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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众传媒能否赞助现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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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大众传媒“应运而生”并逐渐“引领风骚”，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因而构成一种新关系，其间双方的生活方式、政治表达以及审美趣味等，一直处于不断的对话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描述并阐释大众传媒的兴衰，乃理解知识分子命运的另一特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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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大众传媒，一般看重其与大众文化或都市文化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进去，很容易关注市场因素、“看不见的手”、肤浅与享乐、程式化与金钱至上等弊病。但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传媒事业主要受意识形态而非商业利益的驱动，起主导作用的是“精英”而非“大众”。套用郭沫若谈论“大众文艺”的名言，大众媒介“不是大众的媒介”，而应该“是教导大众的媒介”。【20】稍作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不断变迁的“大众传媒”形象：晚清至1920年代——“传播文明之利器”；1930—1940年代——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力；1950—1980年代——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1990年代起——越来越多地代表大众的欣赏趣味。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大众传媒功能及重心转移的描述，采取的是叠加而非取代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此起彼伏”。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忽视，每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传媒形式及实体，更容易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牵制；处于边缘地位者，其辐射及影响力固然有限，可自由活动的空间更大些。所谓的思想革命或文化创新，往往是由这些非主流的、同人性质的媒体发起或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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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及文学史上，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实在无法回避。【21】如果一定要在文化领域找一指标，说明20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差别，我宁愿选择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并独领风骚。读书人的写作，从预想中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转变成“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22】，不只是生产及传播速度加快，更包括阅读趣味与写作心态的变异。面对这一魅力无穷的新兴媒介，文化人罕有不动心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曾专业或业余从事过报刊或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也都是先在报刊发表或连载，而后才结集出版的。至于文学风气的养成，文学潮流的推进，文学社团的诞生等，更是无一不与报刊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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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情况略有不同，学者们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不妨以讲台为中心；而一旦谋求走出校园面向公众，便不免与报刊这一新兴媒介挂钩。尤其是那些有志于学术革新或文化建设者，往往不满足于出版个人著作，而更希望改变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此时，借报刊提出命题，组织讨论，凝聚力量，形成潮流，有效地推动学术发展，便成了不二法门。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工作。1950年代以后，记者／编辑与作家／学者分属不同职业，前者偶有坚持创作或研究的，后者则很少再涉足传媒事业。直到进入1990年代，情况才有所变化，不少或学有余力、或心有旁骛的学者，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报刊、出版、电视等事业。随着中国加入WTO，大众传媒的功能及布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学者介入大众传媒的热情，还会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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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学者之介入大众传媒，不是指邓实主编《国粹学报》或胡适编辑《国学季刊》，此乃学术工作的自然延伸。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文人学者的介入，新文化运动时期《晨报副镌》和《时事新报·学灯》如何南北呼应，1930年代《申报》和《大公报》的文学及文史副刊又怎样纷呈异彩。从戈公振撰《中国报学史》起，新闻史家一般都会提到文学副刊的意义；至于大众传媒如何赞助现代学术，则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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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学术成果的发表面临很大压力。当时的报纸纷纷开辟文史方面的专刊，邀请著名学者担纲主持。如胡适为《大公报》编“文史周刊”，顾颉刚为《益世报》编“史苑”，谭其骧为《东南日报》编“历史与传记”，赵景深为《中央日报》编“俗文学”等。除钱南扬文所列举的【23】，其时“讲考据的报纸副刊”，还有朱自清为北平《新生报》所编“语言与文学”周刊。朱先生率众弟子王瑶、季镇淮、范宁等，纷纷在此周刊上发表文章。这种师生共同经营某一学术园地，形成小小的学术共同体，在1930年代的中国已经很普遍。不算是“小圈子”，因其同样收录外稿；但有稳定的作者队伍，而且往往以师生关系为纽带。这是大学教授突破校园限制，面向社会所开设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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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之所以开设学术性的“文史周刊”，很可能基于以下三种考虑：第一，那时的读者修养及趣味较高，愿意欣赏此类简短的述学之文；第二，札记体流行，文史学者的考据趣味，促使其撰写此等解决小问题的短文，如王瑶发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上的，便是《魏晋诗人的隐逸思想》、《读司马相如传》、《谈古文辞的研读》、《颜谢诗之比较》等。第三，办报者注意到这种供需关系，更希望借学者大名以壮门面。那时讲考据的副刊，编者都是一时之选，而且专业分工明确。至于学者为何愿与传媒结盟，有学术出版物很不景气、学者需要补贴家用等外在因素，也与主持其事者相信“文化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希望借此营造“读书俱乐部”，抵制假大空的论述有关。【24】因副刊篇幅有限，边界明确，必须论题集中，文笔简洁。此类文章虽有趣，但不可能吸引大量目光，毕竟还是小众文化，一旦报纸需要核实成本考虑销路时，很容易夭折。故此类副刊存在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能延续三年两载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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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发表园地，这只是传媒赞助学术最表面的成绩。我关注的是，传媒之帮助引领学术潮流。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胡适的创办《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原先的设想是办成刊登文学、译作、新书评介等的文史专刊，但因主持人追慕“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学者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两个人合办了一种不朽的杂志，叫做《读书杂志》”【25】，自然而然地，此专刊最后以讨论国学为中心。1923年5月6日出版的第9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钱玄同、刘掞黎、胡堇人等纷纷介入论争，一时间，如何看待顾氏“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不到一年，胡适在第18期《读书杂志》上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已经在总结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了。【26】而实际上，由《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发起的古史讨论，确实也是民国学术史上最为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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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学界与传媒结盟的佳话，同样与顾颉刚有关。1924年11月出版的《歌谣周刊》第69期上，发表顾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此文的基本框架来自顾炎武的《日知录》，但材料大为扩张，且突出故事中心的几次转移，顾氏着力于解释何以有如此变革，而不是简单地嘲笑传说之无稽。文章发表后，引起各地学者的广泛兴趣，纷纷参与资料的收集与考订。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其“历史演进”思路明显来自胡适；而同一故事横向的分布、交流、演变，因涉及地域、风俗、阶层、文体等，有赖于各地文史学者的热心参与，否则，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在这方面，《歌谣周刊》的鼓吹、联络、刊发、总结，不只有效地推进了具体课题的研究，同时诱使整个学界关注传说，对于“俗文学”作为一学科之迅速崛起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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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是《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以及《歌谣周刊》提供发表的便利，而顾颉刚又初生牛犊不怕虎，愿意将尚未成熟的假设公之于众，在激烈的争辩中逐步自我完善，而是像清人那样追求“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27】，那么，许多新颖但不成熟的观点很可能胎死腹中。从《新青年》开始，新文化人就很喜欢借“通信”或“随感录”等形式，公开发表属于“大胆假设”而尚未“小心求证”的“思想草稿”。如此不避讳尚未成熟、不惧怕引起争论，这种学术心态，不只催生了《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等具体著述，更重要的是活跃了学界的思维与气氛，刺激了学术潮流的形成。而所有这些，与传媒的介入与鼓励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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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开始，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严复、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文人学者，都曾自觉分辨“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28】。所谓“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29】，很快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谈“文学革命”的发生，还是着眼于“述学文体”的迁移，甚至落实到某位文人学者撰述之是否“平易畅达”，都可以从其拒斥或拥抱大众传媒的角度入手。在我看来，单谈文章风格还不够，大众传媒对于现代学术的“赞助”，还包括学者发言的姿态、引发潮流的过程、理论嬗变的契机，以及学术生产与传播的途径等。如此“赞助”，效果明显，但不见得全是正面的。这取决于学者介入传媒的时机，更取决于学者个人的趣味与定力。与大众传媒结盟后，逐渐放弃自家立场，为名利所诱而随波逐流，或故作惊人语以欺世盗名，等而下之甚至混水摸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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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80年代以前的学者来说，所谓与大众传媒结盟，主要是指在某种程度上介入报刊及出版事业。最近二十年，随着电视霸主地位的迅速确立，对于学者的主要诱惑，一转而成为是否“触电”。过去以“浅俗”著称的报纸上的专栏文章，而今比起电视来，明显地小巫见大巫。一般来说，越是新兴、越是活跃、越是受众多的媒体，越可能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而且因缺乏必要的文化积累而显得粗俗不堪。电子媒体的春风得意，使得不少纸质媒体调整方向，有可能因希望做深做细而进一步谋求与学界结盟。也就是戴安娜·克兰所说的：“电视出现之前，广播网和杂志在全国范围内服务于几乎毫无差别的大量受众。一旦电视开始被广泛接受，其他类型的媒体被迫使它们的活动面向专门化受众。”【30】面向专门化的受众这一传媒发展的大趋势，意味着有的媒体会越来越俗，有的则反其道而行之，变得日渐高雅起来。就连电视本身也不例外，像日本的NHK、香港的阳光卫视，或者像《失落的文明》、《神奇的地球》那样的专题片，都因锁定某个特定阶层，为适应其学识与趣味而强化文化色彩、淡化娱乐功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即便是中国的电视事业，也已经走出只求温饱的“初级阶段”，正努力寻求与学界合作，以便在“文化品味”方面“更上一层楼”——这也是近年不少学界朋友纷纷“触电”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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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拒绝”与“同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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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到的不少电视人，都表示愿与学界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可同时又都承认，这种合作十分艰难。拍摄《失落的文明》那样的专题片，或者制作《思想家》那样高水平而又能吸引观众的谈话节目，在目前的中国，还是可望而不可及。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学术资源，对于中国的电视人来说，仍属有待认真思考的问题。目前的状态是，除了长官意志，再就是镜头的权力太大了。电视人过于迷恋技术，以致作为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相对萎缩。镜头后面，缺乏必要的知识、思想与文化情怀，此乃当代中国电视的通病。近年总算引进了不少学者的声影，不过或为名誉顾问，或只限于镜头前的表演，而很少真正影响其整体叙述。更可怕的是，编导为附庸风雅，开始滥用专家。所谓“专家”者，即在某一点上有自己的专长，脱离了特定语境，专家真的是“一无是处”。电视人为了节约开支，再加上不是所有专家都愿意上电视，于是出现一种很不应该的局面——电视上的“专家”大都变成了“通人”，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一直说到“快餐文化”。如此浅入浅出，打着专家的招牌，说着任何头脑正常的普通观众都懂得的常识，对“专家”的声誉是个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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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像《失落的文明》或《神奇的地球》那样的专题节目，背后一定有不少名副其实的专家介入，否则，单靠电视人，没有那样的学识和眼光。加入WTO后，大量涌进中国的，不仅仅是娱乐性的大片，也包括此类科学、艺术、教育的专题片。而这些专题片里隐含着的文化理想与价值取向，对于塑造21世纪中国人的形象与趣味，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努力提高中国电视制作水平，真的是时不我待。这方面，学者其实是有责任的——单责骂中国电视浅薄，或者引用闻一多的《死水》解气【31】，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倒过来思考并追问：人文学者能为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贡献什么？如何利用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人类知识及最新科研成果——后者既牵涉知识普及，也影响到学术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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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学者有条件地介入大众传媒，我的思路主要来自“五四”新文化人的成功实践，即希望通过这一所谓的“雅俗对话”，造就更多胡适所设想的“舆论家”。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除专业目标以外，往往喜欢借介入教育改革或报刊出版来体现其人间情怀。因这两者比较容易转化自家的专业知识，而且便于沟通象牙塔与公众生活。我曾举胡适之创办《独立评论》为例，认定此等工作“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32】，说明传统中国文人的自我期待——超越专家，关注天下兴亡，服务公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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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与世界接轨”声中，朝野上下，颇多从经济实力着眼，希望组建庞大的传媒集团，以抗衡外国资本的进入。我却更看好、或者说是怀念“小而美”者。在我看来，传媒越大，越容易被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利益所左右，反而是同人性质的报刊、出版、演出、电影制作等，更有可能体现一代人的精神突围与文化创造。后者由于不符合规模经营的大趋势，如今普遍不被看好。想象着将文化经营与建设的大权全部交给政府和商人，学者应该安坐书斋从事高深的专业研究，这一思路我以为不无问题。即便自己分身乏术，我也愿意为那些以理想主义情怀介入传媒事业的学界朋友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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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介入传媒事业的学界朋友”都有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情怀”，我之所以不避拗口，在这陈述句中加了个决定性的状语，是深知其中的陷阱。作为中国学者，与传媒结盟，难；与传媒结盟而不影响自家的主业，更难；与传媒结盟还希望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无疑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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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有的只是失败的教训。最近几年，我与传媒有过几次约会，可都是无疾而终，唯一的好处是明白了学者介入传媒的艰难。在《文汇读书周报》所开专栏“掬水集”，以及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所开专栏“看图说书”，都算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前者谈论小说家所撰小说史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者研究小说插图，一度中断便难以为继。这还都只是属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转移的缘故，并没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只是因安静而随意的书斋生活，确实与报纸的定期供稿之间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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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曾应某电视台之约，策划关于世界著名大学的介绍。当时的设想是，接着“老北大的故事”的思路，以小见大，以事写情，以景物烘托精神，上则传播文化理想，中则介绍大学体制，下则渲染大学风光——起码也能做到好看、好玩。先是认真斟酌，征求不少见多识广的学界朋友的意见，确定哪些大学历史悠久且有自家品格，值得向中国观众推荐。而后又约请好些出身各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帮助规划，再分头寻找最佳撰稿人，要求兼及大学历史、文化理想以及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为每个专题寻找既懂历史又晓现实，还得对这所大学有感情、对电视有兴趣的撰稿人，真不容易。被约请者也真当回事，开始查阅大学档案，收集素材，编写底本，还征求行政负责人的意见。忙碌了大半年，忽然发现节目制作人不见了——不是节目搁浅，而是嫌这么弄费时费力，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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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教训，回过头来看余秋雨的“千里走单骑”，便有另外一番体味。想象余先生急来抱佛脚地乱翻书，或者看着他在如此漫长的征途上定期推出格言，感觉有点可惜。在专业分工如此细密的今天，要求戏剧史家余秋雨先生极目远眺，纵览整个人类文明，实在是勉为其难。有可能是余先生过高估计自己的学习能力与抒情才华，但也可能是电视台厉行节约的缘故。此事放在欧美或日本的电视台，非动员诸多专业的学者介入不可；只有在中国，才可能由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包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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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用论战的笔调，狠狠嘲弄那些希望改造电视的骄狂的文化精英。为该书麻省理工学院版作序的拉潘姆，对麦克卢汉的此类刻薄语言十分欣赏，认定后人的反批评“都是多余的废话”【33】。我却不这么看，心比天高的文人雅士可能对大众传媒缺乏必要的理解，但也可能深知大众传媒的弊病，对其骄横与傲慢不以为然，希望补弊纠偏。除非你以为中国的大众传媒已经尽善尽美，否则，就应该允许部分梦想家“精益求精”。所谓学有余力出而经世，学者之介入大众传媒，确实含有改造与提升这样的精英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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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曾说过，“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这才有必要且有可能办好报刊【34】；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则坚持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集资创办《独立评论》，“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35】。这种特立独行的气质，以及“铁肩担道义”的理想主义情怀，至今还很让人怀念。介入大众传媒的学者，如果不见风使舵，不说过头话，拒绝将“激进”或“守旧”作成可以取悦大众的“卖点”，而是以平常心以及丰富的学理立说，如此境界实在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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