所综合大学，其他都改为专业性质的学院，包括声名显赫的清华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只有个别大学，比如北京大学，有所获益。只保留一个哲学系，一个汉语专业，全国其他大学相关专业的著名教授，都调到北大来，所以有一段时间，北大文科师资力量特别强。当然，新一代学者起来了，北大的优势将相对削弱。在国外，常有人问，以前你们叫师范学院，现在都叫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与师范学院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有“化工大学”、“纺织大学”、“体育大学”，“university”本来是个普泛性的概念，是指对世界以及真理的不懈的探求，对人类知识的完整的把握。如果只是具体的专业训练，叫学院就行，为什么非改为大学不可？我想，很可能是矫枉过正的缘故。主要目的是走出1952年院系调整从苏联搬过来的那一套过于专业化的、过于实用化的教学体制。当然，不排除好大喜功的“大跃进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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