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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之于大众传媒，难处不在“拒绝”或“同化”，而在介入但保持自家特色，兼及批判的眼光与建设的立场，不只是追求“合作愉快”，更希望对传媒的健康发展有所贡献，或借助传媒实现自家的学术理想。相对来说，学者介入纸质媒介，保持独立思考的可能性较大；电视制作的机制更为复杂，自由发挥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小些。即便如此，也不是毫无可为。当客卿而不是雇员，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我以为是学者介入大众传媒时宜采取的姿态。大众传媒之追求最大受众与最大利润，决定了其面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必然为金钱而牺牲趣味。对于传媒人来说，这或许可以理解；而作为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则很难接受。这种情况下，原先的“同路人”不妨分道扬镳，反正中国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种灵活机动的姿态，对于学者与传媒双方都有好处，起码不至于闹到鱼死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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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希望日渐紧迫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应该导致文化价值的单一；可所谓的“文化多元”，是否成为镜花水月，端看文化人的努力。看看近期哈利·波特系列产品的成功开发以及媒体的由衷赞叹【36】，我很担心文化生产中经济因素的考量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好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文学史家中，不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介入大众传媒——包括电视制作者。随着制播的分离，电脑以及摄制技术的日渐普及，镜头的神秘色彩逐渐消退，文字与影像的距离不像以前设想的那么遥远。除了在书斋或现场接受访谈，或模拟课堂演讲，学者还可以更多地介入到整个节目制作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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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改变目前中国学界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巨大隔膜乃至某种程度的互相敌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才可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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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9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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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5期，又收入《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国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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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乃提交给浙江大学主办的“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2002年5月19—22日）的论文。此前此后，曾以同题在北京广播学院（1月16日）、四川大学（4月18日）和北京师范大学（6月5日）作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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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规定：SSCI和A&HCI收录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每篇40分；《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论文（不包括摘要），ISSHP收录论文，每篇30分；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论文，每篇20分；国内重点学术期刊论文，每篇10分；其他核心期刊论文，每篇5分；非核心期刊论文及一般性报刊文章，每篇2分。一个责任教授三年科研量为：SSCI、A&HCI收录论文一次或《中国社会科学》论文1篇，40分；权威学术期刊论文2篇，40分；重点学术期刊论文3篇，30分；其他核心期刊论文6篇，30分；非核心期刊论文15篇，30分；学术专著1部，或译著、教材、古籍校注、工具书2部，80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个，或省部级一般项目2个，60分；10万元横向课题1个，10分；获省部级二等奖一次，60分；国际性学术会议一次，10分；国内学术会议4次，20分；地区性学术会议5次，20分；共390分，平均每年133分，超过最低标准13分。见赵晋华《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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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阅赵晋华《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发争议》，《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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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蔡曙山：《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兼析〈中华读书报〉的不实报道及其错误观点》，《学术界》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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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威尔伯·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第275页，新华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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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柯恩编，朱立民等译《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三联书店，1988）；昆廷·斯金纳编，王绍光、张京媛等译《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布莱恩·麦基编，周穗明等译《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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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称：“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第261页）而对于接受者来说，电视上的“教育”之不同于教科书或课堂讲授，很大程度在于其受教育的过程相对来说“轻松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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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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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沃尧：《李伯元传》，《月月小说》1年3号，19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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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文学故事报》2001年12月3日第3版所刊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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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林子、秦西：《余秋雨回答》，《文友》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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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阅刘策《钱老闭门钻研为何遭余先生抨击》，《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25日。文中有这么一段严厉的责问：“浮躁的人大抵上总是比屁股整天坐冷板凳的学人们的生活浪漫、风光得多。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朝低处流。谁人不希望生活很浪漫、风光呢？从这一点上讲，我能够理解余先生。但浪漫风光者没必要对书生学士那么‘不赞同’，并且溢于言表。余先生尽可以‘通俗’、‘大众’，尽可以做文化平民，但不必伤及‘贵族’，或者说用批评‘贵族’给自己找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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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余秋雨针对上文作出我的说明》，《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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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阅拙文《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第5期。此文后收入我的一本小册子并被选作书名，见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学者的人间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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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阅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曹静生等译《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第19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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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阅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第46页，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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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阅戴维·巴特勒著，赵伯英等译《媒介社会学》，第15—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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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为了说明“媒介即是信息”这一著名论断，麦克卢汉举了个有趣的例子：“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无论铁路是在热带还是在北方寒冷的环境中运转，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内容是毫无关系的。”参见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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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国宾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戴安娜·克兰主张用核心领域、边缘领域和都市文化这样的三分法，来“取代过时的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这两个术语”。更重要的是，在她看来，“全球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发达国家，但根据它目前呈现的形式，它似乎很可能增强核心文化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它威胁到都市艺术亚文化的生存，作为文化创新的熔炉，都市艺术亚文化的角色越来越难以为继”。见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6—13页，译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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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一直到1930年代，“大众化”的口号已经叫得满天响，郭沫若依然认定大众文艺“不是大众的文艺”，而应该“是教导大众的文艺”。参见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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