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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进大学后可以转行,可代价很大。我的研究生里,就有原先学机械的,学生物的,学医学的,他们因为抑制不住对于文学的强烈兴趣,于是改行。但这种成功的例子并不太多。一辈子能在文科和理科都打一个滚,是一种很幸运的事。像我这样只能呆在文科、诸位只能安于“自动化”专业,即便做得很好,就人类好奇的天性而言,也是一种遗憾。可是这种状态,我相信是极难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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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说,现在出现好的苗头,那就是“第三种文化”日益成为可能。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第三种文化”,除了超越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各自的“偏见”,到底是什么样子,斯诺也没说清楚。所谓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做研究,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产生好感,这有点像现在颇为时尚的跨学科研究。对于具体课题来说,此举确实有意义,但要说就此打破两个世界的壁障,则未免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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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本书,是199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原著早在1979年就在法国出版了。题目是《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知识》,作者是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1960年代以后,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二者之间,并没像英国人斯诺期待的那样,逐渐走向融合。所以,到了1970年代末,法国人才必须站出来,强调科学知识不是人类知识的全部。这话一听,就有明显的倾向性,为什么不说人文知识“并不是全部的知识”?明摆着,人文知识已经被挤到角落,沦落为被保护的角色。这种科学以外的“知识”,叫什么?利奥塔尔称为“叙述性的知识”。这种“叙述性的知识”,界面友好,内部融和,可它对于整个人类生活的贡献,却不如科学知识那么明显,地位因而也就不那么崇高。也就是说,两种知识的对立依然存在。一种属于实证主义的知识,另一种则倾向于批判、反思和阐释。二者的工作宗旨、评价标准以及技术手段都很不一样。我们要追问的是:能否超越两种知识间的鸿沟,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融合?首先是可不可能,而后才是具体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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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推崇的是“通才”。而现代社会讲求分工合作,更注重“专家之学”。可以说,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专业化。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即使有很多弊病,可无法逆转。意识到过分强调“专才”的弊病,加上中国本就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这些年的大学文科教学,开始有意识地整合人文知识。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教育部一直在小学、中学教育里强调素质教育。而大学呢,其实也在做。比如北京大学,六七年前开始办“文科实验班”。文科实验班的同学进校后,不放在中文系、历史系或哲学系,而是单独建制,然后请文史哲各系的老师给他们上课。《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弄得我们很狼狈。文章说此实验班的目标是“培养大师”——请注意,不是通识教育,而是给精英专设的精英教育。因此,尽管北大自己没说,社会上却戏称之为“大师班”,弄得学生们飘飘然。(星散的笑声)“文科实验班”的目标是打破已有的科系界限。但实验多年,结果却不太理想。为什么这么说?北大的自我定位是研究型大学,学生中大部分进入研究院。而一旦从事专业研究,实验班的学生往往眼界高而基础训练不太好。每一样都懂得,但每一样都没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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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文史哲,这理想很好,可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这让我们感到很困惑,太专了不行,太泛了也不行。还有一所大学胆子更大,不只文史哲合一,还想再加上中西文不分。给学生如此高的期待,能读出来吗?我很怀疑。要求大学四年就基本掌握古今中外的人文知识,就怕学生顶不住,头脑变成一盆彩色糨糊。我欣赏加强人文教育的提法,但不主张淡化专业意识。这要看是什么学校,不同学校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像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过分强调淡化专业,不是很恰当。可现在总的趋势是走大文科的路,比如北大,以后学生招进来不分系,就是文科,三年级才开始进入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这实验遭到很多老师反对,但北大校方已经决定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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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矛盾是,力图走出已有专业化的狭窄道路,但又走不出来。不是真的走不出来,而是走出来后,效果不好,大学中文系几乎变成文秘专业。按照这个思路来培养人才,特别适合于在大众传媒工作,或给领导当秘书。因为他什么都懂一点,人文学的乃至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都大略具备,可就是缺乏专业特长。1990年代后,好些大学中文系改为或添设实用性很强的文秘专业,但北大没这么做。要是北大文科也都变成文秘了,那可就太悲惨了。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找出一个解决“通才”与“专家”矛盾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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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知道,1910年,大学者王国维撰《国学丛刊序》,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学无有用无用”。这话很有名,常被论者引用。可我说,这是一种治学的理想境界。能把新学旧学中学西学融会贯通,那是一个学者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大学教育的基点。应该明白,这种学术境界,一辈子努力,都不一定能够实现。怎么能要求一个十七八岁,刚从中学上来的大学生,就有这种眼界和胸襟?要是悬的如此之高,我看以后的文科教育麻烦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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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那就是“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的争辩。可以这么说,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学者的最大困惑,就是对于自己所研究的学问到底“有用”还是“无用”,一直心存疑虑。这是一个至今仍制约着我们的思维,从学术管理机构到具体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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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学里做工作总结,总要说“产学研三结合”。把“产”放在最前面,把“学”和“研”搁在后头,这在以普遍知识的追求为主要目标的学者看来,很难接受。再说,大学里面,不是每个专业都能做到“产学研三结合”的,比如说哲学,比如说天体物理。(三五笑声)在1990年代的经商热里,京城不少重要的教学科研单位闹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校园里开个文具店,没赚钱;办个出租车公司,起名叫“祝福”,鲁迅不是有一篇小说叫《祝福》嘛,也没赚钱;弄辆车跑跑运输,第一天出门就给撞了,(大笑声)不只没赚,还赔。把人文学者逼到这个地步,整天想着如何赚钱,而且出的都是特别猬琐的主意。(笑声断断续续)开小卖部,不对,是文具店,这哪是大学教师做的事?将来写20世纪中国教育史,必须把这世纪末的奇观认真考量考量。这里有国家太穷,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但也有教育观念的误区。办教育,不能急功近利。所谓人文学术“无用”,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正是源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而且,这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晚清以降好几代人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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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回学校或教育部评奖,文理科的表格是统一的,经常会有这么一栏:“引用率多少”。文科跟理科的引用率不一样,你写一篇胡扯的文章,触犯众怒,整天给人家当靶子,那引用率就很高了。(笑声由小渐大)而且还有一个更荒谬的,要你注明你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多少“产值”。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同屋是位念化学的,他的博士论文出来后,校方估计直接经济产值是五千万。我一听很伤心,我那博士论文虽说也得到学界的很高评价,可也就仅此而已,没听说转化为多少产值。每回看到这张表,我就生气。开始以为是我们学校的偏见,后来发现别的学校也一样。跟国外的学者一说,他们也笑了,全都一样。你说你的文学研究,或者哲学研究,对人类精神文化建设有多大的贡献,拿证据来。你能量化吗?量化不出来的。数字化管理的结果是,你可以说,但领导不信,心里想:好不好,还不是全靠你一张嘴。理科的科研成果可以转化,能估算出大概的产值,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文科的成绩却无法用准确的数据体现。学校再三解释,表格是统一的,文科可以不说产值,就说你们的社会效果。可“社会效果”如何如何,能说得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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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前两年,北大给中央电视台做“中华文明之光”的系列节目。有一次审稿时,我跟编导吵了起来。为什么呢?那一集的题目是“八仙传说”。编导嫌撰稿的教授没写出所谓的“亮点”,体现不了今日讲述八仙的意义。我说,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传说,有这么一个民俗,你把它讲清楚了,不就行了吗?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历史,阐释历史,没必要追求每个故事传说的“现实意义”。可编导坚持说,那不行,那样的话,“境界上不来”。撰稿的老师被逼急了,说,有了,黄浦大桥开通的时候,曾请了一批艺人到现场舞“八仙”,即由艺人扮成铁拐李、吕洞宾等,每个人说一段大桥如何如何好的台词。可见,“八仙”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一听就乐,说,中央台这么一播,各地工程剪彩都来舞“八仙”,浪费钱财,加上“传播迷信”,你们可要负责任。那位认真的编导,这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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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这种以“有用”、“无用”来理解并衡量中国文化价值的思路,可谓根深蒂固。很多响亮的口号,包括“以史为鉴”,都不能说是尊重知识的表现。因为,对于人文研究者来说,首先是求知、求解,至于以何“为鉴”,那是阅读者的选择与发挥。如果做学问时,过于期待有用,那会扭曲学者的立场。今天需要包公,明天需要雍正,于是大加吹捧,很热闹,可这种“用”很危险。诸位知道,1950年代末为曹操平反,背后大有来头;《海瑞罢官》的是非,更是连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还有“文化大革命”中的评《水浒》,批宋江!这可全都是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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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肆意阉割、裁剪历史的,不只是政治家,也包括许多急于用世的学者。怎么样,事过境迁,一下子全都被抛弃了。人文研究这么折腾,可真是惨,难怪人家看不起。今天需要说宋江好,拼命找材料,论证宋江乃农民起义领袖,确实好;过两天上面说宋江是投降派,于是又连夜翻古书,找出“铁证如山”,说明他是投降派。当然,“文化大革命”结束,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又可以把此前弃置不用的材料重新捡起,“及时雨”宋江还是好人一个。可做学问做到这步田地,像翻烙饼似的,随政治情势出不同的牌,还有什么学者的尊严可言?我之所以不喜欢“以史为鉴”的提法,是因为它很容易导致“影射史学”。我们有过很痛苦的教训,不能再走这条路。当然,要跟人家讲清楚什么“无用”就是“大用”,确实很不容易。经常有人问,你研究文学,有用没用?我说:没用。既然没用,研究它干嘛?我的回答是:没有具体的小用,但有大用;只是这个“大用”,不是一时一地就能马上体现出来的。要求人文学立竿见影,马上显示它的社会功用,这一思路,对学术发展很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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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悠久的历史可供追忆,是一种幸福。尤其对于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而言,触摸历史,是很重要的一环。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将几千年文化视为巨大的包袱,恨不得马上扔掉。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意识到,这几千年的“光荣与梦想”,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不可能马上转化为产值,但对于中国人精神境界的锻造,却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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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个小例子。记得清华大学校长说过,“方正”出在北大,而不是出在清华,是有道理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北大文理兼修,而清华则是纯粹的工科院校。据说方正现在的科技状态不太理想,但起码好长一段时间里,校办企业它是独领风骚的。而他们的核心技术激光照排,确实是文理科诸多教授通力合作,才有日后的辉煌。那位校长还说,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这话很有见地。不纯粹是科系多少的问题,而是在一个没有文科背景的校园里,精神生活会相对干枯。精神生活的干枯,会影响到师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相信,大科学家和能工巧匠就是不一样,前者对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很高的期待。纯粹的工科院校,容易培养出动手能力很强的能工巧匠,但这还不够,创造性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有赖于文科思维的激活。这么说,不是要求你们都来修文科的课程,而是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讲求“实际”,过于追求“有用”,并因而远离玄虚的诗情与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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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网络时代的文化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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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份,我写了一篇文章,和这回演讲的题目接近,叫《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南方周末》先摘要登出,后来《学术界》全文刊登,之后,《文摘报》做了摘要。摘要的时候,加了个题目,叫《面对数码时代的挑战,人文学者喜忧参半》。我的文章一万多字,《文摘报》已经够客气的了,摘了一千多,好大一块。这么一摘,加上改了题目,必定是只有忧而没有喜。文章登出后,不断有热心人提醒我,互联网是个好东西,而且表示要免费为我“启蒙”。其实,我并没有全盘否定“数码时代”。只是在一片叫好声中,提醒大家,网络并没有解决人文研究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先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收藏不等于习得。不知诸位注意到了没有,文科教授特别喜欢买光盘,比如《十三经注疏》啊,《全唐诗》啊,《二十五史》啊,我们这两天正在讨论,《四库全书》的光盘买不买。每天想这个问题,感觉比以前的“坐拥书城”还兴奋。买来光盘的当天晚上很高兴,睡不着,因为我拥有了如此丰富的知识。但几年下来,我发现,那些宝贝不属于我,而属于电脑。第二,查寻不等于理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北大学生在宿舍里可以自由上网,不要钱,可在国内各网站间随意漫游。不过,据他们坦白,上网主要是聊天和“打帖”。但不管怎么说,以前苦不堪言的寻访资料,现在变得唾手可得。查起来容易,可阅读、理解以及如何有效使用可就困难多了。第三,知道了不等于能创新。现在的学生,比十年前的学生懂得的东西多得多;而十年前的学生,又比我懂得的多——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我相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一样的地方是,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人文科学却不见得。我们不敢说现代人比古希腊人更聪明,也不敢说比先秦诸子更富有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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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篇文章,谈到网络时代的最大得益,是自由表达和业余写作成为可能。至于问题,我提到人文学对学者个人的意志、悟性、情感和想象力有很大的依赖,而这一特性,在网络时代受到严峻的挑战。文章谈到的,不细说,这里只想补充两点。第一,关于文章体式。晚清以前的作家和学者,受出版条件限制,著作完稿后不断琢磨,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此乃常态。现代学者中,也有互相交流草稿的习惯。如今发表途径多样,往往朝甫脱稿,夕即印行。再加上网络,更是如虎添翼。假如你愿意,而且文章足够精彩的话,八点写完,马上“打帖”,十分钟后便可能成为热门话题,半个小时后即“名满天下”。如此奇妙的场景,是传统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可也正因为发表便利,传播迅速,容易养成快手,而难得再有“慢工出细活”的规矩,更不要说“十年磨一剑”了。对于新闻评论、散文小品等可以一挥而就的写作,问题不大;可对于平实厚重的学术论文,或需要投入十年八年心力的鸿篇巨制,则是一大考验。随着专业网点的出现,这种比快的心态,已经从校园文学逐渐蔓延到学术研究。目前网上的文字,优点是少伪饰,多灵气,随意挥洒,天马行空。可写作的自由与文章的美感,二者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反过来,屏幕上的快速写作与阅读,很可能降低人们对于文体感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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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读书人,有一经验谈——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顾炎武、汪中都有关于抄书如何有益学问的言论和实践。德国批评家本雅明也有类似的想法,对抄书这一笨而又笨的“读书法”表示赞许。在他看来,真正的读书人,应是定居书中,驻足字丛,而不是像观光客那样满足于走马观花。这样的读书法,很没效率,但穿透肌肤,深入骨髓,真正受用终生。不是行政官员的利用开发,也不是学院派的隔岸观火,而是“文化人”的深入其间,在阅读、思考、写作中安身立命。我故意使用含混不清的“文化人”,是因为想起陈寅恪《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对于王国维的评价:“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在我看来,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而这种真正意义的“读书种子”,在比速度、讲效用的数码时代,能否顺利生存,我甚表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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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这仍属于“盛世危言”。但我相信,几年后,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我在北大给研究生演讲,希望他们发表意见。不少人跟我争论,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理科生或有理科背景的,普遍比文科学生乐观。他们认定,这只是“技术”问题,网络能够自我更新,足以克服目前所见的诸多弊病。这正好回到刚才所说的,科学家偏向于实证,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注重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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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网络直接联系的,还有教育问题。对于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来说,现在的手段明显增多了。我想,这些手段,大致可分四类:第一,大学的扩招;第二,传媒的竞争;第三,多媒体光盘的日新月异;第四,远程教育的大力推广。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学扩招主要针对理工科,后三者则主要指向文科。我相信,网络上点击最多的,还是文科的东西,比如我刚才说的那最不专业的“文学”。你还会发现,不少人在讨论,会不会有一天网络取代了大学。关于这个问题,不只科学家,哲学家也有很乐观的。我说的是《后现代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法国人利奥塔尔。这本书是我在从北京到外地的大学去讲演的飞机上读完的。里面有这么一句,回来后我跟学生们说了,把他们乐得够呛。那段话的意思是:网络兴起后,各种文化的迅速普及,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因为,就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比网络更能干;对想象新的招数或新的游戏而言,教师也不比跨学科集体更可行。因此,教师这个行业,面临着下岗的危险——后面这句话,是我的引申发挥。我读到这里,特别紧张,因为当天恰好是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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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跟学生们讨论,逐渐统一了认识——对于远程教育的效果,或许不能太理想化。如果问我标准化的电视教学,跟过去的书院、现在的大学有什么不同,我会回答,再也没有因材施教,也没有现场感了,因此也就没有师生间直接的交流了。大学里讲课,没有固定的讲稿,会有很多临场发挥,不太准确,甚至有失误或者疏漏,但这样的课堂,生气勃勃,有生命力。学生会说,这位老师有口音,那位老师讲课很投入,还有一位,常常语出惊人。所有这些细节,并非无关紧要,可以随便删去,这是师生之间学问和情感交流的一部分。其实,这正是所谓的耳濡目染。可以这么说,知识的传授,尤其是人格的养成,很大程度靠的是耳濡目染。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谈老北大的文章,传播很广,也招来一些批判。我说,老北大的魅力在于,平日管理很松,学生主要靠自学。因为那时北大学生模仿的对象,是英国的牛津大学。林语堂翻译过一篇谈牛津的文章,说牛津大学的教师上课时,抽烟,对着学生喷云吐雾,几年下来,学生就被“熏陶”出来了。(笑声)我是北大中文系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那时没有选课的规定,就是跟导师谈话。三年期间,王瑶先生没给我正式上过课。只是每星期去他家一次,跟他聊天。他抽烟斗,因此,我也属于被“熏陶”出来的。对于理科来说,这样带学生,我不知道适应不适应。但对文科来说,绝对有好处。现在的学生经常抱怨,说,老师太忙了,没有时间跟他们聊天,他们很伤心。我相信,有一天,整天对着屏幕读书写作的师生们,会怀念那种有点嘈杂、有点忙乱的面对面的交流。当面和不当面,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想说的是,科技发展了,但传统的“熏陶”的概念,依然有效。假如这样,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其实,网络并没有对整个人文学造成致命的打击。相反,网络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不少便利条件,当然,也设下不少的陷阱。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趋利避害,绕开这样那样的陷阱,重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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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怎样使中国文化保持对话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说到中国文化,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这么一说。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在变,都会注入一些新的东西,每代人的工作,都在给后世留下一个带有我们这代人精神印记的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有能力,而且获得成功的话。也就是说,要让中国文化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在“对话”中进行自我调整。当然,作为研究者个人,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相对于整个大时代来,个人的力量实在渺小得很。举个例子,大家都抱怨整个社会重理轻文,重物质轻精神,可这,说了等于白说。我给大家提供一组数字,这不是我的研究成果,是从《人民政协报》2001年3月12日所载的调查报告中得来的。这些年,中国的大学有大的发展,可文科在校生所占比例,约为8.9%。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几的大学生是学理工医农等“有用”的学科的。而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77年所做的统计,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50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在在校大学生中占50%的,有13个国家;占30%~50%的,有26个国家;占20%~30%的,有6个国家;占18%~20%的有4个国家。合起来是49个,最后一个是中国。而中国比文科生比例最低的,还低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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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后进国家,晚清以降,中国人急起直追,需要很多科技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过于偏向实用,过于急功近利,并因此落下一些毛病。其实,这不是近年才发生的问题,而是这一百年大的发展路向。早期,传教士办大学,他们希望培养的,主要不是科学人才,所以,教会大学里,工科、理科也有,但主要专业是文科,广义上的文科。私立大学办起来了,文科相对省钱,也就比较容易筹办。所以,1950年代以前,大学中,文科科系占的比重比较大。变化在哪儿?抗战中,文科人数、科系大幅度削减。哪些专业增长得最快?医学,其次是工商。这很好理解,打仗的时候,特别需要医务人才。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文科在校生所占的比例,从20%降到11.9%。理科也有所下降。增长的是工科、农科等。更要紧的,其实是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结果是,保留14所综合大学,其他都改为专业性质的学院,包括声名显赫的清华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文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只有个别大学,比如北京大学,有所获益。只保留一个哲学系,一个汉语专业,全国其他大学相关专业的著名教授,都调到北大来,所以有一段时间,北大文科师资力量特别强。当然,新一代学者起来了,北大的优势将相对削弱。在国外,常有人问,以前你们叫师范学院,现在都叫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与师范学院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有“化工大学”、“纺织大学”、“体育大学”,“university”本来是个普泛性的概念,是指对世界以及真理的不懈的探求,对人类知识的完整的把握。如果只是具体的专业训练,叫学院就行,为什么非改为大学不可?我想,很可能是矫枉过正的缘故。主要目的是走出1952年院系调整从苏联搬过来的那一套过于专业化的、过于实用化的教学体制。当然,不排除好大喜功的“大跃进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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