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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万象》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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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怀念“小说的世纪”【1】——《新小说》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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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在“新小说一百年研讨会”上作主题演讲，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事。可我更想说的是，这次演讲，勾起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大约二十年前，我开始进入晚清文学及文化的研究领域，曾为搜集资料东奔西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这回“中央”大学的“突然袭击”，让客中无书的我，重新“背起书包上学堂”，泡在幽雅舒适的台大图书馆里，认真“做功课”，感觉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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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两个月前，在北京学界为纪念《新史学》一百周年而召开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上，我曾谈到，应该将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与约略同时刊于《新小说》创刊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对照，考虑“史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关系。真没想到，这样的机遇，竟让我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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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我曾应邀分别在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做学术演讲，那是这两所大学为纪念百年校庆而组织的系列活动。贵校的历史建构，与南大等略有差异【2】，但三者之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这点谁也不会否认。假如你们也像南大那样，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算起，那么，今天的“百年祭”，就不仅仅是为了梁启超所提倡的“史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也应该包括了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的重镇“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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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回到今天演讲的题目《怀念“小说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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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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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崭新的一页。寻找这一历史事件的原点，学者们莫不指认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五日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虽然《新小说》杂志存在时间不足四年（1902年11月—1906年1月），发行仅24号，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楚卿）、《小说丛话》（饮冰等）等论述，以及《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主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佛山人）、《东欧女豪杰》（岭南羽衣女士）等创作，奠定了日后“新小说”发展的基本路向；更重要的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这一高论【3】，成了20世纪最有前瞻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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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要活跃于世纪转折期的晚清小说家来说，除了强烈的变革愿望，再就是同样强烈的“世纪意识”。诗文及小说论中随处可见“二十世纪”的字眼，所谓“二十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二十世纪开幕，为吾国小说界发达之滥殇”【4】，更是激动人心的预言。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5】一类的论说。后者或许稍嫌过于乐观，前者则已被历史所证实【6】。当我们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时，很难不将“小说”作为中心文类来论述；当然，也很难漠视“报章”的组织及传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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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以及“新小说”的迅速占领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文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整个文化背景的变迁。除了都市文化心理的形成、市民价值观念的凝定这些小说发展的“常数”外，晚清还有政治革命思潮的激荡以及新教育的崛起这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而在所有制约、规范着“新小说”发展趋向的文化因素中，最重要的，当推印刷业和新闻业的发达。由于新技术的输入以及读者求知欲望的增强，书籍出版迅速繁荣，晚清以降，小说的种数和销量急剧上升。只是书籍出版古已有之，数量的增加，不足以说明晚清小说嬗变的方向。追究中国小说之转型（尤其是叙事模式的转变），现代新闻业的迅速崛起，或许更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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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谁也不会否认，杂志（尤其是小说杂志）在文学革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首先，从《新小说》开始，每批作家、每个文学团体都是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其艺术主张的。其次，作家亲自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晚清及“五四”期间，绝大部分有名的文学杂志的编辑，本身都是其时著名的文学家。最后，晚清以降，作家们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发表，而后才结集出版的。这就使得作家们在创作时不能不考虑报刊刊载或连载这一传播方式本身的特点，为适应这一特点而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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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西学东渐后，被整合成为“小说”的汉魏笔记、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等，很早就有十分出色的表现，只是始终处于文学结构的边缘。“诲淫诲盗”的指责，以及元明清三代官府某种程度的查禁，固然影响了这一文类的生存与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诗文作为文坛盟主的地位不可动摇。小说之所以“不登大雅之堂”，很大程度上是由士大夫的阅读趣味决定的。晚清以后，借助“政治小说”可以改良群治这一神话，以及“文学”概念的重建，“小说”迅速突围，一跃而成“文学之最上乘”。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小说的声势无疑最为浩大，成就也最为显赫，得到的掌声鼓励也特别多。在这个意义上，称20世纪为“小说的世纪”，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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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首，除了再次确认《新小说》杂志横空出世的意义，更希望延伸历史视线，将其开创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纳入思考范围，以便为“新世纪”可能出现的另一拨“新小说”寻幽探微。也就是说，本文并非纯粹的史学论述，而是邀请梁启超们介入当下的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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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与文学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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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纠葛，是个无法绕开、也不应该绕开的沉重话题。说不清是政治家需要文学，还是文学家热衷于政治，反正二者互相依存、互相利用，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特色。从理论上说，不存在与政治彻底绝缘的“纯文学”；无论何时何地，文学家都多少受制于所处的时代及意识形态。但像20世纪中国作家那样或自愿或被迫深深地卷入现实政治斗争，并将其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则几乎绝无仅有。这其中的得失成败，值得文学史家们仔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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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个问题，不能不从梁启超1902年发表于《新小说》杂志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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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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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后重读如此煽情的文字，感觉有点滑稽。不只怀疑小说能否承担如此重任，更包括其夸张的语调及排比的句式。想想在此半年多以前，任公先生还在《新民丛报》上大声呐喊：“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8】到底“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9】，还是自史界革命始，梁启超似乎还没拿定主意。或许，这种“慷慨激昂”，只是一种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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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两年多前提倡“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梁启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诗运与文运，着眼于“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10】；这回不一样，重点转移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不局限于区区文学，故有所谓“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不是所有的文体革新都能跟“新民”这一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之选择“新小说”，并非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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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散文”或“戏剧”，被选择作为政治维新的工具。难道真的像梁启超所说的，只是因“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还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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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文学格局中，章回小说（文言系统的“小说”另有渊源）确实不登大雅之堂。可另一方面，小说之勃勃生机，又诱使不少怀才不遇的文人学士投身于创作与评论。“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11】的谣谚，《水浒传》、《金瓶梅》》等禁书士大夫“家置一编”、“以为把玩”的境况【12】，还有《野叟曝言》、《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花月痕》等藏“学问”、“诗文”于“小说”的努力，在在证明，清中叶以后，即便在读书人眼中，章回小说的地位也都在稳步提升。表面上，作为文化读物，小说依旧不入流；可实际上，喜欢小说的，不仅仅是下层百姓，更包括不少博学深思的读书人。这才能理解，为何梁启超登高一呼，其论证并不充分的“小说界革命”能得到如此热烈且广泛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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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梁启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利用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观念，以及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声称“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由此解除了“小说”身上的魔咒，唤起了众人心中潜在的强烈欲望，恢复了对这一文类的巨大信心。所谓“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3】，当然只是个神话，不管是身在其中的政治家，还是隔岸观火的历史学者，一般都不会承认这一美丽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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