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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风的转变与文言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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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之重新浮出海面，其实与近二十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密不可分。1980年代中后期，与寻根派作家的崛起相呼应，中国学界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得失，从传统是否“断裂”、“现代”从何说起，到孔子怎样评价、伦理如何“重建”，均有所涉及。落实在文学研究中，包括“发现晚清”，以及逐渐认识作为晚清文学改良思潮合理延伸的“民国通俗文学”。在此期间，隐隐约约的，还包含着对于白话文运动是否矫枉过正的思考。在这方面，作家的挑战，比学者来得更加直接与坦率。作家不承担为“文白之争”盖棺论定的责任，尽可依自家创作体会立论；学者必须通盘考虑，不免瞻前顾后。贾平凹、阿城的小说语言曾产生巨大冲击——前者体现地方方言对于普通话的渗透与改造，后者则努力发掘不被官方语言污染的民间表述。近几年，诗人郑敏的讨论汉语语言变革，以及小说家曹文轩的重说文白之争【3】，也都直接指向或间接牵涉“白话文学的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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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煽情的《河殇》，19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对传统中国文化有较多“了解之同情”。这里有1989年“政治风波”逐渐平息后社会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因素，也包含政府的主动引导和学界的自我调整，各方立场不一，难以一概而论。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并出版《国学研究》集刊。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记者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两日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文章《久违了，国学》，盛赞北大注重国学研究的举措。【4】表面上是针对商品经济大潮下大学“人心不稳”，出而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可从各媒体的迅速跟进，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可见此举非同寻常。学界一般将其作为199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来解读——在经济日渐开放、原先的思想教育方式不太奏效的时下，政府急于寻找大众能够接受的意识形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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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民间学刊如《学人》、《中国文化》、《学术集林》等，则开始从学术史角度，认真反省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在高度评价1980年代启蒙思潮的同时，质疑其片面推崇“拿来主义”，以及“以西学剪裁中学”的研究思路，并力图扭转晚清以降之“以经术文饰其政论”，希望既坚守学者的人间情怀，又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1990年代前半期迅速崛起的众多民间学刊，有其各自不同的运行思路【5】，但在促成“学术内转”（即相对注重学术价值而忽略思想启蒙）方面，与上述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国学热”，二者并行不悖，实际效果是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互相呼应。尤其是在质疑“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模式，进而对传统中国保有较多同情这一点上，双方的出发点或许不同，但都对“现代文化”的至尊地位构成某种威胁。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依旧受到赞颂，但不少具体结论则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文化教育以及文学语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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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至1930年代，关于写好白话是否需要有文言根底的争论，发生过不止一次，而且争论双方都是现代中国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五四”新文化人开始调整写作姿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周氏兄弟的不同选择。在《古书与白话》中，鲁迅批驳不读古书做不好白话之类的议论，坚称：“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6】周作人的《〈燕知草〉跋》则欣赏“有涩味与简单味”因而“耐读”的文章，落实到“文体”上，便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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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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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注“自己的园地”，在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的努力中，不避“古文”的介入；一个着眼于青年的未来，虽也承认总有一天文学家必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但当务之急是断绝复古之路。应该说，这两种策略各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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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作人的文体试验，朱光潜十分欣赏，于是撰《雨天的书》，给予大力的表彰。文章特别提醒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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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好白语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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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同是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周作人对此说发表异议，只有敏感的鲁迅不只“不承认”，还将此番言论与复古思潮联系起来，称此乃“新文艺的试行自杀”。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批评“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满自己的作品”。自认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因此坚持“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说法，而且说，这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不谈思想，单以文章论，鲁迅也主张“博采口语”，而不是阅读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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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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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可以存而不论，那是因为，在鲁迅眼中，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危险在于“复古”；而最容易“复古”的，莫过于文章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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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也就是朱光潜发表《雨天的书》并受到鲁迅严厉批评的八年后，章太炎在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称“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10】此语引起白话文提倡者的不满，并招来新文化人的若干批评，被嘲讽为“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11】。鲁迅也对其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说：“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12】如此急迫地捍卫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成果，既有思想史意义上的反复古，也有文体学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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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两场新文化内部的论争变得越来越遥远【13】，以至逐渐被学者和大众所遗忘。可仔细倾听，虽然事隔半个多世纪后，你依然能听到不少隐约的回声。只不过这回更多的是朱光潜的意见，而不是鲁迅的声音。进入1990年代，就像文学史家所描述的，“学者散文”的迅速走红，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老人（尤其是老学者）文章之备受赞扬。从柯灵、黄裳等的“文化散文”，一转而成金克木、张中行、季羡林等的“学术随笔”，个人学识与文化修养外，更指向其相对幽深典雅的文体。不管是将其比喻为“现代的《世说新语》”，还是称颂其“自然地加入文言语汇和句式”【14】，都是指向包括人生态度与文体经验的古典知识。还有一个刚刚退潮、学界尚未来得及认真思考的“钱锺书神话”。总有一天，这个“神话”的产生与转移，会被作为衡量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晴雨表”来认真考察。目前“钱学家”的兴奋点，还主要集中在其外语能力，我相信，随着学界风气的变化，很快就会转移到《谈艺录》及《管锥编》之以文言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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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证，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化修养屡受质疑，尤其是作品中的常识性错误——比如刘心武的梦得“江湖夜雨十年灯”（此乃宋人黄庭坚诗句），以及余秋雨的误将当年只有抄本而没有刻本、且多达七万九千零七十卷的《四库全书》搁在王国维的书架上。落笔为文，偶然出现错漏，其实在所难免。更何况刘、余二君基本上是文人，而非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学者，文章出现些许纰漏，并非什么大过失。为何报刊上竟出现这么多揪“小辫子”的文章？在我看来，这并不全是“人身攻击”，更不能归罪于“盗版集团”【15】，而是代表着整个社会风尚的转变——由1980年代的看重“政治立场”，一转而为1990年代的考量“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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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老学者的“学术随笔”，以及讥讽中年作家的“不学”，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散文该怎么写，学问与文章如何协调，以及文学批评的标准何在，这些都不是本文主要关注的目标，我想强调的是，这种热衷于捉拿或讥笑“常识性错误”的倾向，代表着时代学风的转移。而这，直接影响了世人对于“文言与白话”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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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借解读三次颇具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诠释19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巨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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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顺利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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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现代中国的教育制度，重新评价传统蒙学的功过得失，于是，“经典”、“儿童”、“诵读”三者的结合开始浮现。由于中国文字的特点，当代中国人仍可顺利阅读千年前的唐诗宋词，乃至两千年前的《诗经》、《史记》，这给“经典阅读”提供了绝大的便利。所谓“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古诗文诵读工程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的策划与指导下，得以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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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工程的半官方半民间色彩，使其既得到政府的支持，也能在民间获得广泛的响应。收录301则古诗文的《中华古诗文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00），被有心人解读为“素质教育”的课本或“后希望工程”的载体；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有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大获成功，并制作成光盘。至于主办者的初衷以及学术界文化界的反应，可参见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全国组委会主任陈越光的文章《在永恒的事业中体现人生的意义》以及各媒体的相关报道。【16】能否像主事者预想的那样，用十年时间实行如下目标——“直接参加这项工程的少年儿童达到500万，受其影响的成年人达到3000万至5000万，通过媒体活动所辐射到的公众达到1个亿”，目前还很难断言，但公众（尤其是家长）对此儿童“课外活动”，绝大部分持肯定态度，已经十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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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报道画面上，我们看到许多因“文化大革命”而荒废学业的中年父母，噙着眼泪，听孩子们背诵古诗词。说实话，那一瞬间，我也很感动。当年在粤东山区插队，我曾做过好几年“孩子王”，眼看着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整天用清脆而稚嫩的嗓音齐声朗读“老三篇”乃至《人民日报》社论，心里很难过。当教师的大都明白，儿时的训练与记忆，将影响孩子们一辈子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趣味，但当初我们都不敢违抗上级指令。正是基于这一惨痛的教训，我充分肯定如今孩子们之利用课余时间诵读“古诗文经典”，并对工程的具体实施方案有所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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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我主要谈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古诗文选本要充分考虑幼儿心理和启蒙教育的特点，多以情感、境界而不是立场、观点来选材，尤其注重审美趣味。选本与教科书的区别在于：教科书希望用这一代人的知识水平把事情讲清楚，好处是让孩子们少走弯路，但也可能限制了他们的眼界；而选本则是让你自己去读、自己去体会，不懂的以后再说。我欣赏“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倡导的“直面经典”原则，防止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及知识局限而限制了孩子们日后的发展。第二，所谓“诵读”，不仅仅是记忆，更包含理解，在抑扬顿挫中理解古诗文。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据说姚鼐每回诵读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17】，也就是说，换几口气、变几个调，念得惊心动魄。近年，文怀沙、叶嘉莹、陈贻焮等学者为公众吟诵古诗文，腔调不一，各具特色。当然，考虑到大面积推广的需要，大概只能采用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办法。但传统的诵读毕竟是值得怀念的。第三，借鉴《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选本的思路，尊重少儿教育规律，选目应以文体为标准，而不是以文学史为线索，这样更符合儿童记忆、诵读的特点。第四，重“诗教”，而不是强调“文以载道”。儿童背诵古诗文，主要目的是陶冶性情，不要过分重视对诗文的“正确解释”。不见得都能讲出个道道来，更何况讲得太清楚太明确，反而可能损伤诗文本身的丰富性，而且容易过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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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一工程的顺利推广，民众对“经典”会有更多的了解，在欣赏“古诗文”的同时，“文言”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符码及重要载体的意义，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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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孤陋寡闻，至今没见到从大方向上否定古诗文诵读工程的文章。上面已提及，此工程的“半官方”性质，本来很容易招来各方的严厉批评，但到目前为止，似乎大都是“补天”而非“拆台”的意见。这确实很不容易。最近终于读到一篇唱反调的文章，不过针对的是中学里的文言教学。该文称“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工具效应”，而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所占篇幅为三分之一”，为了避免“浪费孩子的青春和民族的智力投入”，不如干脆放弃文言文教学。【19】接下来的两篇商榷文章，呼吁“勿做汉语的不肖传人”者，用心良苦，可语调过于悲愤；至于主张“应该退出的是现代汉语文章”，则有点“对着干”的味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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