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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众多“纳兰迷”写起文章来，全都用的是白话——就连《博览群书》所邀“在当代诗词创作界有较高知名度的几位作者”也不例外。选择“白话”为文，有杂志本身的体例，也方便与读者沟通，更包括作者自身才学的限制。赋诗填词，可依样画葫芦，好坏另当别论；真要写一篇清通——还不要求典雅——的文言文，难度反而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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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怎样看待文言之“模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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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电视舞台还是日常生活，“模仿秀”已成时尚。如今头脑聪明点的孩子，多少都喜欢炫耀。已经退出实际运用的文言，开始作为一种特殊技能，引起青年人的兴趣——包括旧体诗词以及篇幅短小的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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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学会的评选旧体诗创作，现实生活以及长篇小说中的碑铭，历史剧里的人物对话，互联网上的古文，都与文言的使用与流通有关。更有趣的是，中国俗文学学会附属有一“诗钟学会”——这种高难度的对偶游戏，竟被划归“俗文学”，岂非笑话？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假如你考虑到旧体诗词写作中的“老干部体”，当能明白其中奥秘。当今中国，热衷于旧诗写作的，有文化修养很深的老人，也有少不经事且文化修养很浅的少男少女。相对于新诗，旧体诗词的自我娱乐以及社交功能更为突出；“诗可以群”的古训，再次得到了印证。可以这么说，业余性、趣味性以及私人性，成了新时代文言写作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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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新立异心理，不少年轻人转而喜欢远离日常生活的文言写作。近年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颇有以古文或旧体诗词权当“温卷”者。据说唐传奇的产生与举子的温卷大有关系，不知眼下这一“标新立异”的举措，能否催生新的文体。小说家叶兆言自称曾迷恋古文，“想正而把经拜师学古文”，当时的想法是：“我总觉得应该和别人有一段不一样的经历。”时至今日，他还这样劝朋友：“像《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要是你被流放了，我劝你带这么一本书就足够了。”【33】这话放在一百年前也都不太合适，更何况是早已斗转星移的今日。不过，小说家的话历来是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并非“尽信书不如无书”，而是小说家擅长虚构，不断穿越时空以及文类，你弄不清这“采访录”到底是“实录”呢，还是“另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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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台湾及香港的学校比大陆更重视文言教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录取研究生的考试，包括限韵赋诗。前些年赴考的北大学生大都落榜，这两年成绩迅速上升，让那边的考官大喜过望，并由此认定大陆的高等教育进步很快。听到如此表扬，我只有苦笑。因为我想起1950年代初，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小石比较原中央大学（即此前的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此后的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学风的差异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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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愿以《红楼梦》中焦大的身分说话，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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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特定政治环境下的言过其实，大致还是能够显示这南北两所名校的差异。如今风气变化，北大在反省其文学教育中过于注重“史”而相对忽略“诗”的倾向；但我以为，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应该走回到以模拟古诗文为主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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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很容易找到刊登旧体诗词的报刊，却难得发表文言著述的园地。记得《读书》杂志1980年代曾发表过夏承焘、钱锺书等人用文言写的序跋；进入1990年代，《中国文化》发表过若干老学者用文言撰写的短论，而《美文》、《随笔》等也偶有名家用文言写作的自嘲或自娱文章。至于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确有因耳濡目染而采用半文半白文体的，但《管锥编》以后，未见受到广泛关注的文言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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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散文，明清小品与六朝文章界限分明，几难同日而语。现在学写文言文的，大都模仿的是明清小品，故能叙事抒情，也可作序跋书札，却绝少说理论文。这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古文教学主要定位在“修养”而非“技能”有关。1920年，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称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有四，第三为：“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35】。两年后，胡适发现此说有纰漏，于是做了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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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古体文但看作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学国文的目的。因为在短时期内，难望学生能作长篇的古文；即使能作，也没有什么用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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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用处，为何不干脆取消？不完全是怕引起社会上的激烈反弹，而是将其作为“实习文法的工具”。八十年后的今天，“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连名牌大学中文系都不敢夸下海口，更不要说中学的国文教育。并非感叹“今不如昔”，而是认定读书人应努力了解并欣赏优美的古文，但没必要练习写作古文；偶有特异之士愿意尝试，也只是悉听尊便。这一大陆文史学界普遍认可的态度，与“识繁（体字）写简（体字）”的主张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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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作为文化修养或自我娱乐，我欣赏旧体诗词及古文的写作；作为教育方针或文学创作，我不以为有沉湎于旧体诗词及古文写作的必要。大量借用古典词汇及意象，使文章风格“浓得化不开”，我认为不是最佳选择；同样，我也承认，白话的一统天下必须打破。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白话与文言一直在互相吸纳，其边界有时显得很模糊。以是否“通俗易懂”来断文白，其实行不通——在现实语境中，既有脱口而出的文言，也有佶屈聱牙的白话。将“文白之争”放在汉语的千年文脉中来解读，“你生我死”不占主流地位，更多的时候是“此起彼伏”。不说大的文化思潮，单就具体作家而论，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作家，面对不同的拟想读者、使用不同文类进行创作时，其调适文言与白话的功夫，决定了作品的基本趣味。相对来说，我更欣赏周作人的思路：“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借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语文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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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20世纪的“文白之争”，折射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变迁。就好像学术思想上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民族与世界等论争，已基本告一段落；步入新世纪，中国人之谈论文言与白话，不再上纲上线（比如“复古”与“反复古”的思想斗争），而是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文体实验或者文化思潮的解读。如此讲求“实际操作”而非“理论旗帜”，注重“个体选择”而非“集体目标”，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宽容与通达。在这个意义上，“文白之争”不再引起轩然大波，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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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7日改定于广州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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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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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乃笔者2002年1月7日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讲演稿。此前两个月，我曾以同样的题目，先后在大东文化大学（日本）、台湾大学、北京大学作过三次专题演讲。每回演讲稿都有所修正，主要得益于听讲者的提问与质疑。这次有幸回母校中山大学讲演，临时决定抽换讲稿，重提“文言与白话”。原因是，二十年前，我从中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开始追随吴宏聪、陈则光两位先生专攻中国现代文学。记得很清楚，《论白话文运动》是我提交的第一篇作业；而陈先生密密麻麻的批注，让我意识到什么叫做治学必须“一丝不苟”。回想往事，深感愧疚；特写定此稿，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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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鉴于我对流行歌曲知之甚少，此文完成后，曾向我的博士研究生杨早请教，得到如下答复：流行歌词里对文言的运用，大约可分四类：一、直接用古诗词谱曲。《满江红》无论。如徐小凤《别亦难》（收入《别亦难》）直用李商隐《无题》前四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又如邓丽君首唱、王菲翻唱的《明月几时有》（收入《菲靡靡之音》），全歌就是《水调歌头》。AGAIN（轮回）乐队的代表作《烽火扬州路》（收入《摇滚北京》），也是全部借用辛稼轩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二、歌词中嵌入古诗词。如罗大佑《游戏规则》（收入《爱人同志》）的说白是“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起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最近流行的赵薇《情深深雨蒙蒙》（琼瑶词）：“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谁知风波平地起，美人如玉剑如虹”，真是恶性拼贴的典范。这种例子在港台电视剧主题曲中极多。三、歌词是用整齐的五言或七言写成，如罗大佑《弹唱词》，李宗盛《凡人歌》，蔡琴《秋瑾》（末两句似是“碧血京华回首望，千古成败男儿心”）。又如台视连续剧《林觉民》主题曲（童安格词）开头朗诵“意映卿卿如晤……”，全词字句整齐。四、将古典意境化入歌词，或用一些文言语词。最早流行琼瑶的《在水一方》几乎全译《伊人》，陈小奇的古典三部曲《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也是这种，第一首尤为流行：“带着一盏渔火让他温暖你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他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黄舒骏《雁渡寒潭》开头是“雁渡寒潭，雁去潭不留影”，明显化用《红楼梦》。达明一派《石头记》也是如此。我感觉，文言对于流行歌曲来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消费，寻求亲和力和另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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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阅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曹文轩的《重说文白之争》，《书摘》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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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阅毕全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文哲《久违了，国学》，《人民日报》199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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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学术史与规范化〉序》中，我曾提到：“民间学刊的大量涌现，对于改变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格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鉴于此，在《学术史与规范化》中，我有意识地收录了近三十种此类学刊的“发刊词”或“编后记”。可惜，此书最终因无法抗拒的原因而胎死腹中，好在序言及选目保存在我的《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中，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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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2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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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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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般》第1卷第3号，192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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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2—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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