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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故事的“最佳男主角”，曾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2.21—1881.4.19），其实在此前二十年就已经进入中国，只不过是作为政治家，而不是小说家。林乐知（Young J. Allen）主编的《万国公报》13卷609号（1880年10月9日）上，刊有《大英国侯爵相臣的士累利略传并像》，称颂其“学问渊博，著作等身”，但主要着眼点在于“现年七十六岁”的前首相，在位时其“政治似夏日之可畏”，退位后则“泉石可憩，诗书是乐”。半年多后，这位前首相刚刚去世，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主持的《画图新报》第二年第一卷（1881年5月）上，就刊出短文《英相考终》，用的是同一张画像，在“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后，添上一句“每出一编，读者俱叹为奇才”。可重点也是“稍长”以后的出游与从政。文章的关键在于：“的相当国，先后凡七年，多所建树，英国大为昌盛，亦一时豪杰也”。不管是生前的表彰，还是死后的追忆，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和《画图新报》，都只字未提其政治小说写作——更不要说其小说写作如何促使“政界之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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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大力褒扬，迪斯累里方才成了“以小说改良群治”的代表，而在晚清声名远扬。有趣的是，大家都在争说迪斯累里，却未见任何一部“的相”小说的中译本；可见文学传播中，理论往往比趣味更容易被扭曲，或者说更容易有“创造性的误解”【14】。看来，大家关心的，其实是迪斯累里之贵为首相而撰写小说；而单是这一点，就足以颠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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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可以“登大雅之堂”，而且成了“文学之最上乘”，小说命运的急转弯，得益于迪斯累里等人有效地利用了小说改良群治的神话。反过来，成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有可能、也有责任被作为名山事业来经营。《新民丛报》第20号为《新小说》杂志刊出的广告文字，正是如此直截了当地将地位、责任与义务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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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稗于用。名为小说，实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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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者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你成了“文学之最上乘”，占据文坛的中心位置，就有义务将其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认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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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作为精神象征的中心文类，都因其大量吸引作家、批评家以及公众读者的目光，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也就必然引来各方（政治、宗教、文学等）人马的明争暗抢。谁都希望影响甚至利用这一中心文类，来为自己的理想服务。在世俗社会中，政治的影响力无疑最为突出；掌握意识形态者，于是多会染指中心文类。这也是在文学史上，越受朝廷／政府重视的文类，越容易走向“载道”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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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载不载道，既取决于作家的个人趣味，又是由文类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位置决定的。比如，在传统中国，文载道，诗言志，词抒情，有文类形式特征的制约（一般来说，词不太适合于“载道”，可也不是绝对不可以，想想赵朴初、郭沫若的词，同样发表的是“区区政见”），但更重要的，还是各自的位置及功能。既然小说迅速崛起，抢占了原先属于文章的位置，这就难怪其必须“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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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晚清以降被迅速边缘化的散文，卸下了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对这一戏剧性转变，此前我已有所论述：“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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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既是一种褒奖，也是一种承担。开始只是政治家的良好愿望，后来则变成了文类的自觉使命。百年中国，相比起诗歌、散文、戏剧等，小说与政治的纠葛无疑最为复杂。从晚清到“五四”，政治小说之发表区区政见，谴责小说之抨击社会现实，问题小说之寻找生命意义，乡土小说之追究民生凋零，不用说，都与现实政治密切勾连。而从1930年代到20世纪末，每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军事斗争或社会转型，无不邀请小说家加盟——实际上，小说也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海峡两岸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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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撇开具体事件之是非曲直，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其过敏不是没有道理的。小说可以“建国”，当然也可以“反党”；利用小说从事政治活动，并不专属某一阵营，更不是梁启超的专利。为什么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或“散文”，成为政治家争夺的目标？读者多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其处于20世纪中国文学格局的中心，决定了其必定“不甘寂寞”，随时准备介入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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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后重读《新小说》，你很可能反感其将小说工具化，并对梁启超等人的说法嗤之以鼻。可你必须面对这么一个追问，明知如此抬举小说弊病很大，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聪明人孜孜以求？1907年，黄人（摩西）就在《〈小说林〉发刊词》中称，“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并对梁启超的说法表示异议：“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17】可事实上，《小说林》所刊作品，以及小说林社的出版物，与《新小说》及广智书局没有什么区别。后世无数作家及批评家，也都知道小说应具审美特性，不能等同于教科书，可依旧割舍不了与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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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阅读西洋文学概论，一般都会欣赏“为文学而文学”，并以之作为武器，批判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可一旦进入现实社会，很可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胡适留学美国时，欣赏“无所为而为之”的文学，批评元白诗之专讲“济用”；可回到国内，则转而表扬元白之将文学作为“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称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18】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对举世之“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很不以为然，称“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19】。可“五四”时期之提倡“人的文学”，以及撰写《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20】，显示周作人不再回避文章之“实利”。至于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君，当初也曾大讲“天才”与“灵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可日后的转向政治，甚至比谁都勇猛。将这一切归咎于政治家的阴谋，或者作家之缺乏定见，似乎不太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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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论者都注意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制约着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及思考。说是外在环境过于险恶，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害得小说家们无法潜心写作，不能否认有这种事，但很明显，这不是根本原因。还必须考虑小说家的自觉选择——起码在“五四”那代人眼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并非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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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梁启超那样，撰写《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21】，当然不太可取；但如果能将社会责任、启蒙立场、文学想象，以及语言、细节、风格等很好地协调，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说，假如有自己的思考与立场，拒绝充当政治家的“传声筒”，小说家的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直面时代以及人生的重大话题，并不是坏事。小说家鲁迅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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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鲁迅撰《我怎样做起小说来》，特别提到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契机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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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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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读者，一听“启蒙”二字，不管你信不信“后现代主义”，全都头皮发麻。马上想到的是：如此强调“为人生”，文学还有自主性吗？答复这问题，必须回到“五四”那代人的思路及立场。在《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我提到《新青年》同人之力图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用发起运动的方式来促进文学革新。这就决定了其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个人审美趣味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矛盾。基于思想史意义的召唤，本不以文学见长的学者，也积极投身“白话诗”的尝试，或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23】。对于这些自觉扛住黑暗的闸门，放后人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先行者，我更倾向于采取理解与同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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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一选择，是否一定严重伤害其文学成就，这要看当事人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及对此尴尬的境地有无清醒的认识。感受到某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时代精神，愿意在小说创作中略作呼应，我以为，这样的选择，实在无可非议。与时代潮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不即不离，在追随中反省——此乃鲁迅小说获得成功的诀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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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所以与政治结盟，有时候其实是出于文学自身的需要。政治毕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更是充满激情、想象力与冒险精神。对于文学家来说，人生百态，没有比“革命”更富有刺激性与诱惑力的了。想革命、写革命、干革命，20世纪中国的小说家，曾如此痴迷于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革命”，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其中还隐含着审美的意味。尤其是大动荡的年代，“革命文学”的粗犷、悲壮与崇高，自有其独特魅力。单就文学风格而言，江南的小桥流水固然可人，塞北的大漠孤烟同样摄人心魄。这里牵涉世态、文类、作者、读者以及时尚等，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我不主张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缺陷，统统归之于梁启超以及《新小说》所开创的“新载道”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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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中国，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限制写作自由的强烈反感，学界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此前大受表彰的“左翼文学”，认为其所以缺乏艺术性，乃是过分“热衷政治”的必然结果。“纯文学”一时间成为相当时髦的口号。而最近两三年，情况大为改观。面对一大堆很有商业前景的准情色文学、小女人散文、大流氓影视，以及各式宫廷戏，那些依旧热血沸腾的青年作家及文化人，开始用十分景仰的口吻重提“左翼文学”，甚至模仿其表演形式（小剧场艺术家之尴尬，在于其必须以“革命”的名义牟利，维持自家优雅的生活；而得到的响应，也以都市白领为主，并非真正受苦受难的民众）。这种独行侠般的“抵抗”，到底能走多远，现在还很难说；但起码提醒我们，“文学”不一定非远离“政治”不可。彻底摆脱“政治”纠缠的文学家，固然潇洒轻松，自由自在，但很可能当即体会到另一种失落，借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题目，那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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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近年中国学界之重提“文学的抵抗”，有大转型时代的现实刺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担当意识，有舶来的新左派理论的诱导，有根深蒂固的鲁迅情结，更有法国的萨特、意大利的达里奥·福、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等的成功示范——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小说家的介入现实政治，并不影响其艺术成就，这对已经习惯文学与政治两分的国人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回头想想，最近十几年，中国作家之极力回避梁启超、鲁迅以及“左翼文学”传统，潜心创作“纯文学”，不见得是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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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1980年代“纯文学”想象的反省，2001年第3至第7期的《上海文学》上，刊发了李陀等人重谈“纯文学”的文章。与当初之借“纯文学”反抗“文学控制”相反，这回发言的作家及批评家，多挑剔“纯文学”这概念如何不可取，转而强调文学必须“介入”现实生活。【25】虽然发言的只有十位，但其论说颇具代表性。如今新锐的作家、批评家，政治立场很不一致，有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左派等，还有只讲“反叛”不问“主义”的，更有将一大堆“主义”搁在大锅里煮半个小时，然后随便舀一勺的——可不管哪一种，都不太相信所谓的“纯文学”。作家们嘴上都说只为自己写作，既不为共产党，也不为诺贝尔（人民币除外，还没有作家自愿放弃稿费的）；但私下里，却还是对当下文学的“无力感”表示懊恼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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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一百年前梁启超从“改良群治”角度提倡“小说界革命”，虽说不上很成功，但起码值得尊敬。至于“五四”的启蒙立场，“左翼文学”的浴血奋战，以及日后诸多主张“批判”与“介入”的文学，同样应该认真清点，而不是一句“屈从于政治淫威”就能轻松打发掉的。这里说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文学创作本身，也有借助政治抗争而获得理想、激情以及想象力的。关键在于对社会及人生，作家有无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深切体会，假如有，以小说形式载自家之道，又有何妨？十几年前曾读过林毓生先生的一篇短文，说到其回台大讲授“思想史方法论”，读黄春明等人小说，重新发现台湾。具体内容早就忘了，但题目约略记得——《黄春明的小说在思想上的意义》【26】，当时的感觉是：要是改为“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那可真叫出彩。我没有研究过黄春明的创作，不知道其小说是否承受得起这个题目；但我相信，古今中外，伟大的小说可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文本，而大小说家，也都多少具有思想家的气质（想想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吴敬梓、鲁迅）。也就是说，在我心目中，“思考”或者“载道”，都不是文学失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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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小说”，既然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就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载道”几乎不可避免——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体”也，不能不多有磨难。在我看来，梁启超之提倡“小说界革命”，不是找到了真正的出路，而是将20世纪中国小说家可能面临的困境，戏剧性地凸显出来。能否处理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既不回避也不莽进，游走于刀锋而不被其戕害，乃是小说家迈向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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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学，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本以为解决了，现在看来，还不是画句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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