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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众多“纳兰迷”写起文章来,全都用的是白话——就连《博览群书》所邀“在当代诗词创作界有较高知名度的几位作者”也不例外。选择“白话”为文,有杂志本身的体例,也方便与读者沟通,更包括作者自身才学的限制。赋诗填词,可依样画葫芦,好坏另当别论;真要写一篇清通——还不要求典雅——的文言文,难度反而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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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怎样看待文言之“模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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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电视舞台还是日常生活,“模仿秀”已成时尚。如今头脑聪明点的孩子,多少都喜欢炫耀。已经退出实际运用的文言,开始作为一种特殊技能,引起青年人的兴趣——包括旧体诗词以及篇幅短小的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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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学会的评选旧体诗创作,现实生活以及长篇小说中的碑铭,历史剧里的人物对话,互联网上的古文,都与文言的使用与流通有关。更有趣的是,中国俗文学学会附属有一“诗钟学会”——这种高难度的对偶游戏,竟被划归“俗文学”,岂非笑话?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假如你考虑到旧体诗词写作中的“老干部体”,当能明白其中奥秘。当今中国,热衷于旧诗写作的,有文化修养很深的老人,也有少不经事且文化修养很浅的少男少女。相对于新诗,旧体诗词的自我娱乐以及社交功能更为突出;“诗可以群”的古训,再次得到了印证。可以这么说,业余性、趣味性以及私人性,成了新时代文言写作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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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新立异心理,不少年轻人转而喜欢远离日常生活的文言写作。近年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颇有以古文或旧体诗词权当“温卷”者。据说唐传奇的产生与举子的温卷大有关系,不知眼下这一“标新立异”的举措,能否催生新的文体。小说家叶兆言自称曾迷恋古文,“想正而把经拜师学古文”,当时的想法是:“我总觉得应该和别人有一段不一样的经历。”时至今日,他还这样劝朋友:“像《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要是你被流放了,我劝你带这么一本书就足够了。”【33】这话放在一百年前也都不太合适,更何况是早已斗转星移的今日。不过,小说家的话历来是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并非“尽信书不如无书”,而是小说家擅长虚构,不断穿越时空以及文类,你弄不清这“采访录”到底是“实录”呢,还是“另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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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台湾及香港的学校比大陆更重视文言教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录取研究生的考试,包括限韵赋诗。前些年赴考的北大学生大都落榜,这两年成绩迅速上升,让那边的考官大喜过望,并由此认定大陆的高等教育进步很快。听到如此表扬,我只有苦笑。因为我想起1950年代初,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小石比较原中央大学(即此前的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此后的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学风的差异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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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愿以《红楼梦》中焦大的身分说话,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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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特定政治环境下的言过其实,大致还是能够显示这南北两所名校的差异。如今风气变化,北大在反省其文学教育中过于注重“史”而相对忽略“诗”的倾向;但我以为,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应该走回到以模拟古诗文为主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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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很容易找到刊登旧体诗词的报刊,却难得发表文言著述的园地。记得《读书》杂志1980年代曾发表过夏承焘、钱锺书等人用文言写的序跋;进入1990年代,《中国文化》发表过若干老学者用文言撰写的短论,而《美文》、《随笔》等也偶有名家用文言写作的自嘲或自娱文章。至于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确有因耳濡目染而采用半文半白文体的,但《管锥编》以后,未见受到广泛关注的文言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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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散文,明清小品与六朝文章界限分明,几难同日而语。现在学写文言文的,大都模仿的是明清小品,故能叙事抒情,也可作序跋书札,却绝少说理论文。这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古文教学主要定位在“修养”而非“技能”有关。1920年,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称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有四,第三为:“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35】。两年后,胡适发现此说有纰漏,于是做了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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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古体文但看作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学国文的目的。因为在短时期内,难望学生能作长篇的古文;即使能作,也没有什么用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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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用处,为何不干脆取消?不完全是怕引起社会上的激烈反弹,而是将其作为“实习文法的工具”。八十年后的今天,“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连名牌大学中文系都不敢夸下海口,更不要说中学的国文教育。并非感叹“今不如昔”,而是认定读书人应努力了解并欣赏优美的古文,但没必要练习写作古文;偶有特异之士愿意尝试,也只是悉听尊便。这一大陆文史学界普遍认可的态度,与“识繁(体字)写简(体字)”的主张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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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作为文化修养或自我娱乐,我欣赏旧体诗词及古文的写作;作为教育方针或文学创作,我不以为有沉湎于旧体诗词及古文写作的必要。大量借用古典词汇及意象,使文章风格“浓得化不开”,我认为不是最佳选择;同样,我也承认,白话的一统天下必须打破。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白话与文言一直在互相吸纳,其边界有时显得很模糊。以是否“通俗易懂”来断文白,其实行不通——在现实语境中,既有脱口而出的文言,也有佶屈聱牙的白话。将“文白之争”放在汉语的千年文脉中来解读,“你生我死”不占主流地位,更多的时候是“此起彼伏”。不说大的文化思潮,单就具体作家而论,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作家,面对不同的拟想读者、使用不同文类进行创作时,其调适文言与白话的功夫,决定了作品的基本趣味。相对来说,我更欣赏周作人的思路:“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借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语文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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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20世纪的“文白之争”,折射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变迁。就好像学术思想上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民族与世界等论争,已基本告一段落;步入新世纪,中国人之谈论文言与白话,不再上纲上线(比如“复古”与“反复古”的思想斗争),而是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文体实验或者文化思潮的解读。如此讲求“实际操作”而非“理论旗帜”,注重“个体选择”而非“集体目标”,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宽容与通达。在这个意义上,“文白之争”不再引起轩然大波,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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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7日改定于广州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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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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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乃笔者2002年1月7日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讲演稿。此前两个月,我曾以同样的题目,先后在大东文化大学(日本)、台湾大学、北京大学作过三次专题演讲。每回演讲稿都有所修正,主要得益于听讲者的提问与质疑。这次有幸回母校中山大学讲演,临时决定抽换讲稿,重提“文言与白话”。原因是,二十年前,我从中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开始追随吴宏聪、陈则光两位先生专攻中国现代文学。记得很清楚,《论白话文运动》是我提交的第一篇作业;而陈先生密密麻麻的批注,让我意识到什么叫做治学必须“一丝不苟”。回想往事,深感愧疚;特写定此稿,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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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鉴于我对流行歌曲知之甚少,此文完成后,曾向我的博士研究生杨早请教,得到如下答复:流行歌词里对文言的运用,大约可分四类:一、直接用古诗词谱曲。《满江红》无论。如徐小凤《别亦难》(收入《别亦难》)直用李商隐《无题》前四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又如邓丽君首唱、王菲翻唱的《明月几时有》(收入《菲靡靡之音》),全歌就是《水调歌头》。AGAIN(轮回)乐队的代表作《烽火扬州路》(收入《摇滚北京》),也是全部借用辛稼轩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二、歌词中嵌入古诗词。如罗大佑《游戏规则》(收入《爱人同志》)的说白是“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起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最近流行的赵薇《情深深雨蒙蒙》(琼瑶词):“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谁知风波平地起,美人如玉剑如虹”,真是恶性拼贴的典范。这种例子在港台电视剧主题曲中极多。三、歌词是用整齐的五言或七言写成,如罗大佑《弹唱词》,李宗盛《凡人歌》,蔡琴《秋瑾》(末两句似是“碧血京华回首望,千古成败男儿心”)。又如台视连续剧《林觉民》主题曲(童安格词)开头朗诵“意映卿卿如晤……”,全词字句整齐。四、将古典意境化入歌词,或用一些文言语词。最早流行琼瑶的《在水一方》几乎全译《伊人》,陈小奇的古典三部曲《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也是这种,第一首尤为流行:“带着一盏渔火让他温暖你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他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黄舒骏《雁渡寒潭》开头是“雁渡寒潭,雁去潭不留影”,明显化用《红楼梦》。达明一派《石头记》也是如此。我感觉,文言对于流行歌曲来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消费,寻求亲和力和另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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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阅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曹文轩的《重说文白之争》,《书摘》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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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阅毕全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文哲《久违了,国学》,《人民日报》199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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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学术史与规范化〉序》中,我曾提到:“民间学刊的大量涌现,对于改变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格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鉴于此,在《学术史与规范化》中,我有意识地收录了近三十种此类学刊的“发刊词”或“编后记”。可惜,此书最终因无法抗拒的原因而胎死腹中,好在序言及选目保存在我的《掬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中,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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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2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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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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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般》第1卷第3号,192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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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2—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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